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不是赛缪尔·纳特金那天早晨在爱丁桥开往伦敦的通勤火车上把眼镜掉在座垫空里，就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了。

    但他偏偏掉了眼镜，偏偏又伸手到坐垫空里去摸眼镜，于是，这事就注定要发生了。

    他摸索着，手指不仅触到了眼镜盒，还触到了一本杂志。他先以为是一本火车时刻表，就漫不经心地抽了出来。这趟通勤车，他已经坐了25年。每天都是在同一个时间乘这趟车从清贫小镇爱丁桥到伦敦的茶陵道口站，每晚又乘同一趟车回去，并且旁边老是那几位跟他一样的通勤人员。他根本用不着火车时刻表，他只不过是好奇而已。

    纳特金先生一看到封面，脸刷地一下红了，赶快又塞回到坐垫下面，下意识地看看四周是不是有人看到了。

    他的对面，两份《金融时报》、一份《时报》、一份《卫报》，随着火车的节奏一晃一晃地颤着，看不到读者的脸，可能都在埋头看市场价格专栏；左边，老弗格梯正全神贯注地填文字游戏；右边，窗外，一个小站飞驰而过。

    纳特金松了一口气。

    杂志不大，封面很光亮。上部印着《新圈子》，这显然是杂志的名字。下部是“单身、一对、成群——性生活联系杂志”。封面中间是一个胖女人的照片，高高的胸脯，脸部遮住了，遮去的空白中印着“广告者h331”。

    纳特金从来没有看过这种杂志。但是，一路上他都在想着这个事。

    到站后停在六站台。门一打开，人们都涌到熙熙攘攘的站台上。纳特金磨磨蹭蹭地整理文件包、折叠伞以及圆顶礼帽，最后一个离开车厢。他鼓足勇气，把那本杂志从坐垫底下抽出来，塞进文件包，混到人群里，来到检票口。

    从车站到地铁，从地铁出来又穿街过巷到保险公司的一路上；他都觉得不大对劲儿。

    他是保险公司的一个职员，听说过一个人过马路时，被汽车撞了，在医院里，人们发现他兜里有一迭彩色照片。这件事一直回旋在他的脑中，这种事情，谁能解释清楚呢？躺在病床上，腿被绷带牵引着，自己的秘密被人公开了。哎，那种见不得人的事，那种尴尬处境，是谁也忍受不了的。

    想到这些，一路上，每横过马路时，他都格外小心。

    可以看出，纳特金先生是不习惯这种事情的。有人曾说过，人是跟他的外号很相似的。纳特金10岁时，一个小孩看了松鼠的故事后，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松鼠”，这是非常恰当的。

    自从23岁起，他就在伦敦商业区工作。战争结束后，他退了伍，军衔是下士。那时，他能找到这个工作是很幸运的。在一个大保险公司里当职员，工作安全，最后还有退休金。这个保险公司在世界各地有许多分公司，如同200码以外的英格兰银行那样根深叶茂。得到这个工作就说明纳特金步入了实业界——这个方圆数英里的经济、商业和财政金融的大本营，它的触角伸到地球的各个角落。

    40年代末，他非常喜欢这个实业区。午休时在街上逛来逛去——面包街、玉米市、家禽市、伦敦墙，中世纪时，这里都是卖面包、玉米和家禽的地方，它们标志着伦敦的变迁。他回想起，正是在这些俭朴的石墙内，商业冒险家们发了财后，才漂洋过海到棕色人、黑人和黄种人那里去做买卖、采矿和冶炼，再把战利品送到这里，由这里的董事会和计算处做出决定，进行保险、存入银行，或进行投资。这里直接影响着成千上万下等人的生死存亡。这里的人是地地道道的世界掠夺者。这对于他赛缪尔·纳特金来说是永远做不到的。他是一个正直的人。

    光阴流逝，一晃25年过去了。今非昔比，他已成了那种穿着笔挺的灰色西装、拿着折叠伞、戴着圆顶礼帽、拎着文件包的职员中的一员，每天赶到这里来，坐上8个小时，再返回远郊的家中。

