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朱家骅、俞大维、傅斯年、蒋经国等人坐镇南京调集飞机全力“抢救”北平学人的短暂时间里，从北方飘入江南的风声越发令人慌乱和惊惧，蒋家王朝摇摇欲坠的迹象也越发分明，国民政府必须请求美国迅速投入大批武器装备与美元才能挽大厦之倾。在蒋介石授意下，孙科内阁紧急督请胡适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即刻出面与美国交涉，尽快争取援助，以为岌岌可危的国民政府“打一剂救命针”。胡适闻讯，极不高兴地对助手胡颂平说：“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我怎样抬得起头来向外人说话！”坚决予以拒绝。尽管胡氏一举挥去了向自己头上飞来的两顶耀眼夺目的官帽，但他即将使美求援的风声还是传了出来，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关注。12月18日，联合社与《申报》等新闻媒体专门就这一问题登门采访，胡氏以外交辞令答称“外传种种，绝对不确”，但没否认蒋政权遭遇的重大困难和希望外援的急迫。当天联合社发出的电讯称：“北大校长胡适表示，蒋总统将继续剿共战事，惟无外援恐难长期作战。胡氏认为中共为苏联型共产党，与之组织联合政府，结果必蹈捷克复辙。胡氏并称，吾人固欲和平，即总统亦然，惟不能不惜任何代价以求和平。”当记者向其询问对于大局与国共和战意见时，胡以沉重的语气答道：“和比战难，和比战也许难十倍，难百倍。”

    这组消息透出蒋家王朝独木难撑与蒋、胡等人决心困兽犹斗，反共到底的同时，也暗含了胡适将出使美国求援的可能。只是此时一切或明或暗的动作，都无法挽回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的颓局，正可谓“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随着战事越来越糟以及国民党高层相互倾轧，包括朱家骅辞职，梅贻琦拒不入骰，傅斯年血压高涨即将病倒等一连串事件发生，原来沸腾火热的心渐渐冷却，再也没有人主动出面组织赴平“抢救学人”之事了。此一计划随着国民党军的溃败与李宗仁集团逼迫蒋介石去职下野的呼声高涨而虎头蛇尾地结束了历史使命。

    1948年年底，淮海战场国民党军全线溃退，北平城破在即，国民党败局已定，蒋介石决定辞庙下野。在退出历史舞台之前，蒋氏通过行政院突然任命心腹干将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倾全力经营台湾，为国民党撤退作准备。这道命令，连时任副总统的李宗仁和台湾省主席魏道明都事先毫不知情。对此，被晾在一边的李宗仁后来曾满腔悲愤地抱怨道：迫于解放军步步进逼的形势，蒋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下野，我当了代总统。因蒋暗中操纵掣肘，使我不能有丝毫作为。蒋“在决定引退之时，即已准备放弃大陆，退保台湾，以贯彻其改造党政军成为三位一体的心愿，维持一个清一色的小朝廷。他更深信大陆放弃之后，国际情势必益恶化，第三次大战亦必随之爆发，即可因人成事，回大陆重温接收政权的美梦。为布置这一退路，蒋先生于1948年12月29日突然命令孙科的行政院任命陈诚为台湾省省主席。前已言之，陈诚于1948年春初自东北铩羽归来之后，在京沪一带的东北籍人士群起鼓噪，恨不得杀陈诚而后快。蒋先生不得已，准陈诚辞职赴台，托辞养疴，实另有所布置。此次新职突然公布时，前主席魏道明事前竟毫无所知。陈诚得令后，立即自草山迁入台北。1949年1月便在台北就职视事。行动的敏捷，为国民党执政以来所鲜见。由此可知蒋先生事前布置的周密。”又说：“陈诚上任后，蒋先生便密令将国库所存全部银元、黄金、美钞运台。因自1948年8月‘金圆券’发行之后，民间所藏的银元、黄金、美钞为政府一网打尽。据当时监察院财政委员会秘密会议报告，国库库存金钞共值三亿三千五百万美元。此数字还是依据中国公开市场的价格计算的；若照海外比值，尚不止此数。库存全部黄金为三百九十万盎司，外汇七千万美元和价值七千万美元的白银。各项总计约在美元五亿上下。”正是蒋的这一切安排，“在我就任代总统之日，手头一文不名，为维持军饷，安定民心，曾命行政院饬财政部将运台的国库银元金钞运回一部分备用。但是在台负保管责任的陈诚奉蒋暗示，竟做充耳不闻的无言抗命。”

    在蒋介石眼中只是一个摆设或替罪羊的李宗仁，面对这种糟糕的天命人事，以及即将全面崩溃的局势，也只能是旱地的歪子（又称土种气蛤蟆）撑肚子——干生气了。曾出任国民党新闻局局长的董显光在所著《蒋总统传》一书中，对此段历史有不同的看法，董说：二月间有一机会可从行将胜利的共产党手中夺回国家的重要资产，“蒋总统深信大陆不免于沦陷，乃以国民党总裁的地位，命令干练而可靠之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密将政府所存黄金运往台北，以免将来沦入敌手。这些存金到了台湾，于必要之时，将可支持政府抗‘共’。俞鸿钧立即遵命办理，此项存金运输遂于二月二十日完成。李宗仁闻此消息，异常懊怒。蒋总统原来也恐此项存金留在李氏手上，难免不为劳而无功的和谈增加一件交易的标的。幸而蒋总统把这些存金在不动声色之下迅速转移地点，李氏遂未能先占一着”。

