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不久，躺在李庄板栗坳病床上的梁思永偶然从一本外文杂志上看到一个新的医学成果，患肺病者如去掉肋骨可使有病的肺萎缩下来，健康的肺将发挥更大作用。这个消息令卧病在床饱受病痛折磨长达四年之久的梁思永极度兴奋，他当即决定赴重庆实施手术。得到傅斯年同意，在梁思成的帮助下，梁思永携家眷乘船来到了重庆，入住高唐奎医院，由著名胸外科专家吴英恺主持，切除了七根肋骨。自此，梁思永一直在重庆医院休养。当1946年全国性的复员开始时，傅斯年通过时任交通部长俞大维的私人关系，让梁思永一家搭乘一架军用飞机飞往北平。当时梁的身体尚未恢复，他躺在一张帆布椅子上被抬上飞机。考虑到路途困难，傅斯年再以个人名义发电报让夫人的堂兄、时在北平的俞大孚帮忙接机。梁思永一到北平，即由俞大孚等四人抬下飞机舷梯，专车护送到梁在北平的大姐梁思顺家暂住。一个星期后搬到东厂胡同原黎元洪大总统居住的院内三间北房休养，此后病情稍有好转。

    对于梁思永这段很少为外人所知的经历，迁往台湾的屈万里在回忆傅斯年的一篇文章中说道：“抗战期间，八年艰苦的岁月，他为了维持史语所，真费尽了心血。他千方百计的来维持研究人员的生计，使他们能安心治学；他对于生病的人那么关心，他想尽办法来给病人弄钱养病。因患肺病而割掉七条肋骨的某君，假若不是孟真先生督促医生治疗，假若不是孟真先生想法子给他弄钱休养，那无疑地在九年以前已经故去了。”这段回忆大体不差，如果没有傅斯年的鼎力相助，或者说假如梁思永服务于中央研究院其他的研究所如陶孟和主持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就当时的经济、医疗条件和梁氏的身体状况，很难说能维持到战后回北平的日子，因为与梁思永、林徽因患同样肺病的陶孟和之妻沈性仁就没有保住性命，且当时沈的病情并不比梁、林更险恶。

    1948年8月5日，在北平养病的梁思永致信南京史语所的李济说：“弟五月底入协和医院，住院十二日。检查身体，结果是右肺健全，左肺压塌状态良好，胃肠透视都没有发现毛病。除了气管里的结核病灶可能尚未痊愈外；可以说没有病了。不过身体经过这几年跟病菌斗争之后，真犹如战后的英伦，虽然战胜敌人，但元气消蚀殆尽，就要恢复到小康的局面，也万分困难。”又说：“弟近间起坐之时已加多，且能出到院中行走。只可恨注链霉素后发生头晕现象，走起路来摇摇摆摆，不很稳当。”这是梁思永在生命的暮年，即将油干灯尽时与史语所同仁的最后一次通信，自此海天相隔，书信中断，再也闻不到对方的信息了。

    1950年5月，梁思永以他在考古学界巨大的影响力和崇高地位，被新生的中央政府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名列夏鼐之前。尽管梁的身体仍虚弱无力，不能出门直接指导所内事务，但可在家中参加或主持所内一些重要会议。据夏鼐说：“他（梁）在考古所成立后初次看见我时，便很兴奋地谈着关于考古研究所的计划。他说：‘所中一切事情都由郑所长和我来管好了。只希望你和所中具有田野工作经验的几位，带着一班年轻朋友们，在外面多跑跑，训练年轻的人才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务。这种训练是需要在当地实际工作中亲手指点的。’因此，我到所后一年半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地工作，没有多替他在所内分劳。”自1950年秋开始，于政治运动尚未大规模到来的短暂空隙，考古所人员几乎倾巢出动，在夏鼐带领下，先后对河南辉县琉璃阁、固围村和赵固等地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发现一批东周时期的大型和中小型墓葬以及车马坑数座，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物。梁思永不仅在家中主持考古所的日常工作，还为撰写《辉县发掘报告》的青年考古学家具体辅导，并亲自撰写报告参考提纲。梁的工作热情与人格风范给进所不久的青年学生，后来成为考古所夏鼐手下“五虎上将”之一的安志敏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从我们到考古所那天起，（梁）便给我们布置了必读的书目和学习计划，每周还要填表逐日汇报学习和工作情况，并经常同我们谈话以便作更深入的了解，从治学方法到思想修养无所不包，以督促和爱护的心情帮助我们克服思想上和学习上的缺陷，为考古研究所培养了一批新的骨干。”

