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政策已定。现在，该轮到国民政府出牌了。
说到20世纪30年代前半的中日外交，就不能不提到蒋作宾这个名字。
从照片上看，蒋作宾有着一幅很福相的面庞。他不但是民国时期的政要，还是著名的居士。蒋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1905年即加入同盟会，是老资格的国民革命者。辛亥鼎革后，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陆军部次长，而当时的陆军部部长是黄兴。1929年，时任中国驻德公使的他，代表中国政府出席日内瓦国际联盟裁军会议，在会上，他一改国联多年只使用英、法两种语言发言的惯例，庄严地用带着湖北口音的国语在讲坛上发言，引起外国舆论的称赞，汉语遂被定为国联正式使用的语种之一。
蒋作宾在欧洲的表现，足以证明他是堪当重任的外交人才。1931年8月，蒋改任驻日本公使，一直到1935年底。此间，中日两国使节升格为大使级，蒋作宾成为首任驻日大使。
蒋作宾在日本的四年，正是中日关系波诡云谲的四年。在这四年中，包括日本政府在内的中日双方政府所有的和平努力，都归于破产，中日两国最终走上了战争之路。国民政府始终都想回避与日本的战争，因为它既没有与日作战的实力，更没有与日作战的勇气和胆识。所以，争取最后一丝希望以避免战争，就是国民政府赋予蒋作宾的艰难使命。
9月9日，新任驻日公使的蒋作宾离开上海前往东京赴任。当时，中国人去日本基本上都是乘船从上海出发，途经汉城到达日本，得半个月到20天。可是，肩负重要使命的蒋作宾，却没有从海陆径直东行，而是一路北上，在天津港登陆后来到北平，会晤时任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的张学良。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会晤，而是因为“日本对满蒙问题有急进态势”，蒋作为中央政府的代表，要向对东北局势最有发言权的少帅问策。
此前，张学良对东北时局以及中日关系已多次表明过自己的态度。早在7月6日，张学良在给东北政务委员会的电报中说：“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本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这封电文表达了三个意思：第一，东北局势危急，战争一触即发；第二，我们打不过日本，战争结果只能是对我更加不利；第三，为今之计，只有力避冲突，在国际公法的架构内解决问题。显然，张学良认为尽管局势严重，但还有通过外交手段转身腾挪的空间。
张学良的态度是有代表性的。7月12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表示“此未对日作战之时”，13日，时任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也在致张学良的电报中，以一个老国民党的身份说道：“中央现以平定内乱为第一，东北同志宜加体会。”
显然，国民政府的要员们并没有对日本内阁在前一天的决议产生起码的警觉。
乐观使人心情释然。听了张学良的看法，蒋作宾似乎觉得轻松了一些。
三天后，在与北平的记者们见面时，蒋作宾面带笑容地向焦虑的记者们说道：在我们南方，对中村事件似乎没有你们北方传得那么邪乎，你们要注意舆论导向哦！并表示中村事件是完全可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的，中央对此亦无须做出任何特殊的训令，只待本人到日本后，当可迅速解决，事态决不致扩大。
此后，蒋作宾又逶迤北上，取道东北和朝鲜去日本。沿途，他不断与驻当地的日本外交和政商人士会谈，作了一路的调查研究。他所得到的信息是，所有人都以为目前局势堪忧，希望早日解决悬案，以免为日本军方激烈派有所借口。不料，蒋刚到汉城，就传来事变的消息。
寄希望于外交努力而力避冲突，这是当时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底牌。但这张底牌还没有打出来，就已注定要输掉牌局了。