    就在蒋介石与李宗仁两巨头争风吃醋、较劲斗法，各怀鬼胎又各不相让，蒋骂李“娘希匹”，李骂蒋“王八蛋”之时，一个天崩地裂、改朝换代的大时代业已来临。

    1949年元旦，共产党通过新华社发表新年献词，提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响亮口号。就在这个元旦之夜，南京城一片死寂，胡适与傅斯年聚会一室共度岁末。师徒二人置酒对饮，相视凄然。瞻念前途，满目苍凉。思前想后，两位书生不禁泫然涕下。

    三年前的1945年7月，傅斯年等六参政员赴延安访问，临别时毛泽东专门托傅向胡适老师问好。此前毛与傅谈到自己在北大图书馆当职员时，曾向胡适请教中国的前途等问题，回到湖南长沙所办的自修大学，还是胡适给出的命名云云，因而毛对胡一直心怀感激。傅斯年回重庆，把这一消息传给在美国的胡适并于媒体披露。胡适与毛泽东自北京一别，倏忽二十多年过去，一直未再见面，想不到这位中共领袖在农村组织革命数十年而没有忘掉自己，想来也真是不易，胡适心中颇有些感动，盘算着该给这位“我的学生毛泽东”写点什么，于是，便有了如下一电：

    润之先生：

    顷见报载，傅孟真转述兄问候胡适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二十二晚与董必武兄长谈，适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查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与［于］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之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廿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美国开国之初，吉福生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所创之民　 　 主党遂于第四届大选获得政权。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一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以上为与董君谈话要点，今特陈述，用供考虑。

    胡适，八月二十四日。

    就在胡适写就这封电文四天后的8月28日。毛泽东由延安飞抵重庆，开始与蒋介石谈判。当国共双方为权利分配、军队保留等一系列问题争得不可开交之际，谈判代表之一、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适时把胡适这封电报递给了毛泽东。毛阅后的反感与鄙视之情可想而知，弃之一边不予理会也是自然中事。

    就当时的国内政局论，身在美国的胡适真可谓糊涂得可以，其对天命人事的见解，远没有他的一些同事甚至后辈明白。陈寅恪尝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而鲁迅谓：中国只有两个时代在循环往复，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一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胡适所言的英吉利、法兰西，抑或什么美利坚等洋玩意儿，除了被对方当做无聊的扯蛋和地地道道的胡说，怕是很难再找到其他的价值。在这一点上，还是胡的学生傅斯年看得清楚、说得明白。此时的毛泽东和共产党已羽翼丰满，誉之当年的刘邦、项羽并不为过，其实力与斗志完全可以与蒋介石大战三百回合，闹他个天翻地覆慨而慷，折腾出毛泽东在延安对左舜生所说的两个或三个太阳给天下人看看。如此豪气干云的盛况，到了胡老师的嘴里，竟成了不堪一击，“因内战而完全消灭”，甚至“自致毁灭”的颓象与悲剧式结局。因了胡氏如此糊涂的政治观点，以及站在国民党一边带有威胁口吻的狠话，耿耿于怀的毛泽东，待谈判结束回到延安，即在中共干部会上的报告中斩钉截铁地指出：“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这番话，在阐明了共产党坚定姿态的同时，也算是对胡老师痴人说梦式的“胡说”一个公开的答复。

    想不到仅是三年多的时间，胡适预料中“因内战而完全消灭”的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气焰更盛，直至弄出了一个主客易位、乾坤倒转的崭新局面。国民党一败涂地，成了地地道道的“自致毁灭”的丑八。如此悲惨的场景，实在是对胡适一介书生参与政治并不识时务地“胡说”的莫大讽刺。

    午夜的钟声响过，胡适向傅斯年哀叹自己由北平到南京做“逃兵”、做“难民”已十七日之后，于醉眼蒙胧中强打精神，撇开不快的往事，重新抖起文人的癫狂与豪气，一边往嘴里灌酒，一边吟诵起陶渊明《拟古》第九：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抗战胜利，傅斯年、胡适接办战后的北大，至此已逾三年。“三年望当采”，正期望北大有所建树和成就之时。“忽值山河改”，由青天白日忽然变成了满地红旗，期望中的“事业”随之付诸东流。“柯叶”、“根株”，经此一大“摧折”浮水东流，一切希望皆成泡影。“本不植高原”，“种桑”之地本就没在风雨无忧的高原，忠悃所寄，生命所托，面对今日这般悲怆凄凉之境，又有什么可后悔的呢？吟过数遍，二人酒劲上来，各自倒在床上昏睡过去。

