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瞧着他那种样子笑了。体验到某种恶作剧的快感。趁他还没缓过来，我赶紧宣布道：“你对我的研究就到此结束吧，行不行?里里外外的，你不是已经把我研究得挺透彻了吗?言归正传，你来的目的，还是要把我弄到你们学校去一次，对不对?”
怔愣的状态中，他点了点头。
“你又不是学生会的，并没有这种义务，何必多此一举呢?”
“这……以后会告诉你的……一定……”
“告不告诉无关紧要。好。我答应你。大学又不是巴士底大狱。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可怕的地方。你预先给我个题，讲什么?”
“讲……文学和人生吧……”
“嘿……”
我皱了皱眉。他就不会想出个别的题来!他说人是世界上最千篇一律的东西，看来不无道理。
“我打听过，在别的大学，你不都是讲文学和人生的吗?”
他看出了我有些感到索然，便进行他觉得必要的解释。
我不无烦躁地说：“正因为老讲这一套，所以我希望换个别的什么题。”
谈话一和他发生直接的关系，他又变得对我有些尊重起来了，征询地问：“换个什么题好呢?”
我也按捺下烦躁，以同样尊重的态度商讨地说：“谈谈文学本身怎么样?比如文学观念的嬗变……”
“不好。”他赶紧予以否定，“你可能不太了解现在的大学生。或者不真正了解现在的大学生。他们对文学本身的任何问题早已不感兴趣。他们学中文那纯粹是出于报志愿时的技术性考虑。”仿佛他自己不是一名中文系大学生。
“文学和社会呢?”
“也不好。真的。也不好。社会，政治性太强了。还是文学和人生吧!比较起来，这是一个最中性的题了。”
反正我已经把文学和人生搭配在一起好多次了，并不在乎再这么多干一次，也就点了一下头，算是顺水推舟地认可了。
我问：“可以了吧?”
他说：“什么?”
我说：“你的尊严，你已彻底收复了。我作为一个东西，也大方地提供给你研究了一通。你光临我家的目的，也算比较顺利地达到了。我是不是可以希望，咱们到此为止，结束了呢?”
“可以。可以。”
他知趣地站了起来。
我便往外送他。
在门口，他反身嘱咐我：“记住，只谈人生，别谈社会。”
我连说：“一定。一定。”
“如果有人递条子，请你回答有关潜意识的问题，其实你不回答也行的。”
我说：“回答过了你，我对一切有关潜意识的问题，都敢于无所顾忌地回答了。反正潜意识只跟人生似乎有那么点儿关系，跟社会距离挺远。”
他以忠告的口吻说：“那也不能像你那么直截了当地回答。毕竟我请的是一位作家，不是一个心理变态的人。你应该了解目前的听众心理。你不讲真话，他们认为你虚伪。你连潜意识里的真相都亮给他们，他们又会认为你原来是个流氓。再说也犯不着是不是?”
我看出，他是惟恐我讲了什么不成体统的话，使他也跟着蒙受羞耻。便向他作了保证。
他迈到门外，又说：“当然，你虽然答应了我，也是可以不去的。这没什么。我不是学生会的，没有义务感，你大可不必为我而扭曲你自己。那多没意思。”
我说：“对，对。我不扭曲我自己。”
他说：“那，咱们可有言在先，是你自己高兴去的。与我，便没什么关系了。我只不过，替你带回一个愿望，传达一个信息而已，对不对?”
怎么事情竟成了这样的!
我暗想，我多贱啊!
可是，事情已然成了这样的，再改变它的性质，不知又要费多少口舌。用他的话说——“那多没意思!”
“好，好，好!很好!那么就拜托你了!”
“这没什么。小事一桩……”
我们握了一下手，他走了……
我独自闷坐，将这件事的始末，细细地回想了一遍，觉得是一件很“他妈的”事。越细想，越觉得“他妈的”。而且，觉得完全是由于自己很“他妈的”，这件事才变成很“他妈的”事了。更“他妈的”是——此前我已经到A大学去讲过三次“文学和人生”了!我不成了不厌其烦地贩卖“文学和人生”的个体户了嘛!就算是这方面的专家，也没那么多可讲的了啊!
怎么他在的时候，我竟忽略了这一点呢?我恼得连连拍自己的头，后悔莫及。仿佛自己是扰乱市场价格的罪魁祸首。“文学和人生”，由于我的贩卖，成了最廉价的东西似的。我觉得这一种搭配，也就是“文学”和“人生”的搭配，是挺胡乱的一种搭配。也许“人生”，总应该还是不掉价的，但是被“文学”一搭配，如同贴错了商标的东西，怪令人起疑心的不是?
“你虽然答应了我，也是可以不去的。这没什么……”
他的话清清楚楚地在我耳边回响，如同被我的耳朵录了下来。
去?……不去?……
思想斗争了许久。决定还是要去。
某种时候你明明知道你的确是在扭曲你自己，但你却难免不这样劝你自己：唉，不就是扭曲一下吗?反正已经被别人被自己扭曲过无数次了。中国人活着都不怕，还怕扭曲吗?你既活着，又幻想不扭不曲，你不是活得太矫情了吗?你不是活得太烧包了吗?进而你甚至会得出一个足令你感到欣慰的结论：还是自己扭曲一下自己的好。具有了这种主动扭曲自己的自觉性和风格，某些事情似乎变得十分之简单了。何况，“扭曲”这个词儿，尤其“自己扭曲自己”这一种说法，听起来怪不舒服的，真的“扭曲”起来，并不像谈论的时候那么痛苦。谁看见谁被另外一些人拽着胳膊抻着腿，像扭麻绳一样“扭曲”过呢?如果“扭曲”竟是那么可怕那么残忍，许许多多的人岂不是早就自杀了吗?中国的人口，不是不必那么艰难地实行计划生育，也会大大地减少了吗?许许多多的中国人，许许多多的时候，那么习惯成自然地“扭曲”自己证明了的仅只是一点——扭曲自己，肯定的，比不“扭曲”自己，是一个便利得多的解决问题或摆脱困境窘境的方法。一个对于中国人非常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立竿见影且又不痛不痒的方法。
不这么解释，怎么解释呢?
