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周逸群、卢冬生到了上海后，直奔寿康里。此时的上海，经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已是一片白色恐怖。

    南昌暴动之前，贺龙曾把他的两个叔伯兄弟叫到身边，这两个人，一个叫贺文祥，一个叫贺文臣，均是贺龙的本家，贺龙在黔东铜仁驻防时，俩人投到贺龙身边。贺龙见他们粗通文墨，就安排在军中干文墨差事。贺龙决心跟共产党走后，知道共产党没钱养兵，就把贺文祥、贺文臣叫到身边，把1万元大洋的兑票交给俩人说：“二位兄弟，如今咱们二十军人马多了，而饷钱如旧，为了大家的衣食饭碗，咱们还得做些生意，赚钱养兵啊，这1万大洋交给你们，你们到上海去做买卖。”贺龙又叮嘱说，“知道吗，这1万大洋是弟兄们勒着腰带省出来的，你二人要是胡乱花了，我可要你们的脑壳壳？”

    贺文祥、贺文臣一齐说：“军长放心，我们一定尽心尽力，把生意做好。”

    这样，贺文样、贺文臣二人到了上海，在寿康里开了一个贸易货栈，经营日用百货，这货栈由于本钱大，还挺赚钱的。这时节，贺龙参加了南昌起义。贺龙这次由香港辗转来到上海，一路上，随身的钱早已用完，轮船抵上海时，贺龙、周逸群、卢冬生三人，只有卢冬生还有5角钱了，在船上时三人便商量好，到上海后先到寿康里找贺文臣、贺文祥，一来解决吃饭问题，二来寻找党组织。

    话转回头。贺、周、卢三人上岸后，早已饥肠如鼓。卢冬生到了一个小食摊前，用5角钱买了3个烧饼，三人吃了，肚子打鼓的问题解决了，却没了乘车钱，只好凭两条腿了，当下，三人便一步步地朝寿康里走去。

    卢冬生，又名宋明，1908年生于湖南省湘潭县一个矿工家庭。从小当学徒工。由于他聪明伶俐，得到东家的二少爷陈赓的同情，教他读书识字。陈赓投湘军后，卢冬生即到湘潭当学徒。1925年，卢冬生参加湘潭码头工会清算老板的斗争，后到湘军唐生智部当兵，在这里与在唐部直属特务营当营长的陈赓相遇，陈赓将他调到营部当警卫员。南昌暴动之际，卢冬生随陈赓退出特务营，护送周恩来秘密去南昌领导起义。起义部队南下之际，卢冬生又随陈赓调往贺龙的二十军第六团一营。

    贺龙、周逸群、卢冬生三人因无钱坐车，便在弄堂里转开了。

    上海市是世界东方有名的大城市，街道纵横交错，尤其是那包罗万象的弄堂，外人进去，真如进迷魂阵一般。三人又不识路径，寻找起寿康里来，自然十分困难。直到三人走得精疲力尽，才总算把寿康里找到，哪知道，三人喜冲冲地来到那贸易货栈时，竟如一瓢冷水浇头，从顶凉到脚。原来，那贺文样、贺文臣二人听说贺龙人马在潮汕失败，贺龙生死不明，二人一合计，凉锅里贴黏饽饽——黏溜了。这二人将货栈卖掉，把卖得的大洋卷巴卷巴往口袋里一装，就离开了上海。

    贺龙见货栈关了门，贺文祥、贺文臣二人又不知去向，亦不知这里发生什么事，三人不敢多停，急忙离开这里，到了一街心公园坐下。这时候，三人走得又饥又渴又累，手中已分文皆元，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三人互相瞅瞅，除了身上穿的一无所有。贺龙、周逸群正不知如何是好时，卢冬生忽然高兴他说道：“你们先在这里歇一会儿腿，我去搞些吃的来。”

    贺龙问：“到哪里去搞？”

    卢冬生一指不远的一家大门口说：“就到那里。”

