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一千多年前杜甫的名句很能代表1979年时戴洁天的心境和举止。那年，摘掉“帽子”的戴洁天调到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

    此时的戴洁天，虽然因为落实政策而喜悦不已。但久不接触书报的他，却随着对时局的了解，又开始担心起来。

    1979年3月15日，戴洁天看到了《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上面还附了“编者按”，“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

    这一篇文章让全中国的许多人忧心忡忡，一些已经开展包产到户的地方又缩了回去，人们在观望。作为积极推动包产到户的安徽，为了避免引起思想混乱，省委书记万里表示，“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他还指示有关人员写了一篇《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的来信。在安徽省委的力争下，3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这篇文章，同时附了“编者按”，说明3月15日的某些提法不够准确。风波暂时平息。

    一年之后，万里调至中央，分管农业。在当时中央领导的支持下，尤其是包产到户已初见成效，经过反复讨论，中共中央通过了一个75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文件没有纠缠于包产到户是“社”还是“资”，只是大谈“包”字诀的妙处：“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方，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穿衣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保持稳定。”

    当时，《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长文，题目就叫《阳关道和独木桥》，阐述包产到户精神。戴洁天和许多地方的农民一样，终于松了一口气。

    就在其他地方还在争论“阳关道”和“独木桥”的时候，温州的农民早已把包产到户又“拾”了起来，正是“似曾相识燕归来”。当温州的农民开始包产到户的时候，他们不仅把它应用于农业生产，还放到了工业、服务业，一系列劳动密集、生产生活必需品、产量较大的小商品工厂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

    新的时代给了戴洁天观察和思考的新空间，眼前发生的急剧变革让他的思想发生了飞跃，他看到，包产到户的意义不仅仅在农业领域，事实上，它释放出的是市场经济的种子。他在思考为什么温州就能那么快地将包产到户贯彻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像当年在农村搞调查一样，戴洁天又下乡去了，从农民、供销员到个体户、专业户，他再次走访了这片土地。他相信，土地上的人有自己的生存智慧。

    经过长久的思考和调研，戴洁天认为温州成功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包产到户搞得早，为什么呢？其实，戴洁天为之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包产到户从来没有真正在温州绝迹，只不过从公开转为秘密进行。特别是在“文革”期间，温州基层农村有一段时间处于瘫痪状态，于是包产到户又悄悄地展开了。虽然从50年代一直到70年代末，温州一直都在纠正包产到户，但就是“纠正”不了，常常明“纠”暗“包”。有的干部干脆说，哎呀，纠正包产到户好像水上按浮瓜，这边按下去，那边又冒出来。有的群众也这样说，想纠正包产到户，除非是瓯江的水倒流，不可能的。

    多年之后，戴洁天回首往事，并没有沉浸在对艰难岁月的回忆中自伤自怜，他挖出埋在地下的包产到户资料，细细回望那些激扬岁月的坚持与奋斗，反思原因和问题。1989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将燎原社的试验定性为“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自我完善”。在他看来，“1956年的高级化，基本上是以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模式与余粮收集制（统购统销）为‘催生剂’的产物。这样一来，农业经济受到严重挫折。农民失去了土地经营权与劳动自主权，由于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农业积累统统被挖走，农业没有自我发展的能力，更不能向商品经济转化，粮食产量停滞不前，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下降，收入减少，购买力衰退，国内市场萎缩，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停滞状态。”

    戴洁天认为过去都认为包产到户解决的是农业问题，是农民吃饭、生产的问题，其实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包产到户打碎了束缚农民几千年的锁链。包产到户以后，耕种土地用不了太多的劳动力，多出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力总不能浪费，于是剩余劳动力都跑出去了。用戴洁天的话说：“这些能人啊，有办法的都跑到五湖四海去了。”

    但是，能人的路也并非一帆风顺。改革开放后，温州一批最早的市场弄潮儿第一次遭遇寒流，他们是“八大王”。

    “八大王”是温州柳市镇八位从事不同行业的个体户，主要是“矿灯大王”程步青、“电器大王”胡金林、“螺丝大王”刘大源、“线圈大王”郑祥清、“目录大王”叶建华、“翻砂大王”吴师濂、“旧货大王”王迈仟、“胶木大王”陈银松。

    由于认识的局限，温州“八大王”先后因“投机倒把”罪被逮捕入狱。

    1983年1月12日，邓小平感到了一种低沉的氛围，他说：“现在放得还不够，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

    “总之，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

    1983年8月30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和300多名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的代表进行座谈，他鼓励大家说，“从事个体劳动是光彩的，凡是为国家和人民作出了贡献的劳动者，都是光彩的”。这样的评价，引发了整个社会的思想震动。“八大王”的命运由此逆转。

    “八大王”，作为1978年之后温州最早的民间商人，也是温州乃至全国第一批尝到“市场”甜头的人，他们的命运与一位叫袁芳烈的人紧密相关。正是袁芳烈下令逮捕“八大王”，又在日后积极为“八大王”平反。

    1984年，萧条的经济让温州市市委书记袁芳烈看到了问题，他明确提出：

    “‘八大王’案不翻，温州经济搞活无望。抓错了，这实际不是犯罪，他们是有功的，由于我们界限不清，思想不解放，把他们当犯罪分子抓了，这是个非常大的损失。我说我们共产党员光明磊落，错了就错了，错了我们就改。”