    在这个商业森林里，他像他的绰号形容的那样，是一个友善无害的生物。多年的职员生活已使他适应了办公室的气氛，成了一个讨人喜欢的、八面玲珑的人。

    他刚过60岁，为了贴得近近地看东西，眼镜总是卡在鼻子尖上。他性情温顺，对秘书总是毕恭毕敬。她们都认为他是一个好人，对他总是很照顾。他根本不会看那种肮脏杂志的。

    然而，今天他带着的东西是另外一回事。上午他就干了那种事。他溜到厕所里，拉上插销，把《新圈子》的每一个广告都看了一遍。

    他感到迷惑不解。有些登广告的人附有照片，都像是家庭妇女，穿着内衣，装模作样地摆出一些不伦不类的姿势；其余的没有照片，但内容都很明了，说什么提供服务。这些话，至少对于纳特金先生来说，是丝毫没有吸引力的。多数的广告他都懂得，而且大多数登广告的女人都是希望结识善良的而且有职业的先生。他看完后，就把杂志塞到公文包的最底层，又回到办公桌旁。当晚，他设法把杂志带回家中，没有被警察发现。他把杂志藏到壁炉前的地毯下，心想千万不能让莱娣丝发现。

    莱娣丝就是纳特金太太。她总是待在床上。她声称自己有严重的关节炎和心脏衰弱，而布斯林劳德大夫认为她是严重的疑病症。她是一个意志薄弱而又体虚气短的妇女，尖尖的鼻子，暴躁的声调。已经好多年了，她都没有给纳特金带来精神上或肉体上的欣慰；而他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人，为了不使她伤心，他干什么事情都情愿。她说腰疼，从来不干家务活，更不会去掀动炉前的地毯了。

    纳特金先生3天来一直想着心事。脑中总是回想着那位登广告的女士。从她的广告中知道，她个头稍高，体型比较粗壮。

    第三天，他一而再地鼓起了勇气，坐下来给那个广告回信。他写在一张白纸上，内容言简意赅。他写道：“亲爱的女士……”然后解释说，他看到了她的广告，非常渴望与她见面。

    杂志中有一段说明，告诉读者如何写回信：写好回信，把回信与一张写着你的地址的并贴上邮票的信封一起装入一个空白信封中，封好，在信封背面用铅笔写上你所回信的广告的编号，再把这个信封和邮费一起装入第三个信封，把它寄到该杂志编辑部。在办公室里，纳特金先生照上述说明做了，只是在信封上写了阿卡西亚街27号转交亨利·琼斯收。地址是真的。

    以后的6天里，每天早晨邮差来送信的时候，他都站在门口等信。第六天，他看到写给亨利·琼斯的信。他把信揣到口袋里，上楼去收拾老伴儿早餐的盘碗。

    早晨坐火车的途中，他溜进厕所，手指颤抖着打开那封信。里面除了他的信什么也没有，信的背面有几行字：亲爱的亨利，对于您回答我的广告，谨致谢意。我相信，我们在一起一定会很有意思的。请您在XX时给我打电话。爱你的莎丽。他发现，那个电话号码是伦敦西区贝兹沃特一带的。

    信封上什么也没有。赛缪尔·纳特金把电话号码抄到一个纸条上，揣在兜里，把信和信封丢到便池中冲走。他回到座位上时，心中七上八下的。他想，人们一定都瞧着他，但老弗格梯刚刚把文字游戏填上15个字母，别人也没谁抬头看着他。

    午休时，他在最近的地铁口给那个号码打了个电话，一个声音嘶哑的女人接了电话：“喂！”

    他把5便士塞到钱孔中，清了清喉咙说：“哦——你好，是莎丽女士吗？”

    “正是，”那人说，“你是谁呀？”

    “哦——我是琼斯，亨利·琼斯。我今天早上收到你的信，是给广告回信的事……”

    电话里传来翻纸的声音，那女人说：“啊，对，我想起来了，亨利。那么，亲爱的，你来看我好吗？”

