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米被押解到梅城之后，在监狱的地牢中被关押了三个月之久，随后她被转移到城南的一处荒废的驿站，里面堆满了棉花。她最后的居所是位于山坳的一幢花园洋房。

    这座围有黑铁栅篱和卫矛的花园建筑是一个英国女传教士出资修建的。四周树木深秀，寂然无声。花园中修造了中国式的水榭，曲廊和石砌小径，还有一尊铜质的天使雕像，一座喷泉。由于年深月久，雕像上爬了一层厚厚的绿锈。这名传教士为了说服那些虔诚的佛教徒改变信仰，皈依基督，她以六十二岁的高龄开始研读佛教，同时自学巴利文。五年之后，她把自己也变成了一名佛教徒。1887年，她在给苏格兰地区主教的一封信中曾坦言“佛教在各个方面都要优于基督教”。而上帝的惩罚随之降临。1888年7月，在一场突如其来的骚乱中，她死于梅城城北的一处荒僻的寺院，尸体遭受到“令人发指的凌辱”。

    除了鸟鸣和夜晚的暴雨，这座洋房把秀米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都隔断了。她觉得这样很好。浑浑噩噩的大脑，倦怠的身体，日复一日的静卧，略带悲哀的闲适，这一切都很适合她。的确，没有什么处所比得上监狱。失去自由后的无所用心让她感到自在。

    革命后的龙庆棠正忙于地方势力的新一轮角逐，当他重新想起这个从普济来的革命党人之时，秀米已经在狱中被羁押了一年零三个月。到了这个时候，龙庆棠已没有加害她的意思了，相反，他三番五次派人来狱中探望。送来茶食、精美的点心和各类生活用品。秀米只留下了一方砚台、一支羊毫毛笔、一块墨、一本关于桑蚕的书。

    据此，龙庆棠隐约猜到了秀米的心境和对农桑的兴趣。为了投其所好，他又让人送来了范成大的《范村菊谱》、《梅谱》；陈思的《海棠谱》；袁宏道的《瓶史》；韩彦直的《橘录》。阅读这些书籍，她对龙庆棠产生了一种既厌恶又感激的复杂情感。这年秋天，她被允许在花园内自由走动之后不久，龙庆棠派人给她送来了几包花种。其中有几枚看上去既像蒜头又像水仙的花种，被她种在喷泉边的沙地上。到了第二年初春，花苗破土而出。花径修长，花苞肥硕。几场春雨过后，竟开出紫蓝的花朵来。她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花。

    植物和花卉给她带来了一些自认为不配享受的乐趣，为此又陷入了忧伤和悲哀之中。哪怕是一丝的喜悦都会搅乱她的平静，会让她想起耻辱而喧嚣的过去，尤其是那个在狱中出生的孩子。她甚至都没有好好看看他。

    他一出生就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当天晚上，在恍惚之中，她隐约看见一个身穿皂衣，头扎红簪花的老妇人将他抱走了。也许他们将他埋掉了，也许他还活在人世，秀米一概不闻不问。

    她的身体复元之后，便以惊人的毅力训练自己忘掉他，忘掉自己曾经经历过的所有的人和事。

    不管是张季元、小驴子、花家舍的马弁，还是那些聚集在横滨的精力旺盛的革命党人，所有这些人的面孔都变得虚幻起来。他们像烟一样，远远的，淡淡的，风一吹，就全都散了。她重新回过头来审视过去的岁月，她觉得自己就如一片落入江中的树叶，还没有来得及发出任何声音，就被激流裹挟而去，说不上自愿，也谈不上强迫；说不上憎恶，也没有任何慰藉。

    宝琛来探监的时候，她拒绝与他见面，只是给他写了一张字条：未谙梦里风吹灯，可忍醒时雨打窗。龙庆棠派人来请她看戏，她照例将自己的答复写在纸片上：我的心情已不适合任何享乐。这是一个与过去彻底告别的仪式，也是自我折磨的一个部分。惩罚和自我折磨能够让她在悲哀的包围中找到正当的安慰。除了享受悲哀，她的余生没有任何使命。

