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塌陷，坟包凸起。
当胡适、梅贻琦、朱家骅、傅斯年、李济、董作宾、凌纯声、芮逸夫、石璋如等学界大腕，连同蒋梦麟、蒋廷黻、罗家伦、叶公超、蒲薛凤、张其昀等一批学人政客，相继出走美国和台湾后，随着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土崩瓦解，当年未响应“抢救学人”计划而坚持留下来的大小学者，随着五星红旗遍插神州大地，开始了新一轮生命历程。
当国民党大溃退，中央研究院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部分人员仓皇撤离南京、上海之际，与此相关的几个人却在大失控、大混乱、大逃亡的世纪性变局中悄悄留了下来，这便是梁思永、丁声树、夏鼐、郭宝钧、曾昭燏、王振铎、逯钦立等人。据王振铎后来对人说，傅斯年行前再三劝王跟自己到台湾，王却以八岁女儿需要照顾为由谢绝。傅无奈，遂将自己旅美时带回的一个英国名牌3B烟斗和一个颇像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时所戴的巴拿马帽赠王以作留念，同时说了一句：“留下也好，共产党会重用你们的！”似有嘲讽之意。
梁思永当时正在北平家中养病，已不能远行，即使有意随史语所主力撤退，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且由于整个梁氏家族在平津根深蒂固的历史渊源，梁思永尚没有如此打算。时主持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实际事务的曾昭燏，由于多层次的牵挂表示坚决不赴台。面对朱家骅、傅斯年等人的一再催促，据说丁声树的书箱等物已先行运抵台湾，只是由于夫人坚决反对最终没有渡海，后来此人加入了中科院语言研究所，主持编撰《现代汉语词典》等大型语言工具书，随后大陆几代人都与这本典籍结下了不解之缘，只是知道丁声树为何许人也者寥寥无几，不知是历史的无情，还是丁氏的不幸？时已从中博筹备处转到史语所服务的郭宝钧，想起当年殷墟发掘时傅斯年故意“呜里哇啦”说着英语和自己这位压根不懂英语的土学者对话，很有些憋气与恼火，遂产生了借混乱之机摆脱傅斯年与史语所另谋生路的念头。后来有人说，当年史语所人员全部被傅斯年动员去台湾，就是没有动员郭宝钧。对此传闻，几十年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石兴邦曾作过说明，当年郭也在傅的动员之列，只是郭一时四顾茫然，下不了决心，踌躇中便向夏鼐问计，聪明过人的夏鼐毫不犹豫地对郭说：“我们不要走，我们还有前途，我们留下还有许多事情要做。”石兴邦说，这个话郭宝钧后来在考古所召开的大会小会上说过好几次，当时夏鼐在场，以郭的性格和言行推断，没有撒谎的必要，可见外界传闻是不实的。
1980年，身为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兼系主任的张光直到中国大陆访问，其间与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夏鼐进行过交谈。同为李济的得意门生，夏在谈话中对张坦露心迹，把自己一生的大体经历告之对方。张在笔记本上有过这样一段记录：
一九四七年傅去美，找夏作所长，约法三章才同意。
（一）不得为后例；（二）只一年；（三）如作了后得罪人，允许离所。
一九四八年卸任。怕傅延命所长，故未随去台。同时也不怕共。
这个记录被后来由大陆赴美国哈佛访学的青年考古学家陈星灿抄录并公开披露。按陈星灿的说法，“傅斯年赴美治病那一年，不足四十岁的夏鼐代理所长，这一点人尽皆知，但鲜有知道‘约法三章’者。这件事，我估计也不会有任何文字留下来，因为这本来就是他和傅斯年之间的默契，所以这段文字对于了解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情况，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傅斯年对夏鼐的器重和夏鼐对傅斯年的敬重，在近年公布的档案中多有流露，所以夏鼐才会有‘约法三章’之举。但把夏鼐不肯离开大陆解释为害怕傅斯年再次派他的差事，不知道是夏的真实想法，还是张的记录有误。因为这种解释太简单，也不太符合逻辑。”
对此，陈星灿分析认为：“夏鼐满肚子的学问，需要找一个施展的机会。一九四九年以前，他虽然参加过几次西北和西南的调查和发掘，已经发表的论文初步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但积累的材料毕竟有限，而殷墟的资料整理和研究他又没有参与，所以排除他的政治倾向，但从学术的前景来看，他不去台湾，自在情理之中。据说，夏鼐的老朋友，科技考古史家王振铎先生当年也不愿意随傅斯年迁台，傅劝说无效，遂把自己的烟斗和旅行帽赠之以为留念，并深情地说：‘留下也好，共产党会重用你们的！’这也许是张光直笔记中所谓‘同时也不怕共’的注脚。”
