韩先生,看了,我首先想问的是,你怎么会想到采用词典式的结构?
对语言的问题,我一直感兴趣。语言与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很多词,譬如一些方言词,很有文化的底蕴和积存。有些词虽然不是方言词,但词义的转变表现时代的变化。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背景,对词有不同的理解。这些以前只是零散地使我感兴趣,后来突然冒出一个想法,以词目贯串小说和统领小说,也可以是一种尝试,说不准对小说本身也是一种新的试验。
我看时有一个感觉,就是它与以往的小说那种传统的叙事有很大不同。一些传统小说一般是直线型的,比方说一个人的一生,如、,等等,但却没有一条主线,是一种发散型的结构,由马桥这个点发散开来。你采用这么一种方式来写作这部长篇,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
以前认为,小说是一种叙事艺术,叙事都是按时间顺序推进,更传统一点,是一种因果链式的线型结构。但我对这种叙事有一种危机感。这种小说发展已几百年了,这种平面叙事的推进,人们可以在固定的模式里寻找新的人物典型,设计新的情节,开掘很多新的生活面……,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没有摆脱感受方式的重复感,就像吃了不同的梨子,大的,小的,圆的,瘦的,甜的,酸的,但吃来吃去还是梨子。我对怎么打破这种模式想过很多,所以这次做了一点尝试,我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总结我这种方式,但至少它不完全是那种叙事的平面的推进。如果说以前那种推进是横坐标的话,那么我现在想找到一个纵坐标,这个坐标与从前的那种横坐标,有不同的维度。可以说,为了认识马桥的一个人物,我需要动用我对世界的很多知识来认识它;反过来也是这样,为了认识这个世界,我需要从马桥的一个人物出发,这就不像以前的那种方法,需要写这个人物,然后是在人物的命运、事件、细节里面打转转。我希望找到每一个人物、每一个细节与整个大世界的同构关系,一种微观与宏观打通的抽象关系。
类似一种辐射性、发散性的结构。另外我看这部小说有一种感觉,感到你现在的语言更加书面化文学化,比过去那种比较纯粹的方言如更加容易被人接受。
我这部小说不仅仅写马桥,如果仅仅写马桥,地域的方言会多一些,也可以够用。我用比较知识分子的语言作为基调,虽然书名是,实际上是一种借口,是表明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我一直觉得,文史哲分离肯定不是天经地义的,应该是很晚才出现的。我想可以尝试一种文史哲全部打通,不仅仅散文、随笔,各种文体皆可为我所用,合而为一。当然,不是为打通而打通,而是像我前面所说的,目的是把马桥和世界打通。这样可以找到一种比较自由的天地。我以前写小说常常不太满意,一进入到情节,就受模式控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受到一种感知成规的控制,一种传统小说意识形态的控制,在那种模式中推进,这就受了遮蔽,很多东西表达不出来,这样一打通,自由了不少,当然,也必定会产生新的遮蔽。
看这部小说,我感到一方面它有整体感,这部小说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它的氛围,扑朔迷离、时空交错、鬼鬼怪怪,但另一方面,印象中有些小说人物是不是单薄一些?
可能是我的笔力不够。当然,最开始策划时也打算留下一些不完整、不丰满甚至有点符号化的人物,这些构成了真实感受的一部分。把小说人物分为主要人物、次要人物,为什么这样?我怀疑什么东西是重要的,什么又是次要的,什么是有意义的,什么又是无意义的。我想在小说中对所有人物都给予一种平等地位,没有中心,没有什么主要人物,没有中心事件,这接近生活的真实。从不同角度可以找到不同的中心。可以说这有点像很多散文与小说的连缀,不是经典意义和严格意义上的长篇小说。
你前面说,小说主要靠情节并不是天然的,如你以前提倡杂文学,甚至办《天涯》也有这种观点。
对,文体杂交,史铁生也做过尝试。张承志更是讨厌现有小说模式,我们办《天涯》时,他建议不要发小说。当然小说有很多毛病,但我不那么悲观,我认为可以改造。我经常提醒自已不要把这本书写得像小说,可以像笔记、散文,有的干脆就是词条,确实就是词条,呆板的词条格式。
什么时候开始写的?
前年,一九九四年下半年,去年因母亲去世,好几个月没怎么写。
开始写就用词条方式写?
对。
那么在顺序上有没有刻意地排列词条?
