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的很多故事，似乎都要从1978年说起。

    这一年年底，18岁的沈阳青年张希永翻开了他人生中新的一页，在高中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匆匆结束学业，成为一名工人。

    当时，还没有人叫他阿希，都叫他的大名——张希永。在1978年的中国，虽然“文革”已经结束两年，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历史还没有结束。但随着“文革”初期狂热气氛的消散，上山下乡逐渐被人们视为畏途，想方设法逃避下乡成为许多年轻人的选择。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城市中的工作岗位非常珍贵，接班顶替是那个年代年轻人就业的一个重要途径，常常是一个工作岗位父母亲干了一辈子，再传给儿子接着干。在沈阳这样一个重工业城市，能接班到国营企业工作也是当时很多年轻人的理想。1978年，张希永的母亲退休，为了抓住这个难得的就业机会，也为了逃避即将到来的上山下乡，张希永没等高中毕业，就顶替母亲的岗位成为一名工人。

    张希永参加工作的那一天是1978年12月10日，多少年后，生活中的许多细节已经逐渐淡出了张希永的记忆，但是这个日子，张希永一直记得很清楚。

    其实，张希永并不知道，就在他工作的前两天，因为一位在西双版纳插队的上海女知青的意外死亡，引发了震惊全国的云南知青回城运动，云南8万知青用罢工游行、卧轨和上京请愿等激烈行动，掀起了知青大返城的浪潮。第二年，长达10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终于走进了历史，全国上千万知青像潮水般涌回到他们出生的城市。

    这一年更早的时候，1978年3月，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在与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

    现在搞的上山下乡，不是个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嘛！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的局面。我们第一步应该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

    再早的时候，1978年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在谈到知青工作时说：

    现在社会上对知青问题议论很多。四不满意是我讲的：知青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国家不满意。

    国家领导人的这些讲话虽然是针对知青问题的，但是用经济手段而不是政治手段解决就业问题的思路已经非常清晰了。

    1978年进入人们记忆的还有一件大事，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封闭的国门开始被重新打开，改革开放成为一个新时代的主题。

    在1978年这个时间节点上，中国尚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在中国重工业基地的东北，国营大厂成为人们就业的第一选择，进了国营企业，就意味着终身有了保障。张希永现在谈起当年的国企，语气中还透露出艳羡：“大厂房，大设备，工人上下班，我就特别羡慕，瞅着他们特别牛，都是饭盒驮在自行车后面。下班了，整个气势磅礴，很浩荡地从工厂的大门出来。上班的时候厂子有音乐，那时候流行的就是什么《祝酒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之类的。”

    这些当年的歌曲中充满着年轻人对未来的期望，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从母亲那里接班得到的工作却让年轻的张希永感到有些沮丧。母亲退休的那家工厂是一个不足百人的小厂，当时的厂名叫沈阳市拖拉机总厂第六分厂，它的前身是街道组建的一个解决家庭妇女和家属就业的小企业。

    张希永工作的企业就在他家的后院，在参加工作之前，他对这个街道工厂非常熟悉，全厂就几十号人，大部分都是张希永眼里的“大娘”，年轻人很少。在1978年12月10日这一天，与张希永一同走进这家工厂的还有后来成为他妻子的胡百君，和张希永一样，胡百君也是顶替母亲进了这个厂，两家是几十年的邻居。

    曾经担任过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厂长的石永阶对他工作了几十年的企业非常熟悉，“这个厂的故事，写出来就是厚厚的一本书。”这是石永阶经常对来访者说的一句话。

    1966年，沈阳市变压器厂的职工家属成立了一个街道生产组，在没有资金、设备、产品的情况下，靠着变压器厂资助的一些旧砖瓦、木料，家属们捡砖头盖起了一间80平方米的厂房——这就是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的前身。厂里40多名职工，除了两名因经济问题刑满释放人员是男的，其余都是家庭妇女。在当时，为了解决家庭妇女和街道无业人员的就业问题，中国很多城市的街道办都开办了这样的弄堂工厂。

