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夏天，央视的记者用摄像机镜头记下了这样的一幅场景：

    游客：您给签个名吧。

    宋立英：我没有念过书。

    游客：那你怎么会想到学写字呢？

    宋立英：来的人都让签名。这不，慢慢就学会写了。

    游客：奶奶，这上面的照片都是你吧？

    宋立英：对。

    照片上的时代已经过去30多年了，岁月可以改变许多往事，包括大寨这个曾经的典范，也包括照片上的这两位女性——郭凤莲、宋立英。

    在30多年前，人们不会想到，作为“大批资本主义”的典型，作为最“一大二公”的地方，整个大寨有一天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并将曾经的历史作为商品向游人出售。

    签名售书的老人是已经79岁的宋立英。了解大寨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位大寨村当年的妇联主任，如今她是一家销售旅游纪念品的个体老板。这位原本不会写字的老人，在70岁的时候居然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原因很简单，她需要签名售书，以提高销售量。如今，光这一项每年就能为她带来近万元的收入。

    宋立英直到2000年才开这家小店，那时她已到了70多岁的古稀之年，她也许是最后一批放下历史包袱的大寨人。

    当时，宋立英去找郭凤莲，说：“凤莲，我也开个小商店行不行？”

    郭凤莲回答说：“你开起小商店来更行！你有名气，你是宋立英，就把那个房子做商店，一定能富起来。”

    如今，在大寨这片1.8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1/4多的居民像宋立英一样，为每年二三十万旅游者提供服务，每年的旅游收益高达1000多万元。市场经济的意识已经深入大寨人的骨髓。

    对于大多数大寨人来说，这个转变起自1992年，郭凤莲回到大寨的第二年。

    1991年11月15日，在群众的呼吁声中，郭凤莲被任命为大寨村第八任党支部书记，这时她已经45岁，但心里憋着一股劲。

    郭凤莲多年后回忆道：“我是给大寨人拉马车的。说实在话，这个车上就座的是大寨人，那么我这个车，究竟要把他们拉到哪里去？究竟他们应该怎么活？让大寨人思想怎么转换过来？一大堆的问题都摆在面前。当时对于我来说，就是又苦又辣。”

    刚回到大寨不久的郭凤莲读到了一篇报道——《东方风来满眼春》。在这篇改变了许多人思想和命运的著名文章中，郭凤莲被邓小平一系列精彩而深刻的话语所打动：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这些话宛若闪电般劈开了郭凤莲和大寨人心头的阴影，他们在新的时代终于寻找到了新的驱动力和历史逻辑：致富光荣，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大寨人难道就不能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搏击出新的风采吗？郭凤莲带领大寨开始进行第二次创业，在市场经济这个陌生的领域中，无论是艰苦奋斗，还是自力更生都有了新的意义，虽然她心里还有些矛盾和难堪。

    郭凤莲既害怕别人认识自己，又害怕别人不认识自己，在这种矛盾的心态中透着几许苍凉。外出开会，她进了房间就不愿意再出来了，甚至不愿意出来吃饭，买包方便面泡泡，办完事马上离开。生怕人家说：“改革开放多少年了，农村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郭凤莲还像个要饭的一样。”她更怕让人笑话大寨，使整体形象受损。

    但是，时代在不停地敲着大寨的大门，催促它赶紧踏上新的进程。

    1992年春，郭凤莲和宋立英乘坐火车前往上海。在这个即将成为长江三角洲乃至长江流域领跑者的怀抱里，郭凤莲了解着一切新鲜事物，包括卡拉OK和咖啡。郭凤莲对着麦克风唱起了曾经在虎头山上唱过无数次的《人说山西好风光》。那一夜，她无法入睡，不仅是因为咖啡，更是因为憧憬大寨新的风光。

    郭凤莲对宋立英喃喃不休地说着自己的梦想——让大寨尽快实现年收益百万元。郭凤莲仿佛被肩上的责任压得喘不过气来，她要尽快让大寨发展起来。

    此时，人们已经将“天下第一村”的名号赠给了华西村，因为它的工农业产值早在4年前就已过亿了。邓小平南方视察的时候，华西村已经形成了棉纺、发电、锻造、化工等六大生产系列，工业化在这个村庄里已初步完成。

    当邓小平南方谈话在报纸和电视上发表时，吴仁宝当天晚上召集村里的干部开会到凌晨两点，下令动员一切资金，并且破天荒地向外借款1000万元用于周转，囤积3个月的原材料。吴协东，吴仁宝的四儿子，华西村现在的当家人后来透露说：“村里当时购进的铝锭6000多元/吨，3个月后就涨到了1.8万多元/吨。”