    赛缪尔·纳特金觉得自己的舌头硬得像根棍子。“是的。”他笨笨嗑嗑地说。

    “太好了，”那边的女人高兴地说，“但有件事，亨利，亲爱的，我总希望我的男朋友能给我带点见面礼，就是说，帮我解决点房租困难，25英镑就行。但不着急，您看行吗？”

    纳特金点了点头，又对话筒说：“行。”

    “好极了，”她说，“那么，您什么时候来啊？”

    “得在吃午饭的时候，我在商业区上班，晚上回家。”

    “那好吧，明天行吗？好，12点半？我告诉您地址……”

    他的心一直是七上八下的。

    第二天中午12点半，当他来到贝兹沃特那个女人的门日时，他的心里就像揣着只兔子一样，跳得都要蹦出来了。他不安地敲了敲门，听到里面过道中传来高跟鞋的声音。

    里面的人从门上的观察玻璃孔看了看，然后，门开了，一个声音说：“进来吧。”她站在门后，待他进来后，便关上门。“你一定是亨利啦？”她柔声细气地说。

    他点了点头。

    “那就到客厅来吧，咱们聊聊。”她说。

    他跟着她来到左边第一个屋内，他的心像在敲鼓一样。她比他想像的要老一些，有三十四五岁，显得有点苍老，浓妆艳抹。她比他高足足有6寸，也部分地由于她穿着高跟鞋的缘故。从那拖地的睡衣所显出的臀部来看，她的身体很沉重。她转身让他进客厅时，睡衣前襟开了一下，露出里边的黑色镶红边的紧身胸衣。她让门开着。

    屋里的摆设很简单，只有几件个人用的家具。那女人挑逗地朝他笑着。

    “你给我带来见面礼了吗，亨利？”她问他。

    赛缨尔·纳特金点点头，把裤兜中揣的20镑给了她。她接过来，放到梳妆台上的一个手提包中。

    “坐吧，别不好意思，”她说，“没必要紧张。那么，你要我干什么呢？”

    纳特金坐在软椅的边上。他觉得自己的嘴里像塞满了石灰一样。

    “这很难说出口。”他结结巴巴地说。

    她又笑了。“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你想干什么？”

    他犹豫不决地告诉她了。她丝毫没有显得吃惊的样子。

    “那好吧，”她很爽快地说，“好多先生都喜欢那种事。你就脱衣服吧，还有裤子和鞋，然后跟我到卧室去。”

    他按照她说的做了，跟她穿过走廊，来到卧室。里面的灯火亮得令人吃惊。一进屋，她就关上门，锁上，把钥匙揣到睡衣兜里，脱了睡衣，挂在门后。

    3天之后，一个牛皮纸信封的信投到阿卡西亚街27号。赛缨尔·纳特金把它与其他邮件一起拿到饭桌上。一共有3封信。一封是莱娣丝姐姐写给她的；一封是花圃来的账单；牛皮纸信封上的邮戳是伦敦，收信人是赛缨尔·纳特金。他毫无疑心地打开了，以为是一封业务往来信函。但它不是。

    6张照片掉到桌子上，画面朝上。他迷惘地盯着照片，愣住了。

    当他明白过来时，一种异常的恐惧感马上抓住了他的心。这些照片，无论是对比度还是焦距，都很差劲；但它们足以说明问题。每张照片上，那女人的脸面都很清楚，其中两张上面，很容易认出是他的脸。他急忙掏信封里面，看是否还有什么，但什么也没有。他又把6张照片翻过来，背面也什么都没写。根本没写什么字，意思都由正面的照片说明了。

    赛缪尔·纳特金完全陷入心慌意乱之中。他把照片塞到炉前地毯下，那本杂志仍在那里。一转念，他又把这些东西拿到外面，在车房后面烧了，又用脚跟把灰烬踩到湿湿的泥土里。回到房中后，他想请个病假，在家里待上一天。但又意识到，这会引起莱娣丝的怀疑，因为他是好好的呀。他急忙把她的信送到楼上，又拿下她吃完早点的盘碗，便急匆匆地去赶通勤火车。

