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每天早上8点，来自中国温州的商人陈坚，都会准时打开位于地中海马略卡岛的仓储批发市场的大门。这已经是陈坚在欧洲开设的第三个大型的仓储批发市场了。

    占地2000平方米的市场，才刚刚开门营业，烦琐的准备工作显然还没有结束。他就住在市场里，与往常一样，身为老板的陈坚临时充当了接待员的角色，陈坚从许多来逛市场的顾客那里了解到很多重要的市场信息。他喜欢与客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他认为这是获得商业信息最有效的方式，顾客意味着市场，也意味着商业活动的成败。

    陈坚也许没有意识到他的认识与千百年来无数的地中海商人如出一辙。在地中海这片孕育了世界近代商业文明的海域上，来自不同民族的商船曾溅起无数商业的水花，编织起人类最早的国际性市场。如今，陈坚的仓储批发市场就驻足在地中海，在这片被整个欧洲视为“我们的海”上，留下了一个中国人的商业印记。

    陈坚对于市场的认识并非源于地中海，而是源自另一片海，另一条江，起于一个同样富有开拓和冒险精神的人，起于53年前的一次胆大包天。那片海叫东海，那条江叫瓯江，那个人是他的父亲戴洁天，那次胆大包天叫做包产到户。

    时间要回到1955年。

    那一年，33岁的戴洁天风华正茂，生活向他张开了双臂，无数的可能性在向他招手。很多人认为凭他的才气和阅历，一定会走出一段极其精彩的人生路。

    戴洁天出生于浙江省瑞安县，出身富家，曾祖本是雇农，但见识不凡，一心鼓舞儿子读书。后来，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军攻打瑞安。晚清朴学大师孙诒让一家来戴家所在的村子避难，两家交往密切，遂成通家之好。戴家祖父一面帮孙家经营，一面自己经商。孙诒让还为戴家题诗，手迹成为戴家传家之宝。

    到戴洁天这一代，他幼年时便家道中落。戴洁天中学时代即参加进步学生组织、中学生抗日联合会、战时青年服务团等抗日救亡组织。1947年他就读于上海“中国新闻专科学校”，积极参与学生运动，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示威学生中，就有他的身影。后因国民党当局的镇压，他被迫离沪。

    1949年戴洁天参加浙江省永嘉青年工作队，建国后，他长期在永嘉县参加土改工作和农业建设。当时大学生还很少见，有农村工作经验的大学生更少，因此戴洁天颇受县里领导重视。他也具有当时知识分子很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而且长期在农村开展工作，让他对农村和农民充满感情。

    那一年，作为县委派出的工作队队长，戴洁天在浙江温州永嘉县潘桥集体农庄，帮助那里进行小社并大社、初级社升高级社的工作。

    当时，新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进入关键时期，毛泽东批评了当时收缩、控制发展速度的意见，并用“小脚女人”形容这种意见。

    那个年代很多人都认为公有化程度越高，农业的发展越快。合作化意味着消灭土地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能够釜底抽薪一般消灭市场和商品，最后消灭总是与市场“联姻”的资本主义和剥削。那时的人们，还无法想象市场同样可以与社会主义“联姻”。人们忘记了，刚刚从土改中获得了土地的农民们将因此失去对土地的经营权，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将大受打击，这将对未来的中国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享有崇高威望的毛泽东对“小脚女人”的批判，促使农业合作社掀起了高潮，各地不顾实际条件是否成熟，加快了并社的步伐。到1955年12月下旬，中国60%以上的农户加入了农业合作社。

    这股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也席卷了浙江省温州永嘉县，并将戴洁天卷入了历史的洪流中。

    在永嘉县，一些群众本来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积极性很高，有人对戴洁天说：“群众情绪很高的，有的人说想不到一夜之间乘着电梯升到了社会主义的天堂。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我们现在这样子穷，那样的生活谁不喜欢啊。”

    但是，事与愿违，人们不仅没有过上“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的生活，反而更加贫困。问题出在哪里？戴洁天从一些打油诗里读出了农民的心声。

    “出门鹭鸶探穴，回家流星赶月，干活李逵叹苦，评分武松打虎。”

