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元旦刚过，邓小平突然决定要去南方看看。这一次的南方之行，留给我们的不单单是“珠海经济特区好”这句简单明了的题词，也不单单是自那之后广为流传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口号。更重要的是，在他离开广东后的几个月，中共中央作出重大决定，宣布开放14个沿海城市。中国的对外开放由点及面，最终形成了沿海全境开放的格局。
这一年被后人定义为“中国现代公司的元年”，日后很多驰骋一时的公司均诞生在1984年。这一年，王石的公司开始了它的原始积累；张瑞敏调入了一家濒邻倒闭的电器厂，海尔正在日渐成形；刚刚创立的健力宝，利用洛杉矶奥运会的机遇一举成功……
这一年的世界历史，也有如此多的精彩。1984年1月24日，苹果公司推出了划时代的Macintosh计算机，这一天后来被《时代》杂志评价为个人电脑大众化普及的第一日；这一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在无政府补助的情况下，成功商业运作；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参加奥运会，许海峰获得了中国也是本届奥运会的首枚金牌。我们可以联想到的是，24年后，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联想成为奥运会的合作伙伴。
我们的话题重点还是在用20万元人民币翻开的联想传奇故事。
联想，准确说是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成立的具体日期，没有明确的史实资料记录。有人说是1984年10月17日，人到中年的一群员工聚集在一起，召开了联想发展史上著名的“小平房会议”，柳传志是其中最年轻的。官方给出的说法是那一年的11月1日，这一天，所里将组建公司的报告呈送上级，并于这一天获得批准。
公司的筹备过程其实很简单，因为大家已经铁了心，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个适当的时间，选了一个适当的地点，做了一件适当的事。
198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里面的话语让当时的老百姓激动不已。“平均主义的泛滥必然破坏社会生产力”，“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带动越来越多的人一浪一浪地走向富裕”。
辞去公职的人越来越多，人们都在期待着以自己的智慧和资金，在这个躁动、纷争、摒弃传统和追寻未来的时代，开创一个崭新的世界。
终于，这阵风刮到了京城西北一隅的中关村。这里当时已经聚集了70所大学和至少200家科研机构，集中了30万大学生和10万科技人员。
从计算所西大门往东走，你会看到一个用砖块堆起来的深灰色的房子。里面被隔成两间，水泥地面，石灰墙壁，朝南有个门，北面有个窗户。外屋有两个长条凳，沿墙一字排开，里屋有两张三屉桌。没有沙发，没有老板椅，更没有电脑，即使是摆设的那些家具，也是别人扔掉的破东西，修理好了以后再搬进来。
这间屋子20平方米，有人回忆说这儿原来是计算所的传达室。全公司11个人，一直郁郁不得志的柳传志被选中担任主管日常经营工作的副经理。上任前，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找柳传志谈话，问他对公司有什么打算，他信誓旦旦地说：“将来我们要成为一家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
其实，创业之初的联想根本没有多少资金可以利用。国家下拨的科研经费需专款专用，银行也不会贷款给他们。计算所所长曾茂朝咬了咬牙，把这些年来出租所里大型计算机的收入悉数贡献，一共20万。这是全部的家当，是按照1小时1元慢慢累积起来的20万。
在现在来看，似乎20这个数注定了和联想的光辉历史密不可分。20平方米的初始面积，20万元的初始资金，成立20年之际收购IBM全球PC业务……历史的偶然性，用同一个数字让我们诉说着这个民族企业的辉煌。
联想创办之初最大的优势在于，曾茂朝不想束缚属下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同时下放了三项关键性的权力。一是人事权，计算所办的公司算是处级，但是所里不往公司乱派人，公司可以自主决定人事事宜；第二是财务支配，计算所投入20万元，公司年收入交给所里一部分，剩下的由公司自主决定；第三条是经营决策权，计算所对公司业务不予干涉。柳传志说，计算所巴不得不决策，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干，所以就给了这三条政策。
柳传志当时也不明白该怎么干，但这三条他都很满意。多少年后他回想起来的时候，感慨地说，这三条的作用可是大了去了。
