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程之际，贺龙化装成阔老板，但见他：

    头戴海龙皮帽，身着水獭皮衣。

    围巾产在澳洲，皮鞋亮不沾泥，

    金壳手表闪闪，宝石戒指希奇，

    鼻粱架着墨镜，剃掉整齐胡须，

    胳膊挂着拐杖，更显无比神气！

    周逸群装成了账房先生。卢冬生、史庶元、张海涛等都扮做随从。大家分坐两辆道济牌轿车到了码头。开车的是洋人。下车之后，贺龙摆出了一副绅士的派头，大摇大摆地通过了军警的搜查，登上了轮船。

    贺尤等乘坐的是头等舱。坐定之后，船上有茶博士献茶。卢冬生给了茶博士小费。茶博士见这位阔大爷出手大方，料定这人有大钱，伺候得更加殷勤。

    就在贺龙一行上船之际，有几个贼头贼脑的人也上了船。

    天黑之际，轮船启锚，溯江而上，这时，船长过来问安，贺龙端着盖碗茶，喝了一口说：“怎么样，这条路上安全吗？”

    船长说：“这阵子红脑壳们闹得挺凶，您老人家多留点神。”

    贺龙说：“那些军警们都他妈的吃干饭，几个红脑壳都抓不住。”

    船长说：“这阵子天天嚷抓贺龙，官府还悬赏10万大洋，妈的，要让我抓住贺龙就好喽，升官发财坐汽车，我再娶上俩老婆。”

    贺龙说：“你这样想，小心贺龙取你的脑壳壳。”

    卢冬生一旁说：“那贺龙是天上的星神，小心让他派的六丁六甲神听到，你的命可就没了。”

    卢冬生的话吓得船长不敢再吱声了。

    江轮渐渐地远离了上海，贺龙回首那灯火辉煌的城市不尽感慨万端，新的战斗又要开始了。

    半夜时分，江轮在一个小港湾停了下来，这工夫，贺龙已然睡下。这头等舱是俩人一室，卢冬生为保卫贺龙，与贺龙住在了一起。二人正鼾睡之际，突然船上一阵大乱，卢冬生“嗖”地拔出枪，身抵舱门。贺龙用耳朵听了下外边动静，对卢冬生说：“冬生，把枪收起。”

    卢冬生刚把枪收起，一阵凌乱的脚步声由远而至，接着有人“乒乓”地拍打他们的舱门，贺龙示意卢冬生开门。卢冬生便把舱门打开。门一开，进来了三个人，一个是船长，另外俩人，一个是大个子，站在那里像块冷铁，脸上带着凶杀之气，手里提着王八匣子枪，另一个墩把个儿，像个洋胡萝卜，俩鼻孔朝天。舱外还站着几个人。卢冬生一见这二人带着武器，神情顿时一阵紧张。他的手不由得摸了下腰里的短枪。

    这当儿，贺龙脑子里急剧地划着问号：这些人是干什么的？自己的行踪被人发觉了？难道中央里出了叛徒，有人出卖了自己，想着，他冷冷地说：“深更半夜的，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值得这个样子？”

    船长一旁笑吟吟地对贺龙和卢冬生说：“二位先生，这是……”船长话刚说到这儿，那个大个子打断船长的话说：“我们是白崇禧白司令手下的，奉命令来船上捉拿贺龙。”

    卢冬生听到这儿，神情顿时紧张，就在这当儿，那个大个子接着说：“听说贺龙在这船上。” 这个“听说”二字，使卢冬生悬到嗓子眼儿的心放下了许多。

    这时，船长对两个来捉拿贺龙的人说：“二位老总不要误会，”他指指贺龙和卢冬生，“这二位先生是商人。”

    大个子眉毛一挑说：“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商人？我看你也像共产党，你说他们不是共产党，你敢做保吗？”

    船长支吾不语。

    这工夫，周逸群过来了，笑着对大个子和小个子说：“二位老总，我们都是一起的商人。”说着递上了名片，说，“这是我们王大老板的名片。”

    小个子接过名片看了，又递给大个子，大个子看了，连点了几下头。名片上写的是“上海三庆堂珠宝玉器店总经理王元”。大个子看了，手掂着名片，对贺龙说：“王总经理，兄弟是奉公事而来，只好委屈王总经理上岸一趟了，有人告了你是共产党的大头子。”

    没等贺龙开口，卢冬生急了，骂了句：“混账，我们总经理同白崇禧白司令是把兄弟，同商会会长虞洽卿虞会长换帖，同蒋总司令称兄道弟，是不是你们不要脑袋了？！”

    大个子和小个子听了卢冬生的话，好像没听见一样，大个子鼻子哼了哼说：“我不管白司令黑司令的，上边要我们抓王总经理，我们就要按公事办。”

    贺龙没开口，可心里却画圈儿，这两小子，要是军警，听了白崇禧、蒋介石的名号，怎么也得客气，可这俩人压根儿就没把蒋介石、白崇禧放在眼里，那么，这两个家伙又是干什么的呢？

    两个家伙见贺龙不动声色，赛冷铁“咔咔”两下把子弹推上膛，对准贺龙说：“走，跟我们下船。”

