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为着向往阳光，为着达成它的生之意志，不管上面的石块如何重，石块与石块之间如何狭，它必定要曲曲折折地，但是顽强不屈地透到地面上来，它的根往土壤钻，它的芽往地面挺，这是一种不可抗的力，阻止它的石块，也被它掀翻。”

    著名作家夏衍的名著是诠释中国民营企业在贫瘠荒芜的土地上绝处逢生、无序疯长的最佳读本。1968年，在中国拉开改革开放序幕的10年之前，民营企业甚至企业绝对不是这个年份的主角。在“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文革”浪潮中，商业显得那么苍白。

    这一年，为了适应出口需要，上海牌照相机改用海鸥牌注册商标。正式宣布飞出上海，成为新中国照相机工业的标杆。人们对新商标“海鸥与上海有关，又有飞向世界含义”的称道并未持续多久，就被尴尬的现实打得措手不及，原来，海鸥是被西方人看不起的海鸟：它又懒又馋，老是跟随在轮船后面，抢吃船员倒在海里的残羹剩饭。虽然明知商标名称对海外宣传十分不利，该公司却又无可奈何，因为要出口就要用轻工进出口公司指定的商标。

    看来，在国际商业规则面前，青涩幼稚的中国企业还需要经受挫折和苦难的磨炼。这一年，中国成千上万幼稚青涩的年轻人高喊“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的口号“上山下乡”了。17岁的四川青年刘永好就是其中之一，两年前他曾作为红卫兵在北京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此时他正在成都市郊的新津县古家村这个没水没电、缺医少药、连一条完整的公路都没有的地方插队。在这个被老乡们称为“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刘永好一天的工分是1角4分钱。

    对于那些抱怨“种田赚不到钱”的不安分者来说，创业最大的风险并非复杂难懂的国际规则和穷乡僻壤的恶劣条件，而是不容触碰的国家政策：1968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打击反革命经济主义和投机倒把活动的通知》。要求“坚决取缔无证商贩和无证个体手工业户。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一律不准经营商业。”“国家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团体，非经当地主管部门许可，一律不准到集市和农村社队自行采购物品。”

    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代，“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一律不准经营商业”的年代，在南方的广东顺德，青年农民何享健迈出了创业的坚定步伐，美的艰难地诞生并开始野蛮生长了。万通董事长冯仑对“野蛮生长”一词的解释是：它并不是一种消极的生长，也不是不讲理的生长，而是内心的一股劲头，是内心的挣扎和抗争，是一种向上的力量。何享健当时的处境和感受，与冯仑的描述应该一字不差。

    1942年，何享健出生于顺德县北滘公社一户农民家庭。在26岁时创办美的之前，何享健的履历很简单：高小毕业后辍学在家干农活，随后到工厂当学徒，当工人，做出纳，到公社当干部。曾任顺德市委书记、市长的北滘人冯润胜比何享健小两岁，他说：“我们这一代人几乎都是初中生、高中生甚至小学生的学历，其实后来有机会补大专文凭，但我自己并不满意，因此放弃了。”

    1968年的广东顺德与大多数岭南的农村一样：一望无际的农田间包围着桑基鱼塘，香蕉树和龙眼树顺着田埂延伸到无尽的远方。土砖瓦房围绕着枝叶繁茂的老榕树形成村落，村口“抓革命，促生产”的大标语传达着那个时代的主题。

    何享健每天从周围插着红旗、墙壁刷满毛主席语录的北滘公社办事处进出，对批斗会和上街游行提不起丝毫兴趣。这位中等个头、脸盘宽大、目光炯炯有神的年轻人正为一件烦心事发愁：“乡亲们怎么就找不到一天6角钱的活儿？”与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大环境不同的是，顺德毗邻港澳，是有名的侨乡，人们日常闲聊的话题更多的是：谁的儿子在哪个国家做生意发了财，谁的女儿从国外寄回了一件新洋货……这里的人们知道怎样才能出人头地，才能过上好日子，他们习惯了低调、务实地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哪怕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是非主流的。

    一想到吃饭问题，何享健就坐不住了，他想办一个社办工厂，却达不到个档次，成立生产组相对要容易一些。只要能开工生产，叫什么名字生产什么产品都不重要，关键是要把生产组办起来。

    “找不到活儿就生产自救，要自救就创办一个生产组。”伟大的决定总是在朴素的逻辑中诞生的。1968年5月2日，何享健带领23位同样“蠢蠢欲动”的居民，以“生产自救”的名义开始了最初的创业。由于不可能得到政府支持，创业者每人集资50元后再通过其他途径多方筹措，一共集资5000元创业资金，正式创办了“北滘街办塑料生产组”，行政上隶属于顺德县北滘街道办。组长由何享健担任。

    就这样，在顺德北滘这个常人连“滘”字的发音都要查半天的边缘小镇，何享健和他的“企业”正远离“文革”的喧嚣，像拓荒牛一样埋头干一件可能影响他一辈子的大事。

    当然，何享健并不是1968年唯一一位吃螃蟹的人，至少浙江萧山的鲁冠球和江苏华西村的吴仁宝已经开始行动了。1966年，21岁的鲁冠球把全部家底——1150元钱盘点好，连同账本、印章全部交给大队，然后领回来一块公社大队农机修配厂的牌子，开始搞起了集体工业。1969年，高调学大寨的吴仁宝却抽调20人在村里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当时可千万不能让外面知道，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呢。”他的第四个儿子吴协恩回忆说，“田里红旗飘飘、喇叭声声，检查的同志走了，我们转身也进了工厂。为什么冒险搞工业？因为种田实在挣不到钱。”

    与吴仁宝以集体企业组织打造的华西村不同，何享健和鲁冠球创办的其实是自主创业型企业。虽然在资产或组织关系上社队企业属于公社或生产大队集体所有，但经营活动大多由“能人”掌控。也许创业的初衷是为了解决挨饿问题或者“挣工分”，但他们确实迈出了创业征途的第一步，哪怕是无意识的一小步。

    值得一提的是，1968年前后出生的六个人物日后将成为何享健的左膀右臂，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美的的发展轨迹，他们分别是1963出生的蔡其武、1966年出生的栗建伟、1967年出生的方洪波、黄健、1969出生的赫恒乐以及1971年出生的黄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