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在大会上，邓小平出人意料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这次大会上，国家领导人承认，中国在许多方面落后于世界水平15～20年，同时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科学发展计划，确定了108个项目作为全国科技研究的攻关重点，而其目的是“到20世纪末赶上或超过世界水平”。这次的大会，让所有的人都听到了时代列车转换轨道的隆隆声响。
这一年年底的12月18日到22日，中国当代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之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无疑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它意味着从此开始，“政治生活”已不再是中国老百姓的主要生存方式。中国开始重新回到世界，这个经历了百年激荡的东方国家从此将埋首于经济建设，走向更辉煌的明天。尽管在两年前，执行极左路线的“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但是直到两年后的这一天，中国才真正进入到改革开放的年代。
柳传志依然是科学院的一个普通技术人员。但，他已经感觉到要好好干活了。
1978年，他知道中国要变了。他关心的是，到底怎么变，往哪个方向变。
柳传志说：“打倒‘四人帮’的第一年还是把纪念周总理那些人定为‘反革命’，历史还没有翻过来，所以老百姓心里还是非常紧张。但是邓小平上台后，事情一步一步展开了。科学大会是一个信号，而且那一年恢复高考了，这是让人非常震动的。中国要变了，逐渐变成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了，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虽然当时还没有提出这个口号，但是已经给我们这种感觉。中国真的要向科学的现代化前进了，所以我们这些人的兴奋心情不言而喻。但家里的矛盾却因此变大了，为什么？我和我老婆都在计算所工作，晚上就该争时间了，但回家一堆家务事。给小孩洗尿布谁也不愿干，谁都愿意在办公室看书、学外语、钻研业务，风气一下就起来了。”
1978年科学大会的最后一天，柳传志又听到了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颇具文学色彩的演讲：“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让我们展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科学的春天”由此成为了中关村新时代的关键词。
1978年，计算所已经成立整整22年，规模已经扩展到1500人。从这座研究所走出去了很多人，他们在上海、西安、武汉、成都和沈阳建立了自己的计算机队伍。
那时候，国外的学者逐渐开始来到中国，来到中国的计算所，不断有国外的先进技术讲座举办。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们得以了解科技领域的最新动态。这一时期，学外语的风气大大高涨，大家都在争取出国做访问学者，开阔眼界，学术气氛迅速活跃了起来。
柳传志记得，那时陈景润和他在一个办公楼，科学大会以后，陈景润作为典型被特别树立起来，他是在生活上极度不注意小节、全心全意做科研的人。榜样树立起来后，鼓舞起大家的士气，尤其是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身边人的状态真的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大家的精神都很饱满，白天工作，晚上回去看资料。计算所开始慢慢出新成果了，所谓新成果就是机械。柳传志所在的研究室是做计算机外部设备的，如磁记录器、输入输出设备之类，柳传志是做磁记录器电子线路部分的。
计算所的主要研制任务仍然是“国家任务”，他们没有注意到，或者说他们根本不想去过问大洋彼岸的“牛郎星8000”，大家都在大型机上铆足了劲儿。然而，他们不知道，正在着手的为期8年的“757工程”，已经是旧体制下以“国家任务”的名义下达的最后一台大型计算机研制计划了。
工作有激情，但是现实却让计算所的人员陷入苦闷之中，摆在他们面前的严重问题是，一直依靠国家拨款的中国科学院，9万员工，每年3亿支出，而科研成果却很少能付诸实践，或者说转换成那时的人们还很陌生的“经济效益”。战争已经远离，军事工业还能继续存在吗？是生产线转向民用还是成为历史的弃儿？大家都在等待着答案。