    贺龙、周逸群抬头一瞅，原来那家正在办喜事，门前车马如云，宾客盈门，十分热闹。卢冬生整了整衣帽，来到那家大门前，站在那里，高声唱道：“一进大门喜洋洋，金童玉女站两旁，太上老君来贺喜，王母娘娘扶新娘……”

    卢冬生正唱着，有个厨子打扮的人出来说：“念喜歌的，后边有杂烩菜，去吃吧，管饱。”

    卢冬生说：“我不要剩饭，我要你们新出展的馒头。”

    那厨子听了，心说：这个要饭的，口气还不小。他看着卢冬生长得眉清目秀，从心里喜爱，便说：“你等等。”说着，进厨房里拿出了6个大馒头，递给卢冬生。

    卢冬生接过馒头，说：“掌柜的，再多给几个吧。”

    厨子笑道：“你这小伙子，是庄稼佬不爱财，多多为善呀。”

    卢冬生说：“今儿是你们办喜事，也不在乎几个馒头。”说着又唱了起来，“金马驹驮来了摇钱树，善财童送来了聚宝盒，摇钱树上拴金马，聚宝盒里站金人……”

    厨子见卢冬生口齿伶俐，拍了拍他肩膀说：“小伙子，你等着。”说着回身进了厨房，又拿出了4个大馒头，给了卢冬生。卢冬生捧着馒头和咸菜，来到贺龙和周逸群面前，贺、周二人笑眯眯地接过馒头，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三人吃了些馒头，又在一个自来水管前喝了些冷水，顿时来了精神，便起身寻找党组织。他们按照组织上交待的接头地点，到了福州路。这福州路一带，多是要手艺的人，有修钢笔的、剃头的、锔锅的、修鞋的、缝穷的在一个贴着《枪毙阎端生》的京剧广告牌子前，三人停下了脚步，在这牌子前，摆着个玻璃盖子的木盒子，里面放满了各种钢笔零件，一个着中山装，戴礼帽，年纪约三十四五的人，正在认真地修理着一支钢笔，贺龙上前问道：“先生，修一支笔要多少钱？”

    那人抬头看了一眼贺龙，说：“那要看修什么牌子的笔了。”

    贺龙说：“东洋货。”

    那人说：“如果要换金尖儿，就贵了，要5元钱。”

    贺龙说：“少点儿行吗？”

    那人说：“少一分也不行。”

    贺龙说：“那就5元吧，可我这笔没带身上，送府上行吗？”

    那人迟疑了一下，说：“行，送到我家里也行，我家就在仁义里3号， 找姓袁的即可。”

    贺龙说：“好，我们一定到府上去。” 贺龙说完，即同周逸群、卢冬生一起，离开了这修笔的人，来到了仁义里，找到了3号，见门紧闭着，贺龙按了下门铃，不一会儿，有一半老女人来开门，见到了贺龙、周逸群、卢冬生，问道：“先生们有事吗？”

    贺龙说：“我是来修钢笔的，到府上换金尖儿。”那女人听了此话，立即将贺龙、周逸群、卢冬生三人让进屋里，又朝胡同左右看了看，见无人注意，复又把门关上。

    这个仁义里3号，是中共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儿，在这点上工作的同志，叫熊瑾玎，系湖南人，曾是徐特立的学生，后来参加了革命，先在汉口工作，蒋介石在上海进行“四一二”大屠杀之际，熊被派到上海，做中共的地下联络工作，他以修理钢笔掩护身份。

    贺龙等三人正喝茶之际，那修理钢笔的人进了门，他快步上前紧握着贺龙的手，自我介绍说：“我叫熊瑾玎，是这个联络点的负责人，同志们贵姓。”

    贺龙指着周逸群和卢冬生说：“他叫周逸群，这个小同志叫卢冬生，我是贺龙。”