    现在的问题是，她即将获得自由了。这个消息，她觉得快了一些。她不知道何处是自己真正的息影之所。

    出狱的前一天，龙庆棠突然来到狱中，这不是他们第一次见面，而是最后一次。他现在的身份已不是候补知州，而是梅城地方共进会的会长。龙庆棠虽然还不知道秀米已变成了一个哑巴，但他对后者的沉默和冷漠还是表现出了相当的容忍。当然，他也给了她最后的建议：留在梅城，和我们一起干。甚至立刻给她委任了一个官职，叫做“劝农协会理事长”。

    秀米想了想，即铺纸研墨，以“春笼海棠固宜燕，秋尽山榆已无蝉”一联答之。庆棠见了，脸一下就红了。他点点头，又问道：“那么，出狱后你打算做什么？”秀米在纸上写了这样一句话：“现在最适合我的，是做一名乞丐。”龙庆棠笑道：“那恐怕不合适。你太漂亮了，也过于年轻。”

    秀米没再说什么。她决定重返普济。当然，她也只能这么做。

    正是烈日灼人的盛夏，酷暑使她虚弱的身体显得更加疲惫，午后的街道有一种神秘的沉寂。那些歪歪的店铺，一片连着一片的行将坍塌的黑瓦，堆砌在黑瓦上的一朵朵白云，无精打采的卖水人，瓜摊下亮着大肚皮熟睡的肥汉，还有街角抖着空竹的孩子（那空竹嗡嗡地叫着，使人联想到寺院空旷的钟声），都使她感到新鲜而陌生。

    她还是第一次正视这个纷乱而甜蜜的人世，它杂乱无章而又各得其所，给她带来深稳的安宁。她一个人不紧不慢地往前走，东瞅西看，左顾右盼，实际上她的大脑一片空白。除了一群飞舞的苍蝇，没有人注意到她。

    在梅城和普济之间，横亘着十几个大小不一的村庄。现在，在正午的烈日下，她还能偶尔回忆起一两座村庄的名字。这些名字属于儿时歌谣的一部分，属于记忆中柔软而脆弱，不能触碰的一部分。那时，她的妈妈带着她，坐在轿子或手推车上，坐在挑夫的摇篮去梅城走亲戚，她一边掀开红色轿帘的一角打量着那些陌生的人、房屋和树木，一边听她妈妈唱歌：

    不知是熟悉的歌调儿，还是这种一阵阵朝她袭来的似曾相识的感觉，或者是她母亲在重重叠叠的树林中呈现出来的那张模糊的脸，使她突然流出了悔恨的泪水。她不是革命家，不是那个梦想中寻找桃花源的父亲的替身，也不是在横滨的木屋前眺望大海的少女，而是行走在黎明的村舍间，在摇篮里熟睡的婴儿。她悲哀地想到，当她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可以在记忆深处重新开始的时候，这个生命实际上已经结束了。

    她在一个名叫窦庄的村里讨水喝的时候，村里人毫不怀疑她是乞丐或哑巴身份。她的夸张的手势引来了一大群围观者，其中大部分是孩子。他们用土坷垃砸她，以试探她的反应。她的柔顺和沉默刺激了孩子们的好奇心，他们向她做各种鬼脸，一路跟着她，在她的身前身后蹿来蹿去。他们尖叫着，用毛毛虫、水蛭、蚂蟥、死蛇和各种不知名的昆虫吓唬她，用弹弓打她的脸，甚至企图从背后将她推入路边的苇塘。

    秀米依旧不紧不慢地往前走，既不加快步伐，也不停下来观望；既不生气，也不露出微笑。最后，孩子们累了，他们垂头丧气地站在苇塘边，迷惑不解地目送她走远。

    当她孤零零一个人的时候，她就站在路边发呆。她想起了小东西。他的身体软软地趴在庙里回廊的阴沟上，积雪融化而成的水在霍霍地流淌。黑色的血线在雪地上缓缓向前流动，被廊下木柱子挡住了去路。即使在那一刻，她也知道，从他那瘦小的身体里流出来的不是鲜血，而是他的全部的小小的灵魂。