1986年、1987年总结什么叫民营企业的时候，中关村总结说符合四个“自”就是民营企业——自由组合、自筹资金、自主决策、自负盈亏。柳传志一一数下来，说：“我们这不就是吗，20万初始投入，后面大量的钱靠自筹。”
民营和国营的区别何在呢？在那个年代，国家计划内的企业和非计划内的完全不同，计划内的企业国家就要给你指标，年年拨钱，但同时也捆着企业，参与企业的决策。民营就什么都不给你，自己负责自己。柳传志决意永远往民营那堆儿里混，他需要一个自由的体制。再后来，公司就自称是股份制企业，然而用柳传志的话就是，“实际上我们这个性质完全是民营”。
曾茂朝对柳传志和王树和说，你们创办公司是“埋伏一支精兵，也许能在关键的时候发挥作用”。柳传志记得，当时这句话让他热血沸腾。
我们仔细去查找公司档案中的种种细节，可以发现，曾茂朝的许多决定都为日后联想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多年后，柳传志总结道，这些决定确保了联想能够充分利用传统制度中的资源来实现新制度的功效，对他而言更是一种巨大的激励和强有力的后盾。即使是后来企业做大了，已经拥有了非常好的治理结构，科学院还是很照顾，始终不把公司当做一般的国企。2008年联想开办的“联想之星”科技创业高级人才培训班，可以视为联想的反哺行动。
这就样，公司办起来了。1985年春天的时候，公司的牌子制好了，在面向科学院南路的大门挂出来，长2.2米，宽0.4米，由6厘米厚的木板制作，黑漆底色，金色仿宋体字，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牌子并列。
随后，公司主要负责人的任职后面都加了行政级别，王树和为正处，柳传志和张祖祥为副处。无须辨别级别是在哪个层次，重要的是，这一举措有个很强烈的象征意义：党组织认可他们，依然把他们当做革命队伍中的一个部分，并以组织的形式加以认定。
在联想日后的发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柳传志一直坚持这样的态度——不和传统的制度分道扬镳，不离开计算所这个大家庭。
1985年12月，很多人提议公司能够在独立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比如建立董事会以使公司完全摆脱计算所的控制。柳传志不同意，他自有考虑。他不想扮演一个叛逆者的角色，联想的更好发展离不开计算所这个母体。在之后的20多年里，计算所凭借最初掏出的20万元，每年收获数千万元，这在很多人看来是占了大便宜，但柳传志始终明确表态，为计算所辩护。
而历史也证明了，他的眼光是长远的。凭借计算所这块金字招牌，公司早期的银行贷款都以其为“合同的申请借款单位”，同时获得中科院开发局的担保。再如，1985年1月21日，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将科学院拥有的外汇额度中的20万美元，批给这家公司使用。计算所的若干项研究成果都被顺利带到公司，进一步开发利用，如Kt8920大型计算机、“汉字系统”等。种种优惠，给公司带来的业绩是不可低估的。
“倒爷”时期的迷茫，第一桶金来自何方？
然而，事情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柳传志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企业家生涯是从“倒爷”开始的。
公司刚成立，一切都在摸索中，没有人知道自己该去做些什么，即使是当时公司的三个核心人物——王树和、柳传志、张祖祥也是如此。
柳传志摸不清楚自己心里到底想要干什么，更摸不清楚所处行业的行情。他跑过几个地方，打听人家需要什么技术上的东西，当然，打的依然是计算所的旗号。然后又在计算所贴出了公司布告，说如果有科研成果需要转化，可以代办。一切都无果而终。
“迷茫”——柳传志用这个词来形容当时的处境。
公司员工要养家糊口，还要活动费用，那就随便看看公司能卖什么吧。柳传志隐约知道，那时候整个国家的需求和供给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缺口。就这样，在几乎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公司的人成了社会主义建设大潮中的“倒爷”。他们倒卖过旱冰鞋、运动裤衩，也有好歹与电子技术相关的电子表、电视机、冰箱之类的。
柳传志当时负责进货。有一次他和同事带了1000块钱去深圳，他在40岁之前一次存款最多时是80块钱，所以他很小心：“我让老婆缝了个口袋，把钱缝在裤子里，但买东西时得提前解裤子，不能只顾安全，忘了这事，否则会非常难堪。”
当时的环境很复杂，骗子防不胜防。柳传志也多留了个心眼，做买卖时小心得很，可最后还是栽了。
一个同事汇报说，江西省妇联手里有彩电批文，需要打14万元过去。柳传志叮嘱一定要亲眼看到彩电才能汇款，手下人兴致勃勃地说自己亲眼看到了大批彩电，一点不假。公司的人都相信赚钱的机会终于来了。
作为这次大买卖一方的买主，他们汇了14万——20万原始资金中的14万。可他们被骗了。彩电在汇款前的确是存在的，钱一汇去就没有了。
柳传志从没有如此束手无策过。
