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一场新书发售仪式在北京召开。在这本书上赫然印着“中国的世纪”五个大字，编者龙安志。这是一本很特殊的书，由朱镕基总理作序，内容汇集了八位中国政府部长，世界500强的一些董事长、CEO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和判断。
这本应运而生的图书有它产生的深刻背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人对中国的态度显得非常复杂，一会儿是中国威胁论，一会儿是中国崩溃论。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的发展，这两派时常出来搅扰世界的视听。
1999年3月6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中国窃取美国原子弹计划建造更好的武器”的爆炸性消息，并指出这位“核子大盗”就是华裔科学家李文和。一时间，李文和成了知名度最高的中国人之一，美国乃至西方各媒体连篇累牍地挖掘幕后信息，把一件臆测的事弄得仿佛十足“铁案”。看过美国媒体报道的人们会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中国直接对每一位美国公民造成了威胁。
但是，美国政府断然否定了这一消息，克林顿直接表态：“在我的任期内，没有人向我报告过中国搞间谍活动的事。”能源部长理查森表示：“许多猜测是毫无根据的。多年来，我们的实验室保密工作是非常严格的。”
中国政府和媒体对此更是进行了严厉的驳斥，驻美大使李肇星认为这是“毫无根据和极不负责任的”。许多中国人义愤填膺，一些美国华人致函美国当局，认为这将“引起恶劣的反华狂热”。一些华人侨社还成立了李文和法律基金会，以支持李文和打官司。
与此同时，一些熟谙美国政治游戏的人士指出了问题的核心所在。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撰文说：“把对华政策当做党派之间的皮球踢来踢去，那就危险极大。罗纳德·里根和比尔·克林顿后来都不得不花好几年时间，在一堆竞选时说过的敌对言辞的瓦砾上重新建立起日后的对华政策共识。”
中美建交的核心人物基辛格说：“我们正在转向对抗……你打开报纸就必定会看到攻击中国的文章。这是怀念过去的对抗。”
《洛杉矶时报》发表文章《间谍丑闻无中生有》，认为这“是以《纽约时报》为首的新闻媒体和共和党政客的耻辱，他们为了增加发行量和当选而打出已经磨破了的中国牌。在此过程中，他们破坏了由尼克松总统在30年前开创的民主的接触政策”。
有的报纸则干脆将之联系到1949年中美开始的敌对关系，并高声呼吁“不要再次失去中国”。另一家报纸则谴责一些共和党人及其总统候选人“正在发出冷战号召”，“华盛顿最不该做的就是捏造出来一个‘中国威胁论’”。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李文和在被监禁9个月后释放，负责此案的法官表示此案“令整个国家和每一位公民感到难堪”，并代表美国法院向李文和道歉。在这起闹剧般的案件中，某些美国人丑化中国的目的没有达到，反倒浪费了美国纳税人上千万美元，并伤害了中国人民特别是美国华裔的情感，美国政府的信誉与被美国人奉为心灵圣经的民主与自由因此蒙羞。两个月之后，另一起恶性事件将中美两国人民卷入了旋涡。
5月8日凌晨，一架美国B-2A隐形战略轰炸机在南斯拉夫的万米高空发射了5枚导弹，它们的目标是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它们造成3名中国记者死亡，20多名使馆人员受伤。
一小时之内，中国政府最高层召开紧急会议。很快，中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
“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这一野蛮暴行表示极大愤慨和严厉谴责，并提出最强烈抗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必须对此承担全部责任。中国政府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
5月8日下午，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均爆发示威游行，数十万人聚集在美国使领馆前，强烈抗议美国暴行。然而“强烈谴责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捍卫主权，还我使馆”等代表中国人民心声的标语口号似乎没有打动美国政府及北约成员国。