不这么解释我自己，这简直就对自己十二万分的困惑，从理性到潜意识都没法儿搞明白我自己了!……
在咱们中国，无论谁谈什么，总会有不少的人想听。十二亿人口哪，只要你自己不甘寂寞，你就不会有寂寞那一天的。尽管我在A大学已经大谈过三次“文学和人生”了，谈第四次，仍济济一堂地坐了一教室的人。三千多学生的一所大学，有十分之一的人捧你的场，你就会觉得你有忠实的听众。
可是那一天我面对他们的时候，一时感到了从没感到过的惶恐。也许是心理原因，我竟然觉得，似乎有三分之二乃至四分之三的面孔，都仿佛是熟悉的面孔。而我却正要将同一个人第四次当“对象”介绍给他们似的。
我背后也站立着些莘莘学子。
我听到他们在窃窃私议：
“一听这题目，我就知道又是他!”
“那你还来?”
“刚考完试嘛!再说宿舍里灯坏了，阅览室今天又不开门。”
“哎，这一次是谁请来的?”
“不知道……”
“据说是他自愿来的。”
“他怎么有这个瘾啊?”
“嘘，兴许他家的电灯也坏了……”
我发现肖冰坐在中间一排。和一切与“策划”此事毫无干系的人一样，一副反正没什么更正经的事儿可做的嘴脸。他还带了笔记本和笔!我发现他时，他正望着我。我们的目光一接触，他便将脸转开了，和身旁的人说什么。我的目光一掠过，他又望着我。
我便觉得被存心出卖了。
只有产生了这种心理的时候，自己扭曲自己才似乎是挺委屈的事。
主持人是这样介绍的：“同学们，请大家安静。作家梁晓声同志，虽然时间很宝贵，但对我校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所以他自愿向我们提出一个要求，希望再获得一次机会，继续对我们谈谈‘文学和人生’，大家热烈欢迎!”
掌声竟热烈得没比。
大学生们真是最可爱的人。
待掌声停息，我面红耳赤地说：“同学们，我们的主持人对情况有所不知。其实，我虽然对大家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但却不是自愿来第四次谈‘文学和人生’的。这一点你们可以问肖冰同学。是他前天顶着大风到我家去请我的。我被他的诚意所打动。再说……再说他是我表弟。因为这一层特殊的关系，我不能拒绝。巴尔扎克有一句名言——表弟们是千万不能得罪的……”
我确实从一本小说读到过最后一句话。但绝对不是巴尔扎克说的。哪怕是一句最寻常的甚至傻气的话，若使人相信是出自名人之口，不是名言也是名言了。所以我盗用巴尔扎克的名义，反正他已经是死人了，不认也得认了。何况他著作等身，没谁敢愚蠢地怀疑不是他说的。同时，足以证明着我自己的博览群书，强记善引不是?在我的潜意识里，大概还有某种小小的恶念作祟。因为望着一束束目光都朝“表弟”投去的情形，望着他在坐位上扭捏的不自在起来的样子，我体验了一次机智地报复了别人一下的快感。最重要的，我当众澄清了不是我自愿的。而将那一种使我面红耳赤的尴尬，当众抛给了“表弟”……
隔日下午四点多，“表弟”又登门了。
我打开门，见是他，不由得一愣。依我想来，在这大千世界中，我们二人的一次遭遇，已经是一个结束了的事情。他怎么又来了呢?瞧他的样子，我断定他准又是来收复尊严的。我当他的一位表兄，我暗想，也不见得怎么玷污了他呀，又要问的什么罪呢?他那样子，完完全全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的样子。
“梁晓声，你究竟怀的什么居心?”
他在走廊里就气势汹汹地质问。
我恐楼上楼下的邻居们听到后传播难以一一解释清楚的飞短流长，立刻将他扯进屋里。
“你小点声儿好不好?我又怎么了?”
“怎么了?你自己还不清楚吗?谁是你表弟?我当时把话说得很清楚，希望你不要扭曲自己。还说你虽然答应了我，也是可以不去的。说我只不过负责带回你的愿望，传达一种信息。你当时不是毫无疑义的吗?你怎么当众跟我来那一套?”
我强词夺理：“那么你自己说，你顶着大风到我家，究竟是为了什么?”
他说：“不错。我到你家，的确是为了请你。但这不过是我的一个愿望。你可以接受，也完全可以拒绝嘛!去，或者不去，你有选择的充分自由和充分权力嘛!我威逼你了吗?没有。我利诱你了吗?没有。我乞求你了吗?没有。你自己有自由有权选择不去，而你选择了去，不是你自愿的，是谁自愿的?你为什么又当众说成仿佛是我死乞白赖地求你呢?你这不是卑鄙吗?……”
我一边关窗子，一边据理力争：“肖冰，你用词可要有分寸啊!你言重了!我说你是我表弟，无非想使开场白诙谐点儿，幽默点儿，谈得上什么卑鄙不卑鄙的?”
“但是你造成了我的女友对我的误解!”他的声调半些儿也没降低，“她以为我要求你说我是你表弟!她以为我不择手段攀附一位作家!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在人们靠读小说打发业余时间的那几年中，写了几篇不俗不雅的小说吗?我怎么那么想攀附你?你必须对你造成的严重后果负责!你必须对我道歉!……”
这时我的老母亲从外边回来了。
当着老母亲的面，我不便发作，一笑，说：“好，好，好。我向你道歉。是我不对，使你蒙受了奇耻大辱。行了吧?”
母亲不知我做了什么亏心事，疑惑地，不安地望望我，又望望他，静静地站在旁边，忐忑地观察着事态的发展。
我说：“妈，你进屋去。没你什么事儿。”便往屋里推母亲。
母亲不肯被推进屋里去，用息事宁人的口吻对他说：“孩子呀，他要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我一定严厉管教他。你们有话都好好说，千万别争吵。俗话讲，冤家宜解不宜结是不是?……”
在我的老母亲面前，他变得有些不好意思了。忽然也笑了，礼貌地说：“大娘，其实……其实他没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我们也不是在吵架。我们不过……不过就是在讨论问题。一时激动，嗓门儿就高了些……”
母亲见他说得心诚，消除了不安，说：“你们这些孩子哇，整天总有那么多问题要讨论。不是吵架就好。进屋去坐下慢慢儿讨论呗。”
我又往屋里推母亲：“妈，你自己先进屋里去吧!我们再讨论几句，就不讨论了。”
他也说：“大娘，我们绝对不是在吵架，您老就一百个放心吧!”
“没见过你这样的，堵着客人在过厅讨论问题!”母亲谴责地瞪了我一眼，终于进屋去了。
他低声说：“你只向我道歉不行。”
我用比他更低的声音问：“那怎么才行?”
