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革命军果真像毛泽东所预想的那样上了山，当上了“山大王”。但毛泽东十分清醒：共产党毕竟不能等同于“山大王”，即便要做，也要做“革命的山大王”。
做“革命的山大王”，就不能是聚啸山林的绿林好汉，而要用革命的理论来指导，用革命的方式来行事。
毛泽东在茨坪没有住多久，11月初，他率部回到了茅坪。
茅坪已与前次来大不一样，村里村外，到处是革命的标语，令人感到似乎又回到了大革命时期。在袁文才的支持下，后方医院和后方留守处，已粗具规模，真正使人有了“后方”的安全感。
毛泽东没有满足，他的目光不仅仅是一个茅坪！
于是，毛泽东想到了共产党的地方组织。这是在这一带发展革命所必不可少的领导力量。
早在第一次到茅坪的时候，通过龙超清的介绍，毛泽东就知道，由于袁文才的保护，永新、莲花、宁冈三县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很多就藏匿、隐蔽在茅坪一带。上次来茅坪时，毛泽东还和他们中的一些人见过面。
毛泽东找到袁文才，要他通知三县在茅坪藏匿、避难、坚持斗争的党内负责人开个会。
对袁文才来说，这件事不算很难，他很快就将这些人通知到了，他们是：永新县的王怀、刘真、刘作述、贺敏学、朱昌偕、贺子珍；莲花县的朱亦岳、刘仁堪；宁冈县的龙超清、袁文才、刘辉霄。
会议地点是象山庵。这是建于清康熙年间的一座古庵，并排三栋三进，九殿十八井，雕梁画栋，煞是气派。大革命时，这里是袁文才农民自卫军的栖息之地，如今成了工农革命军的后方留守处。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中心议题是恢复和重建边界党的组织，开展群众武装斗争活动。史称三县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
关于这次会议，贺敏学曾回忆说：“毛泽东首先要大家汇报情况，以后又向大家作了关于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指示，并要求大家回去迅速地行动起来，建立党的组织，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款子，以巩固和发展地方自卫军。”
时任宁冈县委组织部长的刘克犹也有一段回忆：“毛泽东在象山庵召开的三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我没有参加，后来党组织负责人传达了。我记得是：毛泽东说，现在各县要抓紧时间重建党的组织。目前，党组织的情况是工农分子太少，知识分子太多，所以党组织不巩固，革命不坚定。”
这是毛泽东在井冈山召开的第一次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它对井冈山根据地的开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会后，三县很快就出现了打土豪分浮财的群众性游击暴动，而党的各级组织也在斗争中得到恢复和重建。
工农革命军在茅坪这个“家”休整了半月有余，指战员们恢复了精神，跃跃欲试。
于是，毛泽东运筹帷幄，指挥工农革命军两次重拳出击。
第一个目标是湖南省的茶陵县。毛泽东瞅准了国民党新军阀李宗仁对唐生智开战、湘敌大部卷入、茶陵空虚的机会，倾全部兵力出击，于11月18日一举夺取茶陵县城，并于11月28日成立了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
第二个目标是江西省的遂川县。毛泽东根据遂川守敌薄弱的情报，亲率革命军的两个营，长途奔袭，先是在大坑重创大恶霸萧家璧部，报了在大汾受挫的一箭之仇；继而于1928年1月5日占领了遂川县城，并于1月24日成立了遂川县工农兵政府，这一天，是农历正月初二。在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时，毛泽东曾挑出一副对联，改动了几个字后，贴在主席台的两侧。对联是这样的： 你当年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我今日斩杀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
人们看着这副对联，心里有着一种说不出的痛快。
两次重要的军事行动，一西一东，在湘赣两省建立了两个革命政权。工农革命军硬是不同于往昔的绿林好汉！
其实，真正的绿林好汉是袁文才、王佐的部队，要将他们改造成革命队伍，既是建立根据地的需要，也是一件非常艰巨的工作。
毛泽东从古城会议讨论、确定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时候，就确定了对袁、王部队实行团结、改造的正确方针。
当然，也有人想简单解决。
何长工是这样回忆的：“在古城会议上，讨论对袁、王部队的方针时，有人曾提议，解除他们的武装，把他们解决，他们那几十条枪，一包围缴械就完了。毛泽东同志说，谈何容易，你们太狭隘了，肚量太小啦。我们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呢！历史上有哪个能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三山五岳联合起来总是大队伍。毛泽东同志说服我们，不能只看到几十个人、几十杆枪的问题，是个政策问题：对他们只能用文，不能用武，要积极地争取改造他们，使他们变成跟我们一道走的真正革命武装。”
这话不无道理。别看袁、王部队人数不多，武器不好，战斗力也不怎么强，但他们是土生土长的山林武夫，地形熟悉，身手敏捷，要消灭他们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加之工农革命军远道而来，人生地不熟，要在这里站稳脚跟，还非得靠他们帮衬不可，所谓“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嘛！