    卢冬生一见大个子把子弹推上了膛，又把枪口对准了贺龙，真急了，他一步上前，用胳膊将大个子的胳膊往上一推，大个子的枪口立刻对准船舱顶部，这枪也老掉牙了，这么一晃荡儿，“砰”的一声，子弹滑出了膛，枪一响，舱内舱外的人都一惊。大个子冲着卢冬生说：“好哇，你们胆敢拒捕？” 他冲身后一喊，“来人那，都抓起来，扔进江里！”

    大个子这一嚷，舱外的几名同党中有俩人挤了过来。这当儿，贺龙从大个子说的“扔进江里”的这句话中，心中立时明白了八九，又见其同党都一脸匪气，知道这些人是土匪。他刚要开口，那船长却笑吟吟地点头哈腰的对大个子说：“先生，我看这位老板是生意人，决不是什么红脑壳，船停的时间也不短了，就别让他们上岸了，咱们开船吧。”又一指贺龙说，“看这位王大老板，也是仗义之人，不会忘记各位的好处的。”

    大个子朝贺龙手上的宝石戒指扫了一眼说：“不行，我们奉的是上边的公事。”

    船长说：“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各位回个话，就说船上没有红脑壳就是了。”

    小个子说：“哪像你说的那么轻松？我们上头说了，抓一个红脑壳赏大洋1000，两个就2000，抓住贺龙赏10万，放走了他们，我们的赏钱你给呀。”

    小个子说完，船长眨下眼说：“这么办吧，不就是几千块钱嘛？”他一转身，笑着对贺龙说，“干脆，王大老板就赏给他们千八百块钱，花钱保平安嘛。”

    船长的话到这儿时，贺龙完全明白了，这是一伙内外勾结敲诈船客的土匪。

    贺龙判断得很对，这伙人就是土匪，他们同江轮上的船长、水手勾搭一起，趁蒋介石下令抓共产党之机，敲诈旅客的钱财。贺龙等在上海码头上船之机，就被这些人盯住了，船到这小码头停下后，船长和土匪就演了这出抓“红脑壳”的双簧戏。这样的人，蒋介石、白崇禧的名字如何镇得住他们？相反，他们从名片上看到“三庆堂珠宝玉器店总经理”这一行字后，就更高兴了，贺龙判断正确后，心里有了主意。当下，贺龙对船长说：“千儿八百的钱不算甚？只是我们出门不带重金，走到哪里，均由当地银行支付。这么办吧，我写个条子，他们派人到上海或武汉的银行去取。”

    大个子听了，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他说：“我们是不见真佛不烧香。”他停了停，说，“这么办吧，王大老板，把你的金表和戒指留下，以此抵押。”

    贺龙戴的金表和戒指是临上船时周恩来给他的，贺龙不要，周恩来说：“你作为阔老板，不戴金表宝石戒指怎么行？往后指挥战斗也有用处，这表和戒指是宋庆龄送给我的，南昌暴动前，我从汉口到九江，化装成阔老板，孙夫人把这东西给了我，我安全到了九江。现在该你用了。”这样，贺龙把金表和戒指接了过来。

    贺龙知道对这些土匪，不出血是过不了此关的，便笑道：“各位弟兄若要金表和戒指，我现在就给，若要一笔款子，我可以写条子，各位到上海或武汉银行去取，实话对你们讲，银行一见我这条子，立时付钱。” 贺龙说完，那些上匪都不吭气了，为什么呢？原来，这些家伙都是食亲财黑的主儿，听了贺龙一番话，是又想要金表和戒指，又想要洋钱。当下，船长等人出去商量了一下，不大工夫，几个人又进了船舱，船长说：“二位先生，我跟几位兄弟计了番价，他们说，只要表和戒指。”

    贺龙笑道：“那好。”当下，将表和戒指交给了船长，般长接了过来，又放在手心上看了看，这才走出了船舱，并随手把门关好，时间不长，江轮便起锚西行，卢冬生擦了下头上的汗说：“真没想到，遇到了这群家伙。”

    贺龙说：“这些土匪都是滚刀肉。”

    史庶元感叹他说：“革命真不容易呀。”

    周逸群说：“唐僧取经有九九八十一难，我们干革命也会有九九八十一难。”

    卢冬生说：“这江中遇险是我们赴湘西第一难了。”

    贺龙说：“不管多少，只要有决心就不难。”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这日，江轮抵达武汉，贺龙一行上了岸。

    江轮抵达武汉后，贺龙一行先到了东方旅馆，这里是湖北省委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儿，没能接上头儿，原来这个联络点儿几天前已被敌人破坏。贺龙等人又到了第二个接头地点。这是一个临江的饭店，饭店虽然不够十分气派，倒也干净雅致，门脸上悬挂一块黑底金字匾，上书“望江楼”三个大字。几个人迈步进去，跑堂的见有客人来了，赶紧笑脸迎了过来，问道：“几位爷是雅座还是便餐呢？”

    卢冬生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反问：“于老板在吗？”跑堂的听了，上下打量了贺龙一眼，见几个人的穿戴打扮非同一般，那一双肉眼泡儿挤在一起，笑道：“于老板么，他……”

    贺龙说：“他怎么啦？”

    跑堂的小声说：“客爷只管吃饭吧。”