    我是一个傻瓜。她喃喃自语道。

    天色将晚的时候，她终于抵达了西厢门。在村庄外的一条积满尘土的官道上，她遇到了一个驼背的小老头。

    他是一个真正的乞丐，同时也是一个精于算计的好色之徒。他们一照面，秀米就从他脸上看出了这一点。他像影子一样紧紧地撵着她，也不说话，并不急于采取什么行动。他身上的恶臭一路伴随着她，不远也不近。甚至，当他们在一个打谷场上停下来过夜的时候，他们之间也隔着相当的距离。

    凉爽的风吹走了白天的暑气。村里的灯火一盏接一盏地熄灭，天上的星星却一点点地亮起来。乞丐用蒿草和苦艾点了一堆火，以此来驱散蚊虫。在燃起的火光中，他们彼此看着对方的脸。这时，这乞丐用手指了指打谷场上的一个草垛，对秀米说出了唯一的一句话：

    “你要是想撒尿，就去草垛后面，不要硬憋着。”

    她再次流出了感激的泪水。为什么我现在这么爱流泪呢？她想道，拼命地克制住自己，“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

    第二天，她醒过来的时候，乞丐早已离开了。他给她留下了一个装满干净水的葫芦、半截黄瓜，还有一只装满馊饭，发出阵阵酸臭的旧袜子。乞丐的施舍是真正的施舍，但却无以为报。假如他昨晚想要，她多半会顺从。反正这个身体又不是我的，由他去糟蹋好了。把自己心甘情愿地交给一个满身秽污，面目丑陋的乞丐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而只有不可能的才是值得尝试的。

    秀米回到普济的家。她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房屋和院宅突然变得局促了许多，而且也比她记忆中的那个深宅大院更显得残破不堪。院墙的墙基由于重压而歪斜，墙上的灰泥翘了起来，又尖又硬，就像乌桕树的叶子，又像是缀满了大大小小的蝴蝶。廊下的木柱，柱下的圆扁的石礅都布满了裂纹。黑压压的蚂蚁占据了墙上的蜂巢，沿着墙壁蜿蜒而上。

    院子里多了一些鸡鸭，满地乱跑。东侧的一个厢房（母亲在那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的内墙已经拆去，换上了桦木或槐树的圆木栅栏，里面趴着一只花白斑纹的老母猪。她朝猪栏里望了两眼，原先母亲床头贴着的一幅观世音画像还没有来得及取下。母猪已经下了崽。一听到人的脚步声，那些正在奔跑的斑斑点点的小崽子就忽然站住了，支棱着耳朵一动不动。

    她甚至还看到了一只赭黄色顶冠的大白鹅，正腆着身子，不慌不忙地迈下台阶。只见它身子略微一缩，“噗”的一声，冒出一摊稀屎来，顺着台阶的石板流了下来。

    天哪――秀米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这些新添的小动物大概都是喜鹊的杰作。她这样想着，又朝后院走去。

    后院的竹林里多了一个鸭棚，其余的一切都还基本上维持着原来的格局。庭阶寂寂，树影浮动，麻雀在阁楼铸铁的栏杆上站成了一排。

    喜鹊也许已经得知了她要出狱的消息，院子里已经打扫过了。腐烂的树叶和晒瘪的青草堆放在墙角。为了防止打滑，阁楼的台阶上晒满了一层薄薄的沙土。她朝东边的腰门看了一眼，十几年前，她的父亲就是从这个门出去的。这个窄窄的门仿佛是她记忆中最重要的枢纽，她曾无数次地回忆过那个阳光明媚的午后，试图从中找出一个答案，用来解释飞速流转的光阴的奥秘。门边搁着的一把支离破碎的油布伞还在原来的位置。布纸被蛀蚁啃噬一空，伞骨毕露。她清楚地记得，当年她父亲临出门之时，曾经拿起这把伞，试着想打开它，并朝她诡谲羞涩地笑了一下，给她留了最后一句话：“普济就要下雨了。”经过这么多年的风吹雨打，这把伞也不见得比父亲出门时更为朽烂。

    喜鹊不知去哪里了，院落一片沉寂。她独自一个人上了楼，推开了房门，还是老样子。仍有一股她所熟悉的霉味，只是床头的五斗橱上多了一只白色的长颈瓷瓶，瓶中插着一朵新摘不久的荷花。不知为什么，看着这朵花，她的眼泪又流出来了。

