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灾突袭，考问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不管你征服了多少座高峰，但你的心灵却高不过一座坟头。
慈善背后，再现文化玄机：
他们都是人——都是有能力的企业家，为什么他们的想法这么不同？
价值洗礼，反思社会责任：
但这些是什么？这是对社会的信托责任。我们有吗？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举世震惊的里氏8.0级大地震，受灾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灾难发生后，中国政府与社会各界立即伸出援手，捐款捐物，民众与企业的捐款数额都大大超过从前。爱心帮助灾区的人们渡过难关，重建家园，也令所有的中国人心存感动。然而，面对大灾突袭，一些企业的做法以及企业相关人士的说法也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一、慈善背后的文化玄机：你的心灵能否高于一座坟头
在这一章中我要谈论的是一个比较让我们痛心的话题，那就是汶川大地震。当然了，对于汶川大地震的过程、解放军的勇敢，以及老百姓所受的苦难，我在这里不需要重复。但是我相信，这在每一个人心中，都是难以抚平的创伤，包括受难的同胞，包括各位读者，包括我本人在内，都是如此。我想和大家一起，对这一切进行在地震期间，万科地产的董事长王石捐了200万元人民币，当网民批评他捐得太少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我们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金钱不应该成为企业和个人的负担。”
作为中国地产界乃至中国企业界的领军人物，王石的这番话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和不解，一时引起各方争议。直到2008年5月21日，王石接受采访时；对此表达了歉意，并宣布将以1亿元资金参与灾后重建。
阿里巴巴的马云也讲过类似的一句话！这是他2006年说过的话（实际上他最后更正这不是他讲的话），他是这么说的：“中国企业家即便有能力，也不应该用来做慈善，而应该用来扩大再生产。对于那些镁光灯下的慈善捐款，我认为1元就够了。”
这段发表于2006年的言论，是马云针对国内企业有“作秀”之嫌的慈善活动所发出的，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反响，但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却被网友翻了出来，这位拥有40亿元身家的“中国第一网商”无奈地陷入了一片愤怒的声讨之中。
我自己不能当愤青，我也不希望大家举起道德的利剑随意挥砍，这也是不好的，我想从历史的角度来谈谈这个话题。请问各位读者，如果有一天你取得了像马云或王石那样的成绩，站在他们那样的位置的时候，你会不会讲相同的话？
我们批评起别人都是义正词严，可是为什么他们会说这样的话？我对他们讲的话并不认同，甚至认为这么说是有问题的，他们被大家批评我毫不同情。不过我发现网友的评论水平非常高，有一位网友对王石说了一句让我很感动的话，我相信他不是在谩骂，但这句话值得每一个人反思。他说：“王石，不管你征服了多少座高峰，但是，你的心灵却高不过一座坟头。”
对于马云的评价，有一位网友写得也很好，他的话有一点儿骂人的意思，他说：“你的心灵和你的外貌一样。”我发觉网友都挺幽默的。而且还有网友做了个计算：200万元人民币是万科多少的利润呢？是它2007年万分之四的利润，0.04%的利润——赚了这么多钱，只将0.04%的利润拿来救灾。同时网友又算出了一个数据，我不知道这个数据对不对，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王石12次登山花了3684万元，而王石的年薪是多少呢？691万元。似乎我们的企业家，对于救灾这个问题还有一种不同的看法，但是我还是要表明自己的立场，我想从文化的角度来谈论一下这件事。
先说说两个人。一个是比尔·盖茨，另一个是沃伦·巴菲特，他们两个人，不是简单的职业经理人，而是真正少数几个拥有上市公司的亿万富翁，尤其是比尔·盖茨，一直位居全世界富豪榜的前列，沃伦·巴菲特也差不多。这两个人很有意思，他们的行为与我们国内的富豪们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分别成立了两个公益基金会，比尔·盖茨的基金会叫“盖茨和梅琳达基金会”，他把他所有的财产都捐给了这个基金会。不但如此，他还在电视上发表讲话，其中有一句我听了很感动。他说，他的财富是取之于社会，也要还之于社会，他只是帮助大家管理这份财富而已。这句话很奇怪，我们通常认为财富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怎么叫做只是由我管理？我创造就是我自己的啊！但比尔·盖茨不是这么看问题的，他说他留了一栋价值1亿美元的房产，另外给他的子女每个人留1000万美金，供养他们到大学毕业之后，他这个做父亲的职责就尽到了，以后他们就要独立生存。沃伦·巴菲特在2008年也把几百亿美金捐进了他的基金会，他的想法和比尔·盖茨是一样的。