他说：“刚才你的道歉不算数。你必须当着我女友的面向我道歉，并向她解释清楚，才能证明你的诚意。”
我说：“可以。你的话有理，就照你的话办。过几天，我到你们学校去。咱们一了百了。”
他说：“不必麻烦你再到我们学校去一次了。她今天跟我来了……”
“这……她在哪儿呢?……”
我不禁又有些发愣。
“在楼外等着。我说我记不清你家几层几门了，找准了再请她上来。我这就去请她来见你……”
不待我有什么表示，他匆匆下楼去了。
我暗自叫苦不迭。心想，生活真精彩。生活真奇妙。很“他妈的”的一件事儿，更“他妈的”了!倘若他叫上来一位“侃姐儿”，或一位比他对人的潜意识更有研究的女思想者，我可怎么应付呢?不扭曲自己也得再扭曲自己，不虚伪也得再虚伪了啊!
他请上楼来一位剪短发的姑娘。一张典型的南方姑娘的挺文静挺秀气的面庞。白衫。绿裙。一双黑色的布的平底坡跟儿鞋。整个人儿显得清清爽爽娉娉婷婷的。
为了证明自己不无诚意，我恭候在门口。
“徐索瑶。”
她笑着，大大方方地向我伸出了一只手。笑时，样子挺甜，挺妩媚。
我暗想，从外表而论，这一位“表弟”，显然是与他的女友相形见绌的。这一点竟使我感到，比和他唇枪舌剑争吵了一架心里还痛快。
我和她握了一下手，请他们双双进门后，遂按照与他预先订下的“条约”，向她说了些赔礼道歉澄清事实真相的话。
不料她笑着说：“别跟我说这些。别跟我说这些。我和他一块儿来，主要的目的，不过就是想跟您认识认识，您怎么当起真来了!”
说罢，无拘无束地在沙发上坐下了。
我便装出不知所措的样子瞧着“表弟”。意思是，你看，你也太小题大做了吧?请进一步指示吧，现在我还应该做什么呢?
他瞪着她，低声但是相当之严肃地说：“原来你存心利用我?”
她说：“什么话啊?这就算利用你啦?”
她说着拉他坐下。
“岂有此理!”
他一甩胳膊，甩开了她的手，红着脸往外就走。
“肖冰，你别走。你怎么能这么样说走就走啊!这……这闹得多不好?”
我挡着他，不让他走成。惟恐他真走掉了，留下另一种品味儿的尴尬供我独享。
他的徐索瑶却对我说：“让他走。别挡着他。他想走就让他走。”
他反倒不往外走了。
她嗔了他一眼，又说：“你呀，你这个人有时候顶没劲了!好像别人处处都在暗算你，存心和你过不去似的!你就不能多少有点儿幽默感?别人认真的时候，顶数你玩世不恭。别人企图营造点儿轻松愉快的小气氛的时候，你却比最讲认真的共产党员还认真，处处挑剔细节的真实与不真实。你干吗总扮演大煞风景的角色呢?”
他嘟哝：“我怎么知道你心里是这么想的?……”
她不依不饶地说：“那你知道了以后，为什么又生气，又要走呢?你潜意识里，有什么古怪在作祟吧?”
“没有!”他分辩道，“我这会儿的潜意识，是空白而且干净无瑕的!”
“拉倒吧!有干净无瑕的潜意识吗?尤其你们男人的!”她继续抨击他。我觉得比他抨击我的时候，更加不留情面。我暗想，大概在研究和分析人的潜意识方面，她是他的先生或导师吧?我替他感到狼狈。也替自己感到狼狈。因为，“你们男人”这句话，使我也未能幸免。事实上她也抨击到了我，或者说我也受到了误伤。不管她自己是否感觉到了这一点。
他却主动和解地笑了。
“你给我坐下。”
他乖乖地坐下了。
她用胳膊肘拐了他一下：“先把你的潜意识放一边，回到学校再细细地分析你!”
母亲闻声从另一个房间踱了出来，打开冰箱，捧着一个大西瓜，放在茶几上，热情地请他们吃。
徐索瑶从母亲手中接过刀，说：“大娘，我来我来!”三下五除二，切得西瓜七零八散。
他从旁看着，评论道：“你看你是怎么切的?有你这么切的吗?人家都是，先顺着瓜纹切一刀，然后再……”
“你吃不吃?”她又嗔了他一眼，“嫌我切的不规范你就别吃!教条主义!”说罢，捧起一块就吃。
母亲问：“甜吗?”
她连连说：“甜。又凉又甜，棒极啦!”
“你……你真岂有此理!你怎么不先让大娘一让?……”
他的语气悻悻的。
分明的，他是从内心里真对她不满起来了。
“大娘，您吃中间这一块!”
他双手捧了一块几乎无籽的，恭恭敬敬地递给我的老母亲。
“好，好。大娘陪你们吃……”
母亲搬了一只小凳，坐在他对面。
他对我的母亲说话时，我觉得他的眼神儿很特殊，很异样。眸子里聚满了温柔，语调也极其温柔。那乃是一种只有最孝心的女儿，对自己一辈子含辛茹苦的老母亲才有的温柔。那一种态度，也是不能仅仅用恭敬或礼貌这一类词来形容的。那一种温柔，仿佛使他变得十二分的女性化了。与他维护他尊严时的敏感，与他收复他自尊时的咄咄逼人，与他分析和研究别人潜意识时的刻薄的得意，与他诱使别人落入“自己扭曲自己”的圈套而不能自拔时的镇定的狡黠，判若两人。
难道还有什么别的事情，比看到他人以真挚的温柔对待自己的老母亲更愉快的吗?
那一时刻我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好感。甚至完全可以说，我被他感动了。觉得他其实一点儿也不讨厌。觉得连他那种我非常不喜欢的敏感，和分析与研究别人潜意识的怪癖，都是不但可以容忍而且有趣儿的了……
女大学生受到公开的批评，似乎立刻意识到了这批评正确得无懈可击，倒也没有显出多么下不了台的样子，只不过吐了吐舌头，连连说：“批评得对，批评得对。本人虚心接受。”又对我的母亲笑道：“大娘您别见怪啊!我自来熟惯了，总也改不了。”
老母亲说：“姑娘，我喜欢你这性格。你们太拘束了，我反而就不知道怎么对待你们才好了。”
她又用胳膊肘拐了他一下：“听到大娘的话了吗?我不过故意卖个破绽，给你一次反击的机会。要不你心理能平衡吗?”
他只顾庄重地吃瓜，不理她。
她瞧着他，突然咯咯笑起来，笑得他，和我、我的老母亲，都十分不解。
他说：“你怎么回事儿呀你?你在别人家里庄重点儿好不好?”
