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桑得森喜欢女人，同时，也喜欢阿伯丁鱼片。如果他觉得有点饿了，便给餐馆打电话，让他们用饭盒把他想吃的东西送来。这点钱，他是花得起的。他是拥有几百万资产的富翁，而且是英镑，抑或在不景气的时候，每英镑也可以值2美元。

    跟那些一帆风顺的富翁们一样，他也有三种生活。作为金融大亨的社会公务生活；私生活——这种私生活不一定私，因为好些人的私生活都是在大庭广众下度过的；再就是他的秘密生活。他的第一种生活，每年都定期地在主要报纸的财经专栏和电视节目中反映出来。

    60年代中期，他在伦敦西区开始经营住宅。他受教育很少，但脑瓜很活。不到两年，他就掌握了生意经。更重要的是，他学会了既会钻营，而又不触犯刑律。23岁时，他成功地完成了第一次交易，在24小时内脱手一笔房产交易，净得利润1万英镑。而后，他用这笔钱建立了密尔顿股票，一直使用了16年。在70年代初，他的财产已达100万，于是，便脱离了住宅经营，而从事发展办公楼。70年代中期，他的财产已接近500万，并开始从事多种经营。他如同得了点金术一样，在金融、银行、化工和地中海假日疗养地等项经营中左右逢源，生意兴隆，财源茂盛。大报的编辑们竞相报道他的业绩。人们相信，他的密尔顿股票誉满全球，稳固上涨。

    他的私生活，也偶尔出现在报纸上。一位阔佬，拥有高级住宅、伊丽莎白式的庄园，国外多处别墅；游艇、高级赛车、高级罗依斯轿车；常常有一些年轻而健美的电影新星与他照相或出入他的豪华卧室……尽管在婚姻和子女问题上遇到点麻烦，但他都逢凶化吉，免去灾星，在老伦敦当中，他算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了。

    他的秘密生活却是另一回事。可以归纳为一个词——无聊。对一切，他都感到厌烦极了。他曾有过一句名言：“马克想什么就有什么。”这句话却成了对他自己的绝妙讽刺。他39岁了，但并不显得难看，身强体壮，容光焕发，可仍然是光棍一条。

    他开始感到，他需要一个人，并不要很多，只要一个，以及她的孩子和在乡间一个叫做家的地方。他也知道，这个人是很难找到的。他早就想找一个理想的人，但十几年来，却从未遇见过。

    桑得森和大多数追求女性的有钱人一样，虽然遇到了一个心中的女人，使他大为动心，但那女人却不喜欢他，不喜欢他的地位、他的钱财或他的名誉。跟其他追求女性的人不同的是，他至少还有点自知之明，自己还承认这一点，如果公开地去搞女人，就等于自找苦吃。

    他肯定地认为是不会碰到理想的女人了。但在一个夏初，他遇到了。

    那是在一个慈善事业的晚会上，用晚会票的一点点剩余去支援孟加拉。她，穿过房间去听一个矮胖的、嘴里叼着一只大雪茄的人讲什么。她静静地听着，微带笑意，看不出是对那人讲的奇闻轶事感兴趣呢，还是被那小个子的怪相所吸引。但那人却在极力地讨她喜欢。

    那小个子是一位电影制片人，桑得森跟他有点头之交，于是便凑了过去，他们认识了。她的名字叫安琪拉·苏马。与他握手的那只手是纤细而冰冷的，并蓄着长长的指甲。她手中拿着饮料，无名指上戴着一只牌子不明的金戒指。桑得森不是粗心人，已婚妇女是一眼就看得出来的。他喧宾夺主地与她攀谈起来，把制片人晾在一边。然后，把她带到另一个地方去谈。她的体魄打动了他。