    出门鹭鸶探穴，鹭鸶是一种鸟，很笨很大，走起路来慢慢的。回家流星赶月，是说收工了大家拼命往家走。干活李逵叹苦，干活的时候马马虎虎，怕苦怕累。评分武松打虎，是说评分的时候争得面红耳赤，非常认真。

    又有“出工等等队，田头吸吸烟。晚上计划像朵花，天亮下雨烂金瓜……”

    这是说计划再好，却落不到实处。

    还有“走起路来一长串，实际上十把锄头只有两把动。”

    这是说除了正副队长还因为责任感出力劳动外，其余人都因为丰收的成果多数分不到自己手中，而没有积极性。

    多年之后，戴洁天回忆道：“过去把群众的一些牢骚话，都当做阶级敌人破坏和富裕农民对抗社会主义改造来揭发批判是不对的，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对群众劳动情况、生活情况的关心不够，没有真正懂得人民的心，应该看到高级化后我们的领导水平、管理能力还没有跟上形势的发展，以致劳动质量下降，劳力浪费，大大挫伤了社员集体生产的热情，社员消极怠工，混分思想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按劳取酬分配原则的体现。”

    这些场景此后20余年间在中国大地上广泛出现，很多年后人们才意识到“一大二公”极大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商品的流通。同时，新中国在薄弱的基础上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农村担负着提供大量的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重任。许多农民感到，一年辛勤劳作的收获并没有多少能归自己所有，消极情绪的确存在。

    对于这些，当时的戴洁天很困惑，为什么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会存在如许的巨大差距呢？

    1956年，戴洁天购买了大量有关苏联集体农庄生产管理的参考书籍。他惊讶地发现，即使在苏联，人们对于集体农庄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前苏联出版的《集体农庄的生产组织》这本书中清晰地写着：“把土地拨归社员个人负责，不但不削弱队或小组的力量，反而使它巩固了。”

    戴洁天在探索、在思考，集体农庄搞得农民连饭都吃不饱，这条路看来有问题，新的路在什么地方呢？能不能试一试生产责任制呢？

    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思想和行动的先锋，戴洁天正是其中之一。这个爱搞调查的工作队队长想出了一个解决农村问题的好办法：“定额到丘，责任到人（户），三包到队，统一经营”的社员生产责任制，那就是后来被写进了中国历史的四个字：“包产到户”。

    戴洁天在燎原社进行的大胆尝试得到了当时永嘉县委书记李桂茂和副书记李云河的大力支持。李桂茂甚至对戴洁天说：“你大胆地试，就是试到供给制，燎原社的粮食都由国家供应了，也由县委负责。”

    1956年的夏天，戴洁天来到了永嘉县的燎原社。中国农村一次大胆的变革即将在这里上演。

    戴洁天走遍了燎原社的每一寸土地，摸清了家底。他和燎原社的干部们把全社5482亩水田和130亩园地的280件大小农活按作业工种、工分、产量落实到778户、8919个劳动者的身上。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要把所有农活按劳动强度与技术要求分为10个等级，并根据不同季节和不同地块的土质、远近等自然条件，把定额指标逐件计算到丘，制成分级定额、按件计酬对照表，分发给各生产队，各队按照自己的条件参照执行。

    同时，造纸厂、砖瓦厂、竹编工厂等村办企业开始实行按件或按值计酬。农副业并举，社内劳动力流动，一个小型的市场在形成。

    辛苦是没得说了。10个月300多个的日日夜夜，戴洁天没有节假日，他甚至意识不到晴天和雨天。爱人分娩都顾不上照顾，让她自己半夜上医院。晚上研究得晚了，肚子饿得咕咕叫的时候，到水缸里面舀一杯水，喝了权当晚餐。和他一起工作的村干部常常要忙到半夜才能回家，常常挨老婆骂。家属们质问这些干部，天天三更半夜都在搞什么名堂？

    1957年4月，实行包产到户后的第一个收获季节来了。燎原社85%的农户都增加了收入，全社仅春粮就增产了40%。

    燎原社试验成功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吸引了温州地区1000个高级社，17.8万农民自动参与到了包产到户的试验中来。

