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森说：“这是大事，我必须去，今天20个，明天就有可能40个，后天就有可能80个，都倒下了，谁做事！我是这里的负责人，必须承担这个责任。”

    晚饭后，马森在迎宾花园周围的空地上刚走了一圈，就急匆匆往楼里赶，他要准备明天上午开会的材料，调查取证和嫌犯的抓捕，成了他肩上的重负。

    马森的鼻子有些发酸。他板着面孔，用命令的口吻对那些希望留下来工作的组员说：“这是工作组的决定，不管你有没有意见都得执行！”

    马森急道：“这哪儿行啊，我跟他们说去！”

    的确，从实施隔离措施的第二天开始，新发病人数一天比一天少，到第六天，新发病人数终于为零了。老病员也渐渐康复。一场来势凶猛、可能严重削弱工作组战斗力的毒魔在最短的时间内被降服。

    一些人虽被隔离，但心却在工作一线。我们的采访本上有胡杨的这么一段话：我们几个得了流感后，都被隔离在一号楼。虽然不用再熬夜，但心理压力却更大。这个压力体现在迎宾花园一楼过道的工作进度表上，那上面每天显示工作进度。比如，一个组管两个乡镇，共有200户企业，你查了多少户，查出多少假企业，都在上面有所显示。工作组成员吃饭来去都经过这个过道，都能看到这个工作进度表。这些同志虽说来自四面八方，但大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思想上进，业务突出。大家都暗暗较劲，都愿意为“807”多做点贡献，哪个组都是拼死拼活往前赶，恨不得每天都高居榜首一路领先。如果有病得封闭起来，一封闭就干不成活了，不但自己小组的工作会受到影响，而且自己的工作还得别人替你完成，那么速度自然就会降下来，工作就会落在别组的后面，这样自己的心里就不好受。我有这样的心理，其他人也一样。有人说，社会是一所大学，我觉得“807”是一所最优秀的政治大学。它让我知道了什么叫拼搏，什么叫奉献，什么叫无私和忘我。

    马森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工作组的家难当啊，大到方案制订，小到生活琐事，哪一个环节也不能疏漏。正因为领导决策得当，思虑周密，“807”才打了胜仗，向国务院交了满意的答卷。

    病员被送到旁边的专家楼后，马森立即与市政府联系，要求汕头有关医院派医生到工作组驻地给这些病人治疗。市政府十分重视，立即与市卫生系统联系。到晚上11点，医院来了人，一些重病员马上被挂上了吊瓶。

    小雨刚过，地湿漉漉的，草绿汪汪的，蜜蜂在花团里飞来飞去，嗡嗡地叫着，空气里弥漫着花草的芬芳……

    贺全福说：“我劝他们停止工作，接受治疗，可他们不听，说活儿没干完，不能离开岗位。”

    马森还嘱咐要把病员房间的窗户打开通风。同时，对没有得病的人进行体温检测，发现体温异常立即隔离治疗，对食堂的餐具实施严格消毒。

    9月的潮汕有些热，有时又十分凉爽。

    贺全福说：“是的，而且得的人很多，一天比一天多，眼下有30来个了。”

    马森看韩秋的神情有些严肃，就问：“怎么，是流感？”

    第二天，市防疫站的同志也来到迎宾花园，对楼内的房间进行了消毒。防疫站的人说：“你们采取的隔离措施既正确又及时，否则流感完全有可能大面积蔓延。”

    马森立即问：“采取措施了吗？”

    韩秋说：“谁会想到，呼啦一下就那么多。”

    前后用了一个小时，马森把所有病员动员到了专家楼。这么长时间在病员的房间滞留，韩秋和贺全福真为马森捏一把汗。

    马森知道大家都坚守着岗位，很多人还在开夜班，但到各屋一看，受到的触动更深。房间里资料堆得小山似的，桌上、床上、地上满是资料，都没有下脚的地方。组员们坐着的、蹲着的都有，都在不停地翻阅、核查着资料，好人这么干都受不了，何况都是发着高烧的病人。也许是忙晕了，大家想不了那么多，于是有病和没病的住在一起，有不少房间的窗户还紧闭着。马森感觉到这太危险了！决定由贺全福列出病员名单，马森一个个房间敲门，一个个人落实，要求他们立即到旁边的楼里接受隔离治疗。马森的神情是严肃认真的，态度是坚决而不容置疑的。尽管这样，很多人还是不愿意离开工作岗位。有一位病人开玩笑说：“我们要干活儿，我们不愿被‘双规’！”此情此景，让马森很受感动。正因为有了这些同志们的无私和忘我，忠诚与执著，工作组才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辉煌战果。

    马森回头一看，跟上来的是韩秋和综合协调组副组长贺全福，就问：“有什么事？”

    马森说得对。这流感在迎宾花园传播刚3天，第一天发现时四五个，第二天十几个，第三天就20多个了。如果继续下去，后果不堪设想。马森立即吩咐贺全福，征用旁边的专家楼，把病员送到那栋楼里隔离治疗。

    韩秋与贺全福坚决不同意马森去病人的房间，怕他万一传染上了流感，工作组这么一大摊子事，谁来撑着。

    马森睁大了眼睛说：“那么多，怎么不早告诉我？”

    韩秋说：“马司长，有不少人感冒了，可能是流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