    贺龙心中明白，知道这个联络点儿又破坏了，没有再问，几个人坐了下来，要了些饭菜，简单的吃了些，便走了出来。

    原来，这个饭店的经理叫于得水，是中共的一位优秀党员。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湖北省委为联络需要，在这临江之处，开了座望江楼饭庄，接待往来的同志。省委派了于得水到这里当了老板，明着管理饭庄，暗里做接待工作。半月前，这个联络点被敌人破坏，于得水被捕人狱，几天后即遭杀害，饭店随之易主。离开望江楼后，贺龙恩忖了片刻，说：“干脆咱们去谢弄北里17号找郭亮吧。”

    周逸群一旁惊奇地问：“你怎么知道郭亮的地址？”

    贺龙说：“周恩来跟你交待时我听到的。”

    周逸群叹道：“文常真是好记性，人家是过目不忘，你呢，过耳不忘。”

    当下，几个人乘坐三辆三轮车直奔谢弄北里。三轮车行驶之际，贺龙见武汉街头，一片萧条冷落之景，许多店铺都关门倒闭，乞丐举目可见，大街小巷，军警如林，半年前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的热烈气氛，已不见踪影。大家看着，心中都有一番感慨。

    武汉已是一片白色恐怖，武汉反动政府驱使军警，日日夜夜，川流不息地捉杀共产党员，仅杀人场之一汉口济生三马路上斩标竹签，就成车地往外拉。那些上层官僚，利用职权和武装，大做生意。营私舞弊，贪赃枉法，无恶不做。每日吞云吐雾，一榻横陈。中下级军官，亦多狂嫖滥赌。每当夕阳西下，汉口法租界的妓院，都挤满了疯狂聚赌和寻花问柳的军官。这些人酗酒闹事，习以为常，视百姓如草芥。百姓对这些军阀军队，恨之入骨，然敢怒不敢言。不知不觉，三轮车到了临近谢弄北里，贺龙等人便先后下了车，看看无人盯梢，便来到了17号，由于与两个联络点没接上头，不知道联络的暗语，贺龙安排张海涛等人在一家旅馆住下，而后同周逸群、卢冬生就径直闯了进去。

    郭亮的老婆见了贺龙等人一时呆住了，因为三人都化了装，郭亮老婆没能看出，还以为是特务，她支支吾吾他说：“你们……”

    贺龙见郭亮老婆惊慌的样子，把墨镜一摘，还没开口，室内一人大声说：“总指挥，是你来了？”又对郭亮老婆说，“这是贺龙贺总指挥。”

    郭亮老婆这才转惊为喜，贺龙也看清说话之人是刘鸣先。

    刘鸣先，湖南人，大革命时加入共产党，北伐时曾担任叶挺的副官长。贺龙同他很熟。

    贺龙同刘鸣先握着手说：“你老兄怎么在这里？”

    刘鸣先笑道：“总指挥，你的眼镜再晚摘一会儿，我的枪就要响了，你们怎么不按暗号办？”

    周逸群说：“两个接头地点都破坏了，没了办法，才径直闯入。”

    贺龙把周逸群和卢冬生向刘鸣先和郭亮老婆作了介绍。郭亮老婆忙给大家沏茶。贺龙喝了几口茶水，说：“郭亮呢？”

    刘鸣先说：“郭亮与省委的几位同志在一家旅馆里开秘密会议，你们来得正好，我带你们去见。”

    当下，刘鸣先带贺龙、周逸群、卢冬生去见郭亮。

    在旅馆里，贺龙等人见到了郭亮，郭亮一见贺龙等人，高兴异常，贺龙从怀中取出一纸，递与郭亮说：“郭亮，这是恩来写给你的信。”

    郭亮接过信一看，见信中写道：

    中央决定在湘西北组织特委，发动群众，造成武装暴动的局面，并让贺龙、周逸群等同志返湘工作，特委书记由兄担任，其他委员为贺龙、周逸群、柳直荀、徐特立。贺、周、柳、徐诸同志到汉后，你等在汉计划一下路线事宜等。

    伍豪是周恩来的代号。郭亮看罢周恩来的信后，便把鄂中、鄂西及武汉三镇的情况向贺龙等人介绍了一遍。

    鄂中处于洪湖地区。洪湖区域有大小湖泊几十个，主要分部在洪湖、大同湖、大沙湖的周围。

    每到雨季，这些湖泊便成为一片汪洋水域。涸水季节，便又成为芦苇荡和荷花淀。洪湖境内河港湖泊交织其间，东西贯通，相互串连。其腹内有北襄河（又叫汉水）、中府河，长江与东荆河（又称南襄河）环绕其境，从城陵矶到宜昌这一段的长江又叫荆江。因而，这洪湖地区素有水乡之称。

    洪湖虽是水泊之地，然战略地位，却十分重要，其东近武汉，南逼长沙，西进川陕，退可据水泊之险固守。元朝顺帝时，沔阳渔人陈友谅，就在这水乡泽国领导了沔阳、洪湖一带人民揭竿起义，一时轰轰烈烈，号称汉王。至今，在洪湖区域内黄蓬山下，尚有陈友谅墓。三国的遗迹便更多了，乌林矶与隔江的赤壁相对，吕蒙口、观阵台、打鼓台，皆是历代兵家相争之时所留遗迹。