克林顿在公开场合保持沉默，英国首相布莱尔轻描淡写地说：这种事情是不可避免的。北约发言人谢伊则对中国记者声称：北约的打击是合法的。
美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培根大谈美国军队拥有最好的飞行员和武器系统，拥有精确的指挥和优良的训练，而结论是“战斗造成意外是难免的”。
美国媒体刚开始保持了一种沉默，随后则开始大力报道中国人民的游行示威，并对美国在华人员的安全表示“合理的担忧”。此时，公理和正义似乎既没有盘旋在贝尔格莱德（那里只有北约的飞机和炸弹），也没能在华盛顿发出声音（那里只有轻佻的发言人和仿佛患了后现代失语症的新闻媒体）。
面对中方提出的强烈要求，5月14日，克林顿向江泽民表示“由衷的道歉”。年底，美国政府向中国支付2800万美元的赔偿，此前，美方向伤亡人员支付450万美元的赔偿金。
这一在人类外交史上罕见的恶性事件以及中国人民的愤怒似乎并没有引起美国政府的深刻反思，一切又回到原点。一年后，另外一种完全相反的论调再次冲击着美国人民的视听。
2000年，“中国崩溃论”被炒得沸沸扬扬。这一年，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罗斯基先后发表《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统计出了什么问题》、《中国的GDP统计：该被警告？》，质疑中国经济增长统计数据的真实性。2002年1月，美国《中国经济》季刊的主编斯塔德维尔在其出版的《中国梦》一书中把中国经济比喻为“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4月1日，《时代周刊》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为什么造假账？》的文章，称中国已“被虚浮的数字淹没”。而《中国即将崩溃》把这种论调推向了高潮。
到底是崩溃还是威胁？在这一系列相互矛盾的措辞中，龙安志感到深深的失望：
“其实外国主流媒体基本上不知道中国的改革跟变化是什么样的。在90年代开始有崩溃论，就是谈中国肯定会崩溃的。但是我觉得不可能，我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比较清楚，所以我主编了一本书，叫《中国的世纪》。”
龙安志认为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21世纪可能是中国的世纪。
2001年3月16日，朱镕基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龙安志。龙安志把《中国的世纪》的中文版和英文版送给朱总理。
对于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几代中国领导人，龙安志非常佩服。中国坚持按照自己的实际和文化传统走了自己的路。中国发展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不只属于中国。
彭定康在2004年写道：“在20世纪最好的20年里，中国赤贫人口减少了2.2亿。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马可·波罗行纪》里旁注‘不计其数的贸易’，中国的情况一直如此。在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之后，中国共产党将当代中国实践与时代形势相结合，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的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更大的飞跃。人们在为此赞叹的时候，仿佛又看到了马可·波罗笔下的中国。”
2008年，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龙安志说：
“中国领导人应该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用10年时间，从完全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从1992年邓小平提出市场经济的概念，到2002年中国加入tO，10年时间完成。而且政治很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快，这个事情太难了，大部分国家是做不到的，但是中国做到了。”