    1953年2月，梁思永心脏大幅度衰竭，身体更加虚弱，只得脱离工作安心在家休养。到了1954年春，心脏病发作，入北京人民医院救治。3月8日，梁思永让夫人李福曼打电话叫自己的妹妹、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梁思庄到医院，当梁思庄匆匆赶来时，梁思永握着她的手说：“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要和大家永别了！”

    据梁思庄女儿吴荔明回忆说，在梁思永生命垂危的最后阶段，都没有为自己的病情和痛苦哼一声，一直默默坚持着，为战胜病魔奋斗着。突然有一天，“三舅（梁思永）对着和他相厮相守22年的三舅妈平静地说：‘我不奋斗了，我奋斗不了啦，我们永别了！’1954年4月2日，我照常骑车到了人民医院，传达室老大爷说‘姑娘，不用拿牌子快上去吧，你舅舅去世了。’我不能相信他的话，我转身看见很多小卧车停在院中，我腿软了，扶着楼梯两边的扶手一步一步上了楼，在灰暗的楼道里我一眼看见二舅（梁思成）那瘦小驼背的身躯，我轻轻走到他身边叫了一声‘二舅！’他悲伤地拍着我的肩膀示意我进病房去……三舅妈镇定地坐在一旁，柏有姐伤心至极已哭不出声倒在门口一个床上，我拉着她的手轻轻叫着：‘蹦子，你哭啊，你哭啊！’我自己的眼睛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一颗考古学巨星在他50岁的英年陨落了，同仁闻讯，无不伤感悲泣。梁思永的遗骨被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梁思成亲自设计的汉白玉卧式墓碑上刻有郭沫若题写的碑文：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梁思永先生之墓一九零四年十一月十三日生一九五四年四月二日卒郭沫若敬题梁思永随风飘逝，但他生前的功业却长久地留在了人间大地。对于梁思永的墓志铭，有学术界中人士认为郭沫若如此题刻，是对这位学术巨人的不敬。梁思永的成名来源于他对中国考古学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他的业绩是通过一个无与伦比的考古学家的身份创造的，绝非一个“考古所副所长”这样一个绿豆粒般大小的官僚可与之相提并论。失去了考古学家的头衔，梁思永便不再是人们心目中崇敬有加的梁思永，也不是1948年当选为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学术大师梁思永，而只能是乌烟瘴气的宦海中，尤似一个整日战战兢兢，欺软怕硬，欺上瞒下，阳奉阴违的小芝麻官了，而这样一个小小的芝麻官又算得了什么呢？或者说，再大的官僚又算得了什么呢？1927年2月，梁思成由美国致信父亲梁启超，对自己和弟弟梁思永所学专业于国家民族进步，提出了到底是“有用”还是“无用”的询问。对此，梁启超斩钉截铁地回答道：“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试问唐开元天宝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又说：“思成所当自策励者，惧不能为我国美术界做李、杜耳。如其能之，则开元、天宝间时局之小小安危，算什么呢？”

    后来的事实证明，梁思成与梁思永兄弟的确没有做成近代的李、杜，却像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二战中那句名言一样，为人类奉献了“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并用自己的辛劳和智慧构筑起前无古人的名山大业，成为近现代建筑史学和田野考古学这道星河中最灿烂的明星，其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的贡献，怎是一个小小的副所长的官帽所能涵盖得了的？李白在《江上吟》中写道：“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意谓楚王当年耗尽百姓血汗兴建的一堆豪华美丽的楼堂馆所，早已随着风雨飘散而去，而楚国伟大的作家屈原留下的那些名篇佳构，两千年来却像日月一样永恒不朽，闪耀着盖世光辉，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璀璨的瑰宝。当年梁启超对儿子们所作的比喻，正是李白文化思想的继承和延伸。就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论，一个王朝的宰相若此，一个皇帝或一个总统，对于文化与文明的进步所充当的角色同样若此。梁启超深邃的思想与宏阔的历史见地，很能令人想起美国第三届总统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sserson）的墓碑碑文：

    托马斯·杰弗逊，《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弗吉尼亚宗教法案》的起草人，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建人埋葬于此。

    这个令世界人类为之景仰的墓志铭据说是杰弗逊本人生前所题，死后刻到墓碑上的，但他没有提及自己曾做过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之事。究其原因，台湾学者李敖曾有这样的解释“美国总统算老几啊，这个是世俗的职位，值不值得这样谈呢？不谈，不值得这样谈，不值得这样重视。”