    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忐忑不安的戴洁天终于可以用事实告诉人们“它到底是天使还是魔鬼，是美女还是妖精”。实践结果给了戴洁天最大的支持，在给浙江省委的报告中，他用坚定的笔触写下结论：“生产责任制可以深入到每个社员，能够发挥广大社员的创造性，能够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这段话放在30年后，将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常识，但在那个即将进入人民公社的年代，这样的话却显得太不合时宜。

    早在1956年11月19日，温州地委的机关报《浙南大众报》刊登了一篇充满敌意的文章《“包产到户”做法究竟好不好？》，还配发了一篇社评《不能采取倒退的做法》。

    这篇文章拉开了绞杀燎原社包产到户的序幕。

    刚开始的时候，戴洁天写的报告还是得到了浙江省委的认可，省委书记林乎加认为：“社员没有责任是不行的，永嘉动了脑筋，办法许多是好的……《浙南大众报》批评你们倒退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不过你们概括的‘三包到队、责任到户、定额到丘、统一经营’四句话要倒过来，把‘统一经营’放到前面，这样就不会让人钻空子了，包产到户一句话太简单了……”

    同时，《浙江日报》还将李云河关于包产到户的文章发表了出来，还加了按语。但《浙南大众报》并不服气，将情况捅到了中央。其实，此时的中央希望农民集体化的程度能再高一点，对于包产到户这样的举措，早已定性为“单干”。一年之后，“人民公社”这个新词成为中国农村的新体制，将农村集体化的程度再向前推动了一步。对于燎原社和戴洁天来说，风波将起。

    地委检查组的一个科长在燎原社召开座谈会，问燎原社一个叫林阿杰的小组长，包产到户到底好不好？林阿杰为人憨厚，还意识不到当时的政治氛围，居然点点头说：“当然好了，社员现在生产热情非常高，我过去也没有养猪的，今年也养了头猪。短短两个月，全社增养生猪160头。”

    那位科长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最后拍案而起，大骂林阿杰是何居心，还是不是共产党员，集体的时候不养猪，单干的时候养猪？

    林阿杰被骂得哭了起来，戴洁天心情异常沉重。因为村干部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他为包产到户的前途担忧。此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一些同情他的人说：“你先天不足（指戴洁天出身不好），试验成功不属于你，失败却是罪有应得，你又何必以天下为己任？”

    作为基点乡的燎原社干部，以前去乡里区里开会都是坐在前排，大家都很羡慕他们。现在不行了，开会的时候他们坐在灯光很暗的地方，生怕引起别人的注意，谁都怕别人那种仿佛自己身上带着致命病毒的异样眼神。所以燎原社干部一接到开会通知就害怕，开会坐门口，不等散会就先走。

    后来，在一位省委领导视察前，县委布置每一个机关干部一个晚上必须写三张大字报来揭发包产到户，一夜之间，满城尽是大字报，空气肃杀。一面墙上有关于戴洁天的一幅漫画：一个青面獠牙，头上长角，披着虎皮，后露狼尾，手持利剑的怪物，样子非常可怕。许多人说他是混进温州革命队伍里头的反革命。

    有一位干部也写大字报，却秉笔直言，认为包产到户不该算戴洁天一个人的账。结果捅了马蜂窝，许多大字报大骂这位干部是戴洁天的干将，是马前卒，整得那位干部十分狼狈，以后再没有人敢为戴洁天说话。

    省委领导到了永嘉一看，大为震惊，指示严厉处理。县里组织人开会批判戴洁天，质问他为什么要违反毛主席的指示，分田单干。之后又大挖他的历史问题，要他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计划、步骤、集团。

    然而，戴洁天有温州人的倔强，他认为自己没错，建立责任制是解决当时农村问题的正确途径。他一遍遍地在心中暗诵着林则徐的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他相信党和人民会“实事求是最终了解我”。人无私便无畏，于是他的态度在某些有心人的眼中便成了“麻木不仁”或者“顽固不化”。

    其实，1956年试验包产到户的除了永嘉外，还有安徽芜湖、四川江津等地。但是在一个县范围内进行如此有组织、有计划、成系统的试验，并形成一系列的经验和结论，实属少见。那么，与之相应，对燎原社包产到户的处理之严厉也是少见的。

