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意”火的时候，陈楚荣几乎不用再出门了。他雇了三个会计专门为他开票。这三个人每天键盘敲得噼啪响，可以说是日进斗金。可是在刚刚脱离魏俊武那阵，他还得亲自上阵，到各处拉买卖，也就是推销发票。他杀出外地的第一站是普宁，上那里去找周晓晴。陈楚荣漂泊天涯十来年，可谓朋友遍天下，但情分最深的也许就是周晓晴了。
周晓晴是普宁流沙镇人。流沙镇是普宁市政府所在地，虽然是县级市，但到底也是市，那么周晓晴也是城里人了。七八年前，陈楚荣在深圳贩海鲜时，曾经有过赔得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的经历。是同乡和同行的周松青慷慨解囊，不但给他回家的路费，而且当即拍给他6000元钱，让他再进一些货，以便起死回生。正是靠着这6000元钱，陈楚荣得以翻本又盈利，最后挣得一笔钱开起了饭馆。
做人不能忘本。陈楚荣刚富起来，就跑到流沙镇找周晓晴。陈楚荣开着车，穿得西装革履的，周晓晴差一点没认出他来。陈楚荣把周晓晴拉到华都饭店，两人推杯换盏，话旧说新。他不仅要用请客和送礼来报答他，而且还要给他生财之道 —— 让他与自己一起做“发票生意”。
就这样，在陈楚荣的示范和帮扶下，周晓晴踏上了罪恶的骗税之旅。
周晓晴干起骗税勾当后，又把黄文龙拉下了水。
黄文龙后来成为“807”税案要犯，被第一批执行死刑。
周晓晴和黄文龙的关系，与魏俊武和陈楚荣的关系颇为相似。只是周晓晴躲到幕后，自己不再出面，而魏俊武把陈楚荣推到前沿阵地后，自己一刻也没有停止活动。
周晓晴不但是城里人，其父母都是吃官饭的，母亲在一家外资企业服务公司工作。与陈楚荣相比，周晓晴的心更高。他一直在寻找出人头地的机会。他急，他母亲更急，儿子已经快三十的人了，连老婆都没讨，何谈立业呢？当周晓晴向母亲要钱，说要办公司用虚开发票办法挣钱时，其母且喜且忧。喜的是，这也是一条发财路，别人干得，咱们为何干不得？忧的是，她知道这是犯罪，是犯大罪。她没有马上答复儿子，而是先到机关里打听。后来知道这都是政府暗里支持的事，她心一横，就答应了儿子的要求。为了把事情做好，她决定亲自出马，与儿子在大风大浪里一起搏击。她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帮助儿子把公司升级成自营进出口公司。
母亲的责任是养育孩子，不仅是身体的，更是心灵的。应该教会孩子辨别真假美丑，善恶是非，引导孩子做一个有理想、有抱负和道德高尚的人，最起码也应该是一个遵纪守法、自食其力和无害于社会的人。但她却是个例外，为了孩子过上“美好生活”，她可以不择手段，拿孩子的命做赌注。这样的母亲，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据说，她之所以敢让儿子这样干，是请人算过命的。算命先生说，周晓晴将大富大贵，但前提条件是敢于闯荡，如果躺在家里，不但不能富贵，而且还会重病缠身。于是，她就把周晓晴放出去了。
她信佛，被专案调查后，还发生了这么一档子事。纪检干部刘崇善说：“她被送到东山后，揭阳方面派几个女公安看守她。奇怪的是，她见了人就双手合十，像和尚那样给人作揖，嘴里还念念有词。因为公安怕她自杀，要求她把挂在脖子上的小玉佛交上去。她说，摘了玉佛她就会死去，死活不肯摘，公安就来找我。我到那儿后，她还是那个说法。我说，今天一定要把你的玉佛摘下来，这是纪律，我们要保证你的安全。如果摘了后你真的死了，我替你偿命，你可以拿纸条写下来。最后没办法，她只好摘了玉佛。”
她平时在机关是不是这样，我们未作调查。
她信了算命先生的话，为儿子办公司铺路。但当儿子的公司在流沙镇火起来，开始大把大把进钱的时候，她倒有些不安了。古人说，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只有小学文化的她不会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但她知道这个理儿。事儿太顺了往往会令人生疑，因为谁都知道天上不会掉下馅饼来。本来一个月也就挣一两千元，如今可好，钱都能用簸箕撮了，让人反而觉得有些不现实。她后来说：“人像电影中似的，飘飘然，着不了地。”她当时50多岁，因长得还算俏丽，每天都要拾掇拾掇，但这几天，她突然没了心思，觉得有点害怕了。自己倒没什么，年已半百，家也打理出来了，即使到牢里蹲几年也没什么。但孩子还小啊，至少还没有成家，如果有个好歹怎么办？这些天，她有些慌了。怎么办？与同事商量，他们说这种事也许能做，也许不能说；与男人商量，也没有什么结果。男人是个没主意的人，他是没有胆量支持家人做这种事的。她突然想起了女儿。何不听听她的主意呢？在他们家，女儿的地位最高，因为人家有文化，是大学生嘛。