    或许李氏说得有些偏颇，但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同理。只有作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兼考古学家的梁思永，他的光芒才显得耀眼夺目，才能令一代代学人景仰怀念。而把一个小小的官帽硬扣在他死后的头颅之上，不但不能令他的光芒照耀于来者，相反的是，这个官帽的阴影将会遮蔽梁氏的光芒。当年与梁思永一同选为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后来成为高教部副部长的曾昭抡在“文革”中含冤去世，费孝通在追忆文章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将来说起曾昭抡先生在历史上的贡献，我看他在中国化学学科上的贡献会比他当部长的贡献重要得多。”费氏认为曾昭抡是个“真正的学者，‘学’的根子，是爱国，所以我说他是爱国者”。对梁思永而言，他当年赴美留学就是为了振兴祖国落后的科学，并在这门科学上为祖国争得世界性名誉和地位。他当年确实是这样想的，也这样做了，且一生都在为这个理想而努力，因而以费氏之语来给梁思永定位也是恰当的。反之，以官僚大小特别是一顶微不足道的软皮官帽给梁思永盖棺，既不合适也不人道。此理如同鲁迅死后，为其盖棺的若不是“民族魂”大旗，没有了毛泽东为其作出的“八最三大”的定论（南按：仅比毛泽东本人少了一“大”），仅一个国民政府教育部佥事或科长，甚或在国立北京大学国文系教一二点钟课的讲师这顶帽子竖碑立传，那么，世人看到的不再是伟大的鲁迅，而是三千大千世界中形如草根的芸芸众生，甚或北大校长蒋梦麟所讽喻的整天趴在阴森恐怖的绍兴会馆里默默抄写古碑的“绍兴土佬”周豫才了。

    试想，作为与梁思永同为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郭沫若，假如死后在墓碑上镌刻“中国科学院院长”或什么副总理外加什么副委员长等一类官帽头衔，与梁氏之墓同立于一座公墓之中。而只镌刻一个副所长头衔的梁思永，倘若地下有知，情何以堪？活着的后人又会作何感想？此举或许正应了孔子那句古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梁思永墓志铭公正的铭文，必须在姓名前加上“著名考古学家”或相应的院士等学术头衔，或镌刻象征他思想与学术业绩的标志性术语，才显得对逝者的公正与厚道。当然，由于政治的因素，“中央研究院院士”一衔，当时不提，世人亦可理解，但这个头衔最终是要加上去的，否则将失去了人类的公正和道德秩序，也违背了人类基本精神。——若起郭沫若氏于地下，以为然否？梁思永在去世前，向前来看望的夏鼐等考古所同仁回顾了自己一生的事业，最令他牵挂惦念的是殷墟侯家庄西北冈墓葬发掘报告的命运。这是梁思永在抗战前后最看重并亲自动手操作的一项重要工作。梁去世后，夏鼐在纪念文章中专门提及此事，并说：“1941年我在李庄和他（梁）会面时，他正工作得非常起劲。他将全部的出土古物，都已摩挲过一遍，并写下要点。对于报告的内容组织，也已有了大致的轮廓。这报告的完成，似乎是指日可待了。不幸1942年初夏，他的肺结核病转剧，只好将这工作中途停止了。但是他仍念念不忘这件工作。”

    回忆至此，夏鼐笔锋一转，用哀惋的口气说道：“抗战胜利后，他复员到北京，这批材料留在南京，解放的前夜又被劫往台湾去了。这部报告不能在梁先生手中完成，不仅是先生的不幸，也是中国考古学的不幸。”

    此时的夏鼐没有想到，这批材料被运往台湾后，在他的老师李济具体组织主持下，由当年参加殷墟发掘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学家高去寻，在梁思永原稿的基础上加以辑补编写，历经二十多年，终以《侯家庄》为总标题陆续分册出版。

