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部由昆明前往李庄的陶孟和，名履恭，字孟和，以字行世。1888年出生于天津一个读书人家。清末，天津教育家严修创办以新学为主的家塾，聘其父陶仲明担任塾师，陶孟和随父就读。1901年，陶仲明因病早故，其位由张伯苓继之。到了1904年，严氏家塾改为敬业学堂，陶孟和仍在此就读。1907年，学堂迁入南开地区并改称私立南开学校，张伯苓任校长，陶孟和毕业并留校任助教。南开学校人才辈出，比陶孟和稍后毕业的有后来大名鼎鼎的梅贻琦、周恩来等一批人杰。
陶孟和在南开学校任教时间不长，遂以官费生的资格赴日本留学，进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攻读教育学专业，两年后因事回国。留日期间，编译出版了两卷本的《中外地理大全》。据说这套书颇受读者欢迎，十年内再版七次。1909年赴英国求学，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专攻社会学和经济学，1913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在留学期间，受韦伯夫妇的影响极大，其时韦伯（Sidneyebb）与萧伯纳（G.B.Sy），在英国从事社会改良主义运动，而伦敦的政治经济学院就是费边社成员所创立。陶孟和在费边社人员的影响下，撰写了《中国乡村与城镇生活》一书，于1915年在伦敦出版。该著的问世，成为中国社会学的开山之作，此时陶孟和27岁。许多年后，著名社会学家巫宝三对此评价说，此书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贡献：一是认为家族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和核心；二是最早使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出中国与欧洲社会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结构各有其特点，各有其利弊；三是肯定了中国的祭祖风俗以及佛教传入中国的积极作用。
1913年，陶孟和学成归国，先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后出任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教务长等职，其间与胡适、蒋梦麟、丁文江等学界名流过从甚密。蔡元培于1917年入主北大时，陶氏极力赞助其对北大的改革，并于1919年1月邀集杨昌济、马叙伦等教授发起成立北大哲学研究会，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论启新知”，积极参与旧文化对立的另类文化运动。据巫宝三、罗尔纲等曾在社会学研究所工作过的研究人员回忆说，陶孟和乃一“学问通家”，对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学、史学、地理学乃至地质学、天文学等等诸种学问，可谓无一不知，无一不晓，在北大时期风头之健劲，声威之显赫，不在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之辈以下。1919年3月，远在欧洲问学的张奚若收到胡适寄来的几份杂志，阅读后向胡表达了这样的看法：“《新青年》中除足下外，陶履恭似乎还属学有根底，其余多半皆蒋梦麟所谓‘无源之水’。李大钊好像是个新上台的，所作《Bolshevism的胜利》及《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虽前者空空洞洞，并未言及Bolshevism的实在政策，后者结论四条思律，不无mechanical［机械的］，而通体观之，尚不大谬，可称新潮。”此番评价是否妥当是另一回事，至少说明陶孟和年轻时算是一个新锐人物。当然，对于陶氏的学问本领，也有一部分更为新锐的青年学者不放在眼中，或日不屑一顾。当时的学生领袖之一罗家伦在回忆《新青年》创办与几名编缉的特点时，曾以嘲讽的口吻鄙薄道：“更有一位莫名其妙的，便是陶孟和，陶是英国的留学生，他外国书看得很多，是一位很好的读书顾问，但是他的中国文字太坏了，而且他读书不若胡适之之能得简，且没有综括之能力，做出来的文章非常笨（以后他还出了一部《孟和文存》，真是可笑之至）；但是因为能够谈什么社会问题、家庭制度等等，所以他也成为一位编辑了。”
尽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陶孟和在当时的北大拥有举足轻重的学术地位和人脉关系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萧三回忆，1918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做图书登记员时，经杨昌济介绍，毛带萧专门拜访过北大名流蔡元培、胡适、陶孟和等。1920年初，北大教授杨昌济病故后，蔡元培与马寅初、胡适、陶孟和等四人联名刊登“启事”，向北大师生征集赙金。此事过去37年，在毛泽东一手策划的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中，陶孟和曾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认为毛搞的那一套斗争方法，对知识分子是一场浩劫。毛泽东通过郭沫若闻知陶氏的“妄言”，勃然大怒，本想给陶施以颜色，忽想起当年在北大的往事，特别是在杨家唯一的精神与经济支柱——杨老教授坍崩归天之时，陶孟和作为北大名流之一，给予了道义和经济上的体贴、关照。感念旧恩，毛泽东只采取了敲山震虎式的方法，通过郭沫若对陶氏提出了严厉警告，让其闭上嘴巴，不要再出头露面乱哼哼，否则就地拿下，施以颜色。自此之后，陶孟和噤若寒蝉，历次运动皆闭嘴不语，所有的闷气与怨气都憋在心中，终致在政治挤压下忧郁死去，稍占便宜的是免掉了像他的师友弟子们所经历的那般皮肉之苦，可谓不幸之中的大幸。