    1月5日，已奉令迁入台北主持政事的陈诚致电傅斯年：

    弟已于今日先行接事，介公深意及先生等善意，恐仍须有识者之共同努力，方能有济。弟一时不能离台，希先生速驾来台，共负巨艰。

    傅斯年接到电报，意识到自己何去何从的最后时刻到来了，在命运的重要转折关头，向来干练决断的他竟再度犹豫起来。此前，随着陈布雷自杀身亡，他亦产生继之而去的念头。这个念头存在他的心中已有时日，早在1932年他就说过：“国民党曾为民国之明星者若干年，而以自身组织紊乱之故，致有今日拿不起，放不下之形势。于是一切残余的旧势力蠢蠢思动，以为‘彼可取而代之也’。”又说：“平情而论，果然共产党能解决中国问题，我们为阶级的原故，丧其性命。有何不可。我们虽不曾榨取劳苦大众，而只是尽心竭力忠其所职者，一旦‘火炎昆冈，玉石俱焚’，自然当与坏东西们同归于尽，犹之乎宋朝亡国时，若干好的士人，比贪官污吏还死得快些一样子。一从大处设想，即知如此命运真正天公地道，毫无可惜之处。”

    但究因家人看护与对史语所及台大命运的牵挂未能步陈布雷后尘——死，有时容易，有时也难。

    1月8日，蒋介石接到密电，北方局势即将全面崩盘，焦灼中急约胡适晚餐。席间，蒋循惯例先问胡对大局的看法，胡氏又犯了一介书生弄舌称快的老毛病，竟像当年劝毛泽东解除武装一样，又不知深浅地奉劝蒋介石投降，且同样列举一些洋例子加以佐证“投降”的必要：“我为他述Ceneral　 ain－rigaan（巴丹半岛）力竭投降，胜利后释放回国，美国人热烈欢迎他，国会特授与‘荣誉勋章’。”更不可思议的是，当一通劝降话说完，胡氏竟认为“蒋公稍有动意”。

    事实上，身经百战的蒋介石是何等人物，怎么会听从一介书生的“投降”之说？就像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不会听从胡氏的痴人说梦一样，在大地陆沉之际，蒋介石仍决定死里求生，作最后一搏，并请胡适到美国求援。因胡氏此前已明确表示不做正式外交人员为政府效劳，蒋介石亦采取通融之策，令胡以民间外交的方式使美。当天晚上，胡适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样一段话：

    蒋公今夜仍劝我去美国。他说：“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例如争取关援，不要你去做。我止［只］要你出去看看。”

    胡适经过一番心灵煎熬，决定服从蒋公这一委派，重返美国为政府“做点面子”。

    1月9日，被共产党部队围困在淮海战场达66个日夜的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向蒋介石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各部队已混乱，无法维持到明天，只有当晚分头突围。”是夜，国共两军展开激战，国民党军全面溃败。整个淮海战役，解放军以伤亡13万人的代价，歼灭、俘获国民党军55。5万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战场总指挥杜聿明被俘。而作为一个指挥50余万大军的主将在战场上被俘，这在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

    1月15日，共产党军队占领天津，北平危在旦夕。胡适匆匆赶往上海拜访银行家陈光甫，商讨赴美求助方案。17日晚上，正在上海的顾颉刚受邀参加胡适的晚宴，早已与胡老师产生芥蒂且不明就里的顾氏，借着酒劲劝胡借此脱身国民党政府的纠缠，不要再回南京，“免入是非之窝”。并谓：“当国民党盛时，未尝得与安乐，今当倒坏，乃欲与同患难，结果，国民党仍无救，而先生之令名隳矣。”顾氏的一番说教，胡适并未放在心上，更没有透露自己行将赴美的半点口风。此时的胡适与顾颉刚在情感上和政治上皆已分道扬镳，这对相互倾注过炽热情感与人伦大爱的师生，上海一别竟成永诀。

    1月19日凌晨，傅斯年遵照事前安排，欲赶赴机场搭乘军用飞机赴台。在残淡的星光照耀中，傅斯年提着行李走出史语所大院中的居处，专门由上海返京送行的胡适做前导，傅氏秘书那廉君殿后，一行三人在漆黑寒冷的黎明中悄无声息地走着，没有人再说话，千言万语已说尽，最后要道的“珍重”又迟迟不能开口。当那扇宽大厚重的朱红色大门“咯咯”推开时。沉沉的夜幕遮掩下，把门的老工友接过傅斯年手中的行李，在送向汽车的同时，呜咽着道：“傅先生，今日一别，还能相见吗？”傅听罢，悲不自胜，滚烫的热泪“唰”地涌出眼眶，顺着冰凉的面颊淌过嘴角，又点点滴滴地随着夜风四散飘零。“好兄弟。等着我，我会回来的。”傅说着，握住老工友的手作了最后道别，然后登车仓皇离去。正可谓：“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当天上午，傅斯年飞抵台北。此次一去，竟是“回头万里，故人长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