1931年底，若首相因为“摆不平”由九一八事变而引发的危机而黯然去职。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以《不听从命令的军队》为题，对事变后日本军队对内阁的决定置若罔闻诉苦道：“内阁部长制定出关于不扩大事态的方针，交陆军大臣将此方针下达给满洲军，但满洲军却仍不停止前进。”可诉苦归诉苦，后来日本内阁不但“追认”了日军未经批准的军事行动，还连“不法”军事行动所需的军费也一并批准了。军队先斩后奏，造成既成事实后再由内阁来“补盖公章”对这种日本对外政策的实际操作模式缺乏必要的认知，正是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致命伤。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实行所谓的君主立宪制，天皇成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而由首相领导的责任内阁，才是决定日本大政方针的中枢。可事实并非如此。日本内阁其实是管不着日本军队的。
早在1872年，日本就对军队的最高领导机关实行了改革，废除了原来的兵部省，分设陆军省和海军省。不久后，在陆军省内设立了参谋局，这就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前身。1878年，只过了短短的四年，陆军参谋本部就从陆军省中独立出来，直隶于天皇，而并不受政府的统辖，成为掌管用兵作战的最高军令部门。凡属军令事项，皆由参谋本部的最高长官——参谋总长策划，最后上奏天皇裁可。参谋总长甚至可将经天皇裁可的军事行动，直接下达给政府中的陆军的最高代表——陆相亦称陆军大臣去执行，根本无须经过首相。而政府中的陆军省，则成为所谓的军政机关，行使后勤保障职能，说白了，就是管陆军的吃喝拉撒的。后来，相同的机构改革又发生在海军身上，军令部同样从政府中独立出来，成为最高的作战指挥决策部门，直隶天皇；而政府中的海军省则成为带有后勤保障性质的军政部门。
这样，日本陆海军的最高指挥决策权，都从政府中游离出来，形成了在对外事务中更具发言权的所谓“军部”。
国民政府把避免与日本一战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与日本政府打交道的外交管道，可日本内阁在对外的军事行动上，原本就是说了不算的——这幕沉甸甸的历史讽刺剧，注定了国民政府的必输之局，它不但输掉了大好的白山黑水，也差点输掉了华北。
而当时，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必然性，还远远不止于此。
20世纪20年代，是日本政党内阁的鼎盛时代。文官出身的政治家们，在一个个政党政治集团的支持下，在政治舞台上显然更活跃了，说话也更有分量了。他们一般受过良好的教育，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尤深。在国内事务方面，他们大多主张保障公民自由，实现更大范围的民主；在国际事务方面，则反对轻易诉诸武力，而更倾向于在寻求利益一致性的前提下的“协调外交”。
相形之下，那些原本的“帝国骄子”——职业军官们，则有向隅之感。日本军队内的“精英分子”不能漠视军方地位的沉沦。1929年，以所谓“陆军三杰”——冈村宁次、小敏四郎、永田铁山为骨干的“一夕会”，得到了壮大，河本大作、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这些日后在中国东北翻云覆雨的“高手”，都出现在了名单中。1930年，参谋本部的桥本欣五郎中校，又成立了一个法西斯军人的秘密组织——“樱会”，成员大多是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的陆军中央部军官，到1931年春，会员居然发展到150多人。
“一夕会”和“樱会”都指责政府对外软弱，主张改造国家，建立一个以天皇为中心的强硬政权，以“伸张国势”。但他们也有分歧：前者主张“外先内后”，主张先解决“满蒙问题”，再乘势改造国家；后者主张“内先外后”，用桥本欣五郎的话说，就是“外部问题当然需要处理，但现在这样软弱的以政党为基础的政府并不能处理外部问题，所以，如不通过内部改革建立起强有力的政府而急于外政，就不可能进行改造。”
“樱会”在行动。1930年10月，军部以滨口内阁批准《伦敦海军条约》“侵犯统帅权”为口实，攻击政党内阁。11月4日，滨口首相被一日本右翼青年刺伤，首相之职暂由外相币原喜重郎代理，日本政局动荡不稳。桥本欣五郎等“樱会”骨干遂在一批陆军中央部军官的支持下，计划于1931年3月20日发动政变：先是动员民间右翼势力制造混乱，然后以保护议会为名出动军队包围议会，迫使内阁首相辞职，建立以陆相宇垣一成大将为首的新内阁。这就是所谓的“三月政变”。可是，这个计划却受到了冈村宁次、永田铁山等“一夕会”干将的反对，后来，原本支持政府的宇垣一成大将也畏缩了，“三月政变”遂告流产。
“三月政变”的流产，促使日本军部把注意力首先放在解决“满蒙问题”。中国的东北，撞在了日本新军阀对外扩张的枪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