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太原城的第二天，马丕瑶便向张之洞禀报，初步清查光绪三年、四年、五年的赈灾款项，三年间便有三十余万两银子对不上数，怀疑是当年主持赈灾的藩司葆庚和主要经办者王定安贪污中饱了，但苦无确凿的证据。下一步的清查如何进行，请抚台拿个主意。

    下午，葆庚也特为过来，说已与祁家说好了，祁家父女都同意，是不是就叫他们父女到抚台衙门来见见面。马丕瑶的禀报让张之洞对葆庚、王定安很是反感。他甚至后悔不该与他们同游晋祠。张之洞冷冷地说了一句“此事不要再提了”后，便不再理睬葆庚，将葆庚弄得十分没趣。

    张之洞为清理库款事苦苦地思索着。

    夏天到来时，春兰带着唐夫人生的次子仁梃、王夫人生的小姐准儿，以及柴氏带着燕儿都来到太原。桑治平在紧靠巡抚衙门的一条小街上，赁了几间房子安置家小。大根夫妇则带着仁梃和准儿，与张之洞同住衙门后院。从此，早晚冷清的第一衙门，开始有了勃勃生气。

    桑治平做了张家的真正西席。仁梃聪明好学，并不要老师多操心，他仍可以分出不少心力来替张之洞办公事。

    为张之洞的诚意所感，佩玉也来到太原做准儿的琴师。张之洞甚是高兴。准儿活泼伶俐，佩玉喜欢她。佩玉和善亲热，准儿也爱她。两人很快便相处融洽。

    近年来，因王夫人的陡然去世，悲寂常常袭击着张之洞的心，空闲时他思念得最多的便是远在北京的儿女。长子仁权已成家自立，他较为放心。次子仁梃毕竟是个已有十岁的男孩，学业是其生活中的全部内容，有良师在教导，他也可以放得下心。最让他牵肠挂肚的便是这个小准儿。娇弱的女孩，这么小就失去了母亲，这是她人生的最大痛苦，虽有春兰在生活上予以照顾，但谁去抚慰她那颗受伤的幼小心灵？谁去充当她闺房中的教师呢？张之洞为此而深深地忧虑。现在好了，佩玉来了！她俩似前生有缘似的，彼此亲密无问。听到后院里不时传出的佩玉和准儿的欢悦笑声，张之洞的心里十分宽慰。

    这时，一道上谕递到太原巡抚衙门：户部尚书着阎敬铭补授。又命张之洞将此谕火速递到解州书院，督促阎敬铭毋再固辞，速来京履任。张之洞看到这道上谕，心里欢喜无尽。

    他首先感到欣喜的是太后毕竟有见识，不像以往只让阎敬铭恢复侍郎原职。倘若依旧是从二品待遇，说不定那个倔犟的老头子仍然会坚辞不受。如此，将令他这个传旨者十分难堪，两边都不好交代。张之洞感激太后给了他很大的面子。

    最使张之洞欣慰的是，阎敬铭授的是户部尚书。山西穷困。银钱拮据，凡办大事，都要得到户部的关照才能行得通。自己过去曾力主阎敬铭出山，这次又倾心接纳。这些，老头子岂能不知？今后又岂能无视？子青老哥所说的靠山，这真是一个天缘凑泊的好靠山！

    张之洞想到这些，心里兴奋不已。而眼下阎敬铭对清库一事，也正好能帮得上忙。光绪三年，阎敬铭以工部侍郎的身分，来太原协助巡抚曾国荃赈灾。以他的精明老练，必定对当时赈灾款的集散，心中有一个大致的脉络，应该向他请教！说不定藩库清查之事，靠的正是此老的鼎力相助。