她说：“好，好!你多庄重啊!庄重得吃着瓜的时候，也像有一百台摄影机对着你录像似的。连籽儿都不会吐了!人家又没个现成的表妹待嫁，你不是白努力争取印象分了吗?”
说得我和母亲也笑起来。
真是性格截然相反的一对儿。不知他是怎么使她成了他的女友的?或者反过来说，不知她究竟喜欢他身上哪一点?尽管他们都是大学生，我却觉得他们在本质上仍是两个孩子。两个刚刚结束哺乳期，刚刚成长到断乳期的孩子。在这个时期的孩子，男孩总爱想像自己已经阅历了世界上的一切事情，成熟得不能再成熟深刻得不能再深刻了。而女孩儿总爱故意滞留在少女阶段，想像自己永远十七八岁，二十岁是非常非常遥远的事情……
吃完瓜，他要告辞，而母亲留他们吃饭。
母亲说：“今天不是星期六吗?回学校晚些不是没什么要紧吗?帮大娘包饺子吧!你们在学校里不是难得吃上一顿饺子吗?”
她看他。他看我。我对母亲说：“妈，他们吃饺子并不难。”
母亲一向如此，家里来个生人就当客人，客人肯留下吃饭就高兴无比。她尤其乐于招待二十左右岁的小青年们。和四十多岁的儿子生活得时间长了，所有的母亲们都会觉得寂寞的。
母亲说：“你们别看他。看他干什么?难道我还做不了主，留下你们吃顿饭吗?”
“大娘，这……”
他吞吞吐吐，不知怎么说好。
她取笑他：“你当表弟的，在表兄家吃顿饭，还顾虑什么呀?”又对母亲说：“大娘，我可是好久没吃饺子了，我留下。我懂事儿，从来不扫老人们的兴……”
我赶紧声明：“今天我不写东西，今天我不写东西……”
后来我还是独自躲入另一个房间，关起门来写东西去了。
两个初识的大学生一边和我的老母亲包饺子，一边悄悄地相互斗嘴，不时地传来我的老母亲一阵一阵愉快的大笑。有时她也咯咯地笑，随后准能听到他的嘘声和训斥之词：“你别那么大声笑好不好!这又不是在你自己家里!”
而又准能听到母亲替她不平：“她笑你管她干什么?我就看不惯你们男的这么处处管束着女的!姑娘，笑吧，想笑，干吗忍着不笑?……”
我忽然认为我是应该非常非常感谢他们的。
因为我的老母亲很久很久没有那么愉快地爽朗地笑过了。
母亲是太寂寞了。正如我的不堪搅扰。
我断然放下笔，和他们一块儿包起饺子来。
从此我有了一个“表弟”，搭配着也有了一个“表妹”……
二
一年级理想主义；二年级浪漫主义；三年级现实主义；四年级批判现实主义——是大学生们自己概括总结的“校园四部曲”。
“表弟”和“表妹”这么告诉我的。
“表弟”已经三年级下学期了。他的“现实主义”道路快走到尽头了。他的种种的关于个人分配去向的努力，似乎越来越成为不现实的梦想。他激烈地，越来越明显地处处表现出“批判现实主义”者的尖锐思想了。不过他毕竟还有整整一年的时间去寻找他在社会坐标上的那个“点”。校方倒是挺鼓励他们自己去寻找的，给开介绍信，老师给超前写鉴定。对于自谋出路之能力差的，去向无着落前途渺茫的学生，所下评语积极而且用心良苦。这种鼓励带有暗示性——抓紧时间啊，全凭你们自己啦!如同孤儿院的阿姨鼓励孩子们去寻找他们没见过面的生身父母。而在他们的周围，四年级的学生为了寻找到那个“点”，许多人疲于奔波，许多人碰得青头肿脸，许多人坚忍不拔，百折不挠地继续满社会推销自己，许多人终于认了，干脆放弃了寻找和选择的机会，听天由命地表示甘愿将自己交给上帝也就是交给国家，经由第一渠道统购统销。以有始有终的态度，在“批判现实主义”的最后一段乐章上，唱出他们告别大学校园的悲怆的低调和声，准备着“无可奈何花落去”，“壮士一去不复还”。这使某些三年级的同学不忍过分踊跃地超前地加入和他们的师兄师姐们的竞争。也使某些三年级的同学更有些迫不及待，更认为这种超前的竞争简直是当仁不让的事。于是有些四年级同学谴责他们不人道。而有些四年级的同学却变得一反常态地宽厚，说些“中国真小”之类的话聊以自嘲自慰。幸运的，对分配去向早有把握，对前途踌躇满志的人总是有的。他们为了不成嫉妒的目标严守着各自的秘密。绝不敢以自信去刺激他人的心理。有时甚至还要相陪着“为赋新词强说愁”，装出几分瞻望前程无比沮丧的失落的样子……
“表妹”大概的就属于幸运者一类。比“表弟”低一届，整天仍在“浪漫主义”的红烟紫气的环绕之中炮制着体验着她的种种小感觉。她的父亲是某沿海城市的前市长。那座城市有一处新开辟的避暑胜地。他父亲任职期间亲自接待过的北京官员和文化艺术界的名人相当不少。他们和他们，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她在北京的“伯父”、“伯母”、“叔叔”、“阿姨”们。其实她有时候陪“表弟”到我家来，于她自己而言实在是时间方面的牺牲。于“表弟”而言实在是一种奉献。于我而言，是一面镜子。因我一直对“表弟”所知甚少。他似乎也不希望我对他了解太详。有几次我试图和他聊他自己，他言语含糊地回答我。从此我不再深问。当一个从前不相干的人，事实上已经闯入你的生活里，你不总是想对他了解得更多更全面些吗?这与信赖不信赖无关。当然也不是好奇心，而仅仅是某种习惯性的心理倾向。“表弟”到我家来了几次之后，已经不仅仅是我的“表弟”，而且是母亲的“干儿子”了。母亲不乏“干儿子”和“干女儿”。有我的中小学同学、知青战友，也有弟弟妹妹们的中小学同学、知青战友和同事。他们或她们极乐于确定这种传统的民间关系。母亲也乐于。到目前为止，这种关系大抵都在良好地继续着。我现在仍不太清楚“表弟”是怎么成了母亲的“干儿子”的。我想母亲一向是很自尊的，不至于“毛遂自荐”。而“表弟”又是个内向的矜持有余的青年，尽管他每来一次，对母亲的亲近就增加十分，但却也使我难以想像他会主动说“大娘，以后我当你是干妈吧”这种话……
我只有从“表妹”这面镜子中，偶尔窥见“表弟”出于其间的某种模模糊糊的背景——一个很穷的地方，一个很穷的村子，在很深远的大山里。他是近百年来全村惟一产生的一个大学生。也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全村惟一能有幸出现在北京的人。“表妹”这么告诉我的。
有一次母亲问起了他家乡的情况。母亲乐于向别人谈自己的家乡。一谈就没完没了。其实她不过是在缅怀自己的童年往事。因为她自从当了母亲之后就没回过家乡。家乡也没有任何亲戚了。毫无疑问的，我认为母亲她早已是一个彻底被家乡遗忘的女人了。可是母亲却似乎相信，肯定的，在家乡始终流传着关于她的种种琐碎的然而却是永恒的故事。她的想像中，关于自己，在家乡已经具有传说的色彩了。家乡的人们怎么会忘掉当年那个敢于像男孩子一样爬到高高的树上去掏鸟蛋的小姑娘呢?她死也不信。“你不知道。你不懂。生在一个村子里的人，和生在一座城市里的人，那是不一样的。一个村子，那是最能记住人的地方。你活着的时候是哪一个村子的人，你死后仍是哪一个村子的鬼。你自己不愿回去，阎王爷也要把你打发回去。你几十年不回去，村里人几十年间念叨你。你一辈子没回去，村里人几辈子念叨着你!”母亲经常对我这么说。母亲也乐于听别人谈别人的家乡。听的时候，极其专注，极其虔诚。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母亲像某些爱听别人讲关于鬼神的故事的孩子。
“冰啊，你上大学三年来，一次也没探过家?”