“干不得！”正在大学学法律的女儿给母亲、兄长当头泼了一盆凉水，“潮汕骗税的很多，我也关注过这事……据我所知，虚开发票，数额大了，还要判死刑哩！”
“当真？”她眼睛瞪得大大的，“那……那就不能干了？”
“你们真糊涂，这种事能干吗？亏你还是干部哩。”
“那怎么别人都在干？”
“别人干你就让他干，关你什么事？”
“别人干就让他去干”，女儿的这句话倒给她一个提醒，能不能找一个人当“托儿”，自己在幕后操纵分钱哩？
她决定走中间路线，自己不完全退出，而既可分钱又可规避法律风险。
这个“托儿”就是黄文龙。然而黄文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托儿”，而是真正参与其中，并站在前台表演的人，是个台柱子。
这一天，周晓晴把黄文龙请到了家里。
周晓晴与黄文龙是中学同学，也是最要好的朋友。两人都曾参加高考，结果都名落孙山。两人还有相同的志向，那就是先立业后成家。两人毕业后都闯荡了多年，虽然也都挣到了一些钱，但都没有发财。
虽然黄文龙有半年没去他家了，但这次去却发现他家变化大了。客厅铺的是锃亮的地砖，大沙发豪华而气派，背投占了半个墙壁。正羡慕间，房间里翩然走出一位个子高高的女孩。周晓晴向黄文龙介绍，这是他的女朋友，姓韩。过去，周晓晴与黄文龙经常在一起谈起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女人，没想到，他还真找到了一位中意的女人。
令黄文龙不解的是，过去与自己也是一样的穷光蛋，今天怎么突然这么富了？而且骗到了这么个大美妞。
周晓晴母亲也走过来，在黄文龙的斜对面坐下，关切地说：“晓晴啊，你得帮帮小黄，你们俩是同学，不能光顾自己。”
周晓晴说：“我是想帮他找，但人家长得那么好，我身边实在没有合适的人啊。小韩，你们公司有合适的吗，帮人家看看。”
“一定的。”小韩莞尔而笑，黄文龙觉得她的笑很迷人。小韩接着说，“不知你是什么条件？”
“我……我先不找呢……”
小韩问：“为什么？”
“我现在条件不好。”
蔡说：“你的条件多好啊……钱可以慢慢挣嘛。”
黄文龙现在心里不好受，除看到别人的女朋友心里酸酸的外，就是为自己挣不到大钱而焦急。黄文龙心想，有了钱，一切都会有的；没有钱，一切都是空谈。
周晓晴已经看出了他的心思，知道他目前最紧要的是能挣到钱，以改变自己的地位，就说：“文龙啊，你别急，我过去比你还急，但急一点用也没有。后来我不急了，一切都有了。”
黄文龙知道他说的一切都有了是指两件事，一个是钱，一个是女人，就想问他最近靠什么发了财。但看屋里人多，又觉得不便问，就相互间说了些闲话。
周晓晴就是要达到这样的效果，让他着急，他越急就越能办成事。这是周晓晴希望的。
黄文龙带着对周晓晴如何发财的谜团回去了。他原想过几天再找个机会问问周晓晴，他到底靠什么发了财，能不能拉老同学一把，但又觉得不妥，人家要是有心，就主动告诉你了。
一晃已有月余，黄文龙努力想把那天的事忘掉，但小韩的笑靥，总浮现在眼前……
如果说个人条件，黄文龙比周晓晴强。黄文龙是1.82米的大高个子，长得一表人才，而且学习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篮球打得又好，闻名校园。高中毕业时，汕头大学到黄文龙所读学校挑打篮球的，可惜黄文龙已经帮人搬货去了，失去了因此改变命运的机会。因为是苦出身，所以黄文龙还不怕吃苦，但他不甘心靠苦力挣钱。于是，与陈楚荣一样，他走南闯北，一直在寻找发展的机会。但机会是碰到的，不是找到的。如今，周晓晴找到了挣钱的机会，他会不会帮自己一把呢？