2002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第一年，中国在很多方面取得了突破，经济总量突破了10万亿元人民币大关，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商品零售额双双突破了4万亿元人民币大关，进出口也突破了6000亿美元大关。人们用“活力四射”形容中国经济。
面对中国经济良好的发展势头，龙安志作出了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决定。就在《中国的世纪》发售仪式上，刚刚致完辞的龙安志心中突然响起了一个声音：香格里拉在哪里？
这并非一个突兀的念头，在那个时期，中国西南部的好几个地方在争论香格里拉这一地名的归属。这场争论引起了龙安志的兴趣，他再次想起了少年时代的那个疑问：香格里拉在哪里？在2002年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吗？在宛然国际大都会的北京还是上海，或者深圳？20世纪30年代的斯诺造访延安时，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谈论的地上天堂就是这样吗？
对于这些问题，龙安志无法回答。在龙安志看来，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有了奇迹般的成就，但也有一些遗憾，这些遗憾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在北京东四九条有一个四合院，是传统青砖灰瓦的旧式明清四合院，现在的名字叫“新红资俱乐部”，它的主人是龙安志。当年，龙安志买下这个院子，是因为他喜欢四合院的生活方式，在檐下听雨滴打在水缸的声音，在天井中堆起两个小小的雪人，在房中就着透过窗棂的阳光读斯诺或者韩素音，在门口与礼貌而亲切的街坊聊天，骑着自行车穿过两个胡同去买烧饼……这一切都带着老北京别样的风韵和文化。
在龙安志看来，最能代表北京文化气质的大概就是四合院了，似乎只有住进四合院才能真正融入中国人的生活状态，感受中国人的喜怒哀乐。
刚接手这处院落时，这里着实有些残破，龙安志请整修故宫的老师傅补齐了回廊，重新定做了大门，还从河北买来两个门墩儿。不久之后，他又买下另外一处四合院，并安上了“客栈”的旗号，房间里的家具都是五六十年代的式样，旧沙发和扶手椅曾属于中南海，那些指点江山的巨人们曾在上面休憩；《毛泽东选集》、《邓小平选集》、《周恩来传》、斯诺和韩素音的英文版图书放在书架上；在一本英文版《周恩来传》旁边放着一个红色娘子军的雕像；墙壁上有一幅红军长征的油画。这一切让许多追慕中国文化的人趋之若鹜，即使住宿费用堪比北京最贵的酒店，但没人嫌贵。
以前喜欢骑着自行车徜徉于北京的龙安志现在很少骑车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再也找不到那种老北京城的感觉。他觉得北京已经变了，不再是那个很熟悉的北京，已经变成另外一个城市，纽约或者伦敦，就是不像北京，而且人也是另外一种状态：
“每个人都在忙着挣钱、想钱、谈钱，纯粹为了银行账户上的数字而活着，他们现在似乎被金钱崇拜折磨得苦不堪言。为获取金钱，人人都在经商并且乐此不疲，买空卖空，进而获得更多的金钱。今非昔比，中国已经不再是22年前我初来乍到时那个样子了，而我也并非为了要看这种情况才来中国的。”
随着经济的发展，似乎一切都贴上了金钱的标签，一些古老的文化载体被拆迁，成了历史中点点的墨痕，以后只有在书中才能找到。用他的话说：现在的北京跟美国的城市有多大的区别？中国的传统和文化在哪里？“如今，北京已不再是原来的北京。先前绿树成荫的街道已经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有水泥路面。古老的大片四合院几乎也荡然无存了，取而代之的是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除去拥堵的交通和水泥建筑之外，似乎一无所有了。”
龙安志曾经到天津买老家具，他看到有的平房的窗户上会用木头拼成一个个汉字，“善”、“礼”、“道”、“信”等等，或者在檐下墙上用彩绘或别的方式描绘中国古代故事。龙安志看得兴味盎然，他觉得中国传统价值观不是一个民族的事情，是多民族的智慧和心灵汇合而成的。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拥有多样化的文化，有佛教，有道教，有伊斯兰教，有儒学，有诸子百家，有太多的智慧和情感。