而且，更让我感到意外的是，美国总统小布什上任后，宣布了16万亿美元的减税计划，包括在2010年前逐步取消遗产税。在我们看来，美国企业家肯定很高兴——取消遗产税多好啊，我可以把我的财产全部留给我的儿子、我的女儿，太棒了！因此在我们中国人的想法里面，总认为如果小布什总统取消遗产税的话，那么最激动的就应该是比尔·盖茨同志了，因为他的钱最多，这是我们的思维。可是事态的发展不是这样子的，美国竟然有120名富翁联名上书，反对政府取消遗产税。其中包括比尔·盖茨的父亲老威廉、沃伦·巴菲特、索罗斯、石油巨头洛克菲勒等人。他们说，我们不能同意总统的做法，取消遗产税会导致美国的年轻人丧失公平竞争的机会，因此为了美国的长远发展，我们不能够赞同这个政策。你们是不是觉得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疯了？
大家想想，这个政策明明是对企业家有利的，那这些美国企业家到底在想什么呢？请注意，我绝对没有夸奖比尔·盖茨的意思，我也不是在变相责备我们中国的企业家，我只是想请读者想一想，他们都是人，都是有能力的企业家，为什么他们的想法这么不同？
而且我再告诉大家，这不是对与错的问题，你千万不要认为，比尔·盖茨就是对的，我们就是错的，没有这么简单。我要说的是，这些美国巨富的行为背后，到底埋藏着怎样的社会文化基因呢？
二、Profess的血从何而来
我们不要拿着一把道德的利剑随意挥砍，因为这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当你是穷人的时候，你可以随意地指责富人，可是我希望给大家一个启发。我最喜欢谈历史，而且我的读者也最喜欢听我谈历史，因为我谈的历史，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听说，而且跟大家所学的历史似乎都不太一样，所以这个历史特别好听。那么我首先谈一谈，这一种源自于西方的企业家精神，或者说源自于西方的这种现代型的企业，它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在这种文化之下会产生这种想法，而我们却是不同的想法？我们先回顾一下过去的历史。
在公元10世纪，西方孕育了第一批企业家，因为股份有限公司就是在那个时候成立的。当时的天主教皇给大家灌输这么一个信念——你死后怕不怕下地狱？民众们当然怕了，那要怎样才能够不下地狱呢？答案就是把你的财产捐给教会，显示出你对上帝的忠诚，就可以不下地狱。所以很多有钱人在死掉之前，就把财产捐给了教会，这样到了公元10世纪中叶，英国的土地有60%是属于教会的。
可是教会神职人员自己是不能够经营企业的，他们又没有合法的子女，不能传承，怎么办？所以他们创立了现代化的股份有限公司，那就是聘请职业经理人来经营这些教会企业，这些职业经理人是管理者，而这些企业的所有者是谁呢？是教会。管理权跟所有权分开的第一步，就是这时候来的。我这里并不是说这个制度有多好，而是在教会的企业之下，这个制度的形成是必然的。
在教会神权时代，英国农民们的做法是通过遗嘱或合同将土地转移给教会，而管理权则交给受人尊重的教士，这些受人尊重的教士就是今天现代职业经理人的前身。
这些经营企业的人是职业经理人，当时在英文中叫做“Profess”，就是“专业人才”的意思（这里提醒读者一下，教授的英文“Professor”与这个单词就是同一个词根）。在公元10世纪的时候，就是用“Profess”这个词来称呼当时经营教会企业的那一批职业经理人。那么，他们当了职业经理人之后，会有什么信念？他们努力经营企业的目标是什么？那就是为了服务上帝所热爱的子民，理解我的意思吗？
他们心中有这样一个强烈的责任感，他们都是教徒，都是教会所指派的最精英的Profess（Profess没有“or”，所以不是教授“professor”），他们是纯粹的技术人才、专业人才，要把公司经营好来荣耀他们的上帝，因为他们一直讲的话就是神爱世人。所以到最后我们会发现，这些“Profess”当了企业的职业经理人之后，所想的就是如何负起这样一个责任，也就是“信托责任”，怎样才能够造福上帝所爱的子民。这就是股份有限公司产生的前提。