    他坐在靠窗的座位上，望着窗外，想把早晨的事理出个头绪，但心中如一团乱麻，直到新道口东站时，他才想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的。

    “是我的上衣，”他低声自语着，“上衣和钱包。”

    老弗格梯正在研究七字游戏，摇着头说：“不行，字母太多了。”

    赛缨尔·纳特金伤心地注视着窗外，伦敦东南郊一晃而过。他并不习惯这种事。整个上午，一种阴森的恐怖始终索绕在他的心中。他神思恍惚，根本静不下心来工作。

    午饭时，他又按莎丽给的那个电话号码打电话，但已经打不通了。

    他叫了一辆出租车，一直开到贝兹沃特的那个房子去，但门锁着，并且钉上了，栏杆上挂着“出租”的牌子。下午，纳特金先生意识到，即使是报告警察，也无济于事了。几乎可以肯定，杂志社给那个广告回信的地址一定是一所早就没人住的住宅。贝兹沃特那个房子很可能是被人以假名租了一周后，又空起来了。那个电话号码也可能是某人的，但那人可以说，他已经一个月不在家了，回来后发现门被撬了，并且常常接到找莎丽的电话，这也把他自己搞得莫名其妙。一天之后，那个人也可能不见了。

    他回家后，莱娣丝埋怨个没完，说来了三次电话指名找他，搅得她整个下午都不得安宁。

    这真是太伤脑筋了。

    刚过8点，第四次电话来了。赛缪尔·纳特金立即从椅子上蹦起来，留下莱娣丝一个人看电视，到大厅里去接电话。他很紧张，让电话响了一会儿后才拿起话筒。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但装得好像把手绢捂到话筒上了似的。

    “纳特金先生吗？”

    “对。”

    “赛缪尔·纳特金先生吗？”

    “正是。”

    “也可以叫你亨利·琼斯吗？”

    赛缪尔·纳特金的心格登一下就提上来了。

    “你是谁呀？”他问道。

    “不要管我是谁，朋友。你早晨取信时收到我的小礼物了吗？”

    “你要干什么？”

    “我问个问题，朋友，收到照片了吗？”

    “收到了。”

    “仔细瞧了瞧吗，嗯？”

    赛缪尔·纳特金一想到这事，就怕得喘不上气来。“看了。”

    “那好。你真是一个不走正道的家伙，你承认不？我看我还应该给你的老板寄去一套，啊，是呀，我知道你的办公室，也知道董事长的名字。也可能给你太太寄一套，或者给网球俱乐部的秘书长寄上一套。你钱包里的东西真不少啊，纳特金先生……”

    “你听我说，请别那样。”纳特金急切地说，但那个声音打断了他的话。

    “我不会就此罢休的，别想去找警察，他们根本找不到我。所以，还是老老实实的吧。朋友，你可以把一切都拿回去，底片和所有的照片。好好想一想。你早上几点钟去上班？”

    “8点20。”

    “我明早8点再给你打电话，祝您晚安。”

    电话啪的一声挂上了，纳特金先生只听到嗡嗡的声音。

    他一夜都没睡好。他度过了一个可怕的夜晚。

    莱娣丝上床后，他借口去给炉子添点柴禾，把钱包里的东西一个一个地检查了一遍。火车季票、支票本、网球俱乐部会员证、两封写给他的信、他和莱梯丝的两张照片、驾驶执照、保险公司俱乐部会员证。这些足可以知道他是谁以及他的工作地点。

    阿卡西亚街灯透过窗帘照进来，在那半明半暗的光亮中，他看着那边双人床上莱娣丝那不高兴的面容——她总是坚持在双人床上睡觉——心中想像着他不在家时她打开第二次送信送来的牛皮纸信封的情景，想像着经理部本森先生收到同一套照片后的情景；或者网球俱乐部组织委员会召开的“审查”赛缪尔·纳特金成员资格会上传阅那些照片的情景。他再也想不下去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个打击会要可怜的莱娣丝的命的……一定会要她命的。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他一次又一次地告诫自己。他简直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直到天快亮时，他才迷糊了一小党。