然而，北京的很多四合院都被拆迁了，龙安志心里空落落的。他突然感到这仿佛是把中国的传统价值观给拆迁了，把植根于民族心灵的最宝贵的财富换了最不值钱的“钱”，这实在是太可惜了。龙安志最大的遗憾是没在更早时期积聚力量购下王府井附近的四合院，如今那些最“棒”的四合院被一家香港富豪买下变成了一个硕大而华丽的购物场和写字楼。龙安志认为这是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和文化理念的最大戕害。
龙安志有一种很深的忧虑，认为下一步中国的问题不是股票市场的运行，不是人民币的升值或者贬值，而是中国人民将来还有没有理想，有没有精神。如果没有精神，中国也就没有什么可持续发展之路。中国的伟大，首推精神和文化，这是可以影响世界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本来是可以对人类心灵发挥积极作用的。那么，“面对社会面貌的巨大变革，中国能在时钟的摆尖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吗”？
一个没有精神的民族，空有如山财富、似海激情，也无法对世界和历史产生积极的影响。那么，何处是我们的精神家园？
龙安志不想再继续做他的“王牌咨询师”和“超级顾问”了，他觉得现在中国的问题不是经济问题，不是物质问题，而是精神问题。他一再问自己：“我到底在这里做什么？我究竟为什么要来中国？”
就在《中国的世纪》首发仪式的那天晚上，龙安志宣布今后不再写经济方面的书，咨询公司马上关闭，他准备去寻找香格里拉，寻找属于中华民族，也属于他的精神家园。
在6年时间里，龙安志走进了中国深处。他曾走进青海的瀚漠，在那里牧民追逐牧草，而他追逐牧民，寻找宁静；他走近黄河的源头，在牧民的帐篷里喝酥油茶，看苍鹰飞舞，长河奔流，在梦中聆听中国古老的歌。
在云南，他访问艺术家和普通人，有人对他说“寻找香格里拉就像寻找回家的路”，也有人说，“香格里拉不是某个人能够指定的地方……它是一个概念，自然、平和宛若天堂，是个自身能够生存、具有旺盛活力的国度”。
他曾聆听积雪的融化，看冰冷而纯洁的雪水从山脊倾泻，融入江河。他曾徒步行走在丽江的山谷和山岗，看到“傍晚时分，村庄很安静。村上的纳西人已经回家。家畜挤进了窝棚准备过夜。寂静村舍的山谷给人以和谐、共生的感觉，并不疏离。在这个山谷里生活的人们是惬意、满足的。他们不知道我在穿过山谷前，坐在山顶，注视着他们的家园。从这幅画面，你能感受到空气中弥漫着满足的气息，共同拥有山谷的人和绿树和谐共生。我等了很久，这些树的树荫渐渐地融入落日后的黑暗中”。
他为某一个县城欢呼，因为县政府决定凿掉建筑物外部的那些白瓷砖，“中国的每一个小城镇的建筑物都贴着卫生间用的瓷砖、装饰着蓝玻璃，没有一点特色和个性……对中国来说，一场真正的城市规划和美学革命终于在酝酿之中了”。
他曾倘佯于西部的蓝天白云之下，在稀薄的空气中感受中华民族对于善良与和平的理念，在学校他听到了孩子们震撼心灵的歌声：
“看那雄鹰，在天空展翅翱翔，你不知道它从哪里飞到了我们学校。我们懂得生命的价值，野花正在开放……第一天上学，半信半疑，像一个梦……我们感谢呀，生命中的这个机会，不了解自己的文化，那十分可悲……实现美好的梦想，不要白白地虚度时光。”
在长久的寻找中，龙安志明白自己不是在考证香格里拉在什么地方，而是在寻找中国文化的根，让灵魂的翅膀在新的时代翱翔万里。他的寻找和思考凝结成了一套丛书——《香巴拉宫随笔》，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龙安志说：“我急切地盼望阅读这三本书，因为它们所阐述的价值观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是一致的。”
2008年的一个早晨，一位编辑走进新红资，她请求龙安志修订一下一本大型图册《中国》，好向来参加和观看奥运会的世界各国人们介绍一个历史和现实交融在一起的中国。龙安志欣然接受。
画册以中国传统哲学中金、木、水、火、土五个元素作为五个篇章。所有的图片都是龙安志亲手挑选出的，所有的文字都是他反复斟酌着写下的。它们由龙安志27年的中国生活凝聚而成。
他把自己30多年的中国情结、20多年的中国行、6年多的寻找注入了《中国》。他用中国古老的哲学解构中国的历史与现在，用图文并茂的方式展现中国的美丽与辉煌：
中国的哲学是一种自然轮回式的，含蓄而不张扬，顺其自然而不强迫，运行而不停滞。这种哲学认为世上唯一永恒不变的就是不断的变化。
在喧躁骚动的现代化、全球化社会的浮华笼罩之下，中国文化的潜流仍然强劲而坚韧。
具有5000年连续文明的中国，不断延长着人类大部分可被追溯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