    他将去解州的重任再次交给桑治平，要他说服阎敬铭取道太原进京，并一路好好陪伴护送前来，他要亲自把盏为久蛰荒野的大司农饯行。

    经过二十余天的长途跋涉鞍马劳顿，桑治平一路护送阎敬铭，来到了离太原城只有七十里路的榆次县。除他们二人及阎敬铭的一个远房侄孙外，同行来到榆次的还有一个人。此人名叫杨深秀，字漪邮，本省闻喜人，今年三十三岁。十年前杨深秀即考中举人，第二年会试告罢。杨家乃闻喜大户，家资饶富。杨父遂出钱为儿子捐了一个刑部员外郎。这是个空衔，杨深秀依旧在家中读书。他向往的是两榜正途出身。

    光绪三年，眼见乡亲们受苦受难，杨深秀心中不忍，遂广开粥厂救济灾民，又拿出巨款来购买药材，施舍给贫困的病人。杨深秀因此而善名远播。此时阎敬铭正奉旨赈灾，便聘请杨深秀来太原与他共襄大事。

    杨深秀为人正直又精细。灾情严重，百姓身处水火之中，山西官场却有不少人利用权势，侵吞钱物。杨深秀对此愤恨不已。他和阎敬铭谈起此事，阎敬铭也同样愤恨。得到阎的支持后，杨深秀暗中记下一份详细账目，以备他日所需。赈灾完毕，阎敬铭离开太原来到解州书院。不久，杨深秀也回原籍继续读书。闻喜与解州相邻，杨深秀时常到解州书院，向阎请教学问。谈起官场的腐败，谈起国家的积贫积弱，谈起人心的不古，这两个年纪相差三十余岁的师生，有许多共同的感慨。

    桑治平向阎敬铭谈起清查局所面临的困难，阎敬铭想起了杨深秀，遂邀之一道去太原。杨深秀素慕张之洞大名，欣然同意。

    傍晚时分，阎敬铭一行刚进城门，便见一个低级官员装束的人走上前来。桑治平笑道：“郭巡捕，你几时来的？”

    郭巡捕说：“前天接到桑先生的信，抚台大人昨天便到了榆次。卑职今天在城门边恭候一天，终于把你们盼来了。现在就请阎大人和桑先生等一起去县衙门。”

    阎敬铭听说张之洞亲来榆次迎接，颇出意外，对桑治平说：“张大人公务繁忙，还这样客气，令老朽不安。”

    桑治平说：“张大人对丹老十分钦佩，若不是公务繁忙，他是要亲去解州的。他早就跟我说定了，要我到太谷时给他一封信，不管多忙，他都要亲来榆次迎接，以表示他的仰慕之情。”

    阎敬铭连声说：“不敢当，不敢当！”

    说话间，不知不觉到了榆次县衙门口，张之洞带着罗县令、何主簿等一班官吏迎上前来。桑治平从中作了介绍。

    张之洞向阎敬铭作揖道：“久仰丹老声威，不胜倾慕。”

    阎敬铭回礼道：“张大人亲来榆次相见，愧不敢当。”

    张之洞说：“丹老四朝元老，中兴功臣，之洞未去解州相迎，已是不恭，尚望丹老鉴谅。”

    说着，又向阎敬铭介绍了榆次县的一班官员。阎敬铭指着杨深秀说：“这位是闻喜县杨深秀漪村孝廉，光绪三年协助我在山西办赈务，是一个仗义疏财极有血性的汉子。”

    张之洞一听杨深秀办过赈务，眼睛一亮，忙问：“杨孝廉是陪同丹老一道进京的吗？”

    阎敬铭说：“不是，我特地带他到太原来见你的。”

    张之洞转脸对杨深秀说：“杨孝廉请在太原城多住几天，鄙人有要事请教。”

    杨深秀说：“治下久闻大人盛名。大人巡抚三晋，此乃三晋父老之幸，治下愿为大人驱驰。”

    罗县令笑着招呼：“请丹老、张大人及各位一道入席吧，大家酒席上再畅谈。”