    洪湖面积438平方公里，是湖北境内最大的淡水湖泊。

    洪湖是江汉平原的尾闾，站在长江大堤上看去，碧波荡漾，一望无际。洪湖地区包括监利、沔阳、嘉鱼、蒲圻、汉阳及湖南临湘等县接壤地方。其周围除了有长江、东荆河等较大河流外，还有紫林河、沙扬河、南衬河、太马河等数十公里长的大河流，至于小河小渠，到处遍布。凭高俯瞰，可见河道如蜘蛛网一样，纵横交错。在广阔的湖滨之上，芦苇丛生，湖堤阡陌，墩台星罗棋布。

    洪湖乃鱼米之乡，洪湖内水产丰富，平原上土地肥美。然自清末以来，天灾人祸，贫苦百姓，苦不堪言。特别是湖霸、地主、土豪、劣绅，他们横征暴敛，对农民、渔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在新堤市，有恶霸“八大财神”，在峰口，有“七大金刚”，在沙口、曹市、府场等地，地主恶霸更多。在洪湖的劣绅中，以张可臣、张太初、张泽厚、涂老五为集中代表。

    张可臣是石山港的大恶霸，他占有沙湖湖面5.5万多亩，石山港百分之七十的劳力由他控制，百分之八十的渔民受他约束，凡在沙湖上捕来的鱼，要交百分之六十的税。

    大地主张太初在曹市乡吐口唾沫都成撮，曹市乡共有土地2.2万亩，他一家即占有1万亩。

    张泽厚是沙口大豪绅，张家垸湖面1000多亩，他霸占了四百多亩，湖滨柴山，他亦霸占了3万亩以上，除了土地，他还到处设商行，经营的商船来往各地，土匪不敢侵犯，大土匪头子李伯岩是他的干儿子。

    涂老五是洪湖北岸戴家场的大土豪，其为前清的武秀才。涂老五的二哥涂自清是沔阳县的咨议员和湖北省的参议员。涂倚仗其二哥做后盾，勾结洋人和军阀，大打出手，先后强占了民田几万亩，施家港的1000多亩田全被他霸占，戴家场十多个民垸，他占了大半。从府场到峰口一带开了80多家商店；在柳关至监利一线开有榨房、酒厂等作坊和绸缎商店。其囤积居奇，高抬市价，操纵市场。此外，涂老五还私设“团体”，充当戴家场26保的“团董”。 群众呼其为“涂老虎”，“弯一步”。

    恶霸地主掠夺土地方法有二种，一种叫做“蛤蟆田”，即在涨水时，地主猢霸坐船到水涨的地方，扎上围子，水退后，围子内田就属他们占有了。另一种是借包揽词讼、修堤等掳夺土地。官垱乡的贫农肖贤科，因为交不起官府征收的修堤费，20亩田被劣绅夏西平借口占去。

    当时，农民祖种土地，每年要交两项租，一是死租，不分天灾人祸，照样缴纳，另按收成好坏，四六或三七分，地主占六七成。白庙的地主还规定，要先交租后租地。

    渔民所受的剥削与农民无二。西湖渔霸吴晓光收鱼时，64两算一斤。张泽厚收鱼时，10斤算1斤。

    农民、渔民除受湖霸、地主重利盘剥外，还得无偿给湖霸、地主从事抬轿、驾船等劳役。

    高利贷的剥削亦极其残酷，每当青黄不接或农、渔民生活困难时，渔霸、地主即发放高利贷。一般是加大一或加大二，即借10元要还11或12元。更严重的是利上加利的“驴打滚”。新堤土豪李寅借二石五斗粟给陈姓农民，陈因贫困无法归还，李便借口反算，由粟米折钱，由钱折菜籽再折豌豆和高粱，结果翻了几番，还了17石7斗高粱，下欠了3石3斗黄豆无法还清，姓陈的只好卖儿抵债，弄得家破人亡。

    农民、渔民被压迫得无路可走，便愤起反抗。1924年，尖弯地区的裴崇官领导渔民把官垱湖、金家台大恶霸捆在梯子上游行。1925年，大同湖的渔民为了反抗湖霸熊盛样“禁湖”把他吊起来痛打。1926年夏季，麦收季节，由于大雨，河水暴涨，戴家场的涂老五为自己的麦子不受淹，强迫土地沟的老百姓去修堤，但修堤必须割掉土地沟百姓的麦子，老乡们不去，涂老五就指使团丁抢打粮船，老乡们忍无可忍，举起扁担、铁锨同团丁打了起来，把团丁打跑了。

    1925年，中共湖北省党组织负责人董必武、陈潭秋即派了邓赤中、娄敏修、许栩、刘晓梅、叶赤五等到洪湖地区开展革命工作。1925年末，中共沔阳县委成立，这是洪湖地区的第一个党组织。1926年，北伐军抵定两湖，沔阳县第10区农民协会成立大会。会后，镇压了大土豪邓松山、许其远和大流氓张方。1927年2月，沔阳农民协会代表大会召开，邓赤中担任了大会秘书长。时农协会员达到19.3万多人，1926年9月，中共沔阳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沔阳城秘密召开，产生了李良贵、娄敏修为首的中共沔阳县委。

    1927年春，担任湖北省农民协会的特派员刘绍南的入党介绍人李良贵奉中共湖北省委之命来到了沔阳，与刘绍南、邓赤中、娄敏修等一起，于是年2月28日，在白庙筹建了党的组织，使白庙成了中共在洪湖地区的活动中心。围绕这个中心活动的据点有张家沟、戴家场、南林口、汊河口、汊口、坡段场等地。如此，沔阳的革命形势有了极快的发展。