    喜鹊回来的时候，秀米正在沉睡。

    她一大早到邻村赶集去了，满满一篮子鸡蛋，一个也没有卖出去。到了中午，她瞧见了杨大卵子的媳妇。她走到喜鹊的跟前，低低地对她说了句：“校长回来了。”早在十多天前，喜鹊就听说了秀米即将出狱的消息，可一旦她真的回来了，喜鹊还是觉得有点心慌意乱。她用手护着篮子里的鸡蛋，急急地往回赶。走到村头，看见渡口的舵工谭水金正朝她走来。

    他的背更驼了。倒插着双手，黑着脸，远远地对她嘟囔了一句：“那个疯子回来啦？”

    往前走了几步，他又说：“听说她是一个人回来的？”

    喜鹊当然能明白他话里的意思。第一句话，表明他对儿子谭四的惨死至今耿耿于怀，而第二句话又表明他惦记着秀米腹中的那个孩子。可怜的水金，他比谁都希望秀米怀着他们谭家的孩子。她微微鼓起的小腹就是水金风烛残年的唯一指盼。不过，既然她是一个人回来的，那么，那个孩子又到哪里去了呢？

    回到家中，喜鹊把自己关在厨房里喘了半天的气，还是不敢去后院的阁楼看她。她的心怦怦直跳。毕竟已经有很多年没有与秀米单独相处过了。尤其最近的这些年，秀米连正眼都不瞧她一眼。

    到了傍晚，她做了一碗面条，端到阁楼上去。推门进去的时候，还龇牙咧嘴，挤眉弄眼地做了半天鬼脸，以此给自己壮胆。秀米正在熟睡之中，侧着身子，背对着她，衣服和鞋都没有脱。喜鹊将碗筷轻轻地搁在五斗橱上，然后屏住呼吸，一步步地倒退着走了出来，掩上门，下楼去了。

    整整一夜，喜鹊都是在厨房里度过的，她将洗澡水热了又热，等着她的主人下楼来洗澡，可那个阁楼一夜没有亮灯。第二天早上，她蹑手蹑脚地来到阁楼上，惊奇地发现，秀米依然在床上酣睡，背对着她，碗里的面条不知什么时候已被她吃得精光。她在收碗筷的时候，发现碗底下压着一张字条，上面写满了字。她下了楼，将这张字条颠来倒去地看了半天，直看得两眼发绿，也不知道上面写的什么。她的心也随之变得沉重了：她难道忘了我不认识字？这么说，她的疯病可一点也没见好。可喜鹊又担心主人在上面交代些什么重要的事，让她即刻去办。呆了半晌，便拿着这张字条去了丁先生家。

    丁树则卧病在床，已经六个多月了。都说油尽灯枯，熬不过收小麦了。可等到这年的新麦收上来，丁树则尝到了新麦面做成面条之后，他的情况并没有变得更糟，当然，也不会变得更好。他像一只大虾似的侧弯在床，口涎把竹席弄得湿乎乎的。

    他看了看喜鹊递过来的字条，咕咚咕咚地咽了几口口水之后，朝她伸出了三个指头。

    “有三句话，”丁树则的牙齿差不多都掉光了，说起话来满嘴漏风，“第一句写的是：我已不能开口说话了。意思是说，她已经成了一个哑巴，不能说话了，这是第一句。”

    “她怎么就不能说话了呢？”喜鹊问道。

    “这就不好说了。”丁树则道，“她在纸上写得明明白白：我已不能开口说话了，也就是说，哑了。俗话说，衙门一入深似海，她能活着回来，就算是不错的了。”

    “就是。”丁师母在一旁插话说，“这人一旦入了监牢，少不得要经受各式各样的刑罚。让你变成哑巴，就是刑罚的一种。没错，他们给她吃了哑药，或许是耳屎，她就成哑巴了。这事很容易办。你要是不小心吃了自己的耳屎，也会变成哑巴的。”

    “她还写了些什么？”

    “这第二句话，前院是你的，后院是我的。这就是说，她要与你分家，陆家大院一分为二，前院归你，后院归她，井水不犯河水。至于这最后一句……是让你把后院竹林里的鸭棚拆掉。”

