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不仅具有缓冲贫富分化的社会功能，而且具有拉动消费、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经济功能。在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内需不足的中国，这种功能就更显得珍贵。除此之外，中产阶级所秉承的伦理道德观，是基于均衡社会条件所建立的，其主基调在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保证生活的富足，弘扬一种积极进取的社会文化。

    主题介绍：理想社会的模型——不均衡的社会——一个阶层的示范作用

    11.1：理想社会的模型

    在过去的十年中，互联网业的发展，带来的是网络文化的极度繁盛，除了酝酿出无数流行文化的符号之外，关于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的大讨论，也同样构成了网络文化的一大特征。

    在网上的一些论坛中，我们随处可见这一类问题，最终形成了两派甚至数派的争辩，而假如我们把这些看似纷乱的问题做一总结，那么其争论的焦点就只有一个。

    怎样的社会，才是一个最合理的社会。

    对于这个命题，每一个人都存在着不同的认识，然而这并不是构成争论的根源，因为对任何一个命题而言，其结论总是唯一的，区别只存在于证明的过程之间，而假如一个命题不存在唯一的结论，那么这个命题必然是伪命题无疑。

    不幸的是，关于社会合理性的命题，恰恰是一个结论颇多的伪命题。

    不过，对于这些莫衷一是的结论而言，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无论怎样的最终社会形态，假如它是合理的，那么它就势必是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可的，反过来说，一个得到了绝大多数人认可的社会，就意味着它的合理性。

    这样的社会存在吗？

    答案是肯定的，在西方经济学的体系中，其理想社会的形态正是这样的。

    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中，理想社会的状态应该是这样的：所有事物中的有关变量处于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产生这种状态的原因，是因为各个方面的力量能够互相制约和互相抵消，各个方面的愿望都能得到满足。

    由于这种社会形态的均衡性，因此它还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均衡社会。

    11.2：不均衡的社会

    当我们了解了上面的概念之后，一个新问题就又向我们走来。

    当下的中国社会，是否符合均衡社会的标准呢？

    我们很想对这个问题做出肯定的回答，然而现实的残酷，注定了这个肯定的答案，只能成为我们美好的愿景。

    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其是否达到均衡状态，是很容易判定的。

    比如说，在一个均衡社会的条件下，国家的税收标准，既可以保证国家的必要财政开支不至于出现赤字，又能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以免对民众的收入造成伤害。

    再比如自然资源的分配方案，在均衡社会的条件下，既可以保证国家的自然资源不至于出现过度流失，保证国家在国与国的博弈中掌握足够的战略资源，又足以保证民众可以享受这些自然资源所带来的福利。

    还有宏观经济的增长，在均衡社会之下，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应当同时存在着内外两种循环体系，以内循环作为增长的原动力，外循环作为增长的助燃剂，换句话说，就是要以健康的国民经济作为主导，以外贸经济作为补充。

    除了上面这些范畴，均衡状态所能应用的主体还有很多，而无论是这些主体中的哪一个，无不体现了均衡状态的内核：让各个方面的愿望都得到满足。

    当所有人的愿望都得到了满足的时候，也就意味着需求被降低到了最低水平，自然也就不会出现社会波动。

    经过前面的探讨，我们了解到的现实是，举凡均衡社会的标准，我们极少能够达到。

    之所以在中国没有出现均衡社会的形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社会体系结构存在着严重不合理的现象。

    在中国，为数众多的低收入、低教育程度的人群，构成了社会体系的底层，而为数极少的权贵阶层，则居于这个社会体系的顶端。前者以最多的人口基数，却掌握了最少的社会财富，后者以寥寥无几的人数，却将大部分社会财富收揽怀中，当这种不均衡的状态与底层民众的需求结合起来的时候，就构成了今日中国颇多不公正、不合理的社会现象。

    11.3：一个阶层的示范作用

    很明显，对于中国当下的社会体系而言，来自于上层建筑的垄断，与来自于底层民众的需求，构成了强烈的冲突。

    而在这个问题上的解决方案只有一个——扩大中产阶级的数量。

    中产阶级不仅具有缓冲贫富分化的社会功能，而且具有拉动消费、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经济功能。在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内需不足的中国，这种功能就更显得珍贵。

    除此之外，中产阶级所秉承的伦理道德观，是基于均衡社会条件所建立的，其主基调在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保证生活的富足，弘扬一种积极进取的社会文化。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在当下的中国，中产阶级的数量还远远未能达到实现其功能的水平。

    对于中产阶级的壮大而言，其基础是建立在收入之上的，可以说，只有当一部分民众的收入较大幅度地超越了社会平均标准之后，所谓的中产阶级才会在真正意义上形成。

    而保证民众收入的超越，就至少需要两个条件来作为保障，一是医疗、住房、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其二是对私有产权的有效保护。

    而这两点，我们做得还远为不够。

    基于上面的探究，我们就了解到了这样的事实。

    在一个均衡的社会体系中，必须保证足够大的中产阶级存在，而就目前来看，尽管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社会里中产阶级的数量正在不断增加，然而比起来中国人口的庞大基数，这种增加的速度实在是过于缓慢。

    除此之外，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而言，我们的中产阶级还未能形成独立的力量，这既表现在经济实力上，也同样表现在这一阶级的观念上。

    就当下中国而言，大凡在收入上符合中产阶级标准的社会群体，无不向往着更高层面的物质生活，而这样的要求是与均衡社会的宗旨相冲突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社会总财富达到一定的总量之后，新一轮的财富创造就变得困难起来，而这个时候只要有人索取，就必然有人要失去，这也就意味着，中产阶级进一步提升物质生活的要求，实质上意味着对底层民众的掠夺。

    其次，在当下中国的中产阶级中，并不存在着明确的利益诉求，对于权贵阶级的超经济掠夺，中产阶级所持的态度除了羡慕之外，竟然未能表现出应有的争辩与对抗。

    由此，我们便得出了近十年来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的缺憾所在，面对这样的现实状况，我们无法在短期内予以改进，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期待着中国中产阶级的进一步形成，期待着中产阶级利益表达渠道的形成。

    一旦这种期待成为现实，那么就将深刻影响这个国家的未来格局。因为就一个时代的伦理道德而言，其本质就是这个时代中产阶级的全部自觉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