    当时，在白庙一带活动的是邓赤中、邓耀；在戴家场一带活动的是刘绍南、陈墨香、刘大成、王康普；在府场的有夏德英、熊登楚；在郑道湖一带的有赵美云、培登秋、曼化吾。

    此后，又建立了沔阳农民自卫军，由娄敏修领导。自卫军队员以长矛、土铳为武器，这是中共在洪湖地区所领导的最早的武装力量。

    5月12日，川军杨森与夏斗寅叛变。杨森人马沿长江东下占了沔阳，放出了沔阳农协会关押的土豪劣绅，解散了沔阳、新堤、河里等地农协会。匪首李伯岩、钱鼎三以“清党干部团”的名义劫夺了污阳彭场自卫团的枪支。大劣绅杨奚如杀死了农协会负责人杨海东。戴家场的土劣涂老五也趁机卷土重来。新堤裁缝工会杨才发被杀害，汊河口农协常委吴隆春、潘日藻被敌人严刑拷打，宁死不屈，被投监入狱。

    汪集团“分共”之后，国民党的刘佐龙的第十五军、鲁涤平的第二军、李品仙的第八军、李燊的第四十三军的部分队伍，先后占领了洪湖各地。那些反动势力纷纷趁机组织了“国民党改组委员会分会”、“清乡委员会”、“保卫团”、“常练队”等。沔阳乃至洪湖地区的共产党组织，群众团体，全部被破坏和解散，工农自卫武装的武器被收缴，不少共产党人、革命群众惨遭杀害，还乡团“铲共”队到处杀人放火，掳掠奸淫，逃往外地的地主劣绅孙耀卿、张景安、王游斋回来组织“保卫团”，峰口“曾永昌”商号老板“叉鸡老”自己买枪成立了“保卫团”，劣绅张荣蔚当上了新堤“保卫团”团长。

    在白色恐怖下，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分子动摇了，而革命者在敌人凶焰前变得更加坚定。

    当时，中共湖北省委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坚持洪湖地区革命斗争，在鸡公山，召开了洪湖地区负责同志的会议，时邓赤中、黄国庆、夏德美、吴赤锋等人参加了。会议由罗亦农主持。罗心情沉重地说：“同志们，陈独秀路线已把党送进绝望的地步，敌人的反革命气焰越来越嚣张，不少同志英勇牺牲了。”他把双手一推，说，“我们要用革命的武装去反对反革命的武装！”

    为加强洪湖地区的革命斗争，湖北省委于8月上旬派了唐方九到鄂中地区主持工作。唐到了鄂中后，本应在群众基础较好的沔阳境内建立特委机关，然后以此为依托恢复各县的党组织，组织秋收暴动，然其没有这样做，既没建立特委机关，也没和刘绍南、邓赤中、熊传藻等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人取得联系，而是带一些骨干去策反敌军。他又派了袁传鉴到潜江的土匪中活动，派了徐杰、唐某到天门红枪会及土匪中活动。想依靠会党力量进行暴动。省委对唐方九这种做法进行了批评，同时鉴于唐方九的工作情况及态度，决定派肖仁鹄、王平章二人前往组建鄂中特委。为了领导方便，将鄂中区划为南北二部。北部辖天门、京山、汉川、应城4县，令王平章负责指挥；南部辖沔阳、潜江、监利3县及新堤市，令肖仁鹄负责。省委并派了王大全为鄂中南北二部的巡视员。

    当肖仁鹄、王平章启程之际，省委书记郭亮对二人谈了话，做了如下指示：

    一、鄂中区由暴动区域而转为骚动区域之大原因为机会主义之流毒太深，今后急需完全拔除。

    二、土地革命之意义，为变更数千年来土地制度，须由地主豪劣手中，将土地夺归农民，故多杀土豪劣绅地主，即系多作一分土地革命之工作。

    三、鄂中今后工作之方针，应尽可能的召集同志及农民开会，由党对群众宣布实行土地革命，杀尽土豪劣绅，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及一切公地和一切反革命派的财产，抗粮、抗租、抗税、抗捐。用暴动的方式，摧毁武汉政府。

    四、组织暗杀队和游击队。暗杀队之组织方法，以三四个至一二十个勇敢同志或勇敢农民组织之， 有枪一二支或旧式武器数件，即可行动。

    五、对于军队，如果我们力量薄弱，则避免和他们冲突；如有力量解决我部军队时，则当毫不犹豫地干，惟技术方面的准备，须切实注意。

    郭亮要求暴动要尽快展开，以打击敌人之嚣焰，鼓穷苦百姓之志气。于是，肖仁鹄、王平章二人化装乘江轮直抵洪湖。

    郭亮讲罢洪湖地区情况，又向贺龙等介绍了鄂西的情况。

    鄂西即湖北的西部，位于长江、汉水之间及其附近的广大地区，南达洞庭湖和武陵山脉，西抵长江三峡和神农架一带，北至桐柏山南麓，东迄武汉西部边缘。在这地区内，既有江河交错、湖汊遍布的江汉平原，又有崇山峻岭、丘陵连绵的山岳地带，战略形势极为重要。鄂西有天门、荆门、宜都、当阳、远安、宜昌、松滋、枝江市、枝城、南漳、房县、兴山、巴东、秭归、长阳、鹤峰、五峰、恩施、利川、咸丰、来凤、建始等县；鄂北有襄阳、枣阳等县。