当我们引进股份有限公司概念的时候，我想请问大家，有多少钱人理解这个背景？你们如果不读我的书，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因为我们中华民族不是一个喜欢读书的民族，而且中国人对于西方历史的基本轮廓是不清楚的，我们这个民族甚至不会想到如何从根源上来寻找比尔·盖茨的这种思想。我可以告诉大家，他们的思想根源就来自于这里，因为他们所经营的是上帝的企业，所以从一开始，他们的整个伦理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就是随着股份有限公司的成长而来的。他们认为，当职业经理人就是要承担对上帝的信托责任；而他们自己呢，就是要替上帝所爱的子民，也就是整个社会以及所有的老百姓创造财富。这是他们心里所想的事，在我们中国读者听来，可能认为这是大话或者神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不是这么教育我们的老百姓的。
读者们知道不知道，我们是怎么教育老百姓的？我告诉大家，大家听了以后一定会感到非常难过，甚至有痛心疾首的感觉。那就是我们很多专家学者说，国有企业之所以做不好，原因在于东西不是自己的，因此做不好。这些专家学者还提出了一个“冰棍理论”，什么叫“冰棍理论”？那就是企业不是自己的，所以做不好，最后就会像冰棍一样逐渐的融化，与其让冰棍完全融化掉，不如趁它还没有融化完之前就送给国企老总，叫做MBO（Management Buy Out），即经理人收购，他就做得好了。
这样看来，按照我们很多学者的理论，东西必须要是自己的才能做得好，不是自己的就做不好——这就是我们所受的教育。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我们已经和西方的信托责任分开了，在这种教育之下，我们中华文化优良的传统美德、是非善恶判断标准，全部荡然无存。你们认为国企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吗？错了，真正的受害者就是你们今天所看到的民营企业家。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对民营企业家来讲，难道他们的企业就是他们自己的吗？他们要不要聘请副总，要不要聘请经理，要不要聘请科长，要不要聘请员工？
我再请问大家，这个民营企业虽然是他们的，可是属不属于他们聘请来的这些职业经理人的呢？当然不属于了。那么我再问大家，既然东西不是他们的，他们是不是就可以不做好呢？所以我告诉大家，他们可能就是不做好。而这就是为什么民营企业的老板总是感叹着，他的员工不为老板着想，没有人愿意为企业真正卖力地打工。我的这些话肯定没有说错，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在一家公司做了两三年之后，就想自己做老板去了，没有人会想到公司对自己的培育，更不要说对公司老板或者对股东尽到自己作为一个“Profess”的信托责任。我们不会这么想问题的，而是想到什么呢？想到我自己好就好了，我自己好比什么都重要，因为东西不是自己的就可以做不好，东西要是自己的才可以做得好，因此我最爱谁？我最爱我的家人，我最爱我自己，我最爱我手上的钱。社会责任感呢？信托责任呢？你对老百姓的责任呢？都不重要。
所以我可以告诉大家，从这一步开始，我们的血和西方人的血已经是不同的了，他们的血是由宗教所遗留下的信托责任；而我们的血呢，是以自我为中心。事实上读到这里大家就应该懂了，在这种环境之下，马云或者王石这么讲话，你觉得奇怪吗？他说金钱不能成为他的负担，好像也对啊，这个企业家有能力也不该做慈善，因为慈善是别人的事，与自己无关，而他应该干吗呢？应该用来扩大再生产，赚更多的钱，给谁呢？给自己。
三、病根在我们身上，不在大学生
我曾经在2008年12月8日，针对一个相关问题接受过《读者》原创版杂志的专访，我将访谈内容摘录如下，相信会对读者朋友有所启发。
《读者》原创版：大学生的问题其实不仅仅是失业问题，更多的是心理问题。工作上的失业可怕，但更可怕的是心灵上的失业，冷漠、自私、孤僻……对生活失去信心，对弱者失去悲悯，对亲人失去信任，有时甚至会做出极端的举动。比如此前中国政法大学学生手刃老师之事，您认为中国大学生缺少的是什么？是人文教育吗？您希望中国大学生…一一甚至是中国学生有一个怎样的教育土壤？
郎咸平：我是这么想的，首先，我换个角度来回答你的问题。今天我们对大学生的要求过多，而我们这一批人，尤其是四五十岁的这批人对自己的要求过少。你晓得不晓得，今天我接受你的访谈最想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让我感动。
《读者》原创版：谢谢。
郎咸平：我可以告诉你，我们今天在批评大学生的时候很少检讨自己，你晓不晓得这一切实际上是我们这一代人所造成的。
《读者》原创版：病根在我们身上？
郎咸平：是我们这一代人造成的。现在大学生为什么冷漠，为什么自私，为什么孤僻？这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事出有因。我就举国企改革为例。我们很多学者说东西不是自己的就可以做不好，东西要是自己的就得做好，这叫冰棍理论。国有企业不是自己的，所以做垮了，变成自己的以后就能做得好。那么我请问，你这么教育下一代，是想让他们像你一样的自私自利吗？你再看看美国人，刚才我提到的那120个美国最有钱的富豪打广告的事，如果说我们国家是用这种方式来教育他们的话，你觉得他们会自私吗？会冷漠吗？会对社会不关心吗？不会的。与其批评大学生冷漠自私，不如先检讨一下自己是否自私冷漠。