所长曾茂朝显然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计算所的财务状况非常糟糕。1984年，全国都沉浸在一种激昂的情绪中，可计算所却开始冷清。一个传言让曾茂朝寝食难安——中央政府就要颁布一个《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已经把计算机列为应用科学，其财政拨款将在下一年削减20%，还将在5年内全部取消。资金没了，不单意味着全所的员工无法开展正常的研究，更意味着大家可能连肚子都填不饱。
柳传志属于敏感的人，他开始琢磨这些事。
他记得当时社会上有个形象的说法，“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大伙儿聚在一起讨论说知识分子的待遇不好、生活条件差。柳传志想了想，觉得这句俗话说得好啊，操手术刀的大夫，还比我们有贡献呢，人家还能救人命呢，我们给国家创造什么了，技术不能变成实际的东西，成不了大气候。
柳传志想调工作了。他回忆说：“不单单是上面说的原因，而且当时我看磁记录的研究方式，很难跟得上国外的先进水平，个人前途没出路。1984年，中关村已经有人开始办企业了，科学院又在号召，我当然就特别想做这件事。”
是的，柳传志不是第一个创业者，更不是最后一个。先行者出现在1980年，中科院物理所最年轻的研究员陈春先到美国加州的“硅谷”转了一圈。他第一次惊奇地发现，美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总是急于把自己的发明、专有技术和知识变成产品，创造几百亿元产值的新兴工业。相比之下的中关村，人才密度不比旧金山和波士顿地区低，但创造的价值却不值一提。陈春先觉得，中关村还有很大的潜力没有被挖掘出来。
1980年10月23日，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发展技术服务部开办。根据后来学者的考证，陈春先是中科院第一个辞职的研究员，他成了在科技大潮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家公司是中关村第一个民营科技企业，7个年轻人，借债500万，加上一间旧车库——和硅谷学生创业之路如出一辙。
“下海”成为当时的流行词。公司一个个出现在中关村大街上，“两通两海”——京海、科海、信通、四通，是当时最著名的四家，都由中科院研究所的工程师创办。他们当中走得最早的，比柳传志提前了至少12个月，而且走得更加义无反顾。
去这三家公司的人多数属于中专生，还不是技术骨干，但待遇比所里的技术骨干好了很多。计算所的人开始议论纷纷。这时候科学院又明确地下达文件，说要在五年之内把应用型研究所的经费逐渐削减为零，让研究所靠市场的力量去生存。
曾茂朝开始行动了。他召集大伙儿，想办一个公司闯闯看。当时柳传志已经调到科学院的领导干部处工作，听到这个消息，立马回来了。
创业之前的柳传志，对资本、资本家完全没有概念。学工科出身的他，从小就喜欢看书，但他没有看过《资本论》，也从来没想过要进入经济领域，而且银行是干什么的好像他也完全不知道，即使他父亲在银行工作。
40岁那年，柳传志下海了。他在最短的时间内弄清了什么叫经济，什么叫资本。他开玩笑地说，或许是因为他父亲的缘故，与DNA有关。
柳传志的父亲柳谷书先生，育有儿女四人，老大叫传善，后改名传志。柳传志说，中国传统的严父慈母模式，在柳家也不例外。“我母亲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我父亲是个有块云就要下雨的人。我是老大，脾气秉性最像父亲。虽然我和父亲也有不同，但他的某些行事原则确实让我特别受用，比如说像诚信，说了话一定要做到。他是一个说了话一定要算数的人，这潜移默化地在我心中产生影响，就是把信誉看得特别重。”
“现在有人觉得我40岁下海很老了，很多人不知道我父亲是63岁才下海，相比之下，我年轻多了。”柳传志提到了父子二人双双下海的事。
“在研究所工作，是件很不错的差事，但我决意要闯荡了。我不甘心在那儿。父亲给了我很大的支持，我们父子俩达成了共识。按理说，63岁该退休了，但国家的变化会影响到个人的生活，改革为我们两代人提供了共同的机会。在改革面前，我和父亲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年龄，只有一个想法，好好折腾一番。40岁下海，我还年轻。”
从现在的文献资料可以查到，到1984年10月联想成立之时，中关村已经拥有40家科技企业，而且还拥有了“电子一条街”的名声。然而，在当时的改革浪潮中，这样的称谓并不是中性的，更不是完全褒义的，它有时意味着“骗子一条街”。人们这样描述一些企业，“一些不满于现状且具有冒险精神的书生投身商海，拿着形形色色的计算机零件哄骗顾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