    1957年10月13日，批判文章出现在《人民日报》上，这意味着燎原社的大胆尝试走到了终点。戴洁天的人生命运也从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对于这段历程，戴洁天以愤懑的笔触写下了自己的心声：

    十年索道路，坐席未遐安。

    众矢集孤的，千锤铸大冤！

    心瘁志难夺，身单胆未寒。

    夜阑望北斗，几度击栏杆。

    忍将心血埋深土，为待他年人问津。

    甘为苍生受苦难，五十年后识斯人。

    1958年的永嘉县，许多人面临着人生的抉择，其中就有陈小梅——戴洁天的爱人。在严酷的风雨中，许多人面前都摆着两种可以预见结局的选择。陈小梅也是如此。

    当时，永嘉县划为右派、反革命的干部大概有100来人，基本上都离婚了。为了生存，“大难临头各自飞”似乎成了常态。作为“天”字号“大右派”、“反革命”的爱人，陈小梅面对着无形却重逾泰山的压力。单位领导旁敲侧击地对她说这种状况很难维持下去，宣传部长是一个女同志，追着问陈小梅到底是怎么打算的。家里的一些亲戚也做她的工作，要她离婚，一来免得被生活的重担和旁人歧视的眼神压垮，二来也免得连累亲朋。

    陈小梅却难以割舍早已融入血脉的情感。两人初相见仿佛就在昨天，相识、相知、相爱的一幕幕如电影般一遍遍地闪过她的脑海。

    也许是巧合，也许是上天赐予的缘分。1954年，戴洁天是县委派出的工作队队长，陈小梅刚满21岁，是县里的文化干部。两人就是在燎原社初相识。

    初相见便是惊艳。50多年后，一说起这段往事，戴洁天的第一个记忆还是陈小梅的两条大辫子，一直垂到腰间。其实，陈小梅的外号就叫“长辫子”。当时的陈小梅天真、活泼。她早在见到戴洁天之前，就知道他是永嘉县唯一的大学生，而且有下笔成章的才名。陈小梅一见之后，深为折服，于是郎才女貌的故事自自然然地发生了。

    两个年轻人相识在燎原，相爱在燎原，结婚也在燎原。如今，戴家还保存着他们那张结婚照，黑白照片上有岁月赋予的无尽沧桑，照片上书生意气的年轻人和长辫子的姑娘却分外青春、浪漫。残酷而公正的历史同时也赋予了这张照片一种坚贞与忠诚，一种对于爱情和理想的执著。戴洁天曾以简练的笔触写过四个字“爱在燎原”，这其中既有对这一世深情的描述，也包含着他与燎原社包产到户的实践之间那种难以割舍的联系。

    1958年，大难临头，陈小梅心中却张扬着不被祝福的爱，她还分辨不出戴洁天的包产到户到底是对还是错，但她相信戴洁天“是个好人”，她狠不下心来独善其身。此时，陈小梅最大的支持者就是她的母亲。陈母坚定地说：“绝对不要离婚，一个人掉到河里去了，你再拿一根竹竿戳下去，这样做不行、不好。一旦离婚，一戳下去，他就没有奔头了，没有希望了。”

    其实在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抛弃了戴洁天。在戴洁天对之抱有无限情感的农村，人们以一种含蓄的方式表达同情。这一年3月，戴洁天以戴罪之身，被派到另一个乡村工作。在那里，从村干部到村民，大家都以一种正常的方式与他交往，虽没有特别的殷勤，却也绝没有歧视。这让戴洁天疲惫沮丧的心灵得到了极大的安慰。他投入到农田基本建设中，还帮助建设了全县第一座大型沼气池组，实现了沼气发电。有人建议在那里开个现场会，传授经验。可是，当县里一查此事与戴洁天有关，马上压了下来。

    1958年10月中旬的一天，县里突然深夜电召戴洁天回城。第二天一早，民警送来了法院判决书。那上面的语言风刀霜剑般将戴洁天打入了另册：“被告自混入革命队伍以来，坚持反动立场，特别是在1956年利用职权便利，在三溪燎原社首创包产到户，丑化集体生产，积极推广单干，使全县42%的合作社受影响，县委已两次向被告提出批评，而被告拒不接受……”