《读者》原创版：我们感冒了却要让大学生替我们吃药。
郎咸平：没错，这是我的观点，这一点我是非常坚持的。我们大人自私得要命，但我们从来不检讨自己，就像一句俗语所说的那样，自己一身红毛，却说别人是小鬼。
四、谁控制了美国
我们接着谈欧洲的历史，这种高超、脱俗的信托责任，也会随着社会的富裕而瓦解。所以在公元10世纪形成的这种崇高的教会企业的经营理念，到了公元14世纪之后呢，轰然瓦解，因为钱多了。钱多就开始干吗呢？开始只想到自己——自己要奢侈享受，别人就不再重要了。所以欧洲从中世纪开始，就和今天的中国差不多了，这种由宗教而来的信托责任没有了。
我并不否认西方现代企业依然具有这种教会企业的传承，可是我告诉大家，西方现代企业的经营理念是经过10世纪到13世纪之间的教会企业的这种理念，一直过渡到中世纪的黑暗时期——大家只为自己打算。到了19、20世纪，像可口可乐这些企业，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段历史非常重要，那就是从1890年开始，美国政府制定了一个《反垄断法》，开始利用严刑峻法的方式逼迫美国的企业重视信托责任。这和早期不同，早期是自发的，19世纪之后是强迫的，怎么强迫呢？为此我专门做过一个研究，最后整理成一篇文章，2002年前发表在《欧洲金融管理》学报上，文章的题目就是——谁控制了美国？
美国的《反垄断法》是经济法中最主要的、最核心的法律，又被称为《自由经济大宪章》，那么，这部法律到底怎样改写了美国的经济结构，到底是谁控制了美国呢？
谁控制了美国？我当时找到的资料是这个样子的，美国政府利用《反垄断法》将大家族排除到这个经济体系之外，怎么排除呢？让它们在高市盈率下套现离场，让美国企业从过去的家族企业，变成大众持股企业。所以今天美国的上市公司，都是大众持股公司，实际上这是美国政府运作的结果。这种大众持股公司，它的职业经理人经过了中世纪的磨难之后，他们的血跟我们的也差不多了，也是为自己打算。当时美国政府就利用严苛的法律，让这些职业经理人不敢忘记欧洲早期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所以这些公司在美国奉公守法，而且一样传承着过去的社会责任感。
也就是说，它们逐在想替社会创造财富，怎么创造呢？那就是通过美国的股票市场——这种大众持股公司来创造。美国的上市公司和中国的不一样，中国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都是家族、个人，美国不是。美国大部分的上市公司，它的股民都是中小股民。因此，美国政府利用法律的力量，强迫这些职业经理人要替这些中小股民创造财富。如果你做不到呢，那就大刑伺候，让你坐牢，就是这么严格。所以职业经理人一旦由于缺乏信托责任而被举报或者被逮捕的话，后果非常严重，是要坐牢的。这样做的目的，就是继续传承着欧洲一千多年以前的制度，逼迫这些职业经理人有着一种社会责任感，替这个社会创造财富。因为所有的上市公司都是由这个社会的中小股民、老百姓所持有的，每一个职业经理人只要好好做他的工作，他只要赚1美元，就能够通过股票市场市盈率的放大，给全社会30倍的回报！所以一家公司赚了1块钱，它的股价就会以30倍的数值，回报给每一位中小股民。因此美国越成长，老百姓越富裕。
而财富是由谁创造的呢？是由美国这些职业经理人所创造的。拿这一批职业经理人和公元10世纪的职业经理人相比，你会发现，他们做的事情是一样的，那就是替这个社会创造财富，这是他们这一生所努力的目标。但是他们的心态是不同的，早期是出于对上帝的畏惧而做的，今天则是出于对法律的畏惧而做的。
以上这些内容，我从欧洲的早期、中期跟晚期，把这些职业经理人的心态给大家分析得清清楚楚，那么今天我们中国的职业经理人的心态处在什么时代呢？那就是欧洲的中世纪时代——一切只为自己打算。他们有对上帝的畏惧吗？没有的，因为我们是不信神的。那么我们这个国家有像美国一样严格的法律，逼迫他们不敢没有信托责任吗？我们也没有。在一个既缺乏这种所谓的早期对上帝的畏惧，又缺乏晚期对法律的畏惧的情况下，中国职业经理人的结果呢，就是一切只为自己打算。所以你就不要奇怪，为什么会有“冰棍理论”这样的言论出现，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殊产物。
我讲到这儿读者就应该非常理解，为什么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会将他们所有的财富都捐献给这个社会，为什么西方的职业经理人有这种信念，为什么他们会讲出“我只是代大家管理社会财富”这种我们的企业家听不懂的话，因为这就是欧洲企业家，一千多年的历史所孕育出来的比尔·盖茨以及沃伦·巴菲特。