    1935年，25岁的高去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入主史语所时，著名的殷墟侯家庄西北冈已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发掘，高去寻算是赶上了殷墟发掘的尾巴。当年史语所考古组安阳发掘者共有十位青年才俊，号称“十兄弟”，依入所先后排序，高排行第九，也接近于尾末了。对于高的为人为学，傅斯年、李济等前辈学人极为看重，高去寻于北大毕业时，被讲究“拔尖主义”的傅斯年当做“尖”拔到史语所效劳。到了安阳之后，高氏敏锐的学术眼力与开阔的治学方法，又受到梁思永欣赏喜爱，遂当做自己的嫡系弟子加以栽培。当时史语所的前辈们大都认为，能传承梁思永学术衣钵者，非高去寻莫属。想不到后来真的部分地成为现实。高在安阳发掘的最后两年中，于殷墟西北冈和小屯将近1800座墓葬中，亲自视察摸索过约300座，尽管所涉多是小墓，但已领略了基本的内涵。继西北冈第三次发掘之后，高去寻有幸参加了小屯第十至十二次、大司空村和琉璃阁的发掘，其间还担任过大司空村墓葬发掘领队，成就赫然。抗战军兴，高去寻随史语所一路长沙、昆明、李庄等地辗转奔波，复员回京未久，又随史语所迁往台湾。据夏鼐说，当年在决定留大陆还是赴台湾的问题上，夏与高曾在一起私下商量过，最后的结果是高愿去台湾，以便保护迁台文物的安全；夏愿留在大陆，继续发展考古事业。二人各自为了心中的理想就此分手。庄子曰“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既然非此即彼，中间无转圜的余地，相忘于江湖，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但真的相忘，又谈何容易？

    梁思永去世的消息还是被台湾孤岛上的史语所同仁所知，只是消息传播的渠道别有一番况味。据石璋如说：“梁先生兴趣宽广，注意力强，并积极从事，惟身体被病魔所缠，不能发挥，殊可浩叹。四十三年夏，在日本某刊物上，刊出梁先生逝世的消息，这个噩耗，传到台湾，使得这里的考古学界，关心考古的人士，以及知道梁先生的其他学者，莫不为之哀悼。”

    时傅斯年早已撒手归天，史语所所长由董作宾出任。受梁思永去世的感情刺激，为了完成梁氏未竟的事业，对安阳发掘的同事与中国学术事业有个交代，董作宾、李济等决定由高去寻对照实物资料，全力以赴辑补梁思永的遗稿，使其成为完璧。此时董作宾与李济更坚定了高氏就是梁思永衣钵传承人，这一观点从李济给赵元任的信函中可得到证实。函中说：“他（高去寻）进所虽不太早，但曾赶上安阳发掘，为思永所赏识。现在他整理侯家庄的工作及思永遗著，成绩甚佳。在考古组内中国书读得最好，英文及日文的阅读能力亦不差，现在日本的梅原末治教授来此，对他的渊博甚为敬佩。孟真在时久有送他出国之意，以时代非常，屡遭挫折，只能怨命了。此次若有成功的希望，亦算我们完成了傅公一未完之愿也。”此信作于1956年底，是台北的李济请当时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原同事赵元任，设法安排高去寻赴美访问的私人信函。

    当时高已经接手梁思永遗稿整理辑补的任务，因美国方面又有可能让高访问的机会，作为前辈的李济和赵元任自然想“完成傅公一未完之愿”，遂有了这封通信。按高的弟子，曾做过台湾史语所所长的杜正胜（南按：后任阿扁政权的“教育部长”，并频布命令，全台各学校、机关及相关机构，都必须把地球仪倒过来安装，以示台湾在上，大陆在下）所说：李济与赵元任通信中提到高的学问渊博和程度，连享誉世界的日本考古学大家梅原末治都敬佩不已，“这当然不是客套。两位老同事的私人信函何必恭维一位学生辈的同仁呢？”

    杜氏在这件事上的分析，比他把地球仪倒过来安装且邀功争宠、意淫大陆的头脑要清醒得多，高早年不但中国书读得好，外国书读得也头头是道，且有志于“斯克泰·西伯利亚”的学问，即长城以北以西的中亚、南亚和欧洲的东方学问，也就是傅斯年所特别看重的“虏学”。只是高氏仅仅参加了两年安阳殷墟发掘就遇到了抗战爆发，一路动荡颠簸，直到流落台湾方稳定下来。当年傅斯年怜其高才而没有出国放洋的机会，曾为此作过努力，惜傅斯年未久去世，此事遂不了了之。当李济旧事重提，并与赵通信过去一年半后，高去寻才得以成行，但此时他已48岁，如杜正胜所说：“这领域涉及许多语文，的确太迟了。”

    1959年秋，高去寻结束了美国访学生活归台，正式对梁思永遗稿进行整理和辑补。从台北史语所保存的遗稿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当年梁思永主持的殷墟西北冈共发掘大墓11座（东三西八，后者含一个大坑），小墓1221座。梁思永拟定的《西北冈殷代墓地发掘报告》共分十三章、三表。梁思永病发前完成了第一至四章，第五章只写了一页，以及第六、七两章和第九章的“仪仗痕迹”。写出的部分皆为初稿，共约22万字。另外还编好表一与表二，“可能为了撰写第七章的需要而先行做的工作”。当文字资料与实物资料渐行展开后，对安阳殷墟遗址及出土遗物深有了解的李济，认为若按梁思永的计划，绝非一人之力短期内可以完成，于是在1956年拟定了一个新的编撰构想：