电话来了，周晓晴约他去打球。上学的时候，两人是球友；毕业后，也经常在一起打球。只是以后各奔东西，一起打球的机会很少了。周晓晴这时约他打球，黄文龙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球是在学校打的。打完球已经快中午了，周晓晴说到他母亲单位吃饭，就把黄文龙拉上了。他们来到普宁市外经委。上了楼，黄文龙见到一个门上挂着“贸易部”的牌子，进去之后，见到里面有两张桌子，一张桌子空着，一张桌子前坐着周晓晴的母亲。她笑盈盈地迎接黄文龙，给黄文龙沏了上好的茶。不一会，她要带他们到下面的馆子里去吃午饭，黄文龙不去，说我们就是到这里来吃工作餐的。她为他们俩打来了饭。三个人一边吃一边聊。大家先是扯了一些闲话，后来说到周晓晴开了一家公司。她就说：“小黄是你最好的同学，你就拉着他一起干吧。”
周晓晴说：“那要看人家愿不愿意啦。”
“我现在穷途末路，还有什么愿干不愿干的？”黄文龙放下手中的筷子，半带责怪的口气，“苟富贵毋相忘，我记得毕业时你是说过这句话的。”
周晓晴不服地说：“你心高嘛，我干的事不知你看得上看不上呢。”
黄文龙有些认真起来，说：“你现在在干什么呢？”
“刚开始时是开发票，”周晓晴说，“后来嘛，我们就做起了出口生意，因为我妈这块很熟。”
“出口生意？”黄文龙眼神里显出惊讶，“这玩艺儿怎么搞？我可不懂。”
“没关系。”周晓晴说，“这出口生意听起来挺玄的，但真正做起来也没什么。”
黄文龙一脸的疑问：“那怎么挣钱呢？”
“挣的是出口退税的钱。”
“什么叫出口退税？反正我一点也听不懂。”
“听不懂没关系，”周晓晴说，“做起来就懂了……说得简单一些，就是自己拿钱垫进去，等到退税就有的赚了。”
周晓晴母亲插话说：“小黄，做这生意是有风险的……你可得有思想准备。”
“风险我倒不怕，”黄文龙回答得很干脆，“做生意哪有不冒风险的。”
她显得非常认真：“这不是一般的风险，以后让晓晴慢慢跟你说。”
这天之后，他们又进行了一系列实质性接触。谈好周晓晴与黄文龙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两人各出资50%，利润也平均分配。周晓晴的母亲为公司出口协调关系，但不取酬。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黄文龙挑头出任，因为这样有利于她在外围活动。要是为自己儿子办事，就不好说话了。
被捕后，黄文龙方意识到事态严重，知道是周晓晴母子设了圈套，让他当了炮灰。
讯问笔录
时间：2001年5月10日
地点：揭阳市第二看守所
犯罪嫌疑人：黄文龙
……
问：周晓晴和他母亲如何拉你参股经营“大兴实业公司”的？
答：在1998年，有一次我到周晓晴的“大兴实业公司”闲谈时，周晓晴告诉我：“现在虚开税票和出口退税的生意有钱赚，你有没有兴趣，我俩合股一起干，开票和做退税的本钱我和你各出一半，利润各分一半。”我当时告诉周晓晴，做开票和退税的生意我不熟悉，要考虑一下，后来周晓晴又向我说起几次，周的母亲也鼓励我与周晓晴一起合作。最后，我答应了，并与周晓晴谈妥各出资150万元。
问：自大兴公司获得进出口权后，共以这种手段骗取多少国家退税款？
答：大兴公司共以这种假出口、虚开的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2100多万元。
问：你和周晓晴从中非法获利多少钱？
答：我和周晓晴从中获利400多万元，扣除公司费用及请客送礼、行贿用去约180万元，实际获利约280万元。这280万元，我和周晓晴又重新投资购买报关单，用在购买黑市外汇（和）虚开增值税发票上。这些资料已经齐备，准备向国税局退税，而且这280万元的利润，也包括公司的下属企业开票的获利。利润我和周晓晴都没有拿到。
问：你和周晓晴在大兴公司是如何分工的？
答：大兴公司的日常工作，人员安排主要是我负责，有时周晓晴也参与公司的管理，公司的资金由我和周晓晴各负责一半，利润各分一半。
这时的黄文龙后悔了，后悔当了炮灰，但他过去并不这样想。黄文龙把骗税当做自己的事业或者产业。在获得400多万元纯利后，黄文龙与周晓晴一分不花，全部投入到“再生产”，真想轰轰烈烈地干一番。
黄文龙是个胆大的人，不像周晓晴那样小心谨慎。黄文龙认为，人生就是赌博，你下多大赌注就有多大收益。如果你不敢冒险，那你就到街上开一家面馆算了。当法定代表人风险确实要大一点，但为这事推来推去，就做不成事了。再说，人家的摊子已经起来了，就等着点钱了，你总得投入吧？不投入风险，你投入啥？
