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艾未未对我说:我来纽约12年,有两件事让我体会到人间尚有真情在。一个是每年过生日,我自己有时都忘了,但大西洋赌城从来也没有疏忽过,一准寄来生日贺卡。再有就是这个圣诞节,收到贼的礼物。他强调说:一个贼,能自己花钱买礼物送人,可见这种感情是多么的真挚。
说到艾未未和贼的感情,让我想起一件事。一天我们在他的地下室拍戏,负责外联的李争争突然跑进来,对我们说,他车上的一个价值200美元的音响被人敲碎玻璃盗走了。未未听到后,出去转了一圈,只花10美元,就从一个黑人手里买回来了一个音响,送给了李争争。李争争看见之后惊呼:这就是我丢的那个。
那时我们两人经常开着车在长岛上盲目地东游西逛,他常常指着一座座花园洋房对我说:这些都是垃圾,应该炸掉。看到我露出不胜向往的贪婪目光时,他也会一脸坏笑地补充说:可以给你留下一幢。那时他就反对建筑和装修有任何抒情的倾向,喜欢冷酷、喜欢简单,就是现在常说的“简约”。12年前,他曾对我说:你回到北京以后买一块地,我给你设计一个房子,保证花钱不多,又非常牛逼。我现在还隐约记得他的方案,他说:你买四截加长的集装箱货柜,彼此衔接组成一个“口”
字形的建筑,从外面看不到一扇窗户,甚至也找不到门,就像一个金属方块,所有房间的采光都是从里面的天井获得。我当时听了,热血沸腾,满处打听买一截最长的集装箱得花多少钱。回国后,离开了艾未未的影响和灌输,审美观再次堕落到了庸俗的轨道上来。12年后,艾未未终于在中国找到了一位勇敢的实践者,此人就是北京房地产界另类,潘石屹先生。潘石屹被艾未未蛊惑,在长城脚下,投巨资造了十几幢巨冷酷的房子,令人看上去不寒而栗。前往参观者生怕自己不识货,异口同声说“牛逼!”。一方面,极大地满足了潘总的虑荣心;另一方面,也把他的资金牢牢地冻结在八达岭的寒风里。这些冷酷的房子,如同一件打湿了的棉袄,穿在潘石屹的身上,脱下来冷,穿着更冷。
现在冷酷和简约已经在北京蔚然成风,每次看见那种裸露着水泥墙、水泥地面,大铁罩子吊灯,黑房顶的装修方案,我就马上会想起艾未未。我老想告诉那些自认为很酷的人,你们太落后了,要知道,12年前的艾未未就已经很冷酷,很简约、非常水泥了。
说到艾未未一不小心打了这么大的一个岔,没办法,只要是提到纽约的事,就不能不说他,有他在纽约,那里就是一个充满刺激和活力的城市。许多年后,我再次回到纽约,那时他已经回到北京,我发现缺少了他的纽约,城市竟变得非常平庸。
我们开了一个小时的车,来到曼哈顿。艾未未把我和马晓晴放在他的地下室里,自己去租带子。十几分钟后回来,带子揣在兜里,脸上的表情就像要告诉马晓晴得了癌症一样。
未未说:晓晴,咱们输了。我没有在录像带的封面上找到该死的大卫尼文。
当时马晓晴几乎丧失了回到奥伊斯贝去的勇气,叛逃的心都有了。那天晚上我们陪着她在一家名叫CBJB的摇滚乐酒吧,耗到午夜过了才回去。
回到剧组后,大家都没睡,几乎全体都等在客厅里。印象中,我是溜着边回到卧室里去的。
艾未未陪着马晓晴走到人群中。
马晓晴对姜文说:你赢了。
姜文说:那就按说好的,我可以对你做任何事情。
大家都很兴奋,不知道姜文要如何处置马晓晴。
姜文让马晓晴坐在椅子上,对她说:我就是想告诉你,心里没数的事,别跟人打赌。尤其是别跟我在电影上抬扛。
事后马晓晴说:这件事对她的打击特别大。
我对她说:我也是太想看姜文认一回输了。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以后一定得手拿把攥了再和他抬扛。
从那以后,我也落下了一个毛病,凡是姜老师说得话就深信不疑,凡是姜老师做的事就拍手叫好。觉得他就不可能错。
他太聪明了。
终于有一天,找到了他的破绽。每次见到他都想对他说,见了面又把溜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觉得这话要说出来可能会得罪了他,还是别给自己找不痛快了。分手了又后悔,觉得还是应该告诉他。毕竟姜老师也诚实地指出过我的软肋,在我找不着北的时候,给我敲过一次警钟。这次写书,忍不住把不好意思当着他的面说的话写进了书里。兹当我还是个诚实的人吧。
一位作家在观摩了这部不准出生的电影之后见到我。我问他:喜欢姜老师的这部影片吗?
