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天起，我发现了天才的全部秘密，其实只有6个字：“不要小看自己。”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经验。

    ——周明

    一天刷了108个瓶子，这是一个10岁的孩子为自己赢得的第一个“第一”。他那天早上就

    打定主意一定要得到这个“第一”，结果他真的得到了。这让他开心极了，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没有想到，这件事对他未来的一生会发生如此重大的影响。

    他就是周明，是我们在前边提到的那个在一夜之间失去了两个姐姐的男孩子。如今，他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主任研究员，拥有无数重大发明，其中最奇特的一项是，他在根本不懂日语的情况下发明了中日语翻译软件。这些成就让他成为计算机自然语言领域中公认的最有才华的科学家之一。尽管如此，他心里最珍惜的“第一”不是这个，而是那“108个瓶子”。

    在那之前他一直非常自卑，因为家里很穷，父母又没地位，在学校里见到有钱有势人家的孩子就躲开，见到不三不四的人赶紧绕着走，可还是常常被人欺负，有时候还会无缘无故地挨一顿打。

    好多年来，这孩子就是生活在一种自卑的感觉中，似乎永远直不起腰。但是他的内心深处总有一个声音，要冲破压抑涌到表面上来：“我什么时候才能比别人强一点呢？”

    这一天是“学工劳动日”，老师带着周明和全班同学来到食品厂，就是现在的孩子们都知道的那个生产“露露”杏仁露的工厂。不过，那时候这里不做这个，只做一种水果罐头，而且设备简陋，每天依靠人的双手刷洗成千上万个罐头瓶子。这些孩子来了，也是做这件事。瓶子都是回收来的，很脏，一不小心就会把手划破。但老师认定这是让孩子们学习工人阶级高尚品质的机会，于是宣布开展竞赛，看谁刷得最多。

    周明站在孩子中间，听到老师号召，心里一阵激动。他还从来没有得过“第一”，此刻下定决心，一定要得到它。

    就像自信和坚毅一样，兴奋而急切地想要表现自己的能力，也是通向“E学生”的转折点。这情形有些像一座沉睡的活火山，虽然还没有冲天爆发，但你如果能看到这孩子兴奋得满脸放光的样子，就能听到火山爆发之前的那种隆隆作响。

    他很快学会了所有刷瓶程序，刷得非常认真，一个又一个，一整天都没有停下来，一双小手被水泡得泛起一层白皮，结果他刷了108个，在所有小孩里面，是最多的。

    现在这件事情过去整整30年了，周明还是记忆犹新：

    我原来一直是没有自信心的，但是这件事给了我自信。就是从那天起，我知道无论什么事情只要我肯干，就一定可以干好。我发现了天才的全部秘密，其实只有6个字：“不要小看自己”。那一瞬间，值得我一辈子记忆。我知道我的生活完全不同了。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经验，散发着一种迷人的力量，一直持续到今天。

    你能学会你想学会的任何东西，这不是你能不能学会的问题，而是你是不是想学的问题。如果你对自己手里的东西有足够强烈的欲望，你就会有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尤其当你是普通人的时候。

    我是那种特别努力、而且持之以恒的人。我做什么事情，都会特别玩命地去干。刚开始的时候，我可能不太有把握，但我知道只要我坚持，就能得到我想要的。对，就是当初刷108个瓶子的那股劲，直到现在都是这样。

    人的最大差别不在于聪明不聪明，而在于怎样使用自己的聪明。

    ——张亚勤

    在法国巴黎的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上，罗杰斯大学的古鲁伯博士说，很多研究都在显示，天才儿童身上那种神奇的自信心，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后来培养出来的。这个结论的潜在逻

    辑是，所谓“神童”，并不是遗传变异的结果，而是环境刺激的产物。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个好消息，因为这样一来，每个孩子都成了潜在的“神童”。关于这一点，张亚勤也有过类似的表述。他说：“人的差别不在于智商，而在于怎样使用自己的智商。”他的故事证明，他是有感而发的。

    1977年冬天的某个早上，亚勤像往常一样收拾书包去上学。

    就在打开家门的一刹那，他的语文老师冲进来，兴奋得满脸红光，话都说不利落了：

    “快……快……快看。”