    熊瑾玎一听说眼前之人是贺龙，立时激动他说：“哎呀呀，你就是北伐名将、南昌起义的总指挥贺龙。总指挥，我那老师徐特立昨儿还念叨你们呢！”

    贺龙一听，惊喜地问道：“徐老现在哪里？”

    熊瑾玎道：“也在上海，回头我带你们去见他。”

    贺龙说：“部队被敌人打散后，我真为徐老他们担心。”

    熊瑾玎说：“可不，我在上海，听说起义失败，一连几天都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还为此写了一首诗呢。”说着，熊瑾玎取出本子，翻到一页，周逸群接过一看，上面写的是《怀徐师》，诗中写道：

    周逸群看完把诗念给贺龙、卢冬生听，大家不由感慨一番，无不赞叹徐老虽年老而志坚的高尚品德。

    当下，熊瑾玎安排贺龙、周逸群、卢冬生三人休息，又为他们换了衣帽。

    第二天晚上，熊瑾玎把他们三人悄悄带到了英租界内的一条横巷。原来，这横巷内的泰辰里70号，是中共中央租的一处房子，专为南昌暴动而来的同志居住。就在贺龙等到来之前，张国焘、李立三、廖乾吾、颜昌颐等都住在这里。张国焘那时经过战斗的惊吓和连日的奔波，容颜相当憔悴，为了掩人耳目，张国焘就坡下驴，装成了一个来上海就医的教员，李立三充当了他的弟弟，职务是一家银行的高级职员，陪兄长来上海看病，并顺便做些买卖。这个住所是一幢两层楼的单独祥房，房东住楼下，张国焘、李立三等住楼上，楼上共6个房间，相当宽敞。

    贺龙、周逸群、卢冬生三人来到这幢楼房内，张国焘正在屋里躺着，他看见了贺龙等人，便挣扎着爬起来，握着贺龙的手，很是亲热地问寒问暖，贺龙见了张国焘脑袋上捏满了红点儿，不由问道：“国焘，你病得不轻啊！”

    张国焘哼哼唧唧他说：“我倒没啥。”又长叹了一声说，“贺龙啊，共产党把你经营多年的老本儿都丢光了，你呢，也别上火，做买卖还有赔有赚呢。”

    贺龙听了，不高兴他说：“国焘，你说的这是什么话？我跟共产党，可不是做买卖，你呀，不了解我。”

    贺龙还要说什么，李立三拦住了他的话头，说：“文常，你到隔壁看看，有人看你来了。”

    贺龙说：“谁呀？”

    李立三说：“你一见就知道了。”

    贺龙忙转身到了隔壁房间，他推开门一瞅，不由惊喜地说：“恩来同志！”

    说着，几步上前，紧紧握住了周恩来的手，上下打量了周恩来一阵，很难过他说，“恩来，你瘦了。”

    周恩来关切地问道：“身体还好吧？你为革命吃了苦，做了贡献，共产党是不会忘记你的。”

    贺龙摇摇头，面带愧色道：“恩来同志，是我贺家不好，缴了械，耽误了革命的前程。”

    周恩来摇摇头，用安慰的语气说：“起义的失败，不关你贺家的事，你们贺家，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这次起义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起义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可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第一步！”

    贺龙说：“恩来同志，我要求党组织尽快给我工作。”

    周恩来说：“你的工作，组织上已有考虑，你呢，先休息一下。你在武汉的家属，我已派秦光远去寻找。”又说，“贺龙同志，如今南京悬赏10万大洋要你的头，你要多加小心。”

    贺龙说：“我这头早就交给了共产党。”

    周恩来说：“是啊，所以我们党对你的安全十分重视。”