    巡抚驾到县城，这正是县令献殷勤的最好时候。阎敬铭进京去做户部尚书，下榻此地，也是东道主一个巴结攀援的好机遇。两件事凑到一起，岂不是天大的好事！罗县令动员一切力量，清扫道路，打扫驿馆，搜集佳肴，准备美酒，足足忙乎了两天。今晚县衙门的接风酒席办得隆重丰盛：一桌主席，三桌陪席，举凡山西省的好食品全都上了桌，加之满堂大红蜡烛，给宴会厅更增添许多热闹的气氛。

    可是，六十五岁的主客生性俭朴，不习惯山珍海味，再加上旅途劳累，更没有胃口，他只抿了两口酒，动了几下筷子，便闭口再不吃了。第一陪客也不是个大吃大喝的人。张之洞四十岁以前嗜酒好饮，常常喝醉。四十岁后因身体欠佳，也便节制不再多饮。于是，这场名为招待阎敬铭和张之洞的酒席，便成了榆次县衙门大小官员们的聚餐。他们在陪席上频频举杯，相互劝饮，大咬大嚼，狼吞虎咽。

    张之洞看着这个场面，禁不住双眉紧锁。他对罗县令说，明天要留丹老在榆次住一天，有要事商量，一切应酬全部罢掉，只需备点粗茶淡饭即可。罗县令不好违背，只得答应。

    第二天上午，张之洞只身来到阎敬铭下榻的驿馆。他要与这位两度复出的前朝大员，作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

    张之洞说：“二十年前，胡文忠公誉您为湖北经济第一人，要我到武昌去拜您为师，求经世济民的真才实学。怎奈天不假寿于文忠公，此行未果。讵料二十年后，我才得以拜识您，真正是又憾又幸！此番太后将大司农重任交给您，正是众望所归，人地两宜。您一定将再展补天之手，为朝廷广开财源，造福社稷。明天启程去太原，我自然当留您在太原多住几天。只是省垣人多眼杂，难有这等清静的环境，故而选择榆次先与您相见。一则表示远迎的诚意，二则也想借此地与您促膝恳谈。我有许多事要向您请教，请千万莫嫌鲁钝，看在三晋父老乡亲的面上，为我开启茅塞。”

    阎敬铭面色凝重地听完张之洞这番开场白，沉吟良久后说：“文忠公生前曾对老朽说起过抚台，夸奖抚台是他遇到的最聪颖的年轻人，日后前途不可限量。文忠公的确是巨眼识人，抚台今天也做到了他当年的官位了。”

    “我哪能跟文忠公相比。”张之洞忙说，“文忠公虽说官位只是湖北巡抚，其实是朝廷的江南柱石。今日的晋抚哪能跟当年的鄂抚相比。”

    阎敬铭笑着说：“以抚台的天资才望，好好做下去，日后也会是朝廷柱石的。”

    张之洞说：“谢谢丹老的奖掖。我当尽力而为，但愿不负朝廷的信任、丹老的厚望。”

    阎敬铭原以为清流出身的张之洞，会是满身的名士气，却不料这样恳切诚挚，于是点了点头问：“抚台准备跟老朽说点什么？”

    张之洞略微停顿一下，说：“朝廷命我承乏三晋，很想为三晋父老做点实事，但却常有力不从心之感。山西弊病很多，依我看来，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乡间广植罂粟，与庄稼争地，官吏军营，多食鸦片，风气颓废。二是从省到州县，吏治腐败，各级官场，疲沓懒散成风，贪官污吏，亦为数不少。三是山西土地贫瘠，所产甚少，百姓生计窘困，难以自救，官府收入枯竭，几乎不能有所兴作。”

    阎敬铭说：“老朽寓居山西多年，对山西弊端多少有所耳闻目睹。抚台方才所说的，均是山西积弊。在解州时常听士林说，抚台来晋后力图铲除弊端，整肃民风。士林都称赞抚台气魄宏大。”