陈氏的怀疑与分析自有其道理，就从已公布的傅斯年档案与其他相关材料看，在1948年大地陆沉之际，傅让夏鼐随所迁台是真，但没有看出让夏到台湾出任史语所所长的言辞与迹象，而事实上也不太可能让夏在如此混乱的局面中担当一所之长的重任。若夏出任所长，那么李济、董作宾、凌纯声、芮逸夫等大腕级人物又作何安排？众人又如何服膺？工作又如何展开？傅斯年又如何自处？局促于一隅之地毕竟与在大陆不同，且这个所长不是代理，而是要“真除”，即正式掌控一方地盘，这个地盘可是有点令人眼热心跳的托命之处。事实上，到了台湾之后，李济与董作宾之间的暗中较劲儿，凌纯声与芮逸夫之间的最终决裂与斗得死去活来，凌单独拉杆子搞独立开办的民族研究所，因芮的不合作与李济等人不支持，导致凌氏只有空名而无法工作……如此等等事例，便可证明傅斯年不会如此做，也可推断这个说辞只能是夏鼐的一厢情愿，或凭空猜测罢了。需要对陈星灿的推理进行补充的是，尽管夏鼐是一只才气过人、智慧非凡、学问广博的大型号“海龟”，但假如到了台湾，在这座孤岛上属于自己可做的工作，只能是面对安阳殷墟发掘的一堆器物，抱残守缺地研究下去。而对这堆器物的田野发掘，当年尚是一名实习生的夏鼐仅仅是稍有参与而已，且挖的都是小墓（夏鼐语），那些气势恢弘、器物众多的大墓发掘和出土文物的具体情形几乎全然不知，因而在研究上自然就存在着不可弥补的先天性不足和限制。更重要的是，有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高去寻等当年亲自参与发掘的几座高山屹立，要想凭着这堆器物的研究脱颖而出，甚或要达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境界，几乎是难于上青天——此点在许多年后仍能得到海峡两岸大部分考古界同行的认同。
出类拔萃的夏鼐尚且如此，对于满身泥土气味，被“海龟”们不放在眼里的土学者郭宝钧，其学术前途自然可想而知。而一旦留在大陆，面对的将是高山塌陷，丘岭与坟包同时崛起的境界。在新的制高点上，夏、郭等人放眼学界将是一马平川，无人与之匹敌，其灿烂前景正可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风光无限好。当年夏鼐与郭宝钧的对话，可谓一语双关。就可以预见的情形而言，无论从个人的政治命运还是学术前途考虑，既然只能在国共分野的大陆和台湾之间选择，夏鼐与郭宝钧留在大陆是明智的。也正是听从了夏鼐这极富战略指导意义和前瞻性的忠告，郭宝钧才在1948年底那个混乱时刻下决心留下来，以迎接新时代的到来。聪明过人的夏鼐打定主意后，也在一片纷乱中悄然回到家乡温州猫了起来，静观时局，等待命运转机。在离开南京之前，夏鼐做的最后一件事，是为好友吴金鼎撰写了一篇悼念文章并公之于世。
吴金鼎自在李庄投笔从戎后，入四川成都新津盟军第二招持所担任接待主任一职，军方之所以让吴担任这一差使，皆因他是留洋的“海龟”，洋文、洋话都不在他的话下，搞接待事宜非有如此本领的人不能办到，吴所具备的洋文与洋话正好派上用场。但吴是学者出身，生性腼腆，不爱与人打交道，且还有一股子山东人特有的倔犟脾气，疾恶如仇，对看不惯的人和事就要迸发心中的不平，甚至还要出手摆平抹掉。是时，美国大兵在中国土地上的所作所为已令人渐觉失望与厌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盟军大量进驻成渝后方，而1944年日本军队完成“一号作战计划”，打通大陆交通线之后，又有2万多盟军官兵进入中国。对于盟军在中国的生活状态，《剑桥中华民国史》一书这样写道：一个美国士兵在中国的费用，抵得上500个中国士兵的费用。孔祥熙曾对美国官员抱怨说：“在中国，你们的孩子每天需要6只鸡蛋，而现在减为4只。……为了供应肉食，我们把耕牛拿来给你们吃……很快将没有任何牲畜留下来帮助农夫们耕种他们的田地了。”另据一位美国专家对1200名中国士兵检查结果发现，有57％的中国士兵营养不良。如此艰难困苦的情况下，盟军官兵吃了中国老百姓的耕牛，还性欲大发，四处留情。对此，江西学者廖作琦曾作过这样的记述：“‘食色性也’，这批美军大哥们的‘性’的解决问题，最初落到了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的头上。初期人数不多时，黄仁霖在重庆市七星岗下面的一小块平地上，建了一幢两层楼的‘胜利大厦’，里面有舞厅、宴会厅等场所，并找一些交际花之类伴舞，但粥少僧多，只能供应部分中上级军官。而那些士兵们呢？就任其自由发展，让一些妓女来担任此一任务。因为美军手中花花绿绿的美钞炫眼，于是一些生活困苦的家庭妇女（曾发生过产下混血儿、夫妻离婚的事），和极少数的女大学生也加入了此一行列。当时经常看见美军驾着吉普车，旁边坐一个浓妆艳抹、花枝招展的女郎嘻嘻哈哈的招摇过市，有的不会说英语，还比画着手势，这些被市民们讥称为‘吉普女郎’，成为当时街头的一种奇景。”又说：“三十四年抗战胜利前夕，成都华西坝发生了一起教会办的华西大学学生捣毁成都某报馆事件，起因是该报将中叙张生赴莺莺约会时的一首诗稍作改动，以讽刺该校少数少女兼作‘吉普女郎’的事情。”
