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贵川，川云贵，扩大红军有成绩。”这是扩大红军的口头禅。
在经过贵州的贵阳、龙里一带的时候，我也实际地参加了“扩红”工作。
当部队出发的时候，各部队地方工作组，飞鸟似的先走了，跑到部队的前头，有时走到尖兵的前头；整天没有休息，也不知疲劳；看见路边有庄子，更起劲地飞跑地走进群众家里，找他们讲话；如遇路边有群众，更是眉飞色舞，争先恐后地叫喊起来：“掌柜，过来，我和你讲话。”接着连走带跑，走拢群众的身边，轻言细说地去做宣传鼓动工作。很多的新战士，就是这样一会工夫就扩大来了。这是我在“扩红”工作中目见身经的一般普通情景。
现在来说几个“扩红”的实际例子。
“你如嫌我太老了，把我的儿子送去同你当红军”
1935年4月5日，我们部队开到开江县属的高寨的时候，在中途碰着一个老百姓在那里种庄稼，身穿烂衣服，面色黄黑，皮起皱纹，手脚粗黑，志气昂昂，声音洪亮。当我走到他身旁的时候，如见故友，亲爱非常，连忙把锄头放下，邀我对坐长谈。当我谈到军阀王家烈的苛捐杂税、拉夫抽丁的痛苦的时候，他便酸鼻，愤激填胸，因为他自己亲身受过那种强拉夫役、非人剥削的悲惨痛苦，所以他自己非常雀跃地愿意来当红军。我又感觉他年过四十几岁，有点太老了，故不同意他来。他遂自荐地说道：“你如嫌我太老了，把我十八岁的儿子送去同你当红军。”经我赞成后，便摇身一转，向家里跑回去叫儿子。没有多久，便由一个矮而又小的茅棚里钻出二男一女来了，笑嘻嘻地由远而近地走来。他们对儿子的告别训词是：“你跟这个同志（指我自己）去当红军，要听指挥，要时常寄信回来。”儿子笑说：“是！”我看他们这样热烈欢送儿子当红军，把我背的一袋米，送给了他们，从我身上脱了一件衣服，给新战士穿。父母儿子同声说道：“红军真好，的确是穷人的救星。”
老汉鼓动群众当红军
4月7日，当我们的先头部队将抵龙里属之崖脚时，有一堆群众，在一个离部队行进路一里许的山坡上蹲着，注目相望。我即投身而去，叫了一声“掌柜”，他们自起虚惊地连二接三地向山顶上爬之大吉（大概是误为拉夫的来了）。我越前进，他们越走远。当时把我气煞了，但我坚持“良机莫错过”的宗旨，不计一切地连走带喊：“掌柜，不要怕，我们是红军，保护干人（即穷人），不拉夫，向你们来讲话。”结果，一个白发苍苍的老汉，接受了我的宣传，站在半山等着。我不知何等欢喜地走拢去，向这老汉苦口婆心地说了很多的话。开始这位老汉装聋不闻。经过多番宣传之后，便一问一答地对谈着。当我与这位老汉谈话的时候，那一大堆群众在距我半里这许站着，好像等候什么似的，并且见我和老汉讲话，讲得津津有味，大起羡慕，自愧站得太远了，只能看而不能听，于是一个个地逐渐向我处走来。经过这位老汉的壮胆和促喊，那十多个群众，一哄而来，我又讲了一些革命的大道理，与工农当红军的重要。陡然从群众中出来一个青年回答我的要求说：“我去当红军，谁同我去？”这个老汉更作有力的鼓动说：“如果我不是年纪太老了的话，我也要去当红军，你们这般青年应该勇敢当红军去。”在这一得力的鼓动下，便有五个人志愿当了红军。
送郎当红军
4月8日，我们部队开到龙里县老巴乡的那一天，我在途中一个小庄子休憩着。这家大小三人——一个年纪三十岁的男子，一个年约相等的妇女，又一个小小年纪的青年。当我走进他家时，男的捧冷水相送，女的劝吃包谷饭不要钱（我未曾吃她的）。于是触动我宣传男子当红军的念头。开始我向他讲，红军是什么人的军队，要做什么事，工农为什么要当红军。这个男子含笑不答，我见他的征象，似乎接受了我的宣传，其所以不坦白承认者，大概是“怕老婆”的原因吧！于是我把他叫到外边去谈话。他的老婆以为我就是这样一直带走了，连忙说道：“同志！他去不得，家里靠他过活。”我回答了几句安慰话，还是把这个汉子带到外边来了。二人对坐在一棵树下说话，讲的是工农为什么要当红军，说的是军阀侯之担与国民党中央军压迫干人的痛苦，鼓动他，男儿志气高，不要怕老婆，干起革命来，大家得快乐。于是他再三思索了一番，复问我道：“当红军后是否准回家？”我答道：“当红军是志愿的，而不是强迫和拉夫来的。今后你必要回家时，可向上级请假，经许可后，可回家来。”从此他当红军的决心定了，要求回家一趟，安顿家务。老婆开始很留恋他，不准他走，结果他说出“舍不得娇妻，成不得好汉”的俗话来。老婆听了笑道：“你真的要去当红军，要时常写信回来，这条手巾和鞋子你带去用吧！”这个新战士，这样欢天喜地地离开了他的贤妻幼子同我当红军了。
“我去当红军，对家里的伤兵要好好地招待”
4月21日，经过兴仁县观音山那一天的早晨，白雾层层，毛雨纷纷，虽穿夹衣，犹凉寒。天到中午，拨开云雾见青天，一轮红日照天空，这时热度增加，寒气骤减，精神爽快多了。
前面草坪里这个放牛的人，定要争取他来当红军——这样自思自谈地想着，转瞬之间，便到达这个人的身边。我照例向他说了一大顿。他只是听了，似乎还不十分关痛痒，犹豫地承认当红军。我再进一步向他解释，他的思想突然改变了，很乐意同我来当红军，但要把牛送回家里去，须到家里，招呼大小，安排了家才能走。当时我对他的估计尚有些不足，认为他说的是敷衍塞责的漂亮话，或者他家中妻子儿女看见了，一定不准他走；站在另一方面着想，如不准他回家一走，只能强走他的身，不能巩固他的心，必生不良结果。于是我决心同去他家，以便及时补做宣传解释工作。恰好他家，真是贤妻良母，正在安排我们留寄他家的三个伤员。这个同志果真忠实坚决，对他的妻子说：“我去当红军，对家里伤兵要好好地招待。”便与我同来了。这一天利用他的线索，在途中扩大两个红军（连他三个）。
以上几个实际例证，已足证明云、贵、川广大工农劳苦群众（其他地方也是同样情形）参加红军的热烈了，虽然还赶不上主力红军东征时半个月扩大八千红军那样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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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翰文（1908-1942），长征时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后任八路军前方总部后勤部政治部主任，1942年在反扫荡作战中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