    华西村已经彻底完成了市场经济意识的转变。

    这一切让郭凤莲心向往之，她去过华西，也去过大邱庄，感到变化真大，她从这些村庄里学到了改革开放的经验。

    郭凤莲后来说：“原来我不会搞经济，原来就是种田的农民，或者是修路的工人。那么现在，需要我变我就得变，如果我不变会带来大寨不变。你一个郭凤莲变了，你是带动了大寨村都变，所以我不变不行。所以我变了，变成了市场观念，原来是计划经济，现在变成了市场经济。”

    1992年11月28日，北京首都宾馆迎来了一位熟人——郭凤莲。她对众多的领导和新闻记者说：“在过去的年代里，大寨曾经是举世瞩目的地方。经受过时代浪潮的冲击和时代风雨洗礼后的大寨人，不会忘记大寨的昨天，也不会看不到大寨的今天和明天。”

    重新走进这个她曾经来过许多次的地方，郭凤莲的心情是复杂的。其实，那天在场的所有人心情都是复杂的。

    那天的主题是为刚成立的大寨羊毛衫厂举行新闻发布会，这也是郭凤莲和大寨从公众视线中消失12年后的第一次亮相。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和纺织部长吴文英出席了这个小小的乡镇企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对于大寨，人们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不希望看到这个曾经的中国农村典范永远沉沦下去。过去与现在，冷清与火红，失落与奋起，时光演奏出的巨大反差和激昂旋律，成为大寨重新站起来的宣言。

    创业难，二次创业更难，在市场经济中二次创业难上加难。但对于曾经战天斗地的郭凤莲来说，她扛得起任何艰难。她走南闯北，卖煤炭，办水泥厂，请专家，一点一滴地学习着经营，学习着商业谈判，甚至学习着赔笑脸求人，学习着喝酒。

    有一年，为销售煤炭，郭凤莲陪客户饮酒，盛情难却之下，喝酒喝到麻木，吐都吐不出来，其实已经失去知觉，休克了，甚至失禁都不知道。幸亏赶紧被送到医院，大夫采取紧急措施，过了一个多小时才吐出来。事后，人们都很后怕，因为如果再这样下去，她很可能变成植物人。郭凤莲却对来看望的人表示，不怨任何人。

    也许是因为她的真诚和诚信，大寨渐渐拥有了自己的市场和人脉。但在大寨，却出现了一些杂音。宋立英曾为郭凤莲抱打不平：“个别的人说郭凤莲要饭吃了，也就说当乞丐了，到处向人家要。咱听着了，很是难受。就算是当乞丐要，你去要点！我说要回来也是给咱们大寨的，也不是她要回来光顾她自己了，她要回来是为了咱大寨人的富。”

    对于郭凤莲来说，这是新的创业和新的奋斗方式，虽然不喜欢，但必须接受。无数次醉后的痛苦，无数次签订合同的欣喜，共同谱写了这段五味杂烩的创业路。

    随着时光的淬炼，郭凤莲在市场经济的海洋里越来越得心应手，又先后兴办了服装、水泥、运输、饮品、旅游等十几家企业。她甚至学会了品牌的有效扩张，在5家与外地的合资企业中，光凭着“大寨品牌”这一无形资产就占有20%多的股份，带来了丰厚的收益。

    世易时移，每一个时代，都会面临新的问题。

    2001年春节，当年农村“大包干”的带头人，凤阳县小岗村村委会主任严宏昌贴出了一副对联：“税费改革负担轻，发展经济劲头增。”这正是安徽农民心境的一个真实写照。

    2003年3月6日，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在北京举行，这天下午2时40分，温家宝来到湖北代表团与代表们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接着，温家宝和代表们谈起了“黄宗羲定律”：

    “历史上税费改革进行过不只一次。像唐朝时的‘两税法’、明朝时的‘一条鞭法’、清代时的‘摊丁入亩’等等。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走向原先改革目的的反面。明清时期的思想家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这就是所谓的历史上有名的‘黄宗羲定律’。”

    几天后，在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宣布：“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要把一切不应该向农民收取的税费，全部减下来，但这需要有一个过程。”

    温家宝所说的“一个过程”，其时间之短和最终的结果，都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2600年的皇粮国税成为历史，但中国农民实现富裕梦想的路还很长。农业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对农民本人都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没有人会怀疑，在中国这个人多地少的国度，农民要想实现富裕，仅靠农业已经远远不够。