    张之洞说：“不瞒丹老，自到山西以来，我也曾采取过强硬手段，欲求有所作为。比如说在铲除毒卉禁止吸食鸦片一事上，是不惜动用兵丁，不怕得罪乡绅的。现在看来是收到了些成效。至于整饬吏治方面，也想以清查藩库为缺口，狠狠地煞一下贪污中饱之风。想必丹老也知道，山西藩库竟然有三十年未清账目，这岂不是咄咄怪事！”

    “我知道。”阎敬铭沉重地说，“藩库多年不清之事，据我所知，尚不止山西一省。当然，山西三十年不清，确居全国之首位。其他十年八年不清的还有好几个省份。太后要老朽去做户部尚书，但老朽即便要去摸清各省目前的库存银钱状况，都很困难，这个户部尚书如何去做。哎！”

    阎敬铭说罢，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张之洞听了阎敬铭的感叹后，突然灵机一动，说：“我在京师做闲官时，也曾听部院堂官们说，这几十年来六部数户部最难掌。军饷开支大，各省上交又少，不但该交的不交，连别省的过路钱都拦截。难怪户部官员甚至说，各省这种行径类似绿林。”

    阎敬铭笑着插话：“翰林变绿林，这句话原本是骂李少荃的，后来竟成了名言，广为流传套用。”

    张之洞本想说一句“这是因为像李鸿章那样变绿林的翰林越来越多的缘故”，想一想阎敬铭和李鸿章是同一经历的人，这种清流激愤语言不能在他面前说，于是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改口道：“各省都叫苦，都说亏空多，户部也拿他们没办法。刚才丹老您说的，摸清各省目前库款情况，的确是户部一件大事。我想，丹老这次进京后，第一把火就烧到这事上，山西将为丹老提供一个范例。”

    阎敬铭想，这不失为一个好点子。接到进京任户部尚书的圣旨后，阎敬铭便一直在寻思着：身负贤能之名，数度谢旨不应，如今以六十五岁的高龄履任，天下多少双眼睛在看着自己呀，倘若尸位素餐，毫无建树的话，不但辜负了圣恩，也有损自己的清名；倘若要有所建树，这建树要立在哪一点上呢？张之洞不愧是个聪明人，他这个点子可谓一箭双雕：首先是要换取我和户部的支持，同时也的确是给户部的一个启示。好，这样一件既有利于他，又有利于我，既有利于山西，又有利于朝廷的事，为什么不支持？

    阎敬铭舒心一笑说：“张抚台，老朽全力支持你把山西三十年的藩库账目料理一清，然后再奏请太后、皇上，要各省都效法山西。抚台需要老朽做点什么，就明说吧！”

    张之洞高兴地说：“丹老真是个实心做事的人，有您的支持，山西的事情就会好办得多。不瞒丹老说，一般性的清查库款，也并不是很难的事。莫说三十年，就是四十年、五十年也不难。我只须找到一个账目清楚的年份，从这一年开始，把现存的所有单据都汇集起来，然后一年一年地去做账。只要有一批细心有经验的账房师爷，花个半年时间就可以重新建立一套账目来。”

    张之洞端起茶杯来喝了一口。阎敬铭从这几句话中，感觉到眼前的这位清流巡抚，有一种举重若轻的气概。他心里想：此人有宰辅之才，若遇天时的话，今后的功业或许不在乃师之下。

    一个念头瞬时间在他的脑子里浮起。

    “我不只在于清理藩库的账目，更重要的是要借此机会整顿山西官场。”张之洞放下茶杯，神色庄严地说，“刚下我说过，山西官场从省到州县，贪官污吏不少，而且风闻这个根子就在省城，因为上行下效，才使得三晋吏风更坏。”