    整8点时，电话来了。

    纳特金正在厅堂中等着，他的打扮跟往常一样，深灰色西装，白衬衣白领子，圆顶礼帽，折叠伞和公文包，准备按时出发去车站。

    “你好好考虑了没有？”那个声音问。

    “考虑了。”纳特金声音发颤。

    “你想收回这些底片吗？”

    “想啊。”

    “那好，恐怕你得买才行，也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

    纳特金先生吸了几口气。“我不是有钱的人，”他央求说，“你要多少？”

    “1000镑。”那人斩钉截铁地说。

    纳特金先生吓坏了。“可我没有1000镑啊！”他争辩说。

    “你干吗不贷一点呢？”那人从牙缝中说，“你可以贷款，用你的房子，你的汽车或什么东西，随你的便，作抵押。但你得搞到，而且要快。我今晚8点再给你打电话。”

    那人又撂了电话，纳特金的耳朵中只有嗡嗡声。他来到楼上，匆匆地在莱娣丝的瘪腮上吻了一下，就离开家去上班。但他没有坐上8点31分去茶陵道口的火车，反而来到公园，一个人坐在长椅上。一位应该去商业区办公室的绅士，西装革履、衣冠楚楚，却孤影身单地坐在树木花丛中间。他认为应该好好想一想，坐在老弗格梯和他那没完没了的猜字游戏旁边，是不能好好思考的。

    他设想，托托人的话，是能借到1000镑的，但那会使银行的人产生疑问。即使他提出全要现金时银行经理不表示什么怀疑的话，也是不妥当的。他可以说。输了钱，要还账，但没人会相信，他们知道他是不赌钱的。他只喝一杯葡萄酒，多一点儿也不喝；而且不吸烟，只是在圣诞节时才抽一只雪茄。他猜测，他们会认为他搞女人了，这不行，他们会知道的，他们会认为他不要老婆了。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他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他的脑中一片混乱，进退维谷。

    当然可以到警察局去，虽然他们用的是假名字租的房子，但一定能查出来。可是，那就要开庭审判，他就得去作证。他们总是说，被敲诈者是XX先生，他在报上看到过，但是，人们总会知道是谁的。一个人不可能一次又一次出庭作证而不被人察觉，特别是一个循规蹈矩、天天如是生活了35年的人，更是谁也瞒不住的。

    9点半时，他离开长椅，找到一个电话间给办公室主任打了个电话，说他今天上午不舒服，下午再来上班，然后，向银行走去。

    在路上，他绞尽脑汁想找个办法，回想他在报上看到过的所有关于敲诈的案件。法律上叫什么来着？讹诈钱财，对，就是这么说的。多么响亮的法律语言，他痛苦地想道，但对于被害者有什么用呢？

    要是个单身汉就好了，他想，再年轻点也行。他会告诉他们到哪儿去拿钱的。但他已太老了，不能再换个工作了。而且，还有莱娣丝哪，可怜的弱不禁风的莱娣丝，这个打击会要她命的，那是毫无疑问的。无论如何，得保护莱娣丝，想到这儿，他决心下定了。

    走到银行门口时，他又没有勇气了。他不能向银行经理提出这种奇怪而又说不清道不明的请求，那就等于说，“我被敲诈了，我要贷1000镑。”另外，给了这1000镑后，他们会不会再来要更多呢？把他榨个精光，再寄还照片？很可能的。然而，无论如何不能在家门口的银行贷款，他是个老实巴交的正人君子，不能在当地人面前漏了馅儿。他必须到伦敦的银行去贷。因此，他坐上了10点31分的火车。

    他来到商业区，但上班还太早。于是，便去买东西消磨时间。作为一个小心谨慎的人，他不能在毫无保护的情况下兜里揣上1000英镑，这是非同小可的事。所以，他来到一个卖办公用品的商场买了一个钢制带锁的小钱匣，又到其他一些店铺买了一磅糖霜（他说给妻子做生日蛋糕用）、一听给他的月季花施用的化肥、家里电表用的保险丝、厨房中打耗子的夹子。一把焊水壶用的电烙铁以及其他一些日用品，都是一些遵纪守法的家庭常用的东西。

