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跨过自己四十岁这道坎之前很长一段日子里，迪斯马斯·哈迪保持着有规律的慢跑运动。他的慢跑路线是从三十四街的家中出来径直来到海岸边，然后穿过粗沙地到林肯大道，从这里再向东沿着人行道继续往前跑，来到第九街上的那家三叶草小酒吧。他是这个酒吧的合伙人之一。如果周末或清晨经过这里，他都会停下来猛喝一顿啤酒，直到他那个年龄阶段的身体状况让他意识到不能再这样狂喝了，才会放慢喝酒的节奏，让剩下的酒慢慢散失酒味淡化成一杯水。喝完之后，穿过金门公园返回家中，完成自己四英里的慢跑圈。
上一次他实施健身计划，大概是三年以前了。第一个星期他按计划做到了。直到第二星期过了一半，他都还在不断告诉自己，跑上两英里对四十七岁的人来讲是一件不错的事情，但之后他放弃了自己的锻炼计划。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他的体重只增加了八磅，比他的许多同事都少得多。他不打算让体形问题困扰着自己。
就在去年，他最好的朋友阿布·格里斯基得了心脏病，这件事让他明白了年龄不饶人这个道理，健康问题已经摆在了自己面前。阿布比哈迪年长好几岁，但直到他心脏病发作之前，哈迪仍然认为他自己或是阿布都还没有老到心脏会出现毛病。他们俩一起加入警队时就成了最要好的朋友。当时，哈迪刚从越南回到国内。
格里斯基是旧金山凶杀案组的负责人。他是黑人与犹太血统的混血，大学时代曾是校橄榄球队的场内边锋。提起他，周围的同事除了用“死犟”这个词来形容他之外再找不出别的恰当的词了。他的长相也印证了这一性格特征：短柄斧头似的鼻子下面刻着一道深深的疤痕，从嘴唇上端一直划到下巴；喜欢盯着人看，让人很不舒服的凶巴巴的眼神；被电推剪修剪得边缘参差不齐的灰白头发下，是充满智慧的宽阔的前额。格里斯基不抽烟不喝酒，待人也不粗鲁，只会偶尔露出他那让人看起来有些恐怖的笑容，来吓唬吓唬自己的下属或是逗小孩子开心。六个月前，他与新任检察官的行政助理特雷娅·根特结婚时，他手下的几个探员曾经打赌，说新的生活会让他变得随和一些，并且还在继续为此分期下注。
哈迪是一个功成名就的辩护律师。尽管从职业角度来说，他和格里斯基是处于对立的位置，但他们共同分享了生命中许多快乐的时光。几年前，格里斯基的第一任妻子弗洛去世后，哈迪与妻子弗兰妮就把他的三个孩子接到自己家中来一起生活，直到阿布从丧妻的悲痛和变故中走出来。去年秋天，哈迪还作为男傧相参加了阿布的第二次婚礼。
他们之间不会谈论生活中的这些琐碎之事，毕竟都是男人，但彼此都在对方的生命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心脏病的出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大概在阿布婚后一个月，他们俩共同实施了一个类似这样的定期锻炼计划，即一星期中有几天时间应当激励或督促对方进行一些健身活动。从最初几星期的结果看，这样的壮举需要他们具备惊人的恒心和耐力才能坚持下去，显然这样的要求对他们来说是有些勉为其难。锻炼带来的腰酸腿疼几乎让他们放弃了健身计划。于是，他们决定改为每星期几次轻快的散步，或是在周末搞点球类运动什么的。
今天早晨他们正以每小时三英里的速度绕着金门公园的斯托湖散步。天气晴好，空气中透着一丝怡人的凉爽，掠过远处的树梢可以看见冉冉升起的太阳。湖面上泛着一层薄薄的水雾，透过薄雾可以清晰地看见一只成年的天鹅和她的一群孩子在岸边嬉戏玩耍。
跟往常一样，格里斯基又说起了他工作上的事情。他抱怨说，由于他组里的精英探员们对海湾一带无端地愈演愈烈的车辆肇事逃逸案件的不力表现，那帮政客正鼓动着要安排两个毫无经验的探员到他的组里。格里斯基称，在过去十二个月内，市里及郡里共有九十三人被机动车碰撞，其中，二十七人因此丧生，六十六起撞伤事故中无人死亡，但有十四起肇事逃逸案。