黄文龙想明白了，就将“普宁市大兴实业公司”进行了变更登记，黄文龙成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一干起来，黄文龙就知道如何做“出口生意”了。刚开始觉得繁琐一些，渐渐就熟练起来：首先向外汇管理局申领“出口核销单”，接着“组织货源”，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就到海关领取“出口货物报关单”。为了证明你真的有货发出去，还得有人从境外往你的账户上打外汇。当然，这个外汇是要你提前汇出去的。收了外汇后，就可以从外汇管理局拿到“出口收汇核销单”了。至于“专用税票”，只要拿钱到税务局预缴税款就行了。
等把申请出口退税所需的“两票两单”—— “增值税专用发票”、“专用税票”、“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收汇核销单”—— 一应俱全了，接下来，就可以拿着这些单子到普宁市国税局申报出口退税了。
因为这一切都是市场化运作，本来非常困难的事，在这里变得并不困难了。就像眼下你要办一个假证、刻一个假公章一样，只要打一个电话就行了，除了出钱，你一切都不用管了。当然，潮汕的骗税分子不会把联系电话写在马路边上的大墙上，但入了圈后，要找这些人不是什么难事。这里有人给你提供“一条龙”服务。
在潮汕，一些生意人不问白道黑道，不问过程，只问结果。您买了车，盖了楼，你就是爷，至于钱是怎么来的，无人过问；您老老实实，安分守己，或者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但如果身上没有钱，照样会被人笑话。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里却不问道。于是，更多的人把目光瞄准在如何聚财上，至于用什么方法聚，则鲜有人问。于是，那些在其他地区认为违法而不能干的事，或者至少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干的事，在这里可以放心大胆地干，缺什么可由市场解决。
在黄文龙穿行的市场中，最核心的“中间人”有两位。一位是报关行的许樵工。因此人长得一头鬈发，跟他来往的人都叫他“鬈毛”。黄文龙与鬈毛商定，大兴公司的出口货物，由他办理相关的海关报关手续。黄文龙付给他佣金，鬈毛则保证报关单没有问题。双方谈好的佣金为“出口”1美元货物付0.16元人民币。如果鬈毛拿来的报关单是1万美元，黄文龙就要支付鬈毛1600元人民币。
另一位人物是与黄文龙同村的陈钦忠。陈钦忠因为个子矮，大家背后叫他“陈矮子”。陈矮子已经移居香港，他的角色是负责外汇方面的事情。陈矮子以香港公司的名义，向黄文龙提供盖好章的空白购销合同，然后再从香港向大兴公司汇来“购货”的外汇，以此造成大兴公司有货物出口的假象。而黄文龙则在得到出口核销单的同时，把买外汇的钱和佣金提前汇入陈矮子指定的账户。这里的佣金，就是黑市美元与人民币的价差，如果汇入时黑市美元是1美元兑换9元人民币，而正常的美元牌价是1美元兑换8.30元人民币，那么陈矮子汇入美元时，黄文龙就得付给陈矮子0.70元人民币。
黄文龙后来在接受工作组调查时说：“以我公司出口1美元货物计算，大约可以从税务局领取到1.35元人民币的退税款。但这些钱我不能独吞，需付给负责出口报关的鬈毛人民币0.16元，付给陈矮子调美金手续费人民币0.70元；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每出口1美元货物需付人民币0.37元。以上3项共须付费用1.23元。扣除这3项费用，每出口1美元，我公司可获人民币0.12元的利润，不到总利润的10 ％。”
不管黄文龙说的是不是实话，但围绕着骗税的“大生意”，确实先后有工商、税务、海关、外经贸、外汇管理、银行等部门的人一起参与。这样，国家税款就成了一块唐僧肉，你来切一刀，他来割一块，只要自己能得到好处，哪管国家受多大的损失。