    她不是一般的女人，他的心有些跳。

    但她却显得无动于衷的样子。

    苏马太太个头高挑、身板平直，脸面虽然不是那种很时兴的脸型，但眉清目秀、淑静沉稳；她也不是80年代那种瘦削如柴的流行体型。她胸窝很深，细腰、宽臀、慧腿颀长；她那闪亮的褐发盘在脑后，虽不显得富态，却显得很有气派；她只穿一件白府绸连衣裙，露出微微晒黑的皮肤；她没戴首饰，只在眼睛旁淡淡地化了化妆，这使她与房间里那些社交妇女迥然不同。

    他估摸她有30岁，后来知道她32岁。

    他估计，那晒黑的皮肤可能是由于寒假长时期的滑雪或春天在加勒比海旅行的结果。这说明她或她丈夫必须有这笔钱才行。他的这两种估计都错了。后来他知道，她和丈夫住在西班牙海边的一所小别墅里，靠丈夫撰写关于鸟的书和她自己教英语的微薄收入度日。

    他沉思片刻想，从这深色的头发，晒黑的皮肤来看，她一定是西班牙血统。但她却跟他一样，也是英国人。她告诉他，她回到英格兰中部看望双亲，一个旧时的同学劝她回去以前到伦敦玩几天。她是很听别人劝的；也很容易跟人相处。她并不奉承他，这很对他的脾气；而且，他谈到一些逗人乐的事情时，她也从不张大嘴哈哈大笑。

    他俩背墙站着，面对着晚会。

    他问她：“你对我们伦敦西区这些人怎么看？”

    “并不像我想像的那样。”她若有所思地回答。

    “就像装在坛子里的一群鸟一样。”他恨恨地说。

    她把一边的秀眉挑了挑，“我以为马克·桑得森是他们的一根台柱子。”她开玩笑地说，虽不过分，但却是一个很认真的玩笑。

    “我们的所作所为对西班牙也有什么影响吗？”他问。

    “甚至在哥斯达布兰卡都能看到《每日快报》。”她毫无表情地说。

    “也能看到马克·桑得森的生活报道吗？”

    “哪能没有？”她平静地说。

    “你感兴趣吗？”

    “我应该感兴趣吗？”

    “那倒不必。”

    “那我不感兴趣。”

    她的回答使他松了一口气。“很好，”他说，“我能问为什么吗？”

    她想了一下说，“那些都是假大空。”

    “也包括我吗？”

    她转过头来看了看他，他顺眼溜了一下她那又浅又薄的白府绸下一起一伏的胸脯。

    “我不知道，”她一本正经地说，“不过，我不信它能使你成为好人。”

    这个回答使他有点受不了。

    “这话不对。”他不高兴地说，但她却心平气和地笑了笑，像面对着一个孩子似的。

    过了一会儿，她的好友过来邀她回去，并向桑得森致了歉意，然后便要带她走。

    在陪她去门厅的路上，他小声地邀请说，明天晚上请她出去吃晚饭，他已经几年没有这样请人吃饭了。她没有找什么借口拒绝他，只是考虑了一下，然后说：“好吧，我愿意去。”

    那一夜，他一直想着她，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袋里全是她的影子。

    她那闪闪发光的褐色头发，就好像在他的枕边，他抚摸着她那微黑而柔软的皮肤……他不能入睡，便到厨房煮了点咖啡，坐在黑黑的起居室中喝着。当太阳老高时，他仍坐在那里，呆呆地望着外面公园中的树木。

    对于办什么事情来说，一周的时间并不算长；但一周时间却足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甚至是两三个人的生活。

    第二天傍晚，他去找她，她下楼来到他的车边。她把头发挽起来，高高地耸在头上，穿着自上衣，袖口上镶着花边，黑色的长裙，系着宽宽的腰带。这一身打扮显得很雅致，他感到很高兴。这跟他昨晚想像的那个样子完全不一样。

    她谈得很少，但很有涵养，仔细地听他谈生意经。这些事，他是很少跟女人谈起的。随着深夜的到来，他感觉到，他对她的感情不是出自一种吸引力，也不是单纯的性欲，他很敬佩她，她有一种内在的沉静，一种庄重安详的仪态，使他感到踏实而愉快。

