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艰苦的。与之相伴的是生活的艰苦。

    一般地说来，我对生活条件从不苛求。这和我的贫困的家庭出身有关。青少年时期如前所述，我几乎一直在饥饿中挣扎。因此，除过忌讳大肉（不是宗教原因）外，只要能填饱肚子就满足。写作紧张之时，常常会忘记吃饭，一天有一顿也就凑合了。

    但这里的生活却有些过分简单。不是不想让我吃好，这里的人们一直尽心操办，只是没有条件。深山之中，矿工家属有几万人，一遇秋雨冬雪，交通常常中断，据说有一年不得不给这里空投面粉。没有蔬菜，鸡蛋也没有，连点豆腐都难搞到。早晨我不吃饭。中午一般只有馒头米汤咸菜，晚上有时吃点面条，有时和中午一模一样。这是矿医院，医生职工都回家吃饭，几乎没有几个住院的，伙食相当难搞。

    如果不工作，这伙食也可以。只是我一天通常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这种伙食无法弥补体力的消耗。河对面的矿区也许有小卖部什么的，但我没有时间出去。

    没有时间！连半个小时的时间都不敢耽搁。为了约束自己的意志，每天的任务都限制得很死，完不成就不上床休息。工作间实际上成了牢房，而且制定了严厉的“狱规”，绝不可以违犯。

    每天中午吃完两个馒头一碗稀饭，就像丢下襁褓中的婴儿一样匆忙地赶回工作间，在准备当天工作的空当，用电热杯烧开水冲一杯咖啡，立刻就坐下工作。晚上吃完饭，要带两个馒头冋来，等凌晨工作完毕上床前，再烧一杯咖啡，吃下去这说不来是夜宵还是早点的两个冷馒头。

    后来，晚饭后得多带一个馒头，原因是房间里增加了“客人”。

    不速之客是老鼠。

    煤矿的老鼠之多实在惊人。据说是矿工们经常乱扔吃剩的馒头，因此才招惹来如此多的老鼠。

    经常光顾我房间的有两只老鼠。天知道它们是从什么地方进来的，而且一开始就没把我放在眼里。它们在地上乱跑，嬉闹追逐，发出欢快的“吱吱”声，简直视此地为它们的“迪斯尼”乐园。它们甚至敢跑到我写字台对面的沙发上目不转睛盯着我工作。有时候，竟放肆地跳上我堆材料的窗台，在与我咫尺之间表演奔跑技巧。

    我手脑并用十分紧张之时，根本顾不上下逐客令，有时实在气急了，手里拿着笔和笔记本撵着追它们，它们当然立刻就会消失得无踪无影。我刚坐下，这该死的东西便又故伎重演。尤其是晚上，我一拉灭灯，这两个家伙就大闹起来，有几次居然上了床，在我的头边上跑来跑去。

    没办法，只好叫来医院几个职工，堵住门窗，终于消灭了一只。但是另一只仍然如期地来我这里做客。

    我于是才“灵机一动”，干脆由黩武主义变为绥靖主义，每天晚上多拿一个馒头放在门后边供其享用。这样，老鼠晚上便不闹了。每天中午起床后，我先习惯性地向门背后投去一瞥：那里会一无例外地有一摊吃剩的馒头渣。

    后来，我和这只老鼠一直和平共处到我离开这里。它并且成了这个孤独世界里我唯一的伙伴。直到现在，我还记着它蹲在我对面，怎样用一双明亮的小眼睛盯着我工作的神态。我感到内疚的是，我伙同别人打死了它的伙伴——那说不定是它的丈夫或者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