    “她心里一定很恨我，把这个家弄得像个猪圈似的，还养了那么多鸡鸭和牲口。”喜鹊的脸上灰灰的。

    “她这可怨不得你，”师母说，“家里的地产让她卖得一文不剩，家中又无积蓄，你一个女儿家，不养些牲口，怎能糊口？再说，如今她刑满出狱，基本上成了一个废人，手不能抱，肩不能挑，还不得靠你养着？甭理她。既然她把前院分给你了，你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爱养什么就养什么，别说是养些鸡鸭，就是养个汉子，她也管不着。”

    这一席话，说得喜鹊脖子都红了。

    此后一连数日，喜鹊频频出入于丁树则家中，用丁师母的话来说：“用不了多久，我们家的门槛就要被你踏平了。”

    纸上所书，有些是让喜鹊帮她在集市上所购之物的名称，如笔、砚、墨、纸之类，也有一些日常生活琐事，如“马桶漏水，宜速修之”或“昨夜汤略咸，淡之可否？”或“阁楼除尘，不必每日为之，十天一扫可也。”再如“群鸡破晓即唱，烦人烦人，何不尽杀之？”

    这最后一句，丁树则看了，苦笑道：“这孩子果然迂呆。唱晓的是公鸡，母鸡又不会唱，何必尽杀之？看来革命党人旧习尚未褪除。母鸡尽可留着下蛋，公鸡若杀了，送碗汤来我喝。”

    第二天，喜鹊给他端来鸡汤的时候，丁先生道：“她既然能听见公鸡打鸣，说明她的耳朵并未聋，只是哑了而已。你有什么事，不妨直接说给她听，不必让我来写字，我这把老骨头可经不起你们这番折腾。”

    最离奇的是这样一张字条：“亟须以下物品，备齐待用：隔年粪汁若干，石硫磺若干，塘泥若干，豆渣若干，活蟛蜞数只。”

    丁树则看了，先是苦笑，继而摇头：“她要这些不相干的物事作甚。”

    师母看了亦不明其义，只是叹息道：“要是事事都遂了她的意，说不定明天她就要你上天摘星星了，若照我说，根本就不必搭理她。”

    但喜鹊还是暗自决定满足她。

    她去塘池里掏塘泥的时候，跌在河里，差一点淹死。好不容易爬到岸上，再也没有勇气尝试第二次，只得在屋前阴沟里挖了一点硬泥，加水稀释，像和面一样地将它搅得又黏又稠，看上去与塘泥一般无二。豆渣倒好办，村西豆腐店里就有。粪汁呢，茅缸里随便舀一勺对付即可，反正她也闻不出是今年的还是隔年的。至于活蟛蜞，田野沟渠里多的是，她央村里的孩子去捉，不一会儿就捉来了满满一虾篓。最难弄的倒是那个什么石硫磺，她问了许多人，连药店的伙计都不知道是个什么玩意儿，最后她就买来了几枚炮仗，折开捻子，将火药抖出来，掺以黄沙，总算配制出了“石硫磺”。

    她将这些东西备齐，整整齐齐地排列于后院阁楼边的石阶上，然后回到前院，隔着门缝窥探动静。一股强烈的好奇心促使她一探究竟。到了午后，她看见秀米睡眼惺忪地下楼来，看见她对这些稀罕之物闻了又闻，看见她捋起袖子，像个孩子似的兴奋不已。

    原来她要种荷花。

    家里原是养着两缸荷花，是那种又阔又深的青花瓷缸。一直由宝琛负责照料，每年六七月份开花。老夫人在的时候，常常用荷叶来蒸肉，蒸糍粑，她甚至还能隐隐记得荷叶的香味。到了冬天下雪前，她看见宝琛在缸上架上木条，覆以厚厚的稻草养根。

    宝琛离开普济之后，这两缸荷花一直无人照管，喜鹊原以为荷花早已枯死了。到了今年初夏，她到阁楼打扫房间，突然发现缸内竟然亦开出了一朵红莲，又瘦又小。缸内的荷叶只稀疏的几片，浮于散发出恶臭的黑水之上，叶边或卷或残，四周镶有锯齿状的锈边。缸内聚集了数不清的臭虫，人一经过，则轰然而飞，直撞人的脸。那朵唯一的荷花，喜鹊信手摘下，将它拿到阁楼上，插在一只白色的长颈瓶中。