    老师的手上摇着一张报纸。直到多年以后，亚勤还能记得，那是一张《光明日报》。他只看了第一眼，便如五雷轰顶。

    阳光从窗户钻进来，照在报纸上，又折射到亚勤的脸上，那张脸显出一种奇异的神采。他后来承认，那一刻改变了他的一生。

    当时他11岁，还不能完全领悟成人的世界，但却已经可以感受到，那个春天的中国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气氛，到处都是激情，都是笑语。每天早晨打开家门，都可能有让他高兴的消息扑面而来：父亲的平反给他带来第一份喜悦，也让这个家庭终于告别了沉重的过去。恢复高考是第二份喜悦，它给这个家庭开辟了未来之路。而现在，亚勤看着手上这张报纸，觉得未来之路离自己是如此之近。

    吸引他的那篇文章很长，里面说，合肥有个中国科技大学，大学里有个少年班。文章作者是个名气很大的报告文学作家，亚勤当时并不知道这个人，但他把另外一个名字深深地刻在心里了。那就是宁铂，也是进入中国科大少年班的第一个孩子。报纸上都把他叫“神童”。

    “那天晚上我兴奋得都没睡觉，”亚勤后来回忆：“我已经把上少年班当作自己的目标了。”这个高中一年级学生当即决定，第二天早上就跳到高中二年级去，还决定四个月后去参加夏季高考。

    在大多数人看来，这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决定。

    “莫非他是个天才儿童？”有人问道。

    生理学家早就有个结论：人的脑容量并无明显差别，这意味着每个人的天赋智商也无明显差别。可是为什么大多数人成了凡夫俗子，而天才只是少数？在种种复杂的原因中，亚勤认定，有一个原因最重要，接着他就说了那句话：“人的最大差别不在于聪明不聪明，而在于怎样使用自己的聪明。”

    关于聪明，亚勤还有一些话，值得回味：

    “聪明人有很多，聪明也有很多种。有些人的聪明，是很能显示出来的那种。有的人是大智若愚。有些人的聪明很缓慢，但在某些方面可能钻得很深。有些人反应很快，但不能达到很深的程度。有一种聪明很有扩张性，可以影响到周围的人，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还有一种聪明，就好像酒一样，是靠时间去慢慢品味的，时间越长，你就越是感觉强烈。还有的人就是小聪明了，时间一长，你就觉得淡而无味。在我遇到的所有人里面，也包括我自己，我没有觉得哪个人的聪明超过别人很多很多，没有碰到过一个聪明得像神一样的人。大家其实都是不同方式的聪明。最重要的是，要相信你自己就是聪明人。”

    不过，这都是后来的话，在当时，他可没有想这么多，只想着怎么跳到高年级去。老师还是用那句话鼓励这个孩子：“只要能通过考试，你就跳吧。没人拦着你。”

    亚勤于是开始实现他的计划。他进了高二的尖子班，废寝忘食。“那是我一辈子最用功的一段日子，真的是为了那个目标。”他这样说。“一个人要是有了自己的目标，就会有一种再苦再累也心甘的感觉。”

    高考的日子越来越近，看上去一切顺利，却不料灾难突然降临：他得了肝炎，不得不停止上学，住进医院，饱受病痛折磨，发热，虚弱，满脸黄疸色，无法开动他的大脑，想要看看书也非常艰难。但是，对少年班的渴望支持着他，他不肯放弃。

    母亲本来并不指望自己家里也出个“神童”，只是看到儿子跃跃欲试，而且态度坚决，又跳级又熬夜，就不阻拦。现在望着儿子那张发黄的脸，只有心疼：“今年算了吧，明年再说。”

    亚勤不听：“我就是想试试，失败了也是一次练习。要是不考，不就等于是考了0分吗？”

    很多年以后，他用更加成熟更加富有逻辑性的语言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你若奋力去争取成功，也许不会成功，但你若不去争取，那就一定不会成功。”

    他在医院治疗一个月，又在家里休息了一个月。等到能上学的时候，高考已经开始了。

    考试结果比中国科技大学的分数线差10分，尽管如此，还是超过所有人的想象，他可以上山西大学。那也是一所重点大学，而且是太原人心中的圣殿。

    周围一片祝贺声，但亚勤很不开心。这孩子心中的圣殿在合肥。

    妈妈说：“能上山西大学已经很了不起啦。”

    亚勤说：“不。”