“我真佩服你能这么快报出一连串的数字，”哈迪说，“任何人都会发誓说你对你刚才所说的事情了如指掌。”
“那些是准确的统计数据。”
“是的，这我相信。这也正是我为我们走在这条路上而不是大街上面感到庆幸的原因。在大街上随时都可能被不明不白地撞倒。但这些数字会影响到你们部门吗？我认为肇事逃逸不是凶杀案。”
格里斯基侧脸瞥了他一眼。“从技术上讲，只有死了人的事故才是。”
“好吧，你的管辖范围延伸到那儿了。但为什么那些案子会到你的部门去？你那儿可是凶杀案组。”
“我们没有调查它们，我们从来就没有调查过。你想知道为什么吗？一是因为有一个专门的调查组，叫‘车辆肇事逃逸案件’调查组。”
“如果他们像我认为的那样做了他们自己的工作，那这就是不错的名字。”哈迪说。
“是的，这的确是个好名字。”格里斯基附和道。他知道，尽管警察局通常会否认探员们在查办车辆肇事逃逸案——即使它是谋杀案件——时无比草率，但这的确是常有的事。通常在事故发生的第二天，一群车辆肇事逃逸案件调查组的探员会聚在法院里埋头进行文书处理工作。或许他们会前往事故现场，看看能否找到能提供肇事车辆车牌号码的目击证人。如果不能的话，那么事故报告中就没有有力的目击证人，但这对最终的调查结果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他们得到了车牌号码，就会将它输入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查询，看能否找到一个与肇事车辆相关联的街道地址。有时，如果事故被大量报道并且他们掌握了对肇事车辆的特征描述，他们会打电话到一两个汽车装潢店去查询，看看这些店里是否碰到过与肇事车辆外表一致的车，但得到的回答通常都是“没有”。即使是这样，它也是个不错的部门。“但他们跟我们做的事不同，我们是调查杀人案的。”
“不管怎么说，你们组的名字就表明你们干的事就是调查所有的杀人案件。”
“这就是让人困惑的地方，”格里斯基说，“我们的市政官员对此也存在模糊的概念。”
他们一时陷入沉默，默不做声地又向前走了一段。“那第二点是什么呢？”哈迪又问道。
“什么第二点？”
“你说你们不调查车辆肇事逃逸杀人案，第一是因为有一个独立的车辆肇事逃逸案调查组专门负责这类案件。当你称这是第一个原因的时候，就意味着还有第二个原因。”
格里斯基放慢了步子，继而两个人都停了下来。“第二就是车辆肇事杀人逃逸案的当事人一般都不是谋杀者。事实上，他们绝不是什么杀人犯。”
“不要把话说得这么绝对吧。”
“这次你可以这么说。你想知道原因吗？”
“是难以找到杀人凶器吗？”
“这是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是，你不可能说服你计划谋害的人站到你的车前，并且在周围没有目击者的情况下，让你开车从身上轧过去。大多数人都明白这是不可行的。”
“那么问题又是什么呢？”
“问题是……”格里斯基停顿了一下，“在十二个月里死了二十七个人，市民显然都陷入了一片恐慌之中。”
“我想我自己也是，”哈迪感慨道，“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
“是吧，正如你所看到的，我们光荣的郡议会已经设立了特别基金来奖励那些提供线索的证人，并加强对车辆肇事逃逸案件的侦破力度。”
“这真是一个好主意。”
“你要这么认为就错了，这并不是什么好主意。”格里斯基反驳道，“根本就没有对车辆肇事逃逸杀人案件开始进行什么特别调查，即便对车辆肇事逃逸案也没有。百分之九十的事故都是司机酒后驾车造成的，剩下百分之十是由于某些司机注意力不集中，一边开车一边满脑子想的都是自己的事，还有一些人从自己前面的两辆车之间超车——砰！他们撞到了一起，再分开。甚至可以说在他们离开事发现场之前，并没有做错什么。这是重罪杀人案，是吧，因为肇事司机应该留在事发地点，但他们并不是杀人犯。”
