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简单、徐延亮在机场到达口道别。徐延亮去坐大巴，简单和我一起往停车场走。

    “你说，我们真的会在北京重逢吗？”简单问。

    “会的。”我点头。

    其实我不知道。但我是这样一个人，在残酷的可能性面前，我努力去看光明的那一面，然后笑着告诉别人，不是可能，是一定会。

    命运负责打击，我负责鼓励。

    简单先看到了她爸爸妈妈，于是跟我道别了。我继续往前走，看到我爸站在车外打电话。

    他朝我招招手，说：“上车。”

    车在机场高速路上飞驰。窗外的高架下是单调的雪地、荒废的农田，偶尔有些枯黄的连片草地闪过视野，算是调剂。

    简单在文科班，很少见到。β也走了。余淮每天紧张兮兮地备战，我独自一人面对一次又一次月考的打击，练就了厚脸皮，却没练就一颗死心。

    每次还是很难过。

    连绵不断的乌云，是北方冬天的标志。并不常常下雪，但也总是不放晴。

    看得人心里绝望。

    “爸，是不是再好的朋友，最终都会走散的啊？”

    我这种偶尔文艺的小调调也就跟我爸聊聊。我妈会回复我劈头盖脸的一通骂。

    “耿耿啊，”他笑了，“长大后没有固定的教室了，你可能都没有时间和机会慢慢去了解一个朋友了，遇见之后很快就分离，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大人们都这样。”

    我突然意识到这问题不适合问他。

    他的爱情都离散了，我居然还问他友情。

    “爸，你和我妈会不会觉得我特别让你们失望啊，”我看着窗外，“我的成绩怎么都提不上来了，要是高考还这样，是上不了什么好学校的。”

    “你这么听话，爸妈怎么可能觉得失望。”我爸不大擅长说漂亮话，他安慰人总是干巴巴的，但一句是一句，都很可信。

    “但我还是考不好。”我苦笑。

    我爸半天没说话。

    “刚才你上车之前，我就在跟你妈妈打电话。爸爸妈妈会想办法的，你安心学习吧。”

    我点点头。

    让我最后一次享受做小孩的福利吧，大人说什么，我只要听着就好，假装他们还是我小时候所认为的那两个超级英雄，无所不能，什么都不必怀疑。

    物理联赛考试来临了。

    他去考试前的那天晚自习，我又在他左臂上打了一针“舒缓安眠药”，并在“针眼”上又画了个大对号。

    这是第三个对号，它已经成了我们之间的惯例，一个幸运的秘密。

    “老规矩，”我笑着说，“今天晚上别洗澡哈。”

    他臭屁地一扬头：“给你个面子而已。小爷哪儿用得着这种封建迷信。”

    高三令人压抑又悲伤。我拍拍他说：“余淮，加油。”

    我的成绩越来越下滑，在大家都开始加倍努力的一轮复习期间，这种下滑愈加明显。那些高一学过的科目，于我却像是陌生人。我像一只在田野中掰玉米的熊瞎子，掰一棒子，扔一棒子。

    我是最近才开始认真思考我的出路的。我坐在他身边三年，现在眼睁睁地看着离别近在眼前，却无能为力。

    当简单、β都在的时候，快乐的每一天里我没有好好看过一眼自己的生活。学海无涯，他们八仙过海各凭本事，我却只能站在岸边，看着每个人的小帆船越行越远，消失了踪影。

    我和余淮一人一只耳机，一起静静地听着Beyond乐队的《活着便精彩》。余淮闭着眼睛趴在桌上，留给我一个孩子气的侧脸。

    余淮是会飞的。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一点。

    可我只能站在地上。

    余淮考试的那天又是一个周六。我照例定好了闹钟，被吵醒后发短信给他加油。

    但我没像往常一样在发完短信之后继续睡过去，而是爬起床，在熹微的晨光中穿好衣服，洗漱，背上书包，去上艺考生培训班。

    十二月开始，各大高校的艺术生考试就要开始了。我不会唱歌，不会弹钢琴，也不会画素描，写文章也不在行，所以只能往编导或者摄像摄影这方面努力。

    这是我爸妈给我安排的出路。

    我爸说，反正为了加分，先考着试试，之后再看高考成绩，我们也不一定非要学这些，你不喜欢就不学。

    可我还是去上培训班了。

    拿着下发的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历年考题和参考答案，囫囵吞枣，努力地背下去。

    我的动力倒也简单。

    那些学校，很多都在北京。

    余淮星期一的时候没来上学。我给他发了好几条短信，他也不回复，急得我赶紧打过去。

    他的声音像是鼻塞了。

    “你在睡觉？”

    “嗯。”

    “你生病了？怎么没上学？”

    “病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余淮，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

    余淮那边好长时间都没有任何动静。

    过了一会儿，我才听到他很轻很慢地说：“耿耿，我这三年，算是白费了。”

    连朱瑶都很识趣地没有问余淮竞赛的事情。

    林杨来找过余淮几次，两个人不知道在外面聊什么，常常大半堂课也不回来。高三上学期，学校里的所有人都在为各自的前程想着办法，小语种保送、高校自主招生、竞赛保送、艺考、少数民族加分……张平就这种浮躁的气氛讲过几次话，但没人听他的。

    余淮的翘课在兵荒马乱中显得那么不重要。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安慰他。安慰此时变得如此轻飘飘，我没办法说出哪怕一句“没关系”。

    我只能悲伤地坐在他身旁。

    我没办法安慰他，也是因为他从不提及自己的难过——“不开心”这三个字被他狠狠地压在了心底，从来没有浮上水面的机会。他依旧和徐延亮每天中午去打球，依然和大家正常地开着玩笑，只是说话的时候从不看我的眼睛，像是怕被我一眼看穿他的不开心。

    我不知道他在别扭什么。

    “大不了还能继续高考”“人有失足马有失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行了不提糟心事儿打球去打球去”……这些话，他在跟其他同学说话的时候，都自己说干净了，没有给我留下一点儿表现的余地。

    多么乐观的余淮。

    在所有竞赛生都紧张地投入保送志愿填报和保送资格考试中的时候，广播里常常传来让某班的某某将某某大学的保送申请表交到教务处的通知声。

    每每这时，我都能感觉到身边的这个男孩全身忽然僵硬了一下。

    可在别人眼中，他在这段时间里变得更加乐观、更加阳光，像一个只有阳面没有阴面的人。

    大家都说，余淮真爷们儿，一点儿都没受影响。

    放学的时候，他哼着歌收拾书包，我沉默地看了他两眼。

    余淮忽然毫无预兆地沉下脸，说：“耿耿，你是不是特希望看到我哭得像孙子似的？我是不是让你失望了？”

    他没有给我反应的时间，拎起书包转身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