    原来秀米要侍弄这两缸荷花了。只见她将豆渣、塘泥、“石硫磺”放入木盆中搅和，再加粪汁调匀，将木盆拖到阳光下曝晒。然后她来到荷缸边，轰去满缸小虫，捞出杂草，用木勺将缸内残水舀干。只忙得衣衫尽湿，气喘吁吁，甚至连脸上也都是泥迹斑斑。

    等到太阳落了山，喜鹊终于按捺不住，从门后蹿出来，前去帮忙。秀米正在把木盆中的新泥敷在荷枝的根茎上。秀米见她过来，就用脚踢了踢身边的一只木桶，又看了看她。喜鹊立刻就明白了她的意思，她是让自己去池塘里打水。喜鹊飞跑着打来了水，看着秀米将清水缓缓注入缸内，不由得脱口问了一句：“这样，有用吗？”

    当然，她得不到任何回答。

    差不多一个月后，当喜鹊再度来到后院，经过花缸边时，她惊奇地发现，新出的荷叶竟然挤挤攘攘，把两个缸都涨满了。荷叶足有巴掌大小，又黑又绿又肥，莲叶间开满了花。一缸浅白，一缸深红，散发出淡淡的清香。喜鹊站在缸边一直看到天黑，久久不忍离去。早听宝琛说，这两缸荷花是老爷养了几十年的老根珍品，今日一见，果然惹人怜爱。那几只蟛蜞从荷叶上翻上翻下，搅得花茎微颤，风过莲动，习然有声。

    第二天早上，她去阁楼打扫时，又从书桌上发现了一张字条。她拿去给丁树则看，丁先生笑着摸了摸她的头：“傻孩子，这是她随便写着玩的，不管你什么事。”

    喜鹊追问他纸上写的什么，丁先生说：“纸上写的芙蓉、芙渠、水芸、泽芝、莲、苓、菡萏之类，皆为荷名，而锦边、银红、露桃、雪肌、酒金、小白之类，则是花名，这是读书人的小把戏，以供骋怀幽思。与你并不相干。”

    过了半晌，丁先生又捻须沉吟道：“时花香草，历来有美人之名，既可养性，亦能解语。兰出幽谷，菊隐田圃，梅堆香雪于山岭，竹扬清芬于窗舍，独荷辱在泥涂，沦于污淖，然其出污泥而不染，其品修洁，其性温婉，秀米之于嘉莲，盖因其身世之舛乖乎？虽然，吾观其志，寂然有遁隐之意，可叹，可叹。”

    喜鹊踌躇道：“丁先生方才这番话，喜鹊倒是半句也听不懂。”

    见她这么说，丁树则那混浊暗淡的老眼里就放出一股绿光来，他盯着喜鹊看了一会儿，徐徐道：“若要听懂我说话，倒也不难。”

    喜鹊不知他话里是什么意思，就扭过身来看师娘。丁师娘解释说：“我看你整天往我家跑，一惊一乍的，那哑巴但凡涂几个字，你就像得了圣旨似的飞报而来，时间长了也不是办法，你累，我们更累。说句不好听的话，要是先生一日归了西，你难道还要刨坟剖棺请他出来替你传话不成？昨夜我和丁先生商量，不妨让他教你识几个字，以我们家先生这一肚子学问，用不了一年半载，你自己就能看得懂她写的字了。你看如何？”

    喜鹊朝竹床上的那个瘦骨嶙峋的糟老头子瞧了一眼，又看了看满地满墙的痰迹，不由得心生畏惧，面有难色。见师娘眼巴巴地望着自己，只得搪塞说：“师娘容我再想一想。”

    不料师母正色道：“想什么想？丁先生有经天纬地之才，若时运相济，早就出将入相，位列仙班。今肯屈驾教你读书，也是你的福分，这么好的事你打着灯笼也找不着。若你不答应，从明日开始，你就不必往我们家跑了。”