    1927年5月，据不完全统计，鄂西的天门、荆门、宜都、当阳、远安、宜昌、松滋、枝江等地，均成立了县农协会或农协筹备处，区、乡农协组织相继建立，并建立了为数不等的农民武装。

    “马日事变”后，鄂中、鄂西、鄂北各地的农协会，遭到反革命势力的严重摧残。

    京山县的农民武装组织在农协会中有三四千人，但由于各区的农协多为土豪劣绅所把持。如宋何二区，在杨森二十军与夏斗寅部联合东下时，混入了不少土劣，因此，这支农民武装县农协会不能指挥。京山县的农民武装顶峰时有土枪万数以上，并有快枪7支。当时，农民的要求以打击反动的红枪会最为迫切，因为红枪会不时向农民进攻，而县长的态度甚坏。京山的驻军是向觉民的警卫团，向部对农协会态度尚好。但是，在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反动之后，向部立即与土劣勾结，向农协会发动攻击，农协会负责人遂大为恐慌，不少人弃职逃走，特支书记郑受松匆匆到了武汉，登报声明其脱离共产党。农协会之武装也随之瓦解。汉川的农协会址为十五军的一个营所占。农协会组织完全解体，武装的枪械均被驻军缴去。土豪劣绅以军队为护符，在各处捕人，封房子，汉川的中共党组负责人均不知去向。鄂西的中共组织颇不健全，农运工运，本来甚幼稚，加上杨森东下之蹂躏，更属雪上加霜。在武汉国民政府没反动之前，该地驻军第二军对于民众尚未十分压迫，故民众团体，尚能存在，中共组织，除石首外，均未解体，只是混进了许多土豪劣绅或与土劣利益一致分子。江陵县委书记刘植五在1927年8月19日写给湖北省委的报告中，报告了江陵、石首、公安等县的农协会及中共党组织等方面情形，其报告称：

    汪陵县之农协，以前有百分之九十五均在新旧土豪劣绅领导之下，杨森东下，土豪劣绅公开反动，许多农会职员被土豪劣绅告发或直接屠杀，因此全县农协瓦解。现在仅有二个区农协会在我们领导之下，尚在继续打土匪，杀土豪劣绅，其余农民则不明了农协，甚至怨恨农协。该县土匪最多，不下四五千人，大半在土豪劣绅领导之下，被二十一军及县政府所收编，反对农协。其余散处之土匪，则大半为杨森之残部。我们的武器，计有长枪展甚速，其目的为打土匪，曾与土匪激烈的斗争，虽受重大牺牲，亦不稍馁。此种组织，有一大部分在我们影响之下，因为打土匪即为解除土豪劣绅的武装，匪去则土劣亦潜踪，全县农民约30万，自耕农占百分之七十。县政府对粮税之浮收甚大，每洋一元，收铜元4串，约合当时国库券4元，中央票2元，该县驻军为二军第五师一部和二十一军一小部，约三四万人，暂编十五军一小部，约四五百人，二军对民众团体的态度是：不“左”倾便不过问，“左”倾而又有人控告即调查制裁。二十一军是土匪，白昼行动。

    公安、石首的 农民很勇敢，在民校左派同志领导下（因为我们在该二县力量甚小），杨森东下，农民曾与之作战数次，两县农民虽受牺牲，但杨军亦不敢入境。两县枪支，共约600支，在县民校指导之下，系人民自卫团的名义。湖南清乡队曾越境来捕该二县的农协委员长，发生数 次武装冲突，结果农民及人民自卫军获胜。当时该县工作的计划，第一要拿武器，用购买或收编各种方法进行。第二是恢复组织，杀土劣及其所领导之土匪，第三作抗租抗税的斗争。

    武汉国民政府反动之后，鄂中、鄂西、鄂北各地，白色恐怖遍及城乡，警察局、税务局、团防局还乡团、铲共队都卷土重来，到处杀人放火，掳掠奸淫，只搞得人烟寥落，土地荒芜。受害最大的是农民协会的干部和会员、妇联、学联等革命群众，他们每日东躲西藏，一夕数惊，一经捕获，无钱贿买，格杀勿论。

    郭亮谈到最后说：“据我们目前了解的情况，鄂中、鄂西虽然白色恐怖严重，但群众的斗争性极强，各地县的委员也都在暴动后纷纷组织了小股队伍。”

    接着，郭亮又介绍了武汉三镇的情况。武汉三镇在北代军节节胜利之际，本是革命中心所在，自汪精卫叛变革命，宁汉合流，武汉三镇便变成了一片白色恐怖。但是，屠杀并没有吓倒共产党人，他们擦干了身上的血迹，掩埋了战友的尸体，又继续战斗。贺龙等人到达这里时，湖北省委正计划于年关举行暴动，郭亮等人在这旅馆召开的会议，就是举行暴动的会议。

    郭亮介绍完武汉三镇的情况后，高兴地握着贺龙的手说：“文常，你来得正好，武汉三镇要搞年关暴动，暴动的日子，定在了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之际，趁鞭炮齐鸣时刻暴动开始，你来当总指挥吧，”