    张之洞说到这里，压低了嗓音：“我通过明察暗访，已知道这个根子便是现任藩司葆庚，葆庚的同伙有冀宁道王定安和阳曲县令徐时霖。他们在光绪三年赈灾时，合伙弄虚作假，贪污了一笔不少的银子。我想通过查库款来查赈灾款，通过清查赈灾款来查出葆庚的贪污案，再通过罢葆庚等人来整饬三晋吏风。”

    阎敬铭敛容说：“抚台刚才说，通过明察暗访，已知根子是葆庚，还有王定安和徐时霖，是否可以再详细点告诉老朽此中的嫌疑。”

    张之洞说：“大同府同知马丕瑶，是静澜中丞临走时向我推荐的诚实可靠人。我成立清查局，用的就是马丕瑶。马丕瑶查了几个月的库款，发现葆庚和王定安的不少疑点。另外，衙门里也接到过无名帖子，帖子上说葆庚、王定安、徐时霖沆瀣一气，合伙贪污。我与葆庚相处了一段时期，也觉得他不像个正派人。但现在没有得到真凭实据，下不了手。何况葆庚是藩台大员，王定安背景不小，更需谨慎从事。”

    “抚台考虑的是。”阎敬铭慢慢地说，“光绪三年赈灾的事，老朽可以详细地对抚台说说。光绪三年九月，老朽奉旨与曾九帅一起办理赈灾事宜。九帅打仗日久，积劳成疾。江宁克复后即回籍养病。同治四年就有巡抚山西之命，但九帅因病辞谢。第二年正月，因捻寇犯湖北，军情紧急，九帅不得已奉命任湖北巡抚。但湖北军务不顺，九帅于同治六年十月卸湖北抚篆，再次回籍疗疴。这一疗便是七年。一直到光绪元年二月，才接任河东道总督。到次年八月，改授山西巡抚。九帅又请假回籍。直到光绪三年二月，才从长沙启程，四月底到太原接篆视事。”

    阎敬铭拿起他从解州带出的老葵扇，随手扇了两下。张之洞边听边想，阎敬铭为何要费这大的口舌叙述曾国荃打下江宁后直到再度出任晋抚的这大段过程？是想告诉我曾国荃这十多年来一直多病，精力不济，故而造成山西吏治的疲沓？是的，阎敬铭毕竟和曾氏兄弟有一番共同战斗的经历，他是借此来摆脱曾国荃的责任。

    张之洞说：“曾九帅戎马倥偬十多年，为朝廷立了大功，自己却落了一身病。丹老当年也为平长毛、捻寇吃了不少苦头。”

    “王命在身，不得不带病驱驰。自古良将，有几个安逸的。”阎敬铭边说边摇着葵扇。

    张之洞明白了，大叙曾国荃的经历，不但有为老九开脱之意，也有为自己表功的一层意思暗寓其间。

    阎敬铭停止摇扇，继续说：“光绪三年，山西大旱，在这之前已干旱了一年，连续两年旱灾，把山西闹苦了。怎么个苦法，我不多说，只背两句当年老朽和九帅会衔上奏的几句话给你听听。”

    阎敬铭微闭着眼睛，回忆着。一会儿他睁开两只略显昏花的老眼，背道：“古称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今日晋省灾荒，或父子而相食，或骨肉以析骸，所在皆有，莫之能禁，岂非人伦之变哉！”

    张之洞的心像被利刃刺进似的惨痛着。“易子而食，析骸而爨”这样的字眼，少年时常在书上见过，但总不大相信，怀疑是文人夸大了。没有想到，就在自己的治下，就在五年前的这块土地上，就活生生地出现过。那是怎样的惨绝人寰啊！

    二人相对无言，驿馆里的气氛仿佛凝固了似的。

    过了好久，阎敬铭才开口：“要说大旱两年便惨象如此，原本也不至于。这一则是山西太穷，即便丰年，老百姓也只能半饥半饱，何况灾荒。更主要的是罂粟苗害的。山西农人贪图眼前利益，废庄稼而种罂粟，家中多年来已不贮存粮食了，州县仓库也无粮可贮。山西山多路陡，运载不便。旱灾来时，拿着铜板却买不到豆麦，只有活活等死。”