母亲是这么开始问“表弟”的。
他说没有。
“第一次离开家乡这么长时间，就不想?”
他说有时候也想，更多的时候不想。
“你们那村子有多少户人家啊?”
“十四户。”
“那是个小村子呀!村子越小，越让人装在心里，是不?”
他说是的。
“若生在一座大城市，几百万一千来万人，都当它是家乡，也就不值得你独自很想着它了，是不?”
他说是的。
“咱娘俩，越聊，越能聊到一块去!”
“妈。你聊点儿别的吧!”
我试图把话岔开。
“你一边去!”母亲生我的气了，“你不过只写了几篇小说，还没当什么大官呢，就不爱听人聊家常嗑儿了?不比活人，咱们比死人，曹操你比得过吗?连戏里的曹操，还说过‘狐死归首丘，故乡安可忘’的话呢!”
我当然也是家乡观念极强的人。但我不愿母亲和“表弟”聊他不愿与人聊的话题。有一次我顺便问他，他却反问我：“我可不可以不回答?”从此我知道了关于家乡是他忌讳的话题。
不料那一天他却说：“我和大娘聊什么，都挺投机的。”
尽管他已经是被母亲承认的“干儿子”，但仍称呼母亲“大娘”。倒是索瑶，立竿见影地废止了“大娘”的称呼，而一口一声地叫母亲“干妈”了。
“大娘，你说人心里，是能长久地装住大事呢?还是能长久地装住小事呢?”
他低声问母亲。他和母亲说话时，似乎只有母亲一个存在。即或我和索瑶一旁相陪，他也并不关照到我们的。
母亲想了想，说：“当然是小事NB023!人心从来，只能长久地装住小事。谁都记不住他每次洗脸用多少水，但谁都忘不了他最渴的时候，在什么情况之下吮过的几口水，你说呢?”
“我说也是。我们村里人少，关系处得都挺好。可使我做梦都梦见过的，是一只老母羊……”
母亲一愣。
我也一愣。不满地瞪了母亲一眼。
他却娓娓地讲起来。他说在他之前有人离开过他那个村子。不过是新中国以前的事。但却没有一个离开的人重新回到那个地方那个村子。他们有的为革命而死了，有的继续革命不止。村里的人习惯了被离开他们的人所遗忘。正如他们习惯于遗忘了那些人一样。他们都说，穷乡僻壤的，忘了也就忘了吧。该忘。不忘，咱们也感觉不到的。莫如被忘了。也省得咱们记着了。他说，他爷爷那一辈人活着的时候，还常常谈起那些当年离开的人。谈到全村人为谁谁凑路上吃的糠饼子。谈到将谁谁一直护送到大山以外，怕在山里独自走，被谋财害命。为了一身补丁少的衣服，当年山里杀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你路过一个村子，可能被诚心诚意留住一宿，而第二天又在半路截住你，把你给杀了。为了太需要你那身补丁少的衣服。留你住一宿是诚心诚意的。为了你那身补丁少的衣服而半路再截住你把你杀了，也是诚心诚意的。诚心诚意地冷酷无情的为你那身补丁少些的衣服。他说他爷爷临死的时候，还叮嘱他父亲牢记谁谁的小名叫什么。若有朝一日回村里来看，就说他爷爷咽气儿前还念叨过那个人。他说，现在他爷爷那一辈的老人们，全都死掉了。而他父亲那一辈的人，互相并不谈论当年离开的那些人，讲给他们听，要求他们也铭记不忘。父辈人认为，当年的那些事不过是历史。当年离开村子那些人，也不过是历史。没死也是历史。而且不过是村子的历史。是仅仅与上辈子人有点儿记忆关系的历史。倘非说与他们，以及与他们的子孙有种什么关系，也不过就是种牵强附会的并没什么意义的关系。
他说时表情淡淡的，语气也淡淡的。低着头，仿佛是和母亲同样年纪的老人，讲述某件旧家具的来历似的。而别人要将它卖了或拆了可继续摆在哪儿，却是任随别人的便的。
我想起母亲对我教诲过的：一个村子是最能记住人的话。觉得如果也对“表弟”说，不知他会作何表示?