整件事来得太快了。用柳传志的话说就是，这么多钱再也找不着了，连个浪花都没有。公司那么多人所寄望的大买卖，就这样卷走了最初的资本。没倒卖东西前，走科研成果推广的路行不通，公司的支出已经很紧张了。14万被骗后，大家都蒙了。
这件事的后续，有一个流传很久的段子，曾被戏称为中关村的“十里相送”。两位主角当然不是梁山伯祝英台，而是柳传志和王树和，其中的辛酸苦辣也只有他们二人能体会。14万被骗后的一天晚上，他们俩又是绞尽了一天的脑汁还是没有思绪。天色已晚，他们也饿了，在中关村一家面馆边吃面条边聊。王树和住在林业学院，柳传志说“我送你回去吧”，两个人就在晚风中沿街走着，不知不觉就到了王树和家，王树和说“我再送送你吧”，两人又往回走。来来回回已经记不清几次了，柳传志只记得走一趟也得一个多钟头，他也记不清楚是不是当时想出了解决办法，但他清晰记得的是，那段路程中的无奈和同病相怜。
14万被骗，困惑、彷徨，努力想要寻找出路的感觉，交杂在柳传志的心中。
柳传志回顾自己的受骗经历时说，钱这样个丢法，并不是最折磨人的。什么事打击最重呢，就是钱丢了，从发生到发现到追回来的这段时间比较长，这才是真正的折磨。比如300万被人挪用的那次。
柳传志说：“我被人骗过若干次，还有一些别的风险的打击，那次的商业风险真是永生难忘。那是1987年，我们已经有一定能力销售电脑和汉卡了，但电脑都是用人民币在北京买，谁有就买谁的，其实也是倒买倒卖。有些人有批文、有外汇或者有胆量，在深圳直接用人民币换成外币从香港直接进口，那个利润比在北京拿人民币买二手货高多了。”
销售渠道畅通后，柳传志当然不甘心受这份盘剥，他决心直接进货。在香港他谈妥了合作对象，一家叫导远的做IBM代理的公司。双方说好了，4月底前如果能够买500台机器，价值共约100万美元，柳传志他们就可以拿到40%的优惠折扣。柳传志在最短的时间内部署好了人员的分工，这其中最难的就是到深圳找到一家进驻公司，用人民币买它的批文和外汇。
最难的工作，自然留给了自己。柳传志带人到了深圳，经人介绍认识了几家潜在的合作公司，其中一家的老板是潮州人。那人是做进出口的，说得很肯定，当时人民币兑美元是什么比价，给他钱他就替你打到香港，然后你就在那儿等着买机器。当时1美元约合6块多人民币，柳传志先把手里300万美元的支票开给了他，还留了一个同事跟他联系。公司事儿多，柳传志不能久留深圳，他叮嘱同事随时汇报情况。
却没料到，他这一走，就断了音讯。问同事，只回答说没办好，办好了再告诉您。柳传志一听坏了，忙说：“办好了就没事了，进展到底怎么样了，赶紧给我催一下。”同事随后去找那人，不在办公室，就连公司也没了，原来那就是一个人一间房的“皮包公司”。
柳传志说：“这对我来说就像天打五雷轰。那天我手表都没戴，穿着双凉鞋就去了机场，当时机票很难买，托人买机票去了深圳。那几天不停地找那人，查到最后只知道他姓林。后来实在没办法，只能顺着谈生意的那条路打听，花了两天多的时间，终于知道他家就在我们住的沈阳宾馆不远处，但具体是哪个房子不知道。我决定晚上在那蹲着等吧，反正他要回家，连等几天，守着他就能逮着他。
“连续等了几天，那人一直没露面，但几天后他让人打电话给我们的同事，估计是听说了我们蹲点的事。他约我们在沈阳宾馆的一个咖啡厅里见面，抓住他的时候，真是拿砖拍他的心都有了。但他不肯把钱拿出来，倒是抛出一句话——‘柳总，我不是要把你的钱卷走，我就是挪用，当时给你定的6块钱便宜你们了，我给挪用了。’”柳传志哭笑不得。没办法，钱一时半会儿也要不回来，只好问他什么时候还。
柳传志记得自己当时还吓唬那人，说你们家在哪儿我也知道。那潮州人说：“你放心，一个礼拜，人民币还给你，美元根本没办法换。”
为了不耽误4月底完成的事，柳传志只得另找合作的公司，后来又经过很多周折，终于办成了。这件事前前后后不到20多天，但真不是一般的难熬。
柳传志回忆说：“钱丢了后我就立刻打电话给在北京的李勤，他是负责筹那300万的，这一说他也吓坏了。那段时间我们根本睡不着觉，常常在晚上一两点吓醒，心狂跳不已，像做噩梦一样，连续几天心一直这样跳，后来钱追回来了，还是连续几个月不能睡觉，到后来就完全不能睡觉，就有点发呆了，说话也有点前言不搭后语。”
后遗症就这么落下了。回想起那段日子，柳传志觉得心里挺受煎熬。因为那时家里还有个重病人，医生说他爱人是恶性葡萄胎，好在最终查出是误诊，但那段时间很揪心。
后来有记者就这段被骗经历采访过他，问他当时想没想过退缩。柳传志说：“我怎么可能退缩呢？全公司一年的利润才100多万元人民币，这是借的钱，这事出了之后不但银行的债没法还，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对得起公司的员工。”
好在后来这事办得很圆满，这批机器买得非常便宜，这一次公司大大积累了资金。
柳传志坦言，这种种经历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尤其是在改革刚刚开始的年代。他说：“我想起一个踢足球的人说，守门员要是某个角度自己没扑过，别人再怎么跟你说也是没用的，像这种事正是因为我们经历过，后面才不会再受骗，我也不会去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