    下午2点，他来到办公桌旁，先向办公室主任打个招呼，说身体好多了。然后就埋头于公司的账目工作。好在是，纳特金先生并没有寄希望于从公司的账目上非法挪用一笔钱款。

    晚上8点，他把莱娣丝留在楼上看电视，自己到电话旁等着，正好，电话响了。

    他拿起听筒，又是那个人的声音。

    “你搞到钱了吗？纳特金先生？”那人开门见山地问。

    “哦——搞到了，”纳特金说，不等那人开口，他接着说，“你瞧，你干吗不把底片寄来？我们把这件事忘了算了。”

    电话里没有声音，好像那人有点摸不着头脑。

    “你疯了怎么的？”那人终于问道。

    “没有，”纳特金一本正经地说，“我很好。我只是想让你明白由此所引起的一系列麻烦，如果你一意孤行的话。”

    “少废话！你听我说，老顽固，”那个声音愤愤地说，“叫你他妈的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不然的话，老子就把照片寄给你老婆和老板，见你的鬼去吧！”

    纳特金先生深深地倒抽了一口气，说：“我就怕这样，你说怎么办？”

    “明天午休时间，坐出租车到阿尔伯特桥大街，拐到巴特希公园，然后走进去，沿着西甬道背向河朝南走，走一半时间向右拐到中央甬道上，一直走下去，走到一半时，那儿有两把椅子，在这个时候那里不会有什么人的。把那东西用褐色纸包好，放到第一把椅子下，然后一直走出公园。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纳特金先生说。

    “好，”那人说，“还有一点，你一进公园，就有人监视你，你放东西时也有人监视你。甭想警察会帮你的忙，我们知道你长的什么样，但你不认识我。如果有一点儿不对头的现象，或有警察监视，我们就溜，你知道接着会发生什么事的，对不？纳特金？”

    “我懂。”纳特金先生有气无力地说。

    “好，照着告诉你的办，别出什么差错。”

    那人挂了电话。

    几分钟后，纳特金借故溜到屋侧的车房里，他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第二天，纳特金丝毫不差地遵嘱而行。他沿着公园的西南道走着，刚要拐向中央南道，突然一个人向他打招呼，那人就在几步之外，旁边停着一辆摩托车，他正看地图，戴着头盔、风镜，脸上围着围巾，他透过围巾叫道，“喂，伙计，能帮个忙吗？”

    纳特金先生是一个讲礼貌的人，他停下来走到几码外的摩托车旁，低头去看地图。一个低低的声音传到他的耳中：“我要拿走那个东西，纳特金。”

    那包东西从他的手中拿走了。摩托车打着火，将那包东西放到车把前的筐中，只几秒钟，就开走了。这事的发生是如此之短暂，那人动作是那么敏捷，逃得那么快，即使是有警察监视，也是抓不住他的。纳特金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然后，回到商业区的办公室。

    一周以后，刑侦部的斯麦雷探长来敲纳特金的门，他那长得像马一样的脸上遮着一层愁云。他站在门口，穿着黑色长大衣，像一个商人。冬天的夜晚又冷又黑。

    “纳特金先生吗？”

    “对。”

    “赛缪尔·纳特金先生吗？”

    “哦——正是，我就是。”

    “我是斯麦雷探长，可以耽误你几分钟吗？”他掏出证件。纳特金点头示意，说，“进来吧。”

    斯麦雷探长有点吞吞吐吐的样子。

    “嗯——我要问的是，纳特金先生，一点私人的事情，也有点难堪。”他开口说。

    “天啊，”纳特金说，“有什么可难堪的呢，探长？”

    斯麦雷探长望着他，“没什么，可……”

    “你瞧你，探长，没必要。给警察一些球票，没问题。我们网球俱乐部发了一些，作为今年的秘书，我想……”

    斯麦雷探长叹了一口气。“不是球票的事，老兄，我是来调查的。”