    他感到，他跟她的谈话越来越随便，本来平时只能跟自己讲的事，都滔滔不绝地说给她听了：他的财政事务，社会给他带来的烦恼……他鄙视这个社会，整个社会就像被追逐的鸟儿一样。

    她似乎懂得不多，但好像还能听明白。

    对于女人来说，重要的是明白事理，而不是懂得许多。已经是后半夜了，他们仍在角落里的桌子旁谈着。

    餐厅要关门了，她竟然愿意到他的家中再喝一杯夜酒，对他来说，这已是好几年没有的事了。

    几天以后，他默认，他几乎有点神魂颠倒了。他问她最喜欢什么香水，她说最喜欢狄奥小姐牌的，只是在坐飞机时才舍得在免税商店买一瓶四分之一两装的。他打发人到街上买了一瓶最大的，当晚就送给了她。

    她满心欢喜地接受了，然而马上又埋怨他干吗买了这么大的一瓶。

    “这有点太过分了。”她说。

    他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说：“我只是想给你一点特殊的东西。”

    “这得花好多钱哪。”她一本正经地说。

    “你知道，这点儿钱我是花得起的。”

    “这我相信。这香水太好了，但你不能再这样给我买东西了，这太过分了。”她警告说。

    周末快要来到时，他给他的私人游泳池管理员打电话，让把池中的加热器打开。星期六，他俩便开车到那里去游泳。然而，5月的风仍然有些凉，他便叫人把滚动玻璃屏风拉开，将游泳池的三面围起来。她从更衣室走出来，只穿一件白毛巾布游泳衣。

    看到她这副样子，他倒抽了一口气。无论从哪方面看，他对自己说，她都是一个绝妙佳人。

    他们的最后一次幽会是在她回西班牙的头一天晚上。他把罗依斯轿车停在她住所旁的墙边，在黑黑的车中吻了她好长时间。

    当他把手向她衣服下面摸去时，她轻轻地，同时又是坚决地把他的手推开了。

    他建议她跟丈夫离婚，跟他结婚。他是一本正经地提出的，她也一本正经地听着，但摇了摇头说：“我不能那样。”

    “我爱你，不是一时冲动，真正地，完全的。你要我怎么做都可以。”

    她透过车窗望着外面黑黑的街道，“我信，你会的，马克。我们不应该走得太远，我应早点注意到这点，不再和你见面就好了。”

    “你不爱我吗？一点也不？”

    “这话有点太早，我还不能那么快。”

    “那你不能爱我吗？现在或什么时候？”

    她又来那一套了，端出妇道人的架势，认真地对待他的问题。

    “我想是能的，或者应该爱你，你并不像那种人；可是，你那愤世嫉俗的思想是很容易受到别人诋毁的，但这不是坏事。”

    “那你就跟他一刀两断，和我结婚吧。”

    “我不能那样做。我嫁给了阿奇，不能再离开他。”

    桑得森妒火中烧，他恨西班牙那个挡道的人。

    “他有什么比我好的地方吗？”

    她苦笑了一下，“哎，没什么比你好的，他又瘦又小，并不招人喜欢……”

    “那干吗不离开他呢？”

    “因为他需要我。”她简单地说。

    “我需要你！”

    她摇了摇头。“不对，不是真需要我。你要我，但没有我你照样可以找到。但他不行，他没这个能力。”

    “我不单单是想要你，安琪拉，我爱你，爱你胜过爱一切，我爱慕你，我敬佩你。”

    “这你就不明白了，”她停了一下说，“女人喜欢被人爱、被人尊重、被人敬佩，但比这些更重要的是她需要别人需要她，阿奇需要我，如同需要空气一样。”