    “所以罂粟苗非铲除不可！”张之洞愤愤地说。

    “是的，抚台此举功德无量。”阎敬铭赞许一句后，继续说下去，“当时我对九帅说，发钱尚在其次，首务是去外省办粮，并奏请朝廷命江南各省以粮代银，速运山西救急。一年下来，共赈灾民三百四十万，用银一千三百万两，用粮一百六十万石。”

    张之洞插话：“山西一千一百万人口，受赈人三成以上。全省地丁银一年才不过三百万两，用银达千万之多。丹老于三晋父老的功德，真山高海深！”

    “抚台这话，老朽担当不起。”阎敬铭笑道。这话显然令老头子发自内心的高兴。他神态怡然地说，“这首先是朝廷的恩德，再是各省的捐助，三是山西多数官绅的合力共济。若老朽一人，纵有天大的本事，也无计可施呀！”

    “丹老。”张之洞问，“据说当年山西绅商两界捐款不少，您还记得这笔款子的大致数目吗？”

    “这就是我要对抚台细说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当年九帅定下的救急之策，功莫大焉，弊也莫大焉。”

    阎敬铭习惯性地拿起老葵扇，轻轻地慢慢地摇着，好半天才开口：“湘军初起时，筹饷是第一桩头痛的事，曾文正公效法前朝旧事，请求朝廷发空白虚衔执照和空白功牌，用以奖励捐款的士绅。早期湘军的粮饷，主要靠的就是这条来路。”

    张之洞知道，这种方法自古以来便有过。虚衔执照，即视捐款数量大小，相应地授一个品衔，赠一套官服翎领，遇到喜庆典礼宴会时，可以穿这套官服摆摆脸面，但没有实职实权。这种交换可以满足许多有钱人的做官虚荣心。通常情况，这个权限在朝廷，执照上的名字由朝廷填写颁下。曾国藩请求朝廷颁空白执照，名字由他填写，则是把朝廷的这个权力揽到了自己的手里。

    相对于虚衔执照来说，功牌则低一等。它是立功的记录牌。兵士打仗立了功，视功劳大小发一枚相应的功牌，积到一定时候便可升官。没有上前线打仗的人，用捐钱的方式也可得功牌。有了功牌便有了荣誉，在地方上有许多好处。这种广开名路的做法，的确在历史上曾为应急起过不少作用。

    “九帅把它移到山西来。他向朝廷请来空白虚衔执照和空白功牌各二千张，又将这四千张牌照的填写权完全交给藩司葆庚，自己全不过问，而弊病也就出在这里。”

    开始说到关键处了，张之洞双目炯炯地注视着这位经历不凡的老头子，要把他的一字一句都记在心里。

    “不论是执照和功牌，都有正本副本各一份。正本发给捐款人，副本留在官府存档，以备查询。若秉公办事，则正本副本完全一致，即捐银数量、授衔品级或军功品级两份上所填相吻合。心存贪污的话，则两份所填的就不会吻合。捐款人手里的正本填的银两是实数，存档的副本上填的则少些，这中间的差数便为填写者贪污了。另外，还有的人捐钱少，不足以发执照或功牌，或有的人虽捐了钱但不要牌照，这些银钱也可以被执事人中饱而不露痕迹。这些手腕，即使在当时也难以盘查，事过多年，再查就更困难了。”

    张之洞听到这里，心里冷了一下：是的，如何去找呢？这不还是没有真凭实据吗？

    “有句古话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真要下决心去查，也不是毫无办法的，只是不知抚台真的下了这个决心没有？”

    阎敬铭两跟逼视着张之洞。

    “请丹老放心，这个决心，我半年前就下了。”

    “张抚台，官场上的事都是互相牵连着的，查一件事就会牵连到多件事，查一个人就会牵连到一批人，今后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事出来，甚至会带来极不利的后果。这些你都想过没有？”