    妈妈又说：“如果你不喜欢去，就在家呆一年也好。”

    亚勤还是说：“不。”

    夏天转眼就要过去了，亚勤还在为他的失败懊恼。

    这一天，老师又来了，再次给他带来希望：“上一次考试是全国统一高考。你不是想去少年班吗？那是另外一次考试，马上也要开始。”

    亚勤大喜。

    新一轮考试的结果是“一面倒”：语文和政治都很差，但数学却是满分再加20分。他不仅把所有考题完成得滴水不漏，还把加试的一道题也做出来了。那是一个平面几何题，而他是全国考生中唯一解出这道题的人。阅卷的老师们被惊呆了，都说太原出了一个“数学神童”。

    “其实这是过高地估计我了。”亚勤后来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笑着说，“这个题正好是我做过的。”

    那是考试的前几天，妈妈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本书。书里有一道竞赛题，特别难。亚勤平时总觉得“平面几何”特别对他的路子，什么题也难不住他，可这题竟把他难住了。他苦苦想了两天才找到答案，不料竟在这次考试卷上看到了同样的题。

    “我不比别人聪明，”他后来说，“那个题，如果我没做过，我在考场上肯定做不出来。没有人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做出那个题。”

    可是考官不管这个，只管结果。亚勤后来如愿以偿，进入中国科大少年班，和他在数学考试中的杰出表现有着直接关系。

    每次我得意的时候，这个声音就让我平静下来。

    ——张亚勤

    12岁那一年，亚勤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

    对1978年保有记忆的亿万中国人，一定都记得中国科大少年班。那一年无数轰动全国的大事件中，这是最深入人心的一个故事。少年班里有30多个学生，从12岁到15岁，来自全国各地。人们把那些孩子叫做“神童”。

    亚勤是这群孩子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这让他更多了几分得意。母亲也很高兴，但她从来没有在儿子面前流露过。有几天，他成为记者追逐的对象，但是他把大部分记者都拒绝了。因为母亲不许他接受采访，说他和别的孩子没有什么两样，不让记者把他的名字登到报纸上，还对他说：“名声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迄今为止母亲的教导无数，不知为什么只有这句话最符合亚勤的心思。他就悄悄地躲在那些“少年神童”身后，玩着他自己喜欢的游戏。他觉得这日子和他在太原上中学的情形差不多。直到有一天，一件小事让他发生了重大变化。

    事情是从一个作家的出现开始的。这作家从北京来到合肥，想要采访这一群“神童”。看到亚勤不愿意谈自己的生活，于是对他说：“我们一块散散步吧。”

    那个下午，这一大一小在校园周围走着，一边走一边聊，谈啊谈，不知不觉中，两个人已经走得很远，走出了校园，走进乡下的田野。夕阳西下，天边一轮红日，彩霞漫卷，把亚勤的脸都映红了。

    那作家说：“知道吗？比起你的同伴，你的基础还很差。”

    “这人怎么不说好话？”亚勤心里不高兴，不禁争辩道，“我是凭自己的本事考进来的。”

    “不错，”作家点点头，似乎被这个孩子的自信打动了。他忽然站住，转过身来，眼睛正视着亚勤：“可是，你才刚刚开始，究竟能不能成功，还要看你以后的路怎么走。”

    说完，他把手从亚勤的肩膀上拿开，转身离去。

    亚勤一个人留在那里很久。“以后的路怎么走？”他一再问自己这个问题。

    “这次改变在于我的内心。”很多年以后亚勤回忆起这个故事的时候说，“我越来越感觉到他是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劝告。现在我想想看，他真是很有智慧的一个人。那一年他差不多40岁，他当时很真诚。从那以后，每次遇到问题，我脑海里就浮现出他那双眼睛，好像电影一样。每次我得意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声音让我平静下来：‘你才刚刚开始，以后的路怎么走？’”

    妈妈一声惊叫，爸爸一声不吭，只是抓着那张纸，左看右看，等到终于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全是真的，就一个劲说：“喝酒。喝酒。”

    ——张宏江

    张宏江现在年过四十，瘦脸宽肩，有些谢顶，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还要大。他已经是

    两个男孩儿的父亲了，有时候闲下来，就把自己的“自信人生”讲给儿子听：“我从小学到中学，唯一的好处就是没什么作业。”