    2007年，大寨村经济总收入1.2亿元，与1980年相比增长了600倍，此时大寨这个40多年前的农业典型，现在农业收入只占总收入的0.003%。曾经名震九州的大寨梯田，有一半已经退耕还林。

    2008年，一位央视记者采访大寨时，见到两位正在修梯田的老人，一位73岁，另一位67岁。他们是大寨农业组的成员。农业组一共有40人，平均年龄55岁。40多年前，正是他们修建起了举世闻名的大寨梯田。如今，仍是这些老人在侍弄着这400亩土地。

    比起1992年郭凤莲在上海时的那个百万元梦想，大寨已经走得很远了。大寨已经完成了从昔日的“政治品牌”到今天的“经济品牌”的转变。

    郭凤莲曾讲起自己对企业的理解，在她看来：“家里有个好媳妇才能过个好光景，家里头没有好媳妇就过不上好光景，有钱也不会花。每一个企业的当家人（就是这个角色），你总经理当好这个家，这个企业就可以做好；你总经理当不了这个家，这个企业就越来越完蛋。”

    大寨村党支部书记，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董事长，这两个角色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极其融洽地聚集到郭凤莲的身上。她从没忘记那些开创了大寨辉煌的人们。

    郭凤莲制定了一系列的养老政策，6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发放养老金，金额从1992年的每月40元调整到现在的200元。2008年重阳节，郭凤莲第16次组织老年人聚餐，除了按惯例发放保健酒和油之外，她还宣布了一条好消息：70岁的老人，每月都领300块钱，60岁以上是200块钱。只要大寨经营良好，养老金就会一年一年往上涨。

    在大寨村，不光老人享受着特殊的福利。2006年全国正式实施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而大寨的孩子们从1994年开始，幼儿园到小学就已经免除了一切学杂费和书本费；考入大学的，村里每年发放800～1000元的奖学金；村民全部实行医疗保险制度。如今大寨有1/3的村民已住在至少165平方米的别墅中，到2009年，还有40户农民将搬入新居。

    人们的生活富足而安逸，一切似乎都很完美。但郭凤莲忧心忡忡。大寨有了新的生存之道，也有了新的忧虑。

    井沟村在农业学大寨时期曾被称为“小大寨”。2005年，昔阳县号召“富村带穷村”，郭凤莲兼任井沟村党支部书记。现在，井沟村又叫“大寨二村”，因为交通闭塞，井沟村的人们自己集资，自己动手，修起了直通村口的水泥路。村里还出了好几个白手起家、自己办企业的人。而在大寨，现在维修房屋这样的事也都雇外面的民工来做，村里的人会干也不再干了。

    2008年，一位记者记下了郭凤莲与“大寨二村”马村长的一段对话：

    郭凤莲：你看井沟现在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石一块也是人搞起来的。

    马村长：都是两只手干出来的。

    郭凤莲：现在人家看了十分感动，说井沟出了井沟精神，我说在井沟可以找到大寨精神，大寨现在找不到大寨精神。

    马村长：逐渐逐渐地也有问题。

    郭凤莲：是，你说大寨年轻人现在一出去就回来。宁肯在家里挣几个小钱，也不愿意去挣大钱，这都是贪图安逸，这就是小富则懒，他不想往前走，个人创业很少。

    郭凤莲既欣慰于“大寨二村”的艰苦奋斗和创业精神，又失望于创业精神在大寨自身的淡化。为了鼓励大寨人创业，郭凤莲曾经组织大伙到“大寨二村”参观，她还多次在集体会议上表示，希望大寨村能出几位像井沟村那样艰苦奋斗、自主创业的企业家。但年轻的人们更喜欢过得轻松一点，娱乐一点，他们对于扑克和麻将的兴趣要远远大于梯田，大于昔日的光荣与梦想，大于今日的创业和开拓。

    当尘埃落定，郭凤莲突然发现曾经激昂的精神气儿似乎被一些东西侵蚀得锈迹斑斑，而在市场经济中应有的创业精神却还没得到足够的彰显。正是那股精气神儿，让郭凤莲和大寨在低谷中重获新生。现在，怎样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保持大寨的创业精神？怎样在新时期给大寨人提供新的发展驱动力？我们依靠什么继续创造未来？这是郭凤莲最大的课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中国农村的课题。

    经历过风雨沉浮的郭凤莲再次陷入思考。她知道，历史是无法割断的，无论是她还是大寨，今天都源自昨天，明天都始于今天。

    郭凤莲希望：让岁月带走那些该带走的，留下那些该留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