    桑得森把烟头一下扔到烟灰缸里。

    “那么，你就跟他待在一起吧……至死不分离。”他气嘟嘟地说。

    对于他的话，她并没有生气，反而却点了点头，转过脸来看着他。“你说得对，是那样的，至死不分离。对不起，马克，我就是这样的人。换个时间，换个地方，如果我没有嫁给阿奇，那就是两回事了，也许我会的；但我已经嫁给了我丈夫，就不能再胡思乱想了。”

    第二天她走了。他派自己的司机把她送到机场。

    爱情和需要、敬佩和性欲之间是有明显界限的。这四点中不管哪一点，都会使一个男人坐卧不安。

    然而，在桑得森的心中，这四种情绪交织在一起，使得他心烦意乱。

    随着5月的逝去、6月的到来，孤单的感觉又使这种烦躁情绪火上浇油。以前，他从未经受过什么挫折。跟大多有权势的人一样，十几年来，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不相信什么道德的人。对他来说，为达到一个目的，从决定到预谋、到策划、到实施，都要有精确的推断和步骤。而这些总是所向披靡、功成名就。

    6月初，他决定要把安琪拉·苏马搞到手。

    而当他考虑如何将她搞到手时，首先出现在脑中的一句话就是祈祷书中那句格言：“至死不分离”。

    就算她是一个非同一般的女人，她也同样会被金钱、豪华、权势、地位所打动的，毫无问题。一方面，用金钱迷惑她，从而得到她；另一方面，她不是那种市侩女人，不必为她大伤脑筋。但他又老在一个地方打圈圈，这样下去会疯的，必须突破这个圈子。

    他以约翰逊的名字打电话从一家租房代理人处租了一套小房子，用挂号信付了两个月的房租，解释说他将在凌晨到达伦敦，让房主把钥匙放在门外的垫子下面。

    以这套房子为基地，他开始给私人侦探处打电话，讲明了他想干什么。对方说得交些预付款，于是他马上汇去600英镑现金。

    一周后，约翰逊先生收到一封信，说那件事已完成，还得补交250英镑。他汇去了，3天之后，收到了他要的材料。一份个人简历，他大致看了一遍；一张照片，是从一本描写地中海鸟类的书中撕下的一张扉页，用望远镜头拍的几张照片，可以看出一个矮小的窄肩膀的男人，留着牙刷一样的小胡子，凹陷的面颊。阿奇·苏马上校，侨居的英国军官，住在西班牙海滨的一个半闭塞的小村的别墅里。还有别墅的几张照片：在小小的院子里喝咖啡，上午他妻子教当地3个孩子学英语，每天下午3点到4点，她在海边晒太阳或游泳，上校则在总结哥斯达布兰卡鸟类的笔记。

    他开始实行下一步计划。他打电话告诉他的办公室，说他得在家中待些天，但他每天都会打电话联系的。然后，就按计划来改变一下相貌。

    从报纸广告上他发现一家小整容店很理想。他把长发剪短，把自然的暗褐色染成金黄色。整容进行了一个小时，这样足可以维持几个星期了。

    然后，他把车一直开到自己的地下停车场，坐电梯一直到最高层的卧室，不让人看见他。他打电话与舰队街最有名的一家图书馆联系，那里专门收藏当代资料，还有一个特殊的部分，收藏参考书和剪报。3天之后，他得到一张以约翰逊名字开的阅览卡。

    他从主要目录中“雇佣兵”那一栏查起，里面有许多索引，写着一些人名；还有一些索引涉及刚果、也门、阿尔及利亚、罗得西亚、安哥拉等国家。他在资料中翻来翻去，资料中每提到一本书，他便记下来，到总阅览室去，把那本书找出来看一看。他阅读的书中包括《雇佣兵史》、《刚果雇佣兵》和涉及安哥拉的《军火威力》等。

    一周以后，一个名字从这些资料中突现出来了。这个人参加过三次大的战役；那些有名的作者一提到他时，都小心翼翼地选择用词。资料中没有他的照片，但他是英国人。桑得森只得冒蒙去猜，他可能住在伦敦某处。