    同儿子相比，宏江那一代人受的教育的确不一样：“那时候我们没有资源。或者可以说，我们拥有的最大资源就是一个宽松的环境。”

    那一年宏江离开县中学，重新回到乡下的学校。学制缩短了，课程精简了，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东西，比如把英语学了好几个月，还是只会26个字母和一句话：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新来的班主任是一个宽松的老师，班上同学也少了，只有30个，老师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关注学生，但从来不会说：“今天的家庭作业是……”

    爸爸妈妈最大的好处就是放纵，从来不问儿子“作业做了没有”，也不问“得了多少分”，还不让儿子做家务事。那时候大多数人家的孩子是要承担家务事的，但这对夫妻有自己的看法，他们说：“整天逼孩子做家务事，有可能让孩子陷入那些琐碎的小事当中，眼里没有大事。”

    宏江的大事不是课本，而是课外书；不是大人们要他看的那些书，而是大人们禁止他看的那些书。有《青春之歌》，有，还有《白宫岁月》、苏联小说《你到底要什么》。这些书要么被禁止出售，要么只供“内部参考”，在大城市里的内部书店悄悄地出售。可是现在，那些被流放到这里来的文人们，成了禁书的携带者和传播者。宏江每天跑到他们那里去，找这些书来看，把这当作躲避虚假道德世界和打开胸襟的办法。老师眼看这孩子在课堂上不好好听课，只是埋头读些不三不四“供批判用”的东西，竟不加干涉。只在心里惊讶：“这小家伙从哪里弄来的这些书？”

    所有这些情节，都为今天大多数孩子所向往，也让宏江的两个儿子羡慕不已。自由宽松，无忧无虑是所有人内心的追求，更是孩子们的天性。

    但是，对孩子的教育是严格一些好？还是宽松一些好？给予孩子的压力是大些好？还是小些好？一直是大人们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从迄今为止已经发生的事实来看，这两种教育方法都有成功的例证，也都有失败的例证。我们在“微软小子”的身上发现，他们这些人的与众不同，不在于没有压力，而在于他们的压力不是来自父母来自老师，是来自他们的内心。

    就像开复想要“足够好”的成绩、亚勤一心一意进入“少年班”、向洋不屈不挠跳出农村、剑峰“笨鸟先飞”、周明攥紧了拳头要摆脱被欺侮被蔑视的境遇一样，张宏江也有自己的压力。

    1977年宏江15岁，就要高中毕业。那时候最吃香的是工人、农民和士兵，社会风尚与今天大不一样，人人都把毛泽东的一句话挂在嘴上：“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人人身在上山下乡的潮流中，但是全都在心里觉得这是浪费青春。宏江的哥哥已经在两年以前到农村去了，现在又轮到他。爸爸妈妈开始忧虑。那年月的父母很难有什么“望子成龙”的念头，只希望大儿子能离开农村，回家来，找一份像铁路工人那样的工作，还希望二儿子别再到“广阔天地”去了，就算没有工作，在家闲逛都是好的。但是不行，宏江一毕业，城市户口立即被取消，按照政府规定，他除了追随哥哥，到农村去种地，别无他途。

    但就在这时，高考制度恢复了，你可以想象这对宏江兄弟意味着什么。

    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是这个家庭最幸福的时刻，而且也是历史性的。第一份通知书是给哥哥的，左邻右舍都来祝贺，爸爸妈妈既兴奋又心焦：一个儿子解放了，但是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儿子啊！

    宏江的学习一向比哥哥好，又自信。他对爸爸妈妈说，“哥哥能拿到，我也能拿到。”

    但是父母不信，从心理上说，他们不是不相信宏江，而是实在不敢想象能拥有两个儿子同时考上大学那样的幸运。

    一家人在兴奋和焦虑中又过了四天。那天傍晚，有个人忽然跑进来，满口说“祝贺”。父亲以为又是祝贺大儿子的，就说：“都过了四天啦，还祝贺……”可就在这时候，他呆住了，眼睛直直地望着面前站着的那个邮递员，望着那人手上的“录取通知书”。它来自郑州大学电子系，是宏江的。

    妈妈一声惊叫，爸爸一声不吭，只抓着那张纸，左看右看，等到终于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全是真的，就一个劲地说：“喝酒。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