    对于党组织的关怀，贺龙后来回忆道：

    从香港到上海后，开始党组织不清楚，党派人找我贺云卿，开始也不认得，一直跟我的线索找，说明共产党真伟大，真了不起，好关心我呀！

    对于贺龙的家属，秦光远亦于武汉找到。在贺龙“东征讨蒋”之际，其家属均留在了武汉。当贺龙参加了南昌暴动，唐生智即下令查封了二十军武汉留守处和贺龙的私宅，其眷属均闻风而逃。秦光远费了很大周折，才将贺龙的亲眷找到，带回上海。贺龙为此，甚为感激。

    贺龙住下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维汉来看望贺龙，二人促膝长谈，贺龙对南昌起义的失败谈了自己的看法，贺龙认为起义失败原因虽然诸多，然极重要的有两点，一是不该继续打国民党的旗帜，二是没有没收土地给农民。谈到今后的打算，贺龙说最好是回湘西拖队伍。

    李维汉说：“中央打算要你去苏联学习。”

    贺龙听了摇摇头说：“中国字我还认不得几个，去学那洋字码，不是让我登天吗？干革命说一千道一万，得有枪杆子，我看我最好是去湘西拖队伍。”

    李维汉点了点头说：“我把你的要求向中央反映。去不去由中央来定。” 又说，“起义以来，你一直很辛苦，先好好休息休息，待中央有了决定，我再通知你。”

    李维汉把贺龙的要求向中共中央常委作了汇报。当时，中央己决定刘伯承、林祖涵、贺龙去苏联学习。中央之所以要派贺龙去学习，一方面想提高他的文化军事素养，一方面是他在国内的目标太大，出国可免遭不测。

    这当儿，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和翻译刘绍文来看望贺龙。罗明那兹是有名的暴动专家，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同贺龙握过手后，挑着大拇指，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语说：“你的，革命的精神，是这个。”

    贺龙也挑起大拇指：“你也是这个，为了中国革命，你抛家不顾，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让我佩服。”

    罗明那兹说：“南昌暴动失败了，这里有个责任问题。”

    贺龙说：“我是总指挥，我要负主要责任。”

    罗明那兹说：“责任的问题，中央政治局已经作出了决定，你有责任，但不是主要责任，我们今天不提这话。”罗明那兹又了解了一下贺龙家中情况。

    贺龙说：“我的家属都已到了上海。”

    罗明那兹说：“中央要你去苏联，因为你的目标大，蒋介石，出钱10万元。”

    贺龙说：“我还是去拖队伍吧，至于蒋介石的悬赏，一张烂纸。”

    罗明那兹与贺龙告别时，给贺龙留下了几千元钱，贺龙虽然对这位共产国际代表不了解，但还是颇为感动的。

    贺龙虽然提出要回湘西，但是中共中央从贺龙的安全和方方面面考虑，还是决定他去苏联，并定于11月17日与刘伯承。林伯渠一起启程。贺龙只得做好出洋准备。就在即将启程的前一天，中共的一个秘密机关被敌人破获，敌人得知了贺龙已抵上海的消息，一时间，警探四布，贺龙无法再行动，只得秘密躲避，这样，刘伯承、林伯渠动身去了苏联，贺龙留了下来。

    转眼一个月过去，贺龙见暂无去苏联的可能，便决心去湘西拖队伍，贺龙对周逸群说：“逸群，我还是去拖队伍吧，你了解我，中国字还认不得几筐，看那洋字码还不是看天书？我搞了十几年枪杆子，垮了多少次？垮了再拉起就是了，过去我是个人搞，如今是共产党领导我了，我是信心百倍啊！”

    周逸群说：“文常，这样吧，你的要求我向恩来同志报告一下，你呢，也找恩来再谈谈。”

    贺龙当即向周恩来谈了自己的想法，最后说：“不出三年，我一定为共产党再拉起一支二十军那样的队伍。”

    周恩来说：“贺龙同志，去苏联路途遥远，而你的目标大，且危险也大，你的想法逸群同志跟我谈了。我同意，待我向中央报告后再决定。只是……”

    贺龙说：“是不是怕我去湘西的路上出危险，中央只管放心，只要到了武汉，进了洪湖，我就可以活动了。”

