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日本这个惹不起也躲不起的邻国，蒋介石忧心忡忡。

    贪得无厌的东洋人用武力威胁和“和平工作”这两手逼迫蒋介石向他们屈膝。力求保持独立和自主的蒋介石也以软硬两手对付这个难以对付的对手，他在西洋人和东洋人之间小心翼翼地走钢丝。

    日本人要蒋介石倾斜，他们不允许中国人亲俄美。于是，1936年3月这个柳枝萌芽的初春，任职“大亚细亚协会”理事的松井石根，在结束了满洲、蒙古、华北和华南等地的亲善游说后，神秘地来到了中国首都南京，他要会见国民政府实权人物。

    松井石根先拜访的是外交部长张群和军政部长何应钦，他提出的谈判方案强调“南京政府目下先行怀柔西南”，及“中国一方警惕党部及中央军中之亲俄派和亲美派飞扬跋扈”，还有“满洲之既成事实暂可不议，但华北之特殊形势，应尽速解决”。张群柔中有刚，强调绝对不能承认满洲国的独立。何应钦态度强硬，他说：“无论日军如何强大，要想灭亡中国是不可能的。两国军队如果继续对峙下去，双方都将陷入无法挽回的局面。”

    一身戎装的蒋介石礼节性地接见了松井。他们曾有过私人往来。蒋介石留学日本，振武学校毕业，后去高田联队当兵，回到东京后，是松井石根帮他找的住宿地方。他们叙说旧情，海阔天空。当松井谈到“满洲交予溥仪”时，蒋介石怒斥溥仪是“叛变行为”。他对松井说：“先总理在神户演说过‘大亚细亚主义’，那是平等互利之大亚细亚主义，绝非恃强凌弱，侵略霸占！”

    三天的南京游说留给松井石根的印象是：“蒋、张态度尚不十分明朗……彼等对日本今后之态度仍存不安也。”

    蒋介石始终认为，日本人不可信任。自从“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忍辱负重，步步退让，日本人却得寸进尺，一点不给他面子，这使得蒋介石由恼怒而义愤。19岁那年的一件事被牢记在他的心里。他从浙江跋涉一个月时间到保定去上陆军速成学堂。教卫生课的一个日本医官把一块泥土放到桌子上说：“这就是中国。这块泥土中有4亿个微生物，就像中国的4亿人口。”唯独没有辫子的蒋介石气得要命，他大步走上讲台，把那块泥土分成8小块，然后拿起其中的一小块对教官说：“你们日本有5千万人，是不是也像5千万个微生物，寄生在这一小块泥土中呢？”

    日本教官一时目瞪口呆，血气方刚的蒋介石得意地笑了。

    统一了中国的蒋介石并没有多少得意的笑容。严峻的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形势，使得他忧虑重重。他寄希望于国际联盟，他认为，国际舆论和国际力量是无敌的。可是日本人无视这个国际联盟，而国际联盟对日本的扩张也无能为力。

    倒是西方几个国家向蒋介石伸出了援手。

    在逐渐稳定了长江流域的统治以后，蒋介石依靠美英等国的支持实行币制改革，建立了经济基础，又在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下，进口了大批新式武器，开始进行国防的现代化建设。为了加强部队的装备以准备对日作战，1935年，蒋介石就在武昌行营设立了陆军整理处，他决心对编制和装备杂乱的地方部队进行整编。以陈诚为主任的整理处准备在4年内整理好60个师，并将整理师的旅长以上军官调陆军大学学习。

    抗战前夕，经过整编的调整师，官兵实力为10923人，步骑枪3800余支，轻重机枪328挺，各式火炮与迫击炮46门，掷弹筒243具。可惜，陈诚在完成了50个师的整编后，卢沟桥的枪声打响了。

    这时，国民政府的陆军，已有49个军182个步兵师，46个独立步兵旅，9个骑兵师，6个独立骑兵旅，20个独立骑兵团，总兵力达170多万人。

    从数量上来比较，中国的陆军比海空军的实力强一些。抗战初期，中国只有侦察机251架，战斗机212架，轰炸机257架，全是进口的，用于作战的飞机只有305架。海军的舰艇更比不上日本了，中国的4个舰队只有100艘计6万吨排水量，只有日本的1/10！而且大部分舰艇都是清朝遗留下来的旧式舰船，装备落后，火力微弱，仿佛土炮鸟枪。

    但中国有人，中国人抵御侵略的传统法宝是万里长城。从1934年开始，国民政府动员了相当数量的人力物力，大规模地构筑防御阵地。仅3年多时间，从内陆到沿海，从北方到南国，修筑了比万里长城还要长的防线。