    当时，温州市委已决定对“八大王”平反。但袁芳烈认为平反是平了，但仅仅由法院寄个通知，影响太小。

    1984年，袁芳烈代表温州市委、市政府为“八大王”平反。袁芳烈宣布除了一些轻微的偷漏税外，“八大王”的所作所为符合中央精神，是发展商品经济和搞活流通的能人。“八大王”无罪释放，得以平反。

    后来袁芳烈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位置上离休后到温州，专门安排了3个小时会见“八大王”。他说：“十几年前他们是轰动全国的‘八大王’，是我亲笔批文抓的，后来也是我亲自为他们平反的，他们给我上了改革之初最深刻的一课。”

    平反成为一个信号，温州经济发展跨过第一道鸿沟，开始有了新的天地。随着改革进一步深入，温州政府的管理职能才逐渐从计划经济下的“无所不包”，转变为“有所为有所不为”，对此，有些专家认为这是高明的“无为而治”。

    1997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取消了“投机倒把罪”这一界定不清、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罪名。

    “八大王”把温州人敢为人先、不断进取的创业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摆脱了意识形态的羁绊，温州人此后创造了许多“全国第一”。

    桥头镇比它所属的永嘉县更为出名。让这个小镇声名远播的，是一种小得几乎不能再小的商品——纽扣。

    快速变迁的30年，让刚刚过去的时光迅速地成为历史。今天的纽扣交易已经登堂入室，那些变得冷清的街道，曾经就是农民们自发经营起来的大名鼎鼎的“桥头纽扣市场”。

    即便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个体经济也还是一个禁区。但是，春天挡不住地到来了。1979年开始，从“纽扣一条街”，到桥头纽扣市场，这里成了“中国纽扣之都”。80年代中后期，桥头镇每天都要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客商，中国有90%的衣服上都缝着来自桥头镇的纽扣。新华社的《半月谈》将这个因纽扣市场而蜚声中外的小镇称为“东方的布鲁塞尔”。

    桥头镇让戴洁天的思想更加深入。桥头镇原来是很贫困的地方，人均只有两分多土地，但是很长时间里非要“以粮为纲”，劳力归田。解放前，桥头镇的人们已从事做面条、做缸等手工业生产，后来把农民的生产力和创造力完全束缚于土地，富裕也就遥遥无期了。所以包产到户以后，农民做起了生意。

    在戴洁天看来，包产到户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唤起了农民的积极性，更为深远的是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内，使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冲垮了人民公社，突破性地创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的细胞，并最终使改革不可逆转地走向市场经济。

    仅仅两三年间，在土地匮乏的温州，一些农民开始进入了工业领域，他们诱发了乡镇企业的出现和市场的蓬勃发展。

    勤劳勇敢的温州人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市场。

    桥头纽扣市场、金乡镇的标牌市场、宜山的棉花市场。人们用一句夸张的话比喻温州焕发出的巨大活力，“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在温州买不到的”。

    “十万温州供销员”跑遍了全国各地，用双脚拓展着温州发展的空间，用带回的订单向全体中国人阐述一个叫做“市场”的概念。戴洁天为温州商业的欣欣向荣感到兴奋和自豪。

    1985年，《解放日报》的记者张也平来到温州，同温州政策研究室的人们一起下去调查了解，回去后写了一篇文章，上面总结了一个惊动全国的现象。

    5月12日的《解放日报》的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题为《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文章，文章第一次提出了“温州模式”，创造了这个模式的人们被称为“温州人”。“温州人”三个字逐渐变成一个特定的称谓，不仅指一个商人群体，还包括那个群体独特的精神气质。日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温州人”还将成为第一个在世界亮相的中国商人群体。

    对于戴洁天来说，他生活的这个城市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吸引着他和其他许多中国人的目光。无数的考察团、访问团带着疑问纷至沓来，戴洁天一边研究全新的温州，一边接待无数的访客。1985年到1987年，每年都有一万多人来考察，他们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温州市政策研究室当时接待的任务很多。很多时候，接待的过程就是一个辩论的过程。人们带着问题来“挑刺”，戴洁天和他的同事们就依照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向考察者作出报告。

    和当年首创包产到户一样，做起了生意的温州人又一次走在了前面，但走在前面就意味着承担风险。北京师范大学组织的一个到金乡镇搞调研的考察团，就让戴洁天和很多温州人不安了好一阵子。

    考察团来之前就对温州有一定了解，是带着问题专门来的。当他们走入企业，与人们座谈的时候，一下子发出一二十种表格，每个企业都要填，包括企业雇多少工、有多少资金、多少收入。人们不知道这是要干什么，人心惶惶，生怕是来找毛病的。

    一个多月时间里，所有人都悬着一颗心。

    但是，即便在最困难的岁月里，我们都相信：历史总是向前走的。何况这已经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考察团终于表态，金乡镇走的确实不是什么歪门邪道的致富路，金乡镇是靠三分邮票发业务信来联系业务的，正所谓“三分邮票闯天下”。考察团发现只要去看金乡，不分白天黑夜，金乡人都在劳动。这让考察团感慨万千，他们拿出了一面旗，上绣五个大字“敢为天下先”。

    这是温州市第一次得到外来的调查团、考察团的鼓励，这个表态让大家终于放心了。戴洁天则认为这是对温州人的最高褒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