    喜鹊见师娘变了脸，一时慌了手脚，只得糊里糊涂应承下来。因地上有痰，不便行大礼，那丁师娘就过来按着她的脑袋给丁先生胡乱鞠了三个躬，算是正式拜师入塾。一经拜了师，那丁先生即刻就露出一股凶相来，他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据床贴墙而坐，朗声说道：

    “教书识字，按说，我可是要收钱的。例行的束，你也没有什么积蓄，我也就不同你要了，只是每日里母鸡下了蛋，你就拣那个大的拿来我吃。也不需多，每日一两枚足矣。”

    喜鹊满腹心事地从丁先生家出来，径直去了隔壁的花二娘家。她要将这事与她商量商量。花二娘正在窗下纺线，她一边摇着纺车，一边听着喜鹊说她的心事。末了，笑道：

    “每日一枚鸡蛋？也亏那个老精怪想得出来！俗话说，人生识字糊涂始，这人活在世上，最要紧的不外乎穿衣吃饭，你一个女儿家，又不去考状元，费那个心思做什么？我看你还是不要理他那个茬儿。”

    从花二娘家出来，她又去了孟婆婆家。孟婆婆毕竟与她沾亲带故，况且年轻时也略识得几个字，看法自然与花二娘有所不同。孟婆婆说：“识几个字倒也不妨。至少你日后卖小猪，记个账什么的也用得着。他又不要你的束，每月三十个鸡蛋，按说也不算多。那丁树则，无儿无女，这几年坐吃山空，也着实可怜，我料他早已记不起这鸡蛋是什么味了。”

    经婆婆这么一说，喜鹊就放了心。从那以后，每日里去丁先生家识字，风雨不断。开头一两月倒也无事，时间一长，喜鹊又渐渐地多了一个心事。那丁树则有事没事总爱用他那肮兮兮的手去摸她的脑袋，又常常的有意无意之间在她身上这儿触一下，那儿碰一下。开始的时候，喜鹊碍于长辈的脸面，不敢声张，到了后来，这丁树则越发荒唐无礼，竟然在言语之间，用那不三不四话来挑她，这些让人耳热面红的话，喜鹊虽然听得似懂非懂，可一看他那说话的样子，心里就全明白了。她知道师娘是个有名的醋坛子，一旦告诉她，少不得惹起一场风波，让别人知道了笑话，故而隐忍不发，只装听不懂。有一次，那丁树则跟他讲起了夫人与张季元之间的事，说到兴浓处，一把握住了她的手，摩挲揉搓不已，嘴里亲娘、亲妈地乱叫。

    喜鹊只得去找师娘诉苦，谁知道师娘听了她的话之后，咯咯地笑了起来：“你先生眼见得快要入土的人了。他胡乱摸几下，言语上占点便宜，只要不是十二分出格，就由他去吧。”

    这幢阁楼建在一簇太湖石上。在阁楼的西侧略低的地方，修有六角凉亭一座。亭子的四周砌有护栏。亭内石桌、石凳之外，别无他物。亭柱左右两边刻有父亲当年撰写的楹联：

    秀米从狱中出来后，除了偶尔下楼照料花草之外，日日于凉亭内摊书自遣。无所用心的蛰居生活带给她想象中的宁静。看书看得倦了，就伏在石桌上小憩片刻。通常要在午后时分，她才能看到西院墙上缓缓移动的阴影。时间一长，她渐渐就能通过墙上光影的移动来判断时间了。

    与日晷相似，用光影来计算时间，往往必须将季节、时序、昼夜的长短一并考虑在内。当年父亲曾亲手制出墙影与季节、时序关联的对照列表。作为父亲大量遗稿的一部分，它被宝琛小心地订装成册。

    假如光影滞留在墙边的植物――比如蜀葵、芭蕉或枇杷的枝冠上，时间的计算就更不准确，因为植物每年都在生长，而开出花朵的数量与大小也不尽相同。如果父亲要想准确地计算出时间的变化，简单的办法就是制作一只沙漏。但父亲没有这样做。只有寂寞的人才会对时间有精深的研究，倘若你被内心的痛苦煎熬得无所事事，情形也差不多。

    <hr />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