    “那就更没什么难堪的了。”纳特金先生说。

    探长脸上的肌肉抽搐了几下。“我是考虑——这个——你的难堪，不是我的。”他耐心地说，“你夫人在家吗？”

    “在，但她上床了。她总是早休息，是这样，她的身体……”

    好像鬼使神差一样，楼上一个抖抖嗖嗖的声音传下来，“谁呀，赛缪尔？”

    “一位先生，警察局的，亲爱的。”

    “警察局的？”

    “你甭管了，亲爱的，”赛缨尔·纳特金向楼上喊道，“嗯——只是谈谈两周以后跟警察队比赛网球的事儿。”

    斯麦雷探长点头表示同意他的遁词，并跟着他进了屋。

    “现在，你可以说说是怎么回事了。有什么使我难堪的？”纳特金一边关门一边说。

    “几天前，”斯麦雷探长开了腔，“警察局在伦敦西区的一所房子里搜查，碰巧在一个锁着的抽屉里发现一堆信封。”

    赛缨尔开始感兴趣地瞧着他。

    “大约30来个信封，每个里面都有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一个男人的名字和他的家庭住址，有的是工作单位的地址；每个信封里还装有10多张底片，每张上都是一个男人，大都是成年人和一个女人胡来的事。”

    赛缨尔·纳特金的脸一下子变白了，紧张地舔着嘴唇。

    斯麦雷探长显出不高兴的样子。“每张照片上，”他接着说，“都是同一个女人，一个犯了罪的妓女。实不相瞒，有一个信封中是你的名字和地址，还有6张底片，表明你跟那个女人在一起。我们已肯定，这个女人跟某个男人就是被搜查的这个房子的主人。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赛缨尔·纳特金不好意思地双手捧着头，两眼直愣愣地瞧着地毯。最后，他长叹了一口气。

    “哎，天啊，”他说，“该死的照片。准是有人偷拍的。这要是宣扬出去，多丢人！我向你发誓，探长，我根本没想到那是不合法的。”

    斯麦雷探长眨了眨眼。“纳特金先生，让我把话说明白了。你的所作所为不是不合法的。只要不违法，即使是警察问一问，你的私生活还是你自己的事，谁也管不着。”

    “但我不明白，”纳特金疑惑地说，“你说你是来调查的。”

    “但不是你的私生活，纳特金先生。”斯麦雷探长斩钉截铁地说，“我接着说下去好吗？谢谢。我们警察局认为，这些男人被诱骗到这个女人的家中，不是靠个人勾引，就是靠广告，然后被秘密拍照，再了解到他的住址，以便后来向他进行敲诈勒索。”

    赛缀尔·纳特金抬起头，圆睁双眼盯着探长，不知如何是好。

    “敲诈，”他小声说，“哎呀，老天爷，那就更糟了。”

    “简而言之，纳特金先生，现在……”探长从大衣兜里拿出一张照片，“你能认出这个女人吗？”

    纳特金看着一张酷似叫做莎丽的那个女人的脸面，无奈地点了点头。

    “我明白了，”探长说，把照片放在一边。“那么，老兄，你能用你自己的话说一说你是怎么跟这个女人认识的吗？我一点记录也不做，你的话会被保密的，除非有那么一天证明跟案件有关。”

    稍停了一会儿，赛缪尔·纳特金羞愧而抑郁地把那件事情从头到尾说了说，并发誓再也不干那种事了。

    “那么，”他说完后，斯麦雷探长问，“很重要的一点，那天下午以后，你是否接到过电话或听说给你打过电话，利用那些照片向你敲竹杠？”

    赛缪尔·纳特金摇了摇头。“没有，”他说，“没那回事儿，看来，他们可能还没有找到我。”

    斯麦雷探长笑了，一声狞笑。“他们已经找到你了，老兄，但不会来了。不管怎么说，警察搞到了这些照片。”

    赛缪尔·纳特金抬头看看，眼中出现希望的神情。“当然了，”他说，“你们调查了，他们还没来得及找我，你们就发现了。你说，探长，这些照片该怎么——处理呢？”

    “只要我向苏格兰场汇报说你的那些照片跟我们的调查无关，就会烧掉的。”