    这个白手起家的厂子刚起步的时候，生产过螺丝、垫圈等产品，后来又组装过电焊机，自负盈亏，有活就干，无活就散，挣钱就开支，停产就回家，上边既不干涉也不保底。

    1975年，48岁的石永阶被派到了这个厂当调度。这一年，这个街道的生产组被沈阳市上收，这个厂变成了市属“大集体”，成为集体所有制企业，隶属沈阳市拖拉机总厂。从此，工厂开始完全采用全民企业管理模式。但是，虽然企业在生产关系上进入了“高级形态”，但是依然“先天不足”，管理薄弱，企业当时连买肥皂都没钱。石永阶回忆说：“当时这厂没领头的，那大汽油桶烧着火冒着烟都没人管，大伙儿找到我，让我领他们生产，我就去干了。”使石永阶感到不快的一件事是，这个七八十人的小厂，大大小小的主任竟然有11个。石永阶觉得，企业的管理非常棘手。

    在传统计划经济观念的指导下，这家不起眼的街道小厂，像当时很多其他作坊式的小厂一样，被划归国营企业管理。工人们发现，企业和过去不一样了，领导上边派，经营有人管，就是劳保福利也都参照国营企业。但是，工厂在经营上却没有任何起色，甚至每况愈下。

    1976年，这个被命名为沈阳市拖拉机总厂第六分厂的企业开始生产汽车水泵。大批量生产后，一天能生产近100台，但质量太差，卖出去10台就会被退回三四台。石永阶说，那时候是计划经济，上面要产值要数量，不管质量好坏。由于没有技术员把关，一天生产50台，就有40台不合格，最后竟然积压了2000台。

    从此，这个厂开始走向连年亏损的道路。生产的汽车水泵，由于质量差，产品不断积压，但是企业被上收后没有了生产自主权，结果亏损不断增加。雪上加霜的是，企业上划以后，职工待遇迅速向国营企业看齐，各种开支猛增，但生产却没有多大发展。

    在张希永进入企业的1978年，全厂工人生产一年的结果是：完成了上级下达的生产任务，但是工厂亏损了30多万元。上级单位的对策是换领导，结果在1978年一年之内，企业就换了4个厂长。石永阶说，上面派下来的人一看企业债务太多，把乱摊子一扔就走了，上级单位重新派人当厂长，搞两天干不下去了就调回去，走马灯似的来回换。

    这个街道小厂的生存状况，其实是这一年中国国营企业的缩影。这一年，中国改革开放开始起步，国家经济形势发生变化，国民经济面临调整。运行了20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潜力发挥殆尽，弊端暴露无遗，积重难返。

    在历史转折的关头，旧体制使整个社会丧失了活力，贫困和物质短缺无处不在，广大农民在温饱线上挣扎，而城市工人也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

    1975年，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到天津第一棉纺织厂作调查，得出的数据显示，电动车间人均收入在25元以下的占93.9%。

    该厂贫困户张淑珍，每月总收入35.7元，供养两个中学生、一个小学生，全家四口人一个月的开支账单总计是42.05元，人均月消费10.5元，虽精打细算也只能用入不敷出来形容。按照张淑珍一家当时的收入情况，不能保证每顿饭都有新鲜蔬菜，要吃一些咸菜和大量低价处理的白菜，按照国家标准发放的副食品和布票票证不能买全，很少能吃到肉。

    张希永没有讲述当时他们家的生活状况。我们能够知道的是，在张希永参加工作的第一年，他的月工资是19元，身份是学徒工。张希永说，第二年他的工资是21元，满徒以后是30多元钱，这已经是他参加工作几年后的事情了。

    1979年，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第一个春天，这一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议针对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决定从1979年起用3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改革”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当改革在农村悄悄进行的时候，在城市里，改革的呼声也与日俱增。这一年年中，《人民文学》在当年第7期发表了天津作家蒋子龙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这篇小说塑造了一个大刀阔斧治理整顿的“改革厂长”乔光朴的动人形象。蒋子龙和这篇小说迅速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乔厂长”也成为改革的符号性人物，以至于在以后的许多年里，人们都习惯地用“乔厂长”来形容那些搞改革的人。

    当时的《人民日报》这样描述“乔厂长”给人们带来的冲击：

    据说，有的读者忘记乔光朴是小说中的人物，到处打听乔厂长现在哪里；有的还写信给工业领导部门，要求把乔厂长调到他们那个单位工作，带领群众改变那里的落后面貌。一部短篇小说在群众中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响，确实是不多见的。

    在张希永工作的这个工厂，并没有“乔厂长”这样的人物出现，张希永甚至记不清楚当时工厂的生产情况，他只模模糊糊地记得，当时工厂生产的好像是一种水泵，收入和其他企业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