我想告诉各位读者，职业经理人对于神权与法律的敬畏产生了服务公众的意识，而服务公众的意识被普遍接受之后，社会责任的概念也就深人人心了。
五、让我们的文化远离“冰棍理论”
难道比尔·盖茨跟沃伦·巴菲特，就比我们的企业家更有道德良心吗？我不相信。我们与他们有着不同的历史，所以我们的企业家，比如王石、马云，才会讲出这种话。当然，我也相信他们讲出这种话之后，心里一定很后悔。话多了，他们把自己内心最深处的这种感觉，竟然毫不保留地说了出来，闯了大祸。结果被网民一骂，王石也好，马云也好，马上就开始捐钱，这是一定的。这就是所谓的危机管理。
万科最后说要投资l亿元在灾区进行无偿建设；阿里巴巴声称要捐出5000万元，然后马云本人要捐100万元。我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他们不小心说出了不该说的话。可是我认为，他们之所以会说这种话，已经不是他们本人的问题了。如果我们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这个现象，就会看到我们的整个历史传承是如何孕育我们这代企业家的。你会发现，我们缺乏西方早期企业家“Profess”的信念，我们也缺乏西方晚期企业家法律的约束。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说出这种心里话一点儿都不奇怪。
可是我这一套历史观，是我个人所独创的，你在外面绝对听不到这些，我这套理论和道德责备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可以挥动着道德的利剑随意挥砍，但是你一旦有了王石和马云的成就，最可能的结果就是你重蹈他们的覆辙，因为你和他们都是孕育“冰棍理论”的文化所孕育的子民。我不是说道德责备不对，而是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在这里要怎么呼吁呢？我呼吁大家都要思考一下，我们对下一代的教育——一切只为自己打算、利已的做法对不对？
我在上海曾亲眼目睹过这样一件事。当时一辆出租车经过虹口区华虹小区（曲阳路58弄）的一个巷子，出租车是按照规定方向行驶的，对面却有一辆私家车逆向行驶过来，开车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妇女，车里坐着两个男孩。两辆车迎面相遇之后，按照道理应该是这位妇女后退。但是结果出乎意料，她不退，而是把发动机一关，车钥匙拔下来，转身带着两个小孩进了旁边的居民楼。这么一来，那个出租车怎么办呢？出租车司机虽然是遵守交通规则的，但现在只有他倒车了，因为那位妇女已经走了。我想请问这位妇女，你就这么教育孩子的吗？你的孩子回去以后会想，原来我自己方便就好了，我一切为了自己就好了，让别人去吃苦头也无所谓一一一这是多么可悲的劣质文化！
那么这一次大地震，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和我一样的悲痛，可是我认为这次大难，让我们在伦理道德跟是非善恶判断标准方面有了一个提升。就凭这几个网友讲的话——不管你征服了多少座高峰，但你的心灵却高不过一座坟头，像这种话已经可以给我们整个社会几十年的价值观一记当头棒喝，警示我们这个社会的价值观是有问题的。所以今天你不要光顾着责怪王石跟马云，还要想想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你是不是就像我所提到的那位妇女一样，当你犯错之后，把引擎一关，带着小孩上楼，这就是你对下一代的教育吗？你有没有想到，应该在你下车离去之前，让别人先走一步。有时候我会这么做，我这么做之后别人会用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心想这人是不是疯了。甚至还有很多网友问我，郎教授你给地震灾区捐款了没有？我说网友们，你们了解我还是不了解我，这还需要问吗？我怎么可能不捐呢？但是我有必要大肆张扬吗，我不想讲，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们每一个老百姓的责任。而且我觉得我做得再多，也比不上一个灾区小朋友捐给别人1毛钱的分量更重。这是什么？这是对社会的信托责任。
我们有这种信托责任吗？我希望通过地震这个事件，我们全体国民来反思一下一我们的文化到底怎么了。其实汶川大地震带给社会最强烈的震撼不是灾害本身，而是面对灾害，全国人民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新文化的提升，包括我们亲眼目睹的坚强、团结、关爱和责任感，这种震撼将驻留在我们的血脉之中，洗涤我们被自私自利文化所污染的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