    周恩来笑道：“老百姓说你是条龙，龙得水即可人青云，到了洪湖，你就是龙借水而升腾于云霄之中了。”

    二人哈哈大笑起来。笑罢，贺龙说：“罗代表给我留了几千元，一定要我收下，如今革命经费很紧张，我交党费了。”

    周恩来很动感情地说：“贺龙同志，你给党缴的党费太多了，一个二十军，你惨淡经营那么多年，都交给党了。”

    贺龙说：“那是党看得起我呀。”

    1928年1月8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常委会上，把贺龙要回湘西拖队伍的要求提了出来，大家都同意，只有罗明那兹提出质疑，他怕贺龙回去拖了队伍即与共产党离心离德，变成军阀。罗明那兹的这种看法，是几位参加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在失败后给中央的报告中对贺龙不公平的评价有关。周恩来听了罗明那兹的发言后说：“贺龙对共产党是一心一意的，他已经成了军长，若当军阀，就不会跟共产党走了。”

    最后，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一致同意了贺龙拖队伍的请求。并决定组建中共湘西北特委，由郭亮任书记，贺龙、周逸群、徐特立、柳直苟为委员，负责发展工农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建立红色政权。

    决定之后，周恩来请贺龙、周逸群、卢冬生等人在一品香饭店吃饭。席间，周恩来向贺龙、周逸群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并要他们到武汉后去找湖北省委书记郭亮，接头地点是谢弄北里17号。周恩来最后说：“中央也决定要郭亮同你们一起去湘西北，中央很快派人接替他省委书记的职务。”

    贺龙听了很高兴他说：“恩来同志，请转告党中央，我贺龙要完不成任务，提首来见。”

    周恩来笑道：“贺龙同志，党中央会时时关心你的。” 接着，周恩来把湖北省委的情况向贺龙作了介绍。

    1927年6月下旬，在河南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下令“分共”，打破了莫斯科和中共对其希望。在冯玉祥“分共”之际，武汉汪精卫集团的“分共”也成定局。7月15日，汪精卫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汪以中央政治局委员会主席团名义，报告了《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至此，武汉国民党与中共分道扬镳了。

    面对国共两党已呈现的彻底决裂的形势，中共领袖们看法各异，陈独秀躲起不视事，鲍罗廷、瞿秋白也上了庐山。7月23日，共产国际派罗明那兹秘密抵武汉，接替鲍罗廷。

    8月7日，中共“八七”紧急会议在汉口鄱阳街139号召开。这所房子是英国人在1920年修建的，为一座三层楼公寓，名叫“怡和新房”。由于环境险恶，会议只开了一天，中心议题有三项：一是共产国际代表报告与议定告全体党员书；二是临时中央常委代表瞿秋白报告与讨论会议决议案；三是改组中央政治局。

    “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路线对中共的统治。

    会议选出了瞿秋白等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之后，瞿秋白这位中共的“舵手”，把中共这条航船一下由右拨向了“左”，使中共全党中心工作集中到了“暴动”上。暴动成了革命与不革命。反革命的分界岭。

    中共由右突然至“左”，有主观亦有客观原因。李维汉后来回忆说：

    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革命的急性病，使党内“左”倾情绪很快地发展起来，除了这种“左”倾情绪外，还有一个认识问题，即所谓“左”比右好。“左”是站着斗，右是跪着降。当时在党内（一定范围内）已经形成了舆论，而“左”倾情绪和“左”倾认识（理智）结合起来，就成为盲动主义发展动力。

    于是，盲动主义代替了投降主义。中共历史证明，矫在极易过正。但是，历史已经证明，“八七”紧急会议，对中国革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八七”会议毫不妥协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危害革命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