“那么你关注这个问题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过去两个月以来，我的组里已经增加了那两个与政治有关的新来的小丑——请原谅我这么说，我指的是探员。这件事我以前就跟你说起过。他们似乎很难干出点什么有价值的活儿来，很抱歉这样说，但这一点也没有逃过我那些得力下属的眼睛。虽然他们并没有夸张地表露出他们的看法，只是在背地里提起这两人时偶尔称他们为‘汽车警察’。”
“或许他们还把这当做是一句恭维话呢。”哈迪说。
格里斯基露出厌恶的表情，摇了摇头，低头看看手表，说：“我们继续走吧。”
哈迪可以想象得出那两个新探员的困难处境，并且知道老资格的凶杀案探员们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尽管在过去几年里，发生过的丑闻和争议已经破坏了警察局里其他组唯我独尊的形象，但在凶杀案组工作的十二个男女探员仍然把自己当做精英。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而声名显赫，当然，这跟他们做出的成绩有关。他们对自己所做出的工作成绩引以为傲。新手们却不会奉迎他们的这种自大态度。“那么他们受委屈了吗？”哈迪问道。
“有人在他们收到的杂志上喷上了‘五十四号车’的字样。我们组多年来一直有的那种大幅的遮阳帘，你知道的吧？不知道怎么的被塞到那两个家伙的办公桌之间，当他们俩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时他们就看不到对方了。对了，还有那些小孩子玩耍的金属小汽车，每天都有七八个放在他们的办公桌上、抽屉里，到处都是。”
“我想我们在谈论‘虐待’这个范畴的问题。”
格里斯基点头表示赞同：“公正地讲，就是这样。”
上午九点多一点，格里斯基已经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了。他们的办公室在司法大楼的第四层，屋子不大，门是关着的，他们那两个新来的下属——哈伦·菲斯克和达雷尔·布拉科——也在里面。到这里工作的两个月中，他们已经因十余起车辆肇事逃逸伤亡事件被派出勤。按理说，他们本该在外面为今天早晨发生的蒂姆·马卡姆事故奔忙，但现在，行动之前他们正在上司的办公室里等待指示。
关于他们在凶杀案组里遇到情况时不知所措的表现，格里斯基既没有责备过菲斯克，也没有责备过布拉科。但到了今天早晨，他不得不承认，很多时候他都在考虑这个问题，辗转难眠。他们都是出于政治目的被委派过来的，而且在向上爬升的梯子上理所应当地逐步获得了临时驻足的阶梯，升职的速度远远超过了那些头脑聪明，工作更称职、更勤奋的探员。
哈伦·菲斯克是市政督监卡西·威斯特的外甥，是个身高六英尺三英寸、体重一百公斤的大块头，为人十分谦卑，简直可以用“逆来顺受”这个词来形容。达雷尔·布拉科干净利索，为人爽快，在军队服过役，当过菲斯克的教父伯纳德的保镖。他的仕途和搭档菲斯克比起来逊色多了，但也是很有潜力的。他的父亲安吉洛·布拉科曾在警务系统服役三十年，现在是市长华盛顿的私人司机。因此，只要布拉科愿意，随时都能让父亲在市长的耳边吹吹风。
因此，这两人本可以不费什么周折就向他们的后台诉苦，接下来格里斯基就会得到局长里格比的一通严厉训斥。局长会说，他已经从市长和督监那里听到，格里斯基正在用非专业的方式领导着他的凶杀案组。但这两个新手并没有给他制造这样的麻烦。相反，他们都在这儿，到他的办公室向他请教问题来了。这种情况让他不得不暂时停下手中的工作并表示出有兴趣想听听他们要说些什么，就算是不带丝毫的同情恻隐之心，至少也是出于对他们地位的一种尊重。