许多当年参加过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的老同志对此都很明白：“没有他们两个人，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不行的。”——谭震林如是说。
“如果他们反对我们，我们是站不住脚的。”——杨得志如是说。
而另一方面，团结、改造袁、王部队，也并非没有可能。
说起来，袁文才和王佐及其他们的部下，本质并不坏。他们大多是被封建军阀、地主豪绅的横征暴敛、巧取豪夺而逼上梁山的，如袁文才就有土豪夺妻、官军杀母之仇；他们一般以打击土豪劣绅为目标，以“劫富济贫”为口号，如王佐就是因为与土豪劣绅为敌，而与遂川反动豪绅尹道一结怨的；他们在大革命的推动下，先后成为农民自卫军，逐渐接受共产党的主张，树立起革命的目标，使其队伍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如袁文才就是在大革命时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总之，袁、王部队不同于那些啸聚山林、杀人越货的山寨土匪，他们能够改造成为真正的革命武装。
对袁、王部队的改造，首先从袁文才的队伍开始，因为袁文才部的政治素质比王佐部要好一些。他们在大革命时期就接受了中共宁冈支部的领导，并参加了夺取县政权的武装暴动。
1927年10月中旬，当工农革命军游击到酃县水口镇时，应袁文才之邀，毛泽东派出了游雪程、徐彦刚、陈伯钧、金蒙秀等教官，帮助袁文才训练部队。
平时分散，有事集中的袁文才部，此时全部集中到了茅坪步云山白云寺进行训练。
政治教育，主要是讲时事、讲形势和讲革命出路；军事训练，着重练习射击和基本队列。
为了使部队尽快与“绿林好汉”的形象告别，毛泽东告诫袁文才，要从组织整顿上入手。于是袁文才狠下决心，将一些豪门子弟和不良分子清除出去，并从砻市等地招收了一批有阶级觉悟的青年，使队伍出现了生机。
当袁文才部在步云山练兵的时候，毛泽东正住在茅坪的洋桥湖边疗脚伤，边做社会调查。闲暇之时，毛泽东就去步云山看看。在天气好的时候，他喜欢坐在练兵场右侧山坡的一块大麻石上，一边阅读书报，一边观察战士们的训练。
训练休息时，毛泽东常常放下书报，来到战士们的中间。
对于在山村里长大、没有文化的自卫军战士来说，毛委员可是一个“大学问家”。因此，他们喜欢围在毛泽东身边，听他谈古论今。
有一次，毛泽东同战士们谈到了《封神榜》：“《封神榜》中有个土行孙，还有哪吒，你们都知道吗？”
战士中有的点点头，也有的摇摇头。
毛泽东笑了笑：“土行孙、哪吒，能上天入地，腾云驾雾，都是有本事的人哟！”毛泽东停了停，又幽默地问道：“你们有没有那样的本事呀？”
战士们都笑了起来，他们明白，毛委员是在勉励大家：努力练兵，成为有本事的人。
又一天，自卫军战士正在开饭，一些战士对着菜盆里的野菜议论纷纷。
毛泽东来到了战士中间，一问，才知是由于冬季来了，部队又增加了人，吃菜越来越困难，有时就不得不吃一些野菜。
毛泽东没有言语，舀一勺野菜放在碗里，就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毛委员，这么苦，你吃得下？”有战士问。
毛泽东把野菜咽下后，对大家说：“这野菜虽然苦，可有丰富的政治营养呢！我们干革命，就要吃大苦，没有今日的苦，哪有明日的甜呢？”
毛泽东讲的道理，许多人似懂非懂，但毛泽东亲自吃野菜的行动，却使战士们深受感动。
游雪程、徐彦刚等抓住“毛委员吃苦菜”这件事，对部队进行教育，积极倡导吃苦耐劳的奋斗精神。从此，为革命吃苦的观念在部队战士们的头脑中逐渐形成。
要将散漫惯了的自卫军战士训练成为有觉悟、有纪律的革命战士，绝非易事。袁文才管束部队靠惩罚，毛泽东则在严肃纪律的同时，强调思想教育。这令袁文才及其部属耳目一新。
一天夜里，几个战士从茅坪回步云山，途中，忽听山冲中有鸭子的叫声。
“这么晚了，这只鸭子肯定会被黄鼠狼叼去，不如我们先把它捉回去。”一个战士提议说。
其他几个人没说什么，就这样办了。
第二天，失主找鸭子，当听说是自卫军的战士捉去，并且已经宰了时，他就说：“算了，反正是他们在夜里捡到的。”
这事传到了袁文才那里，袁文才非常生气：“这还了得，把那几个人给我叫来！”
不过，袁文才还是先去了毛泽东那里去讨主意。
毛泽东听完袁文才的话后问：“你说怎么办？”
袁文才不假思索地说：“当然要狠狠地处罚。”
毛泽东摆了摆手：“不能这样，还是要从思想教育着手。”
袁文才恍然大悟：“对，就用革命纪律来教育。”
袁文才立即将部下召集拢来开会，他在会上严肃地教育大家：“我们是革命的军队，要有严格的革命纪律。毛委员在荆竹山就讲了不能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嘛。毛委员订的纪律，我们要实打实执行，违反群众利益的事切莫去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才能打胜仗。”
从未如此向部下讲道理的袁文才，讲起来竟然也是滔滔不绝、言之有理，不仅他的部下，就是他自己也感到惊讶。
宰吃鸭子的几个战士，羞愧无比，立刻就作了检讨。会后，他们又主动要求到老表家里去送钱赔礼。
袁文才这才高兴地点点头：“对！应该这样。”
老表们见袁文才的部下为了一只鸭子，又是赔款又是道歉，既新奇又感动，无不交口称赞：“毛委员教育得真好，这下农民自卫军有办法了。”
步云山练兵，使袁文才自卫军的面貌发生了明显变化，指战员的思想政治觉悟和军事训练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袁文才对此感慨不已：“毛委员的带兵经验真神，真是中央才，我服了他，这一辈子跟定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