    “八七”会议之后，中共领导的暴动在城市和农村纷纷举行。

    “八七”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制定了《两湖的暴动计划决议案》。其计划称：

    （一）目前两湖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形，纯是一个暴动的局面，本党当前惟一重要责任，就是坚决的实行土地革命，领导两湖的工农群众实行暴动，推翻武汉政府与唐生智的政权，建立真正的平民的革命的政权，如此才能保障革命猛烈的继续进展。

    （二）两湖的暴动尚未开始，在时间上已经是失败，这是犹豫不决与不相信农民的群众力量的结果，如此便要丧失革命。

    （三）土地革命必须依靠真正的农民的群众力量，军队与土匪不过是农民革命的一种副力，或许纯全依靠军队的行动而忽略农民本身之组织力量与行动，这也是机会主义的一种形式的表现。这样领导的暴动，暴动无疑义的要归于失败。这不是暴动，这是一种军事的冒险，或者军事投机。

    （四）两湖的农民暴动必须开始于9月10号，因为两湖的环境不同，两湖应各有其中心区域，应各创成一种独立的暴动局面以发展暴动，但总的政治目标口号与行动须一致。

    （五）湖南暴动可以分为三大区：一为湘南各县、郴州、宜章、汝城、永兴及衡阳、耒阳、衡山两路，准备须于9月6号开始暴动，夺取衡阳，暴动成功后，会合潭醴之师合攻长沙。第二区为湘中、湘东各县，为安源、醴陵、湘潭、湘乡一路，刘阳平一路，宁乡、益阳、安化一路，湘阴、岳阳、长沙与其近郊一路，各路以长沙为中心作准备于9月10号开始总的暴动。各区暴动成功之后，除留一部分力量维持本区之秩序外，即应迅速调查大部力量攻长沙。长沙于9月12、13号应有一暴动，实行取得政权推翻湖南省政府。湘西分临澧、安乡一路及常、桃、汉一路，常德为中心，准备于9月10号开始暴发，夺取常德为长沙应援。此外湘中之宝庆一带及湘西之醴陵一带，亦须有准备于9月10号左右发动，以为各路主力之声援。如此全省范围的暴动，应普遍的以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的名义为号召的中心，此革命委员会于暴动成功之后组织湖南省临时的革命政府。

    关于湖北的暴动计划，分为六个暴动区，即：鄂南区、鄂中区、鄂西区、襄枣区、京汉路区、鄂东区。

    鄂南区为通城、崇阳、通山、蒲坼、嘉鱼、咸宁、武昌7县；鄂中区为沔阳、潜江、汉川、天门、京山、应城、监利7县；鄂西区为江陵、公安、石首、荆门、当阳、宜昌、宜都、松滋7县；襄枣区为襄阳、枣阳、宜城、光化、谷城等县；京汉路区为黄陂、孝感、应城、应山等县；鄂东区为黄冈、鄂城、大冶、蕲春、黄梅、广济、阳新等县。

    《两湖暴动计划》要求湖北的暴动区域应于9月10号从鄂南开始，而后鄂中、鄂西即响应，3个区域的暴动创成一独立局面，威胁武汉或从鄂南攻取岳州威胁长沙。襄枣区的暴动亦于9月10号起，至迟不过12、13号，如鄂中、鄂西、襄枣暴动开始之后，鄂东区、京汉路区须应尽量的响应。

    《两湖暴动计划》提出，暴动组织在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湖北分会之下。军事方面，乡村用农民革命军，城市用工人革命军名义，合称工农革命军。将工人纠察队改称工人革命军，农民自卫军改称农民革命军。

    对于暴动中的政策界限，计划中亦作了规定。对于土匪，应对他们进行宣传，使之在农民协会或革命委员会之下进行改编。

    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央的“两湖秋收暴动计划”，制定了《湖北秋收暴动计划》。

    9月，中共中央机关开始迁往上海，为了加强对长江中部各省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长江局，派罗亦农任长江局书记，代行中央职权。指挥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安徽、陕西6省的革命运动与党务工作。长江局机关设在武汉珞珈山路一排两层楼房靠右边的一幢房子里。