    几年前，他接管一家公司的固定资产时，里面有一份代理人的名单，他从来没有想到过那些代理人有什么用场，但名单中有一个人的私人地址，正好是他在图书馆中所看到的一本回忆录作者的地址。

    当这位富豪大亨去拜访这位作者时，却发现他已颓废不堪，沉湎于饮酒来消磨余生。这位前雇佣兵以为拜访者能重新出版他的回忆录，得一笔稿酬。当他听到不是那样时，显得非常失望。但听说将给他一笔丰厚的见面礼时，他马上高兴起来了。

    桑得森介绍自己是约翰逊先生。他解释说，他的公司听说某位前雇佣兵想出版他的故事，他不想让别的公司抢去出版权，但问题的关键是不知道这个人的地址……

    这位前雇佣兵听到那个人的名字时，轻蔑地哼了一声。

    “这么说他要洗手不干了，对吗？”他说，“真想不到。”

    他一直不肯帮忙，直到喝到第六瓶威士忌和触到一捆钞票时，才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交给桑得森。

    “这家伙进城时总到这儿去喝酒。”

    当晚，桑得森找到了那个地方，这是一家位于僻静街道上的咖啡馆。

    第二天晚上，那人来了。桑得森没有见过他的照片，但回忆录中有一段对他的描写，包括下巴上的一块伤疤。酒吧侍应生用他的第一个名字来称呼他，这名字也相符，他高额头、宽肩膀，看起来很结实。桑得森从酒吧后面的镜中看到，那人喝啤酒时露出忧郁的目光，嘴唇也紧绷着。他尾随那人走出400多码，到了他的住处。

    他在街上注视着屋中的灯光，10分钟后，他开始敲门。这位前雇佣兵穿着背心和深色裤子。桑得森注意到，他开门之前，关了门厅的灯，他隐身在暗影中，而走廊里的灯却能照着来访者。

    “你是休斯先生吗？”桑得森问。

    那人扬了扬眉毛，“你是谁？”

    “我叫约翰逊。”桑得森说。

    “证件。”休斯以命令的口吻说。

    “别开玩笑了，”桑得森说，“普通公民，我可以进去吗？”

    “谁告诉你到这儿来找的？”休斯问，根本不理会他的请求。

    桑得森说出了告诉他的人，又补充说：“不过24小时内他是什么也想不起来的。这些天他醉得连自己的名字都忘了。”

    休斯的嘴角微微露出点笑意，但绝不是出于幽默。

    “好吧，”他说，“是那么回事。”然后把头向里摆了一下。桑得森从他面前走过，进入起居室。室内家具很少，质量也很低劣。屋中央有一张桌子。

    休斯跟在他后面，示意让他坐在桌子旁。桑得森坐下来，休斯拉过一把椅子坐在对面。

    “什么事？”

    “我想做件事，签个合同，或行话叫做个活儿。”

    休斯看着他，脸上毫无表情。

    “你喜欢音乐吗？”他终于开了口，桑得森不由地一怔，但他点了点头。

    “咱们听听音乐吧。”休斯说。他站起来朝角落的床头柜上的手提收音机走去。他扭开收音机的同时，把手伸到枕头下。他转过身时，桑得森发现一支考尔特45式自动手枪正对着自己的鼻子。

    他倒抽了一口冷气，紧张得喘了起来。

    休斯把收音机音量开大，音乐声哇哇地响着。他把手伸到床旁的抽屉里，眼睛仍盯着桑得森。随后他抽出一叠纸和一支铅笔，回到桌旁，在纸上写了什么并推到桑得森面前，上面只有两个字：“脱光”。

    桑得森的心都要跳出来了。他听说过，这种人是很残忍的。休斯用枪口示意，让他离开桌子。他离开了，脱了上衣，解开领带和衬衣，丢在地板上，他没有穿背心，那枪又指下面，他拉开拉锁，脱掉裤子。休斯看着，毫无表情。然后，他开口了。