因在学术和政治上与蔡元培比较契合投缘，陶孟和对蔡氏主持的北大改革和发展规划皆热心效力，陶氏本人博取了蔡元培与北大教授特别是欧美派的信任与支持。1919年初，陶孟和赴欧洲考察，鲁迅在2月12日的日记中有简要记录：“向晚同往欧美同学会，系多人为陶孟和赴欧洲饯行，有三席，二十余人。夜归。”陶氏赴欧洲考察期间，时时注意为北大网罗人才。当他在英国见到李四光与丁燮林（丁西林）并相互过招后，感到两位年轻人功力非凡，道术高深，才华超群，有干大事业的眼光与魄力，于是很快致函胡适，满怀敬佩之情地盛赞李、丁二人为“不多觏之材”，将来必有一番大作为。“望与校长一商，如能得两君来吾校，则大佳矣。”后来李、丁二人皆被延聘，使北大又平添了两名重量级“海龟”教授。再后来，李、丁二人分别出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和物理研究所所长，名噪一时，各自成为雄霸一方的盟主。1920年8月，陶孟和与胡适、蒋梦麟、王征、张祖训、李大钊、高一涵等七人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宣言说：“我们本来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因而，我们便产生一种彻底觉悟，认定政治的精明，首先要依靠人民的觉悟。如果没有养成“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就不会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没有肯为自由而流血流汗的人民，就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
按胡适的说法，他与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相识，是陶孟和所介绍，从此丁文江成了胡适最好的一位朋友。1922年5月初，胡适在“丁大哥”的影响下，一改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主张，创办了以谈论政治为主的《努力周报》。这份刊物问世后，在第二期刊登了由胡适起草，蔡元培、丁文江、陶孟和等16人签名的，竭力倡导“好政府主义”。尽管此举很快成为落花流水春去也的残景旧梦，而自以为经验丰富的丁文江受军阀孙传芳支使，在上海弄权施术很快落得个灰头土脸，被国民党通缉捉拿，甚至差点被当时留学欧洲的“大炮”傅斯年杀掉，但毕竟是中国知识分子干预政治的一次非常可贵的努力。这也是胡适当年为什么与他的朋友们有“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的戒约，后来又不能不谈政治甚至参与政治的内在原因。
为了这种改革的理想，陶孟和发大慈悲，立大宏愿，主张开展社会各方面的调查，尤其是乡村调查，对中国社会问题作出分析，提出见解。他身体力行，亲自参与调查和发表了《北京人力车夫的生活情形》、《中国的人民的分析》、《贫穷与人口》等社会调查文章。在文章中，除了呼唤“民主是一个高尚的理想……要设法增高人民的程度，使他们有资格能够实行那个理想”等等之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的贫穷更是与人口的关系小，与政治及经济的关系大”这一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症结。
1926年2月，美国一个社会宗教团体通知设在北京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简称中基会），愿捐赠三年专款，委托该会办理社会调查事业。中基会随即决定接受此项赠款，在该会之下增设一个社会调查部，专门从事社会调查，聘请在学界声名显赫的陶孟和为主任，全面主持调查部的工作。陶颇为干脆地接受其聘，纠集一帮志同道合者，风风火火地折腾起来。组建之初，调查部研究人员与统计人员共有8人，主要骨干如樊弘、杨西孟、王子建等，均毕业于北京大学。
所谓中基会，原是为管理美国第二次退还庚子赔款，于1925年成立的一个行政管理机构。1924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决定将中国庚子赔款之余额及利息约1200万美元退还中国，分期支付。当时中外人士皆认为此款应作为发展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基金，而近代中国军阀混战，政局多变，为防政府官吏挪作军费或政治活动费，组织了一个由中美两国民间知名人士为主的基金董事会，共同管理和使用这笔巨额款项。这个董事会既决定资助的领域，投放的力度；又经营资本，购买有价证券，使基金也有收益。考虑到庚款余额终有用罄之时，遂决定设置一笔基金，并接受捐赠，以图长久。美国政府之所以如此行事，主要是置于保持在中国的长久利益，及传播美国文化和政治价值观的考虑；而中国政府则认为借此可发展教育等事业，加快现代化步伐。二者各为其想，各有所得，因而一拍即合，迅速纳入操作轨道。
成立后的中基会最高决策者归属于董事会，主持日常工作的是中基会干事长。成立之初，由范静生、周诒春相继任干事长，任鸿隽担任该会的专门秘书、执行秘书。按任鸿隽的说法：“自民国十四年美国第二次退还庚款的消息传出以后，全国的教育界都感到一个异样的兴奋。其原因就是因为在中国教育文化经费常闹饥荒的时代，这一年百余万的款子，就好像一支生力军，人人都希望它能发生一点奇迹。”又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这个机关的组织，是美国退还庚款的一个条件。当时国民政府尚未北伐，北方的军阀又濒于崩溃，美国政府不把这笔款子直截了当地交还中国政府而要求成立一个中美合组的董事会来管理，老实说，就是表示对于当时政府的不信任。不过这会的名称，不为‘中美’而为‘中华’，还表示这个机关完全是中国的。这不能不说是美国人对于我方的尊重。”根据中美两国的协议，这笔款子只有中基会有支配的全权，其用途是“促进中国教育及文化之事业”。由于“教育文化”是个很宽泛的概念，所以中基会把“教育文化”的含义限定在科学事业。随后“中基会再加限制，把科学的范围规定为自然科学及其应用，社会科学事业虽然偶尔也有阑入，但已不是中基会事业的重要部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