他沉默片刻，话题一转，接着说：“但是有一只羊，有一只老母山羊，我却经常缅怀着。当我六七岁的时候，和村里的几个孩子都得上了一种怪病。不吃、不喝、发高烧。从早到晚昏睡不醒。村里穷得连一头驴、一辆破大车都没有。赶到公社卫生站去搬大夫的人回来说，好几个村都流行这种儿童病，顾不上我们村，要来也得四五天之后。当娘的都急得哭了。那只羊却救了我们几条命。羊是老村长家养的，已经老得跑不动了。但是每天还能挤出些奶。老村长就每天挤了，灌在瓶子里，一天两遍，挨家挨户给我们几个病了的孩子送奶。瓶子上用线绳扎了几道儿，谁家的孩子也不偏向，喝到线就不给喝了。一个孩子一次也就只能喝几口吧。一天两遍，一遍几口羊奶，竟维持着我们的小命儿活了下去。后来几天，那羊的奶头儿，都被老村长撸肿了。再后来，一滴奶也挤不出了。老村长就下狠心，把羊杀了。熬了羊肉汤，同样灌在瓶子里供给我们喝。奇迹似的，我们几个孩子的病，没用公社的大夫来治，一天天好转了。那是全村惟一的一只羊。也是全村惟一能算得上财富的一只羊。老村长的女儿，因为每天吃糠咽菜，没奶水。他的外孙女，刚一岁多，也是靠了那只羊的奶养活的。羊杀了，那小女孩儿整天饿得哇哇哭。等到我们几个孩子能离开家了，我们就相约，到埋羊骨头的地方，一溜儿跪在地上，全给羊磕头。全哭。好像一奶同胞的几个小兄弟姐妹，哭我们死去的妈。可怜那只老母羊，奶为我们被挤光了，肉熬成汤被我们喝光了。连骨头，都熬了一遍又一遍，直到熬得再也不见一个油星儿，熬白了熬酥了，才舍得埋掉。没人教我们去给那只羊磕头，去哭它。完全是我们几个孩子心里一致的想法。我们还在埋羊骨头的地方，用山石为那只羊垒了个坟包儿，周围栽上了几棵小树。到北京后，我最见不得的情形，就是人们围着卖羊肉串的，吃羊肉串儿。见到一次这样的情形，夜里就做一次梦。梦见当年救了我们命的那只老母山羊，咩咩地朝我叫……”
某类事情，或者某类人生经历，听老人们的回忆是一种接受，而听一个青年娓娓道来地诉说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接受。因为它使你感觉某种现实虽与你并不相干，但它的确矗立在某一个地方，仿佛也在向你诉说着什么。使你简直就没法儿无动于衷。
我震惊于一颗敏感的青年的心灵，需要怎样的一种保持平衡的能力和技巧，才会将这样的童年往事完整地包容住，并且磨合成一种绵长的情愫呢?我尤其震惊于他的娓娓道来。那一种淡淡的语气，反倒使我自己的心灵感觉受到了强烈的冲撞。
“这孩子，这孩子，真没想到……那个小女孩儿呢?结果就饿死了吗?……”
母亲唏嘘了。
他笑了笑，说：“我们几个孩子，怎么会让她饿死呢?我最大，我带着他们，四处捉青蛙。我们那儿是山区，没有河，也就没地方去钓鱼。只能四处捉青蛙，熬蛙汤。蛙汤当奶，她才没饿死，后来我们就叫她蛙妹，现在已经长成大姑娘了……”
这时“表妹”来了。她见母亲那样儿，诧异地低声问我怎么回事儿。我说没什么。不过是他讲了一些动人的事儿。不过是母亲天生爱落泪罢了。
“你还会讲动人的事儿?哪天给我也讲讲!我要听。我得证明我自己还能不能被感动……”
“表妹”又调侃他。
而他冷冷地回答她了一句英语。她的脸倏地红了。
我虽然不懂英语，也知道他说的肯定是一句伤人的话。立刻打圆场，问母亲：“妈，你不是说索瑶来了，今天还包饺子吗?”
“对，对。索瑶啊，今天你拌馅儿，大娘和面。你不是说吃饺子的关键在吃馅吗?咱们今天就把关键的事儿交给你做了!”
母亲说着，站起来，以十二分的亲近，安抚“表妹”的尴尬。拉着“表妹”一只手，一块儿到厨房去了。
我低声问“表弟”：“你用英语骂她了是不是?”
他说：“我总不能当着你们的面，用国语骂她吧?”
“你骂她什么?”
“我当然不会骂她太难听的话。”
我固执地问：“你究竟骂她什么了?”
他嗫嚅地说：“相当于滚你妈的意思吧……”
我说：“听着。你必须向她认个错!我可不愿看见你们吃饺子的时候，也互相横眉竖目，谁也不理谁的样子。要不你们今后都别来了……”
他沉默片刻，顺从地站起来走到厨房去了。
母亲随后叫我，说也得分派给我一件事做。随后暗示我跟她走到门口。
“你去打酱油和醋!”
母亲故意大声这么说，塞给我十元钱，却一个瓶子也没给我。
我说：“给我瓶子呀!”
我早已不清楚家里哪个瓶子是装酱油的，哪个瓶子是装醋的了。
母亲又悄悄说：“让你去买肉馅儿!”
我奇怪，问：“你不是昨天已经……”
母亲一手捂住了我的嘴：“我原想换下口味儿，昨天买的是羊肉馅儿……”
“表弟”虽然向“表妹”认了错，那一顿饺子吃得仍不怎么愉快。吃完不久，“表弟”就告辞。
他问“表妹”走不走?
“表妹”悻悻地说：“你管我哪!”
母亲说：“你要有事，你就先走。索瑶比你来的次数少，我们娘俩儿还有几句体己话要聊呢?”
他似乎领悟了什么，便走了。
母亲遂将我撵到另一个房间，开始劝“表妹”千万不要生“表弟”的气。她说她没生气。她说她受他的伤害，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她说如果换了另外的谁，早和他绝交了。她说她就是不忍下这个决心罢了。她说她内心里有些委屈，是没法儿对人说的，都自己偷偷哭过好几回了……
她越说她没生气，只不过是有些难过，母亲越劝她。而一位七十多岁的，难免说起话来颠三倒四、前言不搭后语、絮絮叨叨的老母亲，劝一位正难过着的女大学生，有时候显然是力不自胜的事。母亲越劝她，她似乎越难过，最后竟呜呜哭了。分明的，母亲认为，她和“表弟”之间的别扭，与自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母亲满面内疚地把我推入了房间，并将房门关上了。好像她已感到无能为力的事，由我接替是理所当然的。
我坐在“表妹”对面，默默期待她自己哭够。
终于她不哭了。当她掏出手绢擦泪痕的时候，我问：“哭够了?”
她难为情地笑了笑。
我又说：“你看，你也没给我表现的机会，就帮助我完成了任务。”
她说：“我长这么大，从没惹谁用那种话骂过我。英语也不行!就算我是自讨没趣儿，我妈又怎么他了?我当时不过没话找话儿，纯粹想跟他开几句玩笑，引逗他快乐点儿罢了!他经常那么满脸旧社会的样子，和他在一起，我觉得都快把我影响老了……”
我说：“他不是已经向你认错了嘛!他这人性格是有点儿怪，你应该比我更了解……”
我正打算起身去向母亲交差，不料她问：“梁老师，你就不想更了解他吗?”