    戴洁天被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判处管制劳动三年。“双开除”（开除政籍、团籍）和“两顶帽”（右派、反革命）如钢丝拧成的锁链将戴洁天牢牢捆绑，把他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支持燎原社包产到户试验的永嘉县委书记李桂茂被剥夺党内一切职务，划为右派。县委副书记李云河也被划为右派。

    此后，永嘉县规定，凡是燎原社的干部，今后一律不准提拔，到过燎原社的干部要记上一笔账。直到20年后，当小岗村的人们开始了类似的实践，包产到户逐渐得到了人们的认同，戴洁天和燎原社的人们才走出了历史的遗憾。

    离别的时刻到来了。判决时间比送达时间早了20天，已过上诉期限，戴洁天沉重地按下指印，然后被两位民警押送回老家瑞安去执行三年的管制劳动。临走之前，明令不许带走任何书籍文件。戴洁天连传家宝——孙诒让的手书都没带，却趁民警不备，把已经整理好的包产到户的一些原始材料塞到被子里头带走。因为那是他的心血，实在丢不下。

    那一天，陈小梅不敢相送，也不愿用悲凉的哭泣让戴洁天柔肠寸断。倒是只有4岁的女儿一路跟在父亲后面，一边蹒跚地追随戴洁天的脚步，一边哭泣，还不停地问：“爸爸你去哪里，爸爸你去哪里？”

    直到戴洁天上了轮船，船至江心，还可以听到女儿的哭声和叫声。戴洁天不忍回头看，只能目视前方，却全然意识不到自己早已泪流满面。这个家庭被生生地拆散了。

    民警将戴洁天押到瑞安县白门乡，再由民兵押赴下川村。下川村连夜召开社员大会，宣布他是“混入革命队伍，恩将仇报破坏合作化的阶级敌人”，“只许老老实实种田，不许乱说乱动”。如果晚上偷看一下书报，有人会说“阶级敌人窥测方向”。

    回到瑞安老家的戴洁天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农民，他被取消了一切与城市有关的待遇，比如工资、福利等，没有一分钱的生活补贴。因为当时农村劳动实行工分制，工分制又注重政治评分。以戴洁天的政治问题他只能评4分半，比妇女半劳力还低半分。戴洁天承受着高强度的劳动和营养不良带来的双重折磨。

    戴洁天每天都是很早摸着黑起身劳作，擦着黑回家。劳作期间，其他人会偷偷躲到稻草堆里休息一会。他却从来不敢，因为总感觉有无数双眼睛盯着自己，如果他也钻稻草堆，那就出了不得了的大事，人们会以为他这个“阶级敌人”在搞什么阴谋。他只能在防范的眼神里，日复一日、一刻不停地劳动着。

    刚开始戴洁天只是感觉到腿酸脚痛，到了后来腿都麻木了，感觉不是自己的了。睡觉的时候，要用双手把腿搬到床上去。戴洁天非常劳累疲倦，有时候他吃着饭，端着饭碗就睡着了。

    那个时候，陪伴着戴洁天的宝贝，除了秘密藏匿起来的包产到户资料，还有一条扁担，它陪伴戴洁天劳动了22年，是他从一个知识分子变成农民的见证。他曾千万次地用它进行繁重的劳动，也曾偷偷倚着它歇歇腿脚。

    除了肢体的痛苦，还有肠胃对戴洁天的折磨。因为工分低，口粮少，他只能靠采集一些诸如饲料、野荷茎和别人扔的蕉耦来充饥。戴洁天曾经在畜牧场看到煮得热腾腾的猪食，竟垂涎三尺。后来，陈小梅托人带给他5斤粮票。他在深夜向食堂管理员请求以粮票换10斤粗糠。那位食堂管理员看他实在撑不下去了，没要他的粮票，给他了一袋粗糠。直到如今，说起那段往事，戴洁天总是用“雪中送炭”来形容那个好人。