    “啊，那很好，我就放心了。那么你说，这两个人有把柄能敲诈那些人，他们一定敲了不少人吧？”

    “那是毫无疑问的。苏格兰场派出许多警察调查那20多个有瓜葛的人，顺藤摸瓜，那些被敲了竹杠的人，一定会被找出来的。”

    “可是，你怎么知道谁敲了谁没被敲呢？”纳特金先生问，“一个人可能被敲了，但他害怕，不敢说出真情，就是对警察也不敢。”

    斯麦雷探长朝这位保险公司的职员点了点头。“银行有单据，老兄，大多数小人物只有一两个存折，要想搞到一大笔钱，就得到他存钱的银行去或者变卖什么值钱的东西。总会有点端倪的。”

    他们起身来到门口。

    “哎，说心里话，”纳特金先生说，“我真佩服那些到警察局揭露这些坏蛋的人。我想，那家伙要是到我这儿来敲竹杠的话，早晚会来的，我也一定会报告的。还有一件事，我不用出证，是不是？我知道，这一切都会保密的，但你清楚，人们终会知道的。”

    “你不用出证了，纳特金先生。”

    “那好，那些被敲的人真可怜。”

    “卡片上所有的人谁也不用出证了，老兄。”

    “这我就不明白了，两个人都暴露了，证据确凿，肯定要逮捕的。那你们的调查是……”

    “纳特金先生，”斯麦雷探长从门口看着外面说，“我们不是调查敲诈案，我们在调查杀人案。”

    赛缨尔·纳特金一下子变呆了。“杀人案？”他气急败坏地问，“你是说他们还杀了人？”

    “谁杀了人？”

    “那两个敲诈犯啊。”

    “你搞错了，老兄，他们谁也没杀，一些恶作剧的人把他们杀了。问题是，谁？伤脑筋就在这儿。他俩或许已经敲诈了100多人，但其中一位上当者却找到了他们的老窝。他俩干的一切可能都是通过公用电话间，除了这些上当者的证据外，其他什么线索也没有。从哪儿下手去找呢？”

    “确实呀，从哪儿呢？”赛缪尔·纳特金叨咕道，“他俩是被枪杀的？”

    “不是，老兄。干这个事的那个人一定是把一个包裹送到了他们的门口。所以，那人一定知道他们的住址。包裹中有一个钱匣，盖儿上拴着钥匙，当用钥匙去开锁时，盖就会由于装上了耗夹子的蹦簧的力量而跳开来，从而就触发了机关，炸弹一开花，他俩就成了肉酱。”

    纳特金盯着他，似乎一块大石头落了地。“真想不到，”他说，“可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公民上哪儿去搞炸弹呢？”

    斯麦雷探长摇了摇头。

    “这年月呀，老兄，那就太多了。爱尔兰人，阿拉伯人，还有那些外国人。还有制炸弹的书，跟我那个时候可大不相同喽。现在呀，只要有点儿合适的材料，连中学六年级的学生都能给你造一个炸弹。好了，晚安，纳特金先生，我不会再来打搅你了。”

    第二天，纳特金来到商业区的镜框商店，取回一周前放在那里的照片。他让店主给换上一个新镜框，并嘱咐说，一定替他保存好，到时候他自己会来取的。当晚，这幅照片又被摆在家中壁炉旁桌子上显眼的地方了。

    照片上是两个年轻人，穿着皇家工程兵布雷兵种的制服，两人骑在德国造五吨“大德人”炸弹的弹壳上，前面的毯子上摆着几十件从炸弹中拆除的零件和6个触发装置，背景是一个村庄的教堂。一个年轻人瘦瘦的，高颧骨，肩上佩着少校肩章；另一个又胖又圆，鼻子上卡着一副眼镜。照片下面是一行字：炸弹专家麦克·哈罗兰少校和赛缪尔·纳特金下士惠存，诺顿教堂村全体，1943年7月。

    纳特金先生骄傲地望着照片，然后自豪地说：“六年级学生，一点儿也不错。”

    （郝启成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