这是我对传统小说和传统阅读习惯的妥协。开始时我也想过任意排列,像洗牌一样,但我想这样会对传统阅读造成太大困难,可能一个特别先锋的作家会这样做。而我现在还是照顾到阅读的节奏,人物的连贯性,相对的完整性。
你在写作中,好像回忆、对过去的记忆比较多,但你有没有想过从中提升什么意义?
把它典型化、强烈化?我想尽量避免这个,我们的典型化、意义化——即把一种意义集中概括——服从此时意义的表达。我想尽量反其道而行之,保持非意义化。比如我写一棵树、一条狗,没有意义,甚至是生活的碎片,但它还是保留在记忆中。以前我们对闲笔有一个看法,闲笔是为调节,是可有可无的。实际上我们可能要重新认识这个问题,有些闲笔实际上并不是闲笔,不是可有可无的。它们本身是构成这个内容和意义的一部分。以前的小说以人为中心,后来又是以流行的意识形态主题为中心,应从这个模式中跳出来。其实一棵树有时也可以成为一个中心。
无疑是你本人创作的一个突破,我觉得这算是你创作的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西望茅草地》,第二个阶段是、《女女女》,第三个阶段就是随笔和。你写完这部小说之后,自己有没有一种判断?
我已经说过,自己对这本书还缺乏理论上的总结,也就缺乏判断。有些想法也是即兴的,零碎的,比如我尽量把每个人物不仅仅当生物,更当生灵,写出他的灵气,他的神性。人本身是很神秘的。人的神性是指一种无限性与永恒性。我想把瞬间与永恒、有限与无限做一种沟通。我想重创一个世界。我写的虽然是回忆,但最能激动我的不是复制一个世界,而是创造建构一个世界。回忆只是想象的一个依托。这可能与性格有关。我写小说,对仅仅写得很像,活灵活现不太满足,虽然也有快感。我更想写出一个全新的世界,这样就把文学对世界的干预的功能强化了。
韩先生,我觉得这部小说与你以前的创作大不相同,因此我看了也大吃一惊。你原来的小说即使近一两年如《暗香》等总是围绕事件与人物,而完全不一样。
有些小说因素我是不会丢掉的,恰恰相反,我认为现在有些作家太不重视小说的基本元素,比如越来越缺乏文字的造型力,缺乏生动的情节、语言过于泛滥、膨胀、虚肿。情感的投入,对人物的同情,神秘的气氛,对大自然的亲近,这些我都比较喜欢。当然,可能是长篇与中短篇不一样,长篇可能是中短篇局部的组合,而中短篇仅仅是局部,可能有一个中心,而长篇主要是这些局部的组合,它的功能在组合的过程中出现。我从中抽出过两个短篇发表,但在别人看来那不过是传统的短篇,但放到中之后,又不一样了,这种新效果一定靠组合起来才能产生。
这使我想起你在随笔《佛魔一念间》中的一个说法,整体大于单个的个体之和,整体产生的效果完全不是单个个体的简单拼凑。
单个个体拼起来之后,产生了一个增殖的东西。人们对语言的认识,不大可能在中短篇中完成。而就是一个长篇的内容,不可能在中短篇中完成。我以前也想过:长篇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长度的问题,而是有些主题只能用长篇完成,而现在有些长篇小说,实际上只是一个中短篇的拉长。
如,实际上就是一个中短篇的故事,作了很多铺垫,造出一种氛围,它的成功在于这种氛围,故事本身倒是很简单的。另外,我看完之后,印象中议论虽然不少,但感觉上并不觉得生硬。
我选择感受式的议论,如果离开感受,它就和小说的亲缘关系弱了。感受性的议论,容易和小说融合,与氛围、人物融合。议论进小说,肯定得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如果议论和小说叙事目标不同,那么肯定融合不起来,共同的目标就是对人性进行一种新的发现和揭示,只有当叙事手段不足以达到这种发现和揭示的深度时,议论才出来帮忙,来拆除和打破传统叙事文体的束缚。但如果议论只是炫耀学识,增长篇幅,就无助于人们对人性的认识,就是强制性的。文学毕竟是文学,抽象手法是为了更好地呈现具象,而不是取代具象,不是要走向概念化。现在有些抽象艺术变成了新的图解,我对此不以为然。我的小说兴趣是继续打破现有的叙事模式。现有的小说从产生那天起,对于揭示人性起过很大的作用,后来现代主义又带来新的因素,如意识流。意识流挑战原有小说逻辑,把意识深层的黑暗面照亮,但现代派小说又陷入了模式,内在的动力弱了,有些重复,这可称作叙事艺术的危机。
1996.4
(提问者为李少君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