    戴洁天的勤劳让他渐渐融入了人们中间，人们从这个老老实实、勤劳工作的“读书人”身上，感觉不到“阶级敌人”、“坏人”这些词所包含的险恶味道。人们同情戴洁天的艰难和困窘，也发现他的健康状况的确没法在饥饿中长期坚持高强度的劳作，于是将他调去畜牧场，负责养猪养兔。但是没过多久，一位前来检查的领导发现了这一情况，马上向公社提意见，右派、反革命怎么可以当饲养员？于是戴洁天又被赶回了田地。

    历史的天空布满阴霾，戴洁天一家的辛酸并不是那个时代唯一的个案。在岁月的阴影里，瓯江上的渡船见证了一段不离不弃的感情。

    戴洁天有时会坐夜里的轮船到家里去看看陈小梅和孩子们，不敢跟邻居甚至亲友见面，后来他形容自己“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偷偷摸摸”。而陈小梅每次突然看到戴洁天，就仿佛他是天上掉下来的，高兴得不得了。

    陈小梅有时候也偷偷坐船去看戴洁天。看到他脏得不得了，当饲养员的时候，被子里全是跳蚤，不敢盖身上。但陈小梅只要有时间，还是安排好孩子们，披星戴月偷偷去看他。瓯江的风陪伴着陈小梅的探夫路，一次一次，风也因她的期待而急切，因她的关怀而温暖。陈小梅给了戴洁天很大的支持，戴洁天在最艰难的日子能够挺过来，能够熬下去，对于渡船的期待是一个重要原因。瓯江上的渡船仿佛载的不仅仅是陈小梅，而是生活的勇气和坚持的力量。

    1963年，就在往返瓯江的过程中，他们有了最后一个孩子。陈小梅在医院里生产，戴洁天抽个空，向队长请了半天假去看她。陈小梅当时已经生下孩子好几天了。戴洁天到了陈小梅的病房门口，想喘口气再进去，结果一坐下来，疲劳至极的他就睡着了，结果被陈小梅数落了一顿。这也让陈小梅更加心疼丈夫，她为小儿子取名陈坚，就是希望戴洁天坚持、坚强。

    除了妻子的不离不弃，让戴洁天坚持下去的最大力量来自于他对包产到户的信念。他在60年代初曾再见到原县委书记李桂茂，说起往事，李桂茂不胜欷歔。而戴洁天则因为多年深入田间地头的辛勤劳作，越发认定自己当年的作为是正确的，中国农村“迫切需要责任制”，当年的探索对于中国农村是有价值的。李桂茂则让戴洁天耐心等待，一定会有解决问题的一天。

    其实，李桂茂当时还保存着《燎原社包产到户的总结》，即使后来他在“文革”中被挂牌揪斗，仍将这份总结交给爱人，转移到她的工作单位秘藏起来。李云河虽然从县委副书记变成了食堂“工作人员”，却仍利用空闲时间写了10万多字的文章，论证包产到户的可行性。

    对戴洁天来说，22年的扁担生涯里，相濡以沫的妻子温暖着他，对包产到户的信念支持着他。

    53年之后，那些记录包产到户材料的纸张已渐渐发黄，字迹也不那么清晰了。多年来，戴洁天一直随身保存着这些材料，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珍惜。53年里只有一次，他不得不和它们分离。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开始就是破“四旧”。政治空气越发严峻，面对随时会有人闯进来抄家的危险，万般无奈之下，戴洁天用尼龙纸把包产到户的资料一层一层包起来，放在一个小木箱里，然后埋在菜园里。心头的波澜起伏化作了一句诗：“忍将心血埋深土，为待他年人问津。甘为苍生受苦难，五十年后识斯人。”

    多年后，他对来采访的记者解释这首诗：“忍将心血埋深土，这些都是我的心血结晶，现在没有办法，埋到泥土里头去了；为待他年人问津，将来会有人重视我这些资料；甘为苍生受苦难，现在我是为了苍生受难；五十年后识斯人，将来人家会理解我。”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戴洁天再次遭到调查。一些人向当年燎原社的干部们查问戴洁天当年的“反党”言论。那些干部虽然普遍受冲击，却相约实事求是，绝不落井下石。他们为戴洁天写证明材料，并郑重地联名盖章。这成为那个时代的一抹亮色，为“包产到户”的实践带来了悲壮的风骨，也使戴洁天在大地上站得更为坚实。