    关于湖北省委贯彻“八七”会议的情况，湖北省委的报告称：

    “八七”会议决议案中央尚未发到省委，亦农同志亦分批召集过武汉区市县负责同志开会报告及讨论，在8月底中央只交来六本决议案，当即分发到武汉三镇区市县负责同志传阅讨论。9月底10月初，更大批的印出，发给各级党部。

    湖北省委为加强鄂中、鄂西区的暴动领导，派了大批干部前往指导工作，省委常委兼农民部长任旭前往鄂西地区。9月初又成立了鄂西特委，由宜昌书记曹壮父、张计储、张善率组成鄂西特委。鄂中区划为南北两部分，北部辖汉川、天门、京山、应城四县，由省农协会常委王平章负责；南部辖沔阳、潜江、监利、新堤市，由肖仁鹄负责。省委复派王大全巡视鄂中南北二部。

    周恩来大体上谈了湖北省委的情况后，贺龙插话说：“听逸群讲，罗亦农出了事。”

    周恩来点头说，“是的，亦农同志被免了职。”

    原来，罗亦农面对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形势，对临时中央政治局实行全国总暴动的方针提出异议，他在《长江局最近政治决议案》中提出了“目前绝非总的暴动时期”的观点，他认为，要想夺取敌人的中心城市是不可能的。罗亦农的这种认识，受到了团长江局，团湖北省委代表刘昌群、韩光汉等激烈反对。他们向临时中央政治局控告罗亦农和中共湖北省委在唐生智与桂系交战时，不趁机发动暴动，而是“畏缩不前，临阵逃脱”，“犯了极严重机会主义的错误”，要求中央对罗亦农的问题“彻底查究”。刘、韩二人为此上书领导机关。

    12月4日，中央指定苏兆征、郭亮、贺昌等组成中共中央湖北省委特别委员会，苏兆征为特别委员会书记、郭亮、贺昌被当选为委员。并组成了由苏兆征为书记、贺昌、郭亮为委员的“查处长江局问题”的特别委员会。当时，贺昌在香港，接受了任务后，即赶到武汉。

    特别委员会成员到湖北后，即采取了错误的方针，改组了省委领导机关，对武汉暴动问题也作出了错误的结论。

    12月14日，省委召开了扩大会议，贺昌被选为省委执行委员，郭亮任省委书记，停止了罗亦农、陈乔年、任旭等组成的湖北省委的职务。

    中央和特别委员会对湖北问题的处理，引起了湖北广大党员和干部的不满，为此，罗亦农写了《给中央常委并转政治局》的信，辩解了此情。加上全国总暴动的方针在实践中遭到了挫折，因此，临时中央政治局在听取了争论双方的意见后，于12月24日召开会议，承认了唐生智崩溃时，武汉不能举行夺取政治的总暴动，罗亦农对湖北的政治指导井没有犯机会主义的错误。

    然新组成的湖北省委又重新拟定了全省总暴动计划。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个计划，因是“左”倾盲动主义的产物，因而对全省各地区影响很大。

    “湖北省委书记是郭亮。郭亮你熟悉吧。”周恩来问贺龙。

    贺龙说：“熟悉，他是湖南望城人。13岁时老乡们在湘江赛龙舟、放花炮，正好英舰从江中通过，以为岸上人向他们开炮，就还了炮，亏得郭亮一人驾船到兵舰上向英人讲明道理，才使一场纠纷幸免。民国4年，我拉的队伍被谭延闿收编，在长沙督军府任咨议员时，我听过郭亮的讲演。他讲得句句人理。听者无不鼓掌。”

    第二天，周恩来把一封信交给了贺龙。

    1928年1月中旬的一个阴云低垂，北风凛冽的日子，贺龙、周逸群、卢冬生、张海涛、施庶元等数人化装后，乘江轮直奔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