王实甫所作的原句是：
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
月移花影动，疑是玉人来。
而报馆编辑竟借题发挥，把此诗改为：
待月西厢下，迎风腿半开。
月移花影动，疑是美人来。
如此肉麻加赤裸裸的讽刺美军与中国女大学生的交易，自然要引起麻烦。只是麻烦过后，报馆照常开业，“美人”继续四处寻找花姑娘让其“迎风腿半开”，且凭借自己所具有的世界强者的地位，态度跋扈，气焰嚣张，从不把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年轻的男人放在眼里，更不理解中国人民面对如此窘迫之境锥心泣血的内心剧痛。美国大兵们的横行霸道，引起了中国具有民族文化良知者的厌恶、愤慨甚至仇视。当年由昆明史语所偷偷跑到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胡厚宣，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曾提到这段抗战生活，谓“对因新津建美军机场而成都充斥美军，横行霸道，产生仇视”。既然躲在清静之地搞学术研究的胡厚宣都有如此的感受和敌视心理，与美国佬们天天打交道且承担接待之责的吴金鼎，面对美国人将富兵横的挑剔与呵斥，颇具血性又沉默寡言的他所受的委屈与心中的苦痛可想而知。当时在成都燕大任教的陈寅恪诗作《咏成都华西坝》中“谁知万国同欢地，却在山河破碎中”所透出的悲凉，正是具有文化良知的中华民族自由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涕泣与悲呼。
在新津机场服务的日子，吴金鼎经常感到失眠头痛，夜不能寐，精神委靡不振，陷入一种悲情意识不能自拔。为化解心中的郁结，吴氏利用自己的职权，经常喝一点不花钱的、只有美国佬才能享受的洋啤酒予以排解。当几瓶散发着醋酸气味的啤酒灌进肚子后，酒量并不大的吴金鼎又醉倒在地，狂喊乱叫着呕吐不止。
好容易盼到抗战胜利，吴金鼎总算摆脱了在他看来魔窟一样的盟军招待所，重返学界。只是他没有回到令自己为之神伤的李庄，而是转入尚在成都华西坝的母校——齐鲁大学任教。1946年3月，作为教育界名流和齐鲁大学代表之一，吴金鼎赴重庆参加教育部召集的全国各大学复员会议，之后随齐鲁大学一道返回济南原地，主持学校复员事宜，先后出任校长室西文秘书、校训导长、文学院长、国学研究所主任、历史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等职，直至去世再也没能有机会从事他一生挚爱的田野发掘工作。
1948年夏秋，吴金鼎因患胃癌赴北平协和医院就医，此时已病入膏肓，协和医院回天无术，宣告无能为力，吴只好随着溃退的国民党大军以及纷乱的人流返回济南“静观待变”。9月18日，吴金鼎撇下病床前泪流满面、悲恸欲绝的夫人王介忱，于齐鲁大学辞世，终年48岁。
当这个不幸的消息辗转传到南京史语所人员耳中，已是10月28日。此时国民政府首都已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史语所人员正纷纷打点行装仓皇出逃与远遁。夏鼐在北极阁一间小屋里，孤独一人默默地想着吴金鼎的死，想到了过去流失的时光，以及吴氏夫妇与自己的交往和友谊，不禁潸然泪下。在一片人喊马叫的混乱之夜，他借着昏暗的灯光，怀揣悲戚苍凉的心境，为自己的好友写下了如下文字：
今天得到了吴禹铭（金鼎）先生的死讯，不仅是我们朋侪间觉得丧失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良友，并且也是中国考古学界的一个大损失。今日中国考古学界中，真正能够吃苦，肯下田野去做发掘工作，既有丰富的田野经验，又有充分的考古学知识的学者，不过十来个人。正感觉到人才的缺乏，现在呢，在这十来位中又弱了一个。
在悼文的最后，夏鼐以深情的笔触写道：
谈到吴先生一生的事业，自不能不提及吴太太……夫妇一道出来做田野考古工作，在国外是司空见惯的事，但在事事落后的中国，吴先生夫妇还是第一对。这次吴先生的逝世，吴太太的悲痛，可想而知。听说吴太太仍在济南城中，料理吴先生的后事。我在这凄风苦雨的晚上，赶写这篇文章，一面以追悼吴先生，一面也借以慰唁吴太太。我们在哀悼吴先生之余，更盼望着这混乱的局面早日澄清，使我们能继承吴先生的遗志，展开中国田野考古学的新天地！
吴金鼎悄然无声地走了，夏鼐的梦想很快成真。1950年底，他应邀自温州老家来到北京，出任新组建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在郭沫若和郑振铎的领导下，与梁思永、郭宝钧等一道“展开了中国田野考古学的新天地”。只是好景不长，梁思永便撒手归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