    第一本：（原无题，兹定为“墓葬研究”）。

    甲编：发掘之经过——梁稿一至四章乙编：大墓丙编：小墓丁编：其他墓葬第二本：遗物研究。

    甲编：石刻与玉乙编：青铜丙编：其他第三本：人骨研究。

    甲编：体骨乙编：头骨据史语所人员透露，李济这一规划也不是一人之力短期内所能胜任的，于是决定依次分别整理大墓，也就是做梁思永的第六章，而第九章的构想则按所属之墓分别叙述。高去寻就是按照这一规划，开始了为期18年漫长的“辑补”之路。自此，高氏的后半生就此与恩师的未竟事业紧紧地维系在了一起。

    到了1962年，高去寻编撰的殷墟西北冈1001号墓报告开始出版，1965年又出版了1002号大墓报告。未来几年，又陆续出版了1003号大墓（1967年）、1217号大墓（1968年）、1004号大墓（1970年）、1500号大墓（1974年）、1550号大墓（1976年）等七座大型墓葬的发掘报告。

    其间高氏花费的心血难以描述，只是每本报告重达十几公斤的分量就足以让人为之震撼，并从中感叹主事者之不易。据史语所统计，高去寻增补的部分，占梁思永原稿的80％强，至于插图、绘图等繁重事宜已不需提及了。

    由于梁思永的原稿仅是一个提纲性质的未成品，在后来的编辑补写过程中，高去寻做了大量宏繁的工作，在补述的出土器物中，每一件都要核对原物，许多地方不得不另起炉灶重新写就。此种情形，高去寻于1968年给张光直的信中有所透露：“现在每天都是描写破烂的东西，量多长多宽，枯燥无味已到极点，下班回家已筋疲力尽。”对此，张光直曾感慨地说“高先生花这么大的力气写西北冈大墓的报告，完全是出于对史语所李济先生，尤其是对老师梁思永先生的义务感和责任，而他自己研究的主要兴趣并不在此，但是这番努力的结果，使中国近代考古学上最重要的一批原始资料公诸于世，而且由于高先生的细心和负责的态度，使那些‘枯燥无味’的‘破烂东西’转化为价值连城的史料，这几本报告也成为中国近代考古报告中的精华楷模。”为了这报告中的“精华楷模”，高去寻几乎耗尽了后半生所有的精力。据杜正胜说：“他本来可以指导年轻同仁协助从事，但他告诉我，他整理报告是替史语所还债，希望年轻人发展自己的学问，不要掉入这个大泥塘。我觉得他好像在诉说自己年轻时的心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始终由自己一人扛起全所的‘债务’。”

    1991年10月29日，高去寻去世，终年82岁。他在去世前仍断断续续地整理西北冈东区三座大墓（1129、1400、1443）以及小墓总述，惜未完成而驾鹤西行。在高氏去世之后五年，三座大墓报告经当年发掘过安阳殷墟的老同事石璋如校补，于1996年得以出版，编号是《侯家庄》第九本。至此，西北冈遗址发掘报告基本全部完成。

    为了纪念梁思永对殷墟西北冈遗址发掘所付出的努力和作出的特殊贡献，《侯家庄》系列大墓的发掘报告，仍用梁思永的名字发表，高去寻只作为一名“辑补”者忝列其后。对此，报告的组织者和主持者李济，在《一零零一号大墓报告·序言》中深情地说道：“关于这批资料的‘取得’以及‘保管’，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梁思永先生，中国的一位最杰出的考古学家，已经把他的全部生命贡献于这一件事了。他虽部分地完成了这一发掘工作，并将报告的底稿作了一个详细的布置，也写成了一大半，却不及见这报告的出版。现在——他的墓木已拱了罢！——我们才能把这一本报告印出来。我们希望由于这一本报告的问世，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对于这位考古学家的卓越贡献，得些真正了解。”

    举世闻名的殷墟西北冈发掘成果，经过了世间硝烟炮火的熏染与政治阻隔和桎梏，居然在这样的时间以这样的特殊形式出版问世，倘梁思永地下有知，一定会为之颔首庆幸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