    张之洞坚定地说：“丹老，您不要为我顾虑太多。我为人向来不存畏惮之心，也从不会向邪恶低头。牵出多少事就办多少事，牵连多少人就查多少人。”

    阎敬铭淡淡地笑了两下，说：“张抚台，你这种气概，老朽很是佩服。但老朽不能不实话告诉你，你这种气概用之于京师做言官可以，用之于山西做巡抚则不行。”

    “为何？”张之洞望着阎敬铭，恳切地说，“请丹老教我。”

    “张抚台，你初为封疆大吏，尚不知地方官员的究竟。若是拿圣人的教诲、朝廷的律令来严格度量这些知府、知县，可谓没有一个合格的。故看一个官员的贤否，只能视其大节而遗其小过。所以，做巡抚的切不可存牵连多少人就办多少人的心思。抓住为头的，惩办几个罪大的帮凶就行了。若全都处罚，谁来为你办事？若他们抱成一团与你作对，你又如何在这个省里呆得下去？故而我劝你，你清藩库，就清赈灾这件事好了；你要参劾，就只参劾葆庚、王定安等几个民愤极大的人好了。”

    阎敬铭这番话，说得张之洞直点头，连忙说：“丹老说得有理。古人云水至清无鱼，人至察无徒，这话过去也读过，道理也懂，真正办起事来又不记得了。”

    “抚台是明白人，老朽只要稍微点一下就行了。”阎敬铭笑道，“葆庚这人贪财好货，我在光绪三年时便有所觉察。王定安贪婪阴鸷，在山西官场士林中口碑极不好。抚台要借他们二人来整肃山西吏治，这点老朽是完全赞同的。二人皆司道大员，官位高，影响大。端出他们来，不只是震惊山西一省，也可儆戒十八省贪官污吏。”

    “我想的正是如此。不瞒丹老，我来到山西后给朝廷的谢恩折上就写着‘不忘经营八表’，有人攻讦我，说我有野心，不安于做一个巡抚，觊觎宰相之位。他们不知我的苦心，我是想借山西这块地方为全国立一个榜样。”

    “张抚台，这就是俗话所说的，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呀！”

    说罢哈哈一笑。

    张之洞也哈哈大笑：“丹老说得好，说得好！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张抚台，老朽帮你出一个主意，说不定可以弄出一点真凭实据。”

    开始接触到要害了，张之洞忙止住笑，将头倾向前去恭听。

    “你立即将所有光绪三年发出的执照和功牌副本调出来，选出其中捐款数量较大的二三十张，然后再派人逐个登门，请他们拿出正本来，两相对照，证据就出来了。”

    这真是个好主意！张之洞不由得从心里佩服阎敬铭的老辣。他兴奋地拿过葵扇，一边帮阎敬铭扇风，一边说：“谢谢丹老的指点。”

    “还有，我给你带来的杨深秀，他当年曾协助我办了一段时期的赈务，后来被徐时霖要去。杨深秀怀疑徐时霖手脚不干净，曾悄悄地记下了一笔账目。这笔账目也可供你参考。”

    “太谢谢了！”

    张之洞高兴地起身，对阎敬铭说：“您刚才说的这两点，对山西藩库的清理大有裨益。说了一个上午的话，我陪您到庭院里走走。吃过午饭后，我再向您请教。”

    “张抚台，你饶饶我这个老头子吧！”

    张之洞愕然望着眼前这个满身土气的大司农，不知此话中的意思。

    “你才四十多岁，年富力强，老朽今年六十有五了，如何能奉陪得起！吃过午饭后你让我好好歇息歇息。晚上，我还有重要话对你说哩！”

    张之洞这才明白过来，他怀着歉意地说：“只怪我求治心切，把丹老当成金刚罗汉看了。好，下午请好好休息，晚上我再来竭诚讨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