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香港，这个社会，这堆儿人，让我“感动”的地方比比皆是，种种“感动”之中肯定有“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的新鲜，也有突然一顿“文明大餐”，让我这个饥渴者一时吃不了，还打了包，撑得到处显摆，浮想联翩。不过香港虽说是南中国最边远的一片海岛，一百多年来一直受到西方思想和伦理道德的冲击，但是这里的“同胞”对东方、对民族却怀着强烈的“体己”意识，这一点过去我没想过，好像从来也没有指望过。

    2006年年初，我再次受命采访香港一位并不算“大富”的富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曾宪梓。曾先生，内地人对他的印象最早就是“金利来”，我对曾先生也只是熟悉“金利来——男人的世界”那句广告。但是后来到了香港，偶然看到一本书，写曾宪梓的传记，便随手翻开看了一晚，这一看才明白“金利来”在香港原来并不算什么顶级的大名牌儿，曾先生也不属于香港最有钱的那一类人，可是这位从小生长于广东梅县的客家佬，几十年来对祖国的支援，特别是他一生一世怀抱着的“感恩”情怀，让人敬佩——

    上个世纪50年代，内地经济还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曾宪梓自小家贫，父亲又过早辞世，年龄已经很大了，还因为交不起学费、买不起书而没有学上。“当时县里下乡来的干部看到了我非常渴望学习，脑子也不笨，就说服当地的学校免费接纳我读书，这样我上高小的时候，个子比班里的其他同学都整整高出了一头。”

    曾先生在采访时告诉我，他这一辈子之所以没有成为文盲，是家乡领导救了他，是党和国家一路栽培了他：免费让他上小学、上中学，后来又一直免费让他读完了大学。所以曾先生不能忘记祖国。

    1963年，曾宪梓大学毕业后刚刚在内地工作了一年，叔叔在泰国需要他前去继承事业，也继承部分遗产，曾先生答应了。他告诉我那一年他来到深圳，经过罗湖口岸离开祖国，临行前举目最后一眼看到的就是飘扬在罗湖口岸上的五星红旗，当时他的心就被狠很地剜了一下，这一剜，使曾先生懂得了什么叫内疚，想到了祖国一路把他培养成人，但是他自己刚刚毕业，还没有来得及为国家做出过多大的贡献，就带着全家老小客走异乡。那一刻他用手捂住渗血的心，转身面北，向苍天发出了一句铁的誓言。

    不到香港我不知道，半个世纪前香港本地人口其实数量并不多，现在大约2/3的永久性居民，其实也都是当年从内地迁徙过来的老移民。很多香港“同胞”直到今天对内地还怀着强烈的“体己”意识，那是他们的根，他们的血脉源头，因此华夏民族他们认，不可能不认。

    我的女儿在我到香港常驻后曾经来港看过妈妈，有一天她给我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妈妈，香港有这么多的富人，这些富人都是怎么富起来的？是不是都继承了遗产？”我笑女儿，但实际上自己也才知道不久：香港今天数不过来的一片富翁，他们当中绝大部分都不是靠继承遗产，都是早年白手起家，靠自己的艰苦创业，拼死奋斗。曾先生1963年去到泰国后，叔叔有遗产，但是他没有继承，不愿意因为分家、分钱闹得叔侄弟兄一下子就没了亲情。他是凭仅有的6000块钱港币，带着一家老小来到了香港，在香港靠手工制作领带把三个儿子养大，把自己的“金利来”名声打出去，然后才加入了“富人”的行列。

    谁会想到曾宪梓初来香港时租下的一间领带作坊只有不到十个平方米？

    谁能相信为了养家，曾先生披星戴月，每天挑着担子走街兜售，很多年夜里做领带，白天出去卖，每天不卖出6打、赚够50块钱，即使月亮都合眼他也不能回家？

    那天采访曾先生，老人家毫无掩饰地对我说：1972年以前，他理解成功就是要首先对人坦诚。开始在地摊儿，他想请人给他匀出一小块地方，让他卖领带，只能和大爷、大妈说实话，说卖不出去多少条领带，第二天我一家老小就没米下锅；后来为了能让当时有名气的大商家看上他的手工产品，大佬们在船上聊天、打牌，他就在一旁看茶、递烟……

    今天香港真正的“大款”，没有一个创业时身后不留下了一连串的坎坷与心酸，然而人们从苦难中爬出来，有的视财如命，吝啬小气，有人却不忘点恩，体恤天下。香港富人属于后者的居多，这一点我不知道为什么，和内地的情况相比，内地改革开放也有近30年的历史，一批又一批的富人挺圆了肚子、开上了好车、住进了豪宅，但是每遇水火天灾，香港的富人一个个慷慨解囊，内地的“大肚子”们却一个个早就不见肥胖的身影。

    1972年以后曾宪梓的“金利来”随着一声广告“男人的世界”在香港家喻户晓，财富也开始向他悄悄打开了一扇大门，然而几乎就在同时，他十年前离开罗湖，转身面北，向上苍发出的那句“铁的誓言”——我一定要回报祖国，就开始兑现：

    1978年，不管生意是不是从此即开始稳如泰山，不经风浪，按照他自己给自己做出的规定：每年必须拿出一定数额的钱来支援家乡建设、捐助内地教育。从那时候开始，曾先生直到今天，从来也没有哪一年、哪一次“说了话不算数”。

    为什么曾先生艰苦创业、发家致富总让人感到动力好像并不全都是为了他自己，为了他一家老小的好日子？采访时曾先生听到我这样置疑，高兴极了，他说：“你这样提问，真是问到了我的心里去了。一个人富裕了不是我全部人生的幸福追求，我一家人有饭吃、有衣穿，有车子、有房子，但是当我看到我的乡亲，他们的年龄和我一般大，每次回家我都会看到他们依然还在田里务农，我就揪心。当年如果没有人帮助我想法子把学上完，读了书，有了知识，我今天怕不是也和他们一样？所以到香港当我有了一点积蓄后，我一定要帮人，特别是要回报有恩于我的家乡和祖国……”

    离开曾先生，一连几日我都在心里默想：曾宪梓不像我小时候印象里的那些有钱人，人一变富，心就变色。大部分香港富人看到别人处于贫弱都愿意伸出援助之手，这种普遍的社会风气是用什么力量加以教育、感化的呢？如果善心不是可以被什么力量召唤，必须经由自己的经历萌芽、建立，那么我就找到了一个根据，这个“根据”就是香港的“有钱人”，他们大多数都是靠自己当年的努力和别人的帮助，从贫困中一步一步摆脱了窘迫，这里没有人“一夜暴富”，更没有人因为享受了特殊的政策优惠或者捞到了诸如“体制的变更”等等意想不到的“好处”而“浑水摸鱼”，“巧夺天工”，所以他们懂得“不忘点恩，体恤天下”。

    毕竟，痴情奉献不是施舍，更不是爱好，而是一个知恩图报者心底扯不断、流不尽的一管鲜血、一脉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