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辛词中之狂。

    ——王国维

    相传苏轼官翰林学士时，曾问幕下士：“我词何如柳七？”幕下士答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岁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

    ——俞文豹《吹剑录》

    苏轼的崇拜大军从其在世之时就庞大无比，时至今日，并不见得少些许。30年代，当林语堂尚在海外飘零之时，身边却时时携带笨重的苏轼文集，后来写下文词优美、脍炙人口的。当他在中提到为其作传的理由时，说：“像苏东坡这样富有创造力，这样守正不阿，这样放任不羁，这样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有他的作品摆在书架上，就令人觉得有了丰富的精神食粮。现在我能专心致力写他这本传记，自然是一大乐事，此外还需要什么别的理由吗？”（《苏东坡传·原序》，林语堂著，张振王译）这正切中林语堂自己的赞叹：“苏东坡自有其迷人魔力。”

    苏东坡（公元1037年—1101年），名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苏东坡生长在号称“百年无事”的北宋中叶，是仁宗嘉佑二年的进士，曾任福昌县主簿等官。他在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为杭州通判。后又因写诗被指“谤讪”朝政，被捕入狱。到了哲宗时，命运稍稍回转，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兼侍读。而后却受谗谄被贬惠州等地。徽宗即位后，遇赦，复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可见苏轼官运坎坷，人生一波三折。若论及苏东坡坎坷多变的政治生涯，不可避免地需将王安石这个“囚首丧面”的改革者扯进话题来，毕竟其升迁降谪与王安石及其善变的党人不无关系。林语堂在中对王安石痛心疾首的贬斥与嘲讽让人抿嘴而笑，倒真有了某些东坡风范。王安石变法之功过是非，自难轻易藏丕，而文人之间的恩怨是非却往往引来我们这些后来人武断的好恶喜厌。然而庆幸的是，处境的艰辛并不曾改变苏轼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和旺盛的创作力。苏轼是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难得的是苏东坡还属于全才之人，诗、文、书、画俱佳，均为当时之绝家。他为后人留下了大量优秀作品，对后代的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爱苏轼的人，尤爱其词。中，静安先生认为东坡之词旷，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风；并称苏轼的词在于有胸襟，若没有苏轼的胸襟而学他的词，不过是东施效捧心。词即其人，人高词也高，确实如此。最脍炙人口的莫过于以下两首：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抵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偏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水调歌头·丙辰春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念奴娇·赤壁怀古》

    身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一生所作长短散文，见于《苏轼文集》的，凡3800余篇，但他一生交游甚广，所作题跋、杂记因无意于传世，随作随佚的很多。收在集子中的这些佚文均为笔记体的短札，一般每篇只有十几字、几十字，至多也不过百字左右，但他品藻山水、人物、诗画，信手拈来，毫无羁碍，每有真知灼见、妙思隽语，亲切而洒脱，洵为不可多得的艺文妙品。譬如，《后赤壁赋》中梦鹤化道的情节神奇，冷月下翅如车轮的孤鹤戛然长鸣还有点惊心动魄。细读之中发现苏轼不仅是一个多情多才、亲切旷达的高人，他简直还是一个异常尖锐的刀笔吏，他的一系列人物论毫不留情地直揭发人情虚伪，使古人遍体鳞伤。他的《韩非论》、《荀卿论》论人有法家的狠毒，而《孙武论》上下篇则挟带几分兵家的杀气了，哪里还有写《黠鼠赋》的天真、写《洞庭春色赋》的温柔。

    想象的丰富，观察、体悟的缜密，使苏轼佚文小品无论状物写意皆既能曲尽其妙，又能达意深远。佚文汇编卷之六《题大江东去后》云：“久不作草书，适剧醉走笔，觉酒气勃勃，纷然指出也。”醉后草书，意兴遄飞，词成掷笔，是何等的气概！在此情境下，觉得酒气俱从指尖“蒸发”殆尽。这从医理上大抵讲不通，然论感觉，则相当细微逼真。他将一种难以言传的感受用特有的想像和笔法予以定位，使我们千年之后仍可想见他乘兴挥毫的风采。

    苏轼以其丰富、多方面的创作实践，继承欧阳修、梅尧臣等人的事业和成就，完成了诗文革新运动，并把这个运动的精神扩展到词的领域，创立了豪放词派。他又吸引了许多重要作家在他的名下，被称为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都是他热情鼓舞和栽培的人物。苏轼的文采风流一直为后来的学者文人们企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