作家说:非常好。姜老师确实值得我们学习。看得出来姜老师的智慧过人,有想象力。
我又问:不足呢?
作家说:没有。非常好。
我说:不可能吧?
作家想了想说:当然,还可以更好。
我追问:比如呢?
作家说:村里的人非常善良,不敢杀人。于是姜老师帮他们想了一个办法,从天津请来了一位专业的刽子手,杀过“八大臣”,斩过谭嗣同,杀人只要一刀,从未失过手。因此得名“一刀刘”。此人非常老道,隔着麻袋一摸就知道是日本人。
杀人的过程也非常的戏剧性,令村民眼花缭乱,也让观众目不暇接。这是非常聪明的人才能编出来的情节,也确实给影片带来了趣味。但是非常遗憾,这个趣味横生的情节大大地削弱了影片的震撼力。远不如原著中,请来邻村杀猪的屠夫帮着杀人更有力量。这是聪明的人一不小心犯下的一个聪明的错误。
后来我也学习了,我认为这是一部非常好看,而且对认识自己的民族非常具有价值的一部电影。但我也非常同意朋友的看法,“杀人”的戏变成了一幕精彩的活报剧,让我的心情有一度变得非常的轻松,暂时离开了那个村庄。当然姜老师很快就把我们叫了回去,而且在电影结束的时候我们几乎忘了离开过。
还有一件事,也反映了姜老师聪明过人。记得几年前,一位和姜文很熟的朋友对我说,他曾听到姜文对电影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据说他是这么认为的:“活着”是一个动词,被电影当作名词使用了。富贵为了“活着”,内心应该是非常主动的。他听到了家乡土改枪毙地主的情况,预见到了自己的下场。为了“活着”,他采取了主动地放弃,利用一场赌博把土地和家业输得精光,从此沦为贫农。结果如愿以偿,躲过一劫活了下来。
把“活着”当成动词,由此把握“富贵”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是葛优的“富贵”断然也不会想到的。看得出来姜老师是何等的聪明,对“活着”的理解又是何等的充满智慧。每到这个时候我都在想,能和这样的演员合作,导演得省多大的心。但细一琢磨又觉得不大对劲,如果“富贵”真的这么有智慧,这么主动,那我们还能被“富贵”的苦难所刺痛吗?我们的心情可能也会像看里面“杀人”的那场戏一样轻松了许多。
我的问题是怎样才能达到好的标准,姜老师则不然,他的问题是如何能够节制他的才华。对于他来说,最大的敌人就是淤出来的聪明。《新电影》的一帮人非常爱戴姜老师,他也非常待见《新电影》,你们看电影的眼睛也毒,怎么不劝劝他?
我觉得姜老师一准听得进去你们的话。但他是不会说,我错了的。
最后我要说得是,尽管姜老师也有失误,但仍不能掩盖他对中国电影的帮助和贡献。过去、现在、将来,他无疑都是我最喜欢的中国导演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