    贺龙自然同意。

    当下，贺龙、周逸群参加了会议，卢冬生、史庶元、张海涛等也都参加了暴动准备工作。

    当时，暴动所用的经费和枪支都极缺乏，而省委一时也搞不来，恰好程潜的两个侄子是共产党员，都在汉阳兵工厂工作，一个管军械， 一个管军需，这俩人为暴动准备了部分枪械、弹药和经费。关于这段情由，贺龙后来回忆：

    广东暴动后，我从香港到上海，党决定我和刘伯承、林老一起去苏联。决定1927年11月17日走，坐货仓走。但16日机关破坏，敌人说我到了上海，结果他们先走了。十几天后，我走不成，就想搞红军吧，我与周逸群把想法谈了，要他向总理谈，我说在上海，党负责，上了船，我负责，一到汉口我就能活动了。谈了四五次后，中央批准了，我们就准备走。走前，准备搞两打驳壳枪也没有搞成，到汉口的接头关系，恩来同志交待给周逸群，我在一旁听见，记住了，是‘谢弄北里十七号’。我们带了张海涛、史庶元等由上海坐船去汉口。在轮船上还遇见了一件事，一个国民党特务叫王国祯的，带一个婊子与史庶元搞熟了，即请我们吃饭、打牌。我只带了30元，给3人分头带上，就打起牌来。那特务想赢我们的钱，打下来，我却赢了他七八十元，他又要互相交换地址，我就随便讲了个地址给他。

    到汉口后，到东方旅馆，我们接头关系两个都被破坏了，我就记起‘谢弄北里 十七号’，也没有介绍信，就硬闯去了。会到郭亮的老婆，他们以为我是侦探，由刘鸣先来与我接头。其他人就住下跑走了，接好头，我又去旅馆找来张海涛。当时，组织上叫我搞根据地、苏维埃、游击战争，但是，怎么搞？没有指示。怎么搞红军，发动群众，发动起来又怎么组织？都不清楚，只知道搞农民协会；搞军队的方法是北伐军式的。到了汉口，与郭亮接了头，准备走，第二天程潜的一个侄子及一个姓钟的外甥来了，他们都是党员，侄子管军械，从汉阳兵工厂搞来了枪、子弹和重机关枪，外甥管军需，把5万法币带到党里来。同时，武汉三镇又要组织暴动，我的一个团长醴陵人蔡申熙在招兵，组织三个军，武昌、汉口、汉阳各一个军，要我当总指挥，我就准备参加暴动。

    在省委研究年关暴动的会上，贺龙说：“要接受南昌暴动千里远征的教训，武汉暴动成功当然很好，若失败了，快快离开，把暴动武装拉到沔阳会师，长江南岸的就拉到湘东，和湘东的农村暴动武装结合起来，我到湘西。”

    会上，又讨论了如何发展游击队、发展党，恢复已被敌人破坏的各地党组织的问题。

    这时候，贺锦斋派了贺龙的两个侄子，一个叫贺学定，一个叫贺桂先，给省委送金子来了。当时，贺锦斋在洪湖藕池发展了百余人枪，近日抄了一家银号，搞到1000多两金子，派专人来汉口送交省委。他怎么到了洪湖，后文交待，暂且不提。省委正发愁暴动缺钱。这黄金真是雪中送炭。

    年关暴动的一切准备都很顺利，谁想到，就在腊月二十三，为暴动印刷标语的一家印刷所被敌人破坏，致使省委的全部暴动计划都落入了敌人手中，这下子，满城大乱。敌人倾巢出动，逮捕共产党及暴动分子。并派保甲长们沿街敲锣高喊：“共产党要暴动了！”“每家每户准备美孚油灯，水缸装满水！”

    郭亮租住的房子，是这个地下印刷所出的铺保，郭亮料定敌人肯定会来查抄和捕人，当下，省委迅速作出了决定，所有参加暴动的人员，立 即转移，贺龙对郭亮说：“我和逸群等去湘西吧，今天就走，只是逸群怎么通知他？”

    郭亮说：“我己安排人通知他了，今晚你们就乘江轮动身。”说着，郭亮握着贺龙的手说，“我本当前往，可这里尚有事没有做充，侍安排后再去找你。特立、直荀另有任务也不能去了。”

    当下，二人洒泪而别。

    1928年3月26日，郭亮奉中央之命前往岳阳成立中共湘赣特委，郭亮任书记、主持召开特委会议，发动平江、浏阳、铜鼓、修水、蒲沂、通城等十余县农民武装起义，组织工农革命军，建立革命根据地。不想为叛徒苏先骏出卖了，于岳阳被捕，翌日被押至长沙，29日即被何键杀害，年仅27岁。

    当时，徐特立也被派往岳阳工作，本拟与郭亮同行，因拉肚子而没能前往，才没遇难。

    贺龙同郭亮分手后，立即做了番打扮，但见：头戴水獭皮帽，身穿狐皮长袍，水晶眼镜遮目，文明拐杖点地，脚下皮鞋闪光，一抹黑胡齐整，远看是个阔大爷，近看是个阔老板。卢冬生扮做随从。看看到了掌灯时分，贺龙与卢冬生乘汽车到了临江码头，这时码头上灯火辉煌，岗哨林立，军警盘查十分严密。把那些上下船的旅客都翻了个底朝上。那些军警真的是严查共产党吗？不是，他们是趁火烧鱼，趁机发财。贺龙下了汽车，卢冬生提着高级皮箱，随在身后，卢冬生虽是随从打扮，且也很阔绰，使人见了望而生畏。贺龙抬眼一瞅，见军警对每个旅客都搜身盘查，十分严格，他眉头一皱，计上心头，大摇大摆地走到军警面前，敞开狐皮大衣，冲军警说：“检查检查，看我像不像暴动分子，红脑壳？！”