    从河北的石家庄、保定到河南的新乡为前进据点，以西起洛阳、开封，东到徐州、连云港为防御地带，在平汉、陇海路沿线，建设了一系列坚固阵地。

    长江也被加固了，从汉口、岳州间到南京、上海之间的要塞炮台，配备了从德国购买的平射和高射两用重炮，构筑了工事。特别是宁沪一线设京沪警备区，任张治中为司令，在吴县、常熟、福山、无锡、江阴一线利用河流湖泊的障碍，构筑了几道特火点阵地，又任命张发奎为苏浙边区司令，在乍浦、嘉兴一线构筑防御阵地工事。在南京到上海的京沪沿线，驻防了实力雄厚的87师、88师和36师，还有国民政府的铁卫队教导总队。军事委员会对上海的日军据点，拟订了一个扫荡计划。

    这绝不是无事生非。驻在上海虹口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有5000人的兵力，而守卫上海的中国保安部队只有3000人。5000人的日本兵担负的不仅仅是保护租界内的日本侨民的安全，他们的使命是点燃战火，用武力使中国人畏服，来谋取他们想得到的东西。

    强硬的日本人善于伪装和隐蔽。那幢四层楼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其实是一道坚固的阵地，连它的屋顶平台上都架起了炮。在江湾路，北四川路和靠近华界的接合部位，这些街道两旁的不少房屋都是日本的战术家设计并由日本的建筑师建造的。它用钢筋水泥浇灌，地下建有防空和隐藏地下室，地下室里贮满了弹药和武器。牢固的墙上有一个一个的枪眼，那是供瞄准和射击用的，但平时绝对发现不了。每一间临街的小屋都是一个碉堡，一道屏障。陆战队员们一次又一次地演习，他们按计划训练，等着战争的到来。

    这一切都逃不过中国人的眼睛。中国人似乎做得更隐蔽些也更聪明一些。上海市政府内的“军事科”一直是一个秘密，这个3个人的军事科是专门筹划大上海防御计划的，科长是军政部特派的少将。少将把防御计划交给了公务局局长沈怡，沈局长找来了朱森记的朱老板，数百万元的军事工程就这样不声不响地开始了。

    江湾和闸北的一些要地，盖起了一处又一处的民房。民房盖成了，房屋里再用钢筋水泥建造一个一个的碉堡。

    秘密工程引起了日本人的怀疑。日方的间谍常常贼头贼脑地到工地窥探，有的还装作钓鱼在工地旁监视。可是第二天，水塘填平了，小河水干了，特务们傻眼了。

    就在日本人的眼皮下，一批又一批化了装的中国军队营长团长到北四川路、江湾路和海军陆战队的司令部旁边侦察敌情。88师参谋长张柏亭带着炮兵营长王洁和团副谢晋元等几人从苏州留园的野营办事处来到上海江湾侦察敌情。张柏亭曾在江湾的法科大学读书，他住在横滨路上余庆坊的亭子间里，这一带他熟悉。一行人转悠来转悠去，不知什么时候，有人悄悄地跟踪。

    参谋长回头一看，有两个营长光着个脑袋穿着西装，东张西望，土里土气的模样，引起了日本人的怀疑。一些流氓指手画脚地跟到靶子场。张柏亭一看不好，连忙东拐西拐，转到北四川路上的一个朋友家躲避，才甩掉了尾巴。

    日本人也在侦察中国军队的动静。他们发现，上海的保安部队人越来越多，而且日夜忙碌，于是也派出日军化装侦察。两个人来到中兴路锡金公所抄门牌号码，一边抄一边探头探脑。

    “你们是哪里来的？”保安团的中队长杨俊出来问。

    两个人不回答。

    “检查！”中队长一挥手，两个卫兵一人一个，把抄门牌的人拖进房子，脱鞋搜查。

    “日本佬！”卫兵一看叉开的大脚趾头，“啪啪”地抽了他们几个耳光。

    抄门牌人低头承认了，一个是海军陆战队的小队长，另一个是步兵曹长。

    杨俊从日本人的身上搜出了笔记本，里面记录着“锡金公所”内有中国兵200多人，重机枪10多挺。

    “锡金公所”驻的是保安2团第2大队的重机枪中队。“七七”事变后，总团长吉章简召集大家开会，传达了四条规定：第一，军官家属立即回原籍；第二，所有官兵不得擅离驻地；第三，加紧训练，多打实弹；第四，官佐每人写好遗嘱，准备牺牲。传达完规定，南京运来了几万条麻袋，每天装运沙土，灌好沙袋藏在屋里，准备战事发生后垒起当掩体工事。

    重机枪中队的门卫是个便衣，但日本人还是发现了秘密。机枪手们面对两个日本侦探，你一拳我一脚地痛打了一顿，但不敢打得太重，打死人怕要引起外交纠纷。

    火药味越来越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