我看了她一眼，见她请求地望着我。
在我家里，从她第一天出现在我家起，就半真半假地，戏谑地称我“表哥”。我已习惯了。而且内心里也将错就错地承认了。忽然她叫我“梁老师”，同时问那样的话，使我感到，“表弟”也许早就令她苦恼了。也许早就是她的某种负担了吧?否则她何以会那么望着我呢?我暗暗替“表弟”预测到某种危机，缓缓地又坐下。
她却犹豫起来。不开口了。
我说：“你讲吧。我当然想更了解他一些。尽管，我是通过他，才认识你的。但也是通过你，才多多少少地了解他的。是不是?”
她点了点头表示承认，又思考再三地说：“我告诉你的。你可千万要装作一无所知，更不能对他讲。他猜到了会恨我的，真的。那我又何苦呢?”
我信誓旦旦地说：“一定。”
她说，他家的生活至今仍很穷苦。他家乡的生活至今也仍很穷苦。她说，在全校，有一些来自穷苦地方的学生。可是绝不会再有另一个学生，来自比他的家乡更穷苦的地方了。她说那一种穷苦的现实，是许多城市里的人难以想像，因而也根本不会轻易相信的。所以他从不对别人讲。她说即使在大学校园里，对来自极穷苦的地方的同学，周围其实也是很少有发自内心的真诚帮助。她说同学之间情感的冷漠、互不关心，往往也是表现得咄咄逼人，令人不寒而栗的。何况那些来自极穷苦的地方的同学，大多性格都有些与众不同，自尊心也都异常脆弱而且敏感。他们又大都以独往独来的方式软性自卫。即便有些家庭生活条件优越的同学，发自内心想要在钱物方面对他们偶尔予以周济，也不敢轻举妄动。惟恐被理解为廉价的同情，甚至被误解为贵族式的施舍行径。而一旦不被理解，甚至被误解，注定会引起他们内心里的逆反。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在女同学之间，逆反也就是逆反而已，倒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发生在男同学之间，有时就不仅仅是逆反不逆反的问题了。何况普遍的大学生们，家里的经济情况即使并不穷苦，也是谈不上多么富裕的。生长在城市的大学生，尤其男生，哪一个家庭每年不寄给他们八九百元?只靠助学金，他们简直在大学里就会变得像些叫花子。六七百是最少的，就是每年一千多元，他们平时还是会觉得钱很紧。他们买书的时候，需要下很大的决心。一些十几元二十几元一本的工具书，再想买，往往也只能叹息一声作罢。谁都很难慷慨到拿父母的血汗钱去周济别人的地步啊!她说她认识“表弟”，就是因为有一次发现他偷书。而那时她已知道，他是学校文学社负责诗歌的编委，在喜欢诗歌的同学中有着一定的威望。而且她已经是他默默的崇拜者。当然，她所崇拜的仅仅是他的诗，不是他这个人。
“其实那也谈不上是崇拜。只不过是认为他写的诗有种真情罢了。他在文学社的刊物上发表过一组情诗，总题是《不为爱活着》。什么——爱我的少女/我不爱她/我不爱她/她无奈，我亦无奈/在无奈的无奈中/我不为爱而活着/却也乐于/为爱而死去……当初我喜欢他的诗，喜欢得要命。我刚跨进大学校门，一心准备爱上一个人，或被一个人所爱。体验像韦唯唱的那样，爱得死去活来的感觉。高考前，我都快变成一台紧张的学习机了。考上了大学，人似乎也松弛下来。尽管事实上完全松弛了，但还是觉得松弛得不够。好比一个害了一场大病，伤了元气的人，不来一针强心剂，仿佛就不能从虚脱状态恢复。我并不是一个天资很聪明的女孩子。我竟会考上大学，对我自己来说都是一个奇迹。从小学三年起开始知道刻苦，其后整整九年啊!考上了重点中学接着考重点高中。九年间整个人上足了弦，一刻也不敢松弛，你就仔细想想吧，绝不比有工作的人轻闲自在!我讲这些你能理解吗?……”
她似乎讲得有些累了，长长地喘了口气。
我说：“能理解。”
“我刚才讲他，讲到哪了?”
我说：“讲到你当初多么喜欢他的诗。”
她说：“现在我是一点儿也不喜欢他的诗了。那也算诗吗?可我当初认为他将来准能成为一名大诗人!”她自嘲地苦笑了一下，“有一次我坦率地告诉了他，我觉得他根本没有什么写诗的才情，也根本没有什么能成为诗人的希望。而且坦率地告诉他，别人也开始这么认为了。”
我暗想，姑娘，我要是你，绝不会这样做。你的失望，是你的错。并不是他的。你把你的错转移给别人，这不公道啊!
“他生气了吧?”
“他没生气。他说：‘我为什么非得成为诗人呢?’以后他再也不写诗了。并且再也不肯当文学社的诗歌编委了。”
我觉得，对这件事，我就没有表示什么看法的必要了。
“我怎么竟讲起他的诗来了呢?我都忘了，是从哪儿讲岔开了?”
“从他偷书。”
“对。是从他偷书。你一点儿也不觉得惊讶吗?”