布拉科直直地站在一边，格里斯基滔滔不绝地已经说了有一会儿了，翻来覆去地重复着他和迪斯马斯·哈迪以前讨论过的一些主要观点。“那就是我们凶杀案组办公室在四楼的原因，”他最后总结性地说，“从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法医的办公室，而车辆肇事逃逸案组却有一扇后门通到监狱厨房丢放垃圾的小巷子。谋杀犯都是些坏人，车辆肇事逃逸案的司机只是一念之差作出了一生中糟糕的选择。这就是两者的区别所在。”
布拉科叹息了一声。“那么这里就没有什么实事可做了，是吗？”
格里斯基将椅子里的身子向前倾了倾，双手拢在一起放在身前的办公桌上说：“抱歉，事实就是这样的。”
这个年轻人的脸色阴沉了下来。“那么为什么把我们推进来？”
这个问题需要谨慎地作出回答。“我明白你们两个都认识一些有来头的人物，或许有些技术上的事他们并没有真正弄明白。”
听到这里，菲斯克皱起了眉头，说：“今天早上被撞的那个人，马卡姆，怎么样了？”
“怎么了？”格里斯基问。
“他没有死在现场，就算是他死了，又能怎么样呢？”
“那么，据我看，你从车辆肇事逃逸案调查组接到了这个案子。”
“该如何处理呢？”布拉科问道。
“尽力去找到肇事司机吗？我也不知道。”格里斯基摊开双手，耸耸肩说。他知道，对此事他也无能为力。“听着，伙计们，”他说，“或许我可以去跟局长谈谈，看看他能否安排一些行动。你们两个都想着能调到黑帮、绑架或者别的什么犯罪科去，在一些真正的案子上千出个样儿来，凭自己的努力在这儿站住脚，才会接到一些真正的谋杀案。马卡姆这个案子并不是一桩谋杀案。”
布拉科依旧随意地站在一旁，想知道他的任务是什么。“那么现在我们都在这儿，你想让我们去做什么，长官？我的意思是说对今天早上的这起事故。”
这样的情形让人觉得有些滑稽可笑，但凭格里斯基的经验来看，装糊涂大概就是政治解决方案最通常的结果。或许这两个小青年应当得到一些教训。“想听听我的建议吗？那你自己到事故现场去吧，比车辆肇事逃逸科的人更努力地去调查，也许你们会发现一些他们忽略了的东西。”
尽管不乐意，但布拉科和菲斯克还是对事发现场的相邻社区进行了细致彻底的调查。虽然并未找到事发当时在场的证人，但也并不是一无所获。
几乎就在事故快要发生的前一刻，一个叫约翰·班多利罗的证券经纪人从家里出来到自家院子门口取报纸。他家正好也在海岸住宅区，位于第二十六大街的拐角以西。取完报纸回屋时，他突然听到一阵汽车排气管消音器发出刺耳的瞬时加速轰鸣声，紧接着是从拐角处传来长长的尖厉叫声。这个社区通常都是安安静静的，这一不寻常的现象引起了约翰·班多利罗的注意。他转身跑回街道边，想看看自己能否认出到底是哪个捣蛋鬼在大清早就弄出这么大的噪声来。但当时那辆车已经离得太远了，他没看清车牌号。事后，他能提供的情况也就是：车是绿色的，有可能是辆美国产的车，不是新车，这一点确定无疑。
关于肇事车辆的线索情况，能进一步给予证实的就是证人乔治和鲁什·卡利汉·布朗两人。他们俩都是退休老人，事发当时正驾车赶往定期与朋友举行的星期二早餐会。车是乔治驾驶的。他们刚刚从海岸社区出来上到第二十六大街，就在那一刻，鲁什看到了车头前四仰八叉地躺在垃圾堆里的马卡姆。从最初的震惊中清醒过来后，他们两人都意识到了在他们往这儿来的路上有一辆中型绿色汽车在另一行车道上与他们相向而过。当时他们俩都转头看到了它驶离拐角处，听到了排气管消音器所发出的噪声和汽车加速的轰鸣声。但他们当时根本没想到要去追踪那辆车，因为马卡姆昏迷不醒地躺在那儿，还在不停地流血。于是他们用随身携带的手机拨打了急救电话，说他需要一辆救护车。
事发后警方根据推断重建了犯罪现场，但有关专家在确定马卡姆在第二十六大街上被撞的确切位置这一问题上遇到了麻烦。巨大的撞击力显然将他抛向空中并移动了一段距离，地面上也没有任何轮胎摩擦与滑行的痕迹可以显示出驾车司机在慌乱中采取过紧急制动措施，或者是真的用过刹车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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