    “右派”、“反革命”两顶帽子让这个割裂的家庭变得更加弱不禁风，在随后的岁月里，中国大地所发生的每一次政治运动，都会无一例外地冲击到他们。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来临的时候。

    陈小梅那个时候时常被抓走，被人叫做“右派丑婆娘”，戴上14斤重的大木牌示众、游街、批斗。造反派时不时地呼啸而至，破门而入抄家，陈小梅则被带走隔离审查。半夜三更，孩子们惊恐地看着造反派冲进家里，乱翻乱砸，抓走妈妈，于是哭成一团。隔壁邻居人人自危，虽然心存同情，却无人敢过问。当时县城里不仅有批戴洁天的大字报，还有批陈小梅的大字报，甚至将矛头指向她的小儿子，为什么要取名“坚”，是想坚持反动立场？

    但在当时，陈小梅还有值得庆幸的事。当年戴洁天被押解回原籍的时候，很多笔记本留在了家中。戴洁天每天都记笔记，所以笔记本非常多。为了防止发生问题，陈小梅把那些笔记本都烧了。多年后，戴洁天还问陈小梅那些笔记本的下落。当得知被烧掉后，戴洁天很是心痛。陈小梅却暗暗庆幸，如果当时不烧掉，怎么找地方保管？到了“文革”，那要惹出多大的祸事？

    陈小梅原本是一个公办教师，虽然受人歧视，好歹还能带着孩子们在城里勉强度日。但是她注定在劫难逃，先是开除团籍，后来下放纸厂劳动，又几次调动，越调离城越远，最后到一个农村小学当老师。不过，那时唯一的幸事就是陈小梅越调离戴洁天越近，1970年，患难之中的家庭终于聚首，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原本在机关幼儿园的四个孩子也被迁到戴洁天的管教单位，小小的孩子从此失去了在城市生活的一切基础，作为右派、反革命的“小鬼”，他们失去了升学、就业、参军等一切机会。

    四个年幼的孩子随后也来到农村，他们和父亲一样每天下地干活，靠稚嫩的双手挣工分来养活自己。陈小梅则带着最小的儿子陈坚下放到永嘉县上塘镇，成为一名小学教师。

    戴家大姐陈明丽至今记得当时的情况：“大弟弟只有13岁就参加劳动去了，拿个小小的扁担，他那个时候去很高的白云山上砍柴。我们快晚上了到山脚下去帮他，看他又累又饿地挑着柴。一看到我就高兴地叫‘大姐快过来称称，我打了多少斤柴’，一称32斤！”

    令孩子们更难受的是自己的家庭成分。刚到乡下，人们问他们的家庭成分，他们都不敢说。因为父亲是右派，歧视已是家常便饭。孩子们在农村参加生产队劳动，工分也比同龄人少。和其他孩子一吵架，就被人指着他们说：“右派的子女还这么牛，轮得到你们说话吗？”

    孩子们受了委屈，回家问戴洁天：“为什么要当反革命？害得我们抬不起头。”戴洁天总是无言以对。陈坚在多年后回忆说：“那个时候觉得很无奈，又觉得命运对我们很不公平。”

    孩子们最害怕的就是“运动”，因为运动一来，父亲、母亲就会被人家批斗、羞辱。长此以往，一个很大的阴影就一直笼罩在一家人的头上：越是热闹的地方越不敢去，生怕别人笑，生怕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一家人期待着可以正常走在人群中的时刻。

    岁月可以磨去许多痛苦，也可以消去许多记忆，人总会有归宿，只是在开始的时候并不知晓。历史没有让戴洁天等待50年。就如同一个轮回，1978年中国改革的突破口正是从农村撕开的，人们采取的方式与当年的戴洁天极其相似。

    这一年寒冬，距温州千里之外的安徽小岗村，18位农民在“包产到户”的契约上坚定地按下了自己的手印。

    同样是“包产到户”，同样被视为胆大包天的举动，这一次成为中国农民的共同选择，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随后的五年中，99%的中国农村都实现了包产到户，这时距离燎原社首创“包产到户”已经过去了27年。

    历史给了戴洁天一个期待已久的答案，给了中国一个再次出发的机遇。

    1979年，一纸平反书结束了戴洁天的戴罪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