我说：“不。我不觉得惊讶。”我读大学的时候，因为囊中羞涩，也产生过偷书的念头。
她倒是很惊讶地瞪了我一会儿，接着说：“那一天同学替我取出家中寄来的钱。刚给我。是一张一百元的。因为穿着裙子，上下没个兜儿，就夹在笔记本里了。然后又直接到图书馆去看书。不知怎么搞的，钱又被夹在书里了。那是一本《中国古典小说鉴赏词典》。很厚。大概定价要三十几元。我要离开图书馆的时候，发现钱不见了。一想，准是夹到那本书里去了，立刻到书架间去找。恰巧看见一个人，正从敞开的窗子往外钻。同时发现那本书已不在书架上了。不跳窗，是不可能将那么厚一本书带出图书馆的。我断定那个人肯定是个偷书的贼。刚要喊，又一想，万一是镶玻璃的工人呢?万一那本书在另一个人手中正看着呢?图书馆在二楼，哪个偷书的贼，为了一本书便冒险从二楼往下跳呢?闹得虚惊一场，岂不是贻笑大方吗?我也从窗口探出身瞧，见那人正从阳台上冒险攀向三楼一间教室的窗口。我们的目光碰在一起。我认出了他是谁。那一时刻，不知为什么，我决心不喊了。虽然我已知道那本书为什么不在书架上了。发现了他偷书，我自己倒显得慌张了。离开图书馆的时候，管理员见我神色异样，起了疑心，一直用目光把我盯到门口。如果那一天我带了书包，说不定会遭到检查。我一走出图书馆，就蹬蹬蹬往三楼跑，一口气儿跑到三楼那教室门口，想在门口堵住他。可是教室里静悄悄的，熄着灯。几分钟后还不见他出来。我推开门一看，见他的影子正站在窗台上，由于窗子的推轴锈了，只能开到一小半的程度，他没法儿钻进来。我赶紧跑过去，从里边替他推开了另一扇窗，帮助他钻了进来。幸亏是晚上。否则他早就被发现了。他说：‘谢谢你。’我说：‘不用谢。谁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都会帮助你。你把钱还给我吧，那是我这个月的生活费。’他问：‘什么钱?我不明白你的话。’我说：‘你借的这本书中，夹着我的一百元钱。’我把‘借’字，说得很强调。他一翻书，果然翻出了钱。他又说：‘对不起。我不知道。真的。’我说：‘我相信。别解释了，快离开这儿吧!’我接过钱，转身便走。虽然我们说话时离得很近。但我却看不清他脸上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事实上我始终垂着目光，并不敢正视他一眼。仿佛偷书的是我自己。回到宿舍，我的心还怦怦乱跳。我有些暗暗后悔自己的做法。觉得无形中，我也参与了他的盗窃行为似的。但我还是下决心，只要不被查问到头上，对什么人都不说这件事。好像也是在为自己保密似的。以后我又见过他几次。他总是远远地就绕道而行。躲不开，则点一下头，加快脚步与我匆匆擦肩而过。忽然有一天，我心血来潮，突发奇想，也写了一首诗，装在信封里，填上他的名字，寄给了文学社。其实完全可以直接送去，但我思忖再三，还是采取了寄的方式。并且，在诗的下面，还注了一句话——‘你认识我。因为我帮助过你。’分析起来，在我的潜意识中，一定闪过一个可耻的念头，那就是何不利用他一次呢?你看，我什么都对你讲了，你不至于鄙视我吧?”
我说：“不会。我觉得这一切都挺孩子气的。”
“孩子气?你这么认为?可不，就是太孩子气了嘛!”
“几天后，他把我邀到了文学社。在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情况之下，他和我面对面坐着，郑重其事地谈我的诗。他问我：‘你自己觉得你的诗如何?’我谦虚地说：‘写得不好。我刚开始对诗发生兴趣。’他说：‘我同意你的看法。现在请回答我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把自己明知写得不好的诗寄来呢?而且为什么偏偏寄给我，还要加上那么一句话呢?’我万万没有想到，他竟会这么直截了当地，面对面地问我这样的话!我一时语塞，不知怎么回答才好。‘让我替你回答吧，’他盯着我的眼睛，低声地，但却几乎是一字一句地说，‘你想利用我，是不是?’我觉得全身的血一下子都涌到脸上了，霍地站起来，恼怒地说：‘你诬蔑我!我才不是你想像的那种人。’他说：‘你别冲动。如果你的确不是我想像的哪种人。这件事就好办多了。我现在正式把你的诗退给你。我们虽然办的是个小小的油印刊物，但也是有水平线的。’我一把从他手中夺过我的诗，三下两下，撕得粉碎，往地上一扔，转身就走。在门口，我气势汹汹地对他说：‘你完全是做贼心虚!’他冷冷一笑，说：‘这话可能也同样适合你。不错，我做过一次贼，可是此刻并不心虚。’我跑出去，又羞又恨，气得躲在一个背人的地方哭了一通。我想我得把我的诗找回来。一片碎纸片儿也不能留在那儿。万一又被他收集起来，以后有机会就拿出去示众，既贬低了我，同时又证明他的原则性呢?我才不给他机会!这么一想，我又回去了。他果然已在粘我撕碎的那几页纸。我冷笑着说：‘我想到你这一手了!所以我又回来取我的诗。你白白效劳了不是?’他有些困惑地瞪着我。不待他说什么，我夺过自己的诗便走……”
母亲给她送了一杯茶进来，转了个身，却不马上离开，分明也很想坐下听听。
我说：“妈，厂里放电影。你闷了，就去看电影吧!”
母亲怏怏地说：“那好，我去看电影。索瑶，心里有多少委屈，都跟你表哥聊聊。他毕竟比你们大几岁，或许能帮你参谋参谋……”
母亲走后，她喝了一口茶，试探地问：“表哥，我不是在耽误你的时间吧?”
我说：“不是。”
我想，你讲，我便听。你不讲了，我也不多问。每个人某些时候，都会产生强烈的诉说愿望。在火车上、在旅馆之类的地方，许多人在诉说愿望的支配之下，向刚刚认识的人毫无保留地倾谈自己的一生，而且惟恐对方听烦了。诉说某些时候不但是人的一种愿望，也是一种快感。我觉得她已处在从愿望嬗变到快感的心理弧度上，我不好不奉陪。何况这是母亲给我的一项任务。由我完成，总比由母亲完成效果理想一些。
她又认真地说：“那，真耽误了你的宝贵时间，可完全是你自己的责任啦!”
我说：“难道你看出我听烦了?”
她笑了。
此时她情绪已经稳定多了。我暗自认为她开始时未免夸大其词。起码我听到此刻，还没有觉得她真的陷入了什么不幸的情感漩涡。她讲出的一切，在我听来，不过挺好玩的。如此而已。仅此而已。
“我一边走一边重看我那几首诗，自己也觉得真的不好。他为我改了十几处。经他一改，似乎有了点儿意味了。韵律工整了。但也强不到哪去。而且，他替我贴得相当细致。大概，他是想找个什么机会，再来当面退还我一次。我忽然惭愧起来。谴责自己把别人想像得太坏了。这件事，并没有使我原先的决心动摇。我对自己说，索瑶，索瑶，你已经替他的不光彩行径保守了很长时间秘密，你就保密到底吧!否则，你就成了一个卑鄙的人了!以后，我们再碰见，情况反了过来。不是他躲避我，而是我躲避他了。你觉得这可笑吗?”
我摇摇头。
“你信缘分之说吗?”
“我很信。”
“我从前不信。可是自从和他有了这种……关系(她似乎极不情愿用‘关系’两个字)我开始信了。可是我想不明白，大学里男同学那么多，对我表示过好感的也不乏其人，为什么偏偏是我和他之间，或者反过来讲，大学里女同学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是他和我之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人们所谓的缘分，究竟是由谁决定的呢?难道真有上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