    站在贺龙面前的这个军警姓冯，外号“冯一刀”，宰人特狠，靠着在这临江码头盘查敲诈勒索发了财。他正在检查之际，听到贺龙言语，抬眼一看，心里也立时一哆嗦，心说：我的爷，这个主儿可了不得，真阔呀，家里不定开着多大字号呢，我可不能轻饶过他。想着，正要开口，可眼珠儿又往贺龙身上一扫，不由得激灵一下打了个冷战，怎么着，他看见了贺龙那两道黑眉，一双利眼，心里不由一动，暗忖道：这个主儿怎么跟城门口儿画影图形，悬赏10万大洋的南昌暴动分子贺龙差不多？要真是贺龙，发财的日子可就来啦。想着，他把胸脯一拍，刚要张口，那话又咽了回去。他想：这人果真是贺龙，他身边左右准有人暗中跟随，自己要动手，准得吃亏，此人要不是贺龙，冲这派头，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但是要抓错了，丢了饭碗不说，弄不好脑袋也得搬家，我呀……他正想着，只听眼前这位阔老板喝道：“愣什么？”

    冯一刀正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卢冬生暗暗地把一把票子往他手中一塞。冯一刀立即心领神会，满脸是笑地后退了两步，又扭头对其他兵丁喝道：“愣什么，快闪开，让这位大爷上船！”

    贺龙大摇大摆地上了船。到了江轮上一瞅，周逸群、史庶元、张海涛等早已到了船上。在周逸群的身边还坐着一个年轻人，年纪二十五六，人很精神，贺龙看看不认识，周逸群介绍说：“这是李良耀，省委派他同我们一起去湘西。”

    贺龙同李良耀握了手。柳直荀因另有任务没能同往。

    贺龙上了江轮，坐定之后，账房先生左顾右盼，打量了贺龙一阵，试探地问：“先生贵姓？”

    贺龙说：“我姓王。”

    那人道：“我看先生不姓王。”

    贺龙警觉道：“姓甚？”

    那人道：“你是贺龙。”

    贺龙严正地说：“看来你的眼力不错。”

    那人道：“请军长放心，小的原在军长手下当兵，后来，因身体不适应，退了伍，经人介绍，来到这船上当了账房。”那人又说，“前些时，听说军长遇难了，小的难受了好多天，后来见官府悬赏军长，悬着的心才放下许多。”

    贺龙见那人一脸忠厚善相，知道是穷人出身，遂道：“这船上人都怎么样？”

    那人道：“请军长放心，这船上使船的人都是受苦人。”

    原来，在这条江轮上，从船长到水手，有近半数是共产党员和同情革命的人，这是郭亮派人安排的。

    管账先生走后不一刻，又带来三四个人，贺龙教给了他们一套准备应付敌人可能突然检查的办法。

    天黑之际，江轮起锚，由于怕出意外，没有鸣笛即离开了码头，船刚驶 到鹦鹉洲时，敌人的一艘巡江划子开了过来，靠近江轮后，一群荷枪实弹的人把枪对准了江轮，一个大胡子厉声喝道：“娘的，开船为什么不鸣笛？八成船上有共产分子？”说着就上了船，随后又跟着上来两个持枪的。

    账房先生和船长都笑脸迎了过去，账房先生说：“先生，是挂笛的绳子断了，正在修，不信您过去看看。”

    账房先生说着把大胡子引到驾驶室，大胡子一瞅，见船工们果然在修。他又横眉撇嘴地四下看了看，拉着长声说：“你们这船上有没有红脑壳呀？”

    船长点头哈腰地说：“先生，我们一向奉公守法，红脑壳我们怎敢让他们上船？那不是砸饭碗吗？”

    这时候，账房先生拿过两条烟，递给大胡子说：“先生们辛苦，拿去抽吧，不成敬意。”

    大胡子没接，账房赶紧把烟给了他身后的兵。大胡子说：“你们这船什么时候从回呀？”

    账房说：“一个星期。”

    大胡子说：“回来的时候，给我捎点土产来。”

    船长赶紧说：“一定一定。”

    大胡子说：“知道我住哪儿吗？”

    账房说：“你老住在……住在……”

    大胡子把一张名片掏出，账房双手接过，连连说：“船回来一定到府上拜望。”

    大胡子等这才下了江轮。江轮逆水而上。

    关于这段经历，贺龙后来回忆道：

    当时码头上的敌人检查很严，我穿着皮大衣，围围巾，戴墨眼镜，走到敌人面前打开大衣让敌人搜，敌人看我像资本家，就放我上了船。船上的袍哥组织，管船的账房也认出了我，我即教给他一套话，准备应付敌人。开船的时候没有拉笛，船到鹦鹉洲，敌人的汽划子来检查了，船夫装作修理，我藏在后舱里，账房送了点礼给敌人，就混过去了。24日走的，越是大摇大摆越没有问题。那个时候，敌人认衣裳更认钱，如今这个坏毛病还没有根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