一条龙作业和网络化服务，为黄文龙骗税走上“快车道”创造了条件。黄文龙及其同伙们可以不费什么力气，就把各个复杂的程序走完，把各个过节打通。为了多办企业，多领票，多骗税，他们从附近的老人、残疾人，或者村里的农民手里弄来身份证，登记注册多个公司。商贸企业向税务部门领购增值税发票后，虚开销项给供货企业，用于自己抵扣的进项则用假发票来抵充。这就是当地普遍存在的“洗票”现象。通过“洗票”，商贸企业假的进项票，出去后变成了真票。下一步，就是供货企业再虚开给出口企业，最终由出口企业申报办理退税。这样，黄文龙们就走完了骗税的全部程序，把国家税款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入道不几天，黄文龙的腰包就鼓起来了，身上行头换了，摩托车也不骑了，房子也看好了。但是最令他企盼的还是讨一个好老婆，就像周晓晴那样，不仅自己悦目赏心，而且出门也能给自己撑门面。
“咚咚咚……”门被轻轻敲响。当黄文龙拉开门迎上去后，他怔住了，站在门口的竟是小韩。他朝她的身后看看，没有别人，顿时明白了。他的心狂跳起来……一切来得太突然了，他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进……进来吧……”他这才发现，自己在门口已经挡了人家半天了，“坐下，坐下，我给你倒水……”他有些手忙脚乱，倒是小韩要比他镇定得多：“不用倒水了，我是路过这儿，顺便上来看你一下，你有两星期没上晓晴家去了？”这时，黄文龙才渐渐平静下来：“是的，我最近一直在为公司奔忙。”
黄文龙这时才有心思细细打量她，小韩秀发飘飘，卷曲的发梢如幔般搭在柔滑的肩膀上，那双眼睛水汪汪的，很动人。外貌虽不是无可挑剔，但也算出类拔萃了。
说一些闲话后，双方就不再拘束。
黄文龙给她讲闯荡世界的故事，都是些趣事、逗事；而小韩也讲她公司里的事，说她喜欢有魄力的男人，喜欢心眼宽的女人。
聊着聊着，就到了午夜。这一天，黄文龙觉得很甜蜜。
只隔了两天，小韩又来了。黄文龙感觉到她是个敢爱敢恨的女人，是一个活泼大方、充满激情的女人。这一天，黄文龙说话也就更随便了。他又给她讲闯荡世界的故事，不过扯得比前天远了一些。他说他走过私，十四五岁的时候，就跟着大人到汕头走私，不止一次被缉私警抓去，但很快就被放了；还上深圳倒过服装，在批发市场一不小心被人偷了钱，连回来的路费都没了，不得已，只得又去偷别人的包，找回了损失；还做过好事，他们村的一户人家仗着兄弟多，动不动欺侮人，一天还打了一位做生意的外乡人，他看不下去，当晚用老鼠药将他们家的两头猪全毒死了……
“那还是好事哩？”小韩笑得掉出了眼泪，“现在不干这些事了吧？”“现在不干了，年纪大了嘛。”“年纪大了？你不就28岁嘛。”“你怎么知道？”“你是晓晴的同学嘛。”“噢，我糊涂了。”黄文龙说，他现在是一门心思做生意，等赚够了钱，干脆移民海外，舒舒服服过日子。黄文龙怕她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干什么，就问她：“你知道我在做什么生意吗？”“知道，不就是做出口生意嘛。”“你说对了一半，主要是为了退税。”“我知道，就是从税务局领钱。”黄文龙不知道她到底知道多少，但又不好细问，就打住了话头。
小韩回家后，黄文龙才想起怎么向周晓晴交代呢？人家把你领进了生意场，你却抢走了人家的心上人。
事情比预料的要好得多。周晓晴表现出少有的大度，从容地接受了这个现实，不见有埋怨的话。也许不是黄文龙从周晓晴那里夺走了女人，而是小韩主动找的黄文龙，因而周晓晴没有理由怨恨他；也许是为了与他能有不寻常的合作，不能因为女人而坏了轰轰烈烈的“事业”。
黄文龙在生意场和情场之间奔走。
他的“两票两单”都要花钱买，但买增值税发票他觉得不值。他觉得搞增值税发票并不难，只要自己再有一些实体，然后打通税务局的关系就行了。于是，黄文龙又成立了8家公司，专门给自己的大兴公司开票。这些企业当然都是虚假的，场地、设备、人员都是没有的。虚假公司怎么可以注册呢？在这里，几百万、几千万的税都轻而易举地可以骗出来，注册些空壳公司几乎是小菜一碟。
要开发票就得自己去打通税务局。擒贼擒王，搞关系得先把那些头头脑脑搞定。黄文龙知道，在检察院上班的好朋友周松青认识市国税局局长赖春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