    “好了，穿上吧。”他说。手中仍握着枪，但枪口已朝下了。他走过去，将收音机开小，又回到桌旁。

    “把上衣扔给我。”他说。桑得森穿上了裤子和衬衣，把上衣放在桌子上。

    休斯拍了拍软软的上衣。“穿上吧。”他说。

    桑得森套上外衣，然后又坐下来，他觉得应该坐下来。

    休斯坐在对面，把自动手枪放在桌子上，靠近自己的右手，点了一支法国烟。

    “这是为什么呀？”桑得森问，“你以为我是带枪来的吗？”

    “我能看出你没有枪，”他说，“但如果你带了录音机什么的，我就把麦克风绕到你脖子上，把录音交给你的老板。”

    “是这么回事，”桑得森说，“没有硬家伙，没有录音带，也没有老板。我雇了我自己，有时也雇别人。我说的是正经事，我要做个活儿。我也准备出好价钱。我考虑的是很周到的，不这样不行。”

    “就是没为我好好想想，”休斯说，“蹲风眼儿的那些硬汉子哪个不是只听了人家的花言巧语就利令智昏的。”

    “我不是想要你去干，”桑得森心平气和地说，休斯又耸了耸眉毛，“我不要住在英国或在这儿有根儿的人。我要一个外国人在外国干一件事。我需要一个名字，我准备为这个名字掏腰包。”

    他从里边的口袋里掏出一叠50张嘎嘎响的新票子，每张面值20英镑，放在桌子上。

    休斯看着，脸上毫无表情。

    桑得森把票子分成两叠，把一叠推给休斯，又把另一叠小心地撕成两半，把其中的25张半截票子揣回口袋里。

    “这头一个500英镑是为了试一试，”他说，“第二个500镑成功之后再付。我是指这个‘名字’必须跟我见面并且愿意做这个活儿。不必担心，并不复杂。目标不是名人，一个完全无足轻重的人。”

    休斯望着眼前的500英镑，没有伸手去拿。

    “我或许能知道一位，”他说，“多年前我们在一起干过，但不知他现在洗没洗手，我得找找他。”

    “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嘛。”桑得森说。

    休斯摇了摇头。

    “我不喜欢国际电话，”他说，“窃听太多，这年月在欧洲更厉害。我得亲自去看看他。还得要200镑。”

    “可以，”桑得森说，“给我带来那个名字。”

    “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在骗我呢？”休斯问。

    “你不知道，”桑得森说，“但如果我骗了你，我想你会跟上我的。我没必要那样，为了700镑，不值得。”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骗你呢？”

    “是呀，我不知道，”桑得森说，“但我还会找到另一个硬汉子的，我有钱，签两个合同去对付一个人，算不了什么。我不喜欢受人骗，关键是信用，你明白吗？”

    两个人对视了足足有10秒钟。桑得森感到他的话有点过了头。

    然而，休斯笑了，这次是开怀地笑了。他把那500镑和那一叠半截票都搂了过去。

    “我给你找个名字，”他说，“我们约好，你得到那个名字，就把那一叠半截票子寄给我，再加上200。如果约定的时间一周后收不到，我的伙伴就会认为你是骗子，他就得逃脱，好吗？”

    桑得森点了点头，“我什么时候得到这个名字？”

    “一周之后，”休斯说，“我到哪儿去找你？”

    “你不必，”桑得森说，“我找你。”

    休斯并不生气，他说，“给今晚我去的那个咖啡馆打电话，晚上10点钟。”

    一周以后，桑得森按时拨了电话，酒吧侍应生接了电话，然后传来休斯的声音。

    “在巴黎米奥林大街有个咖啡馆，你要找的那个人在那儿和你会面。”他说，“下周一中午到那里去，那人会认出你。你看那天的《费加罗报》，把大标题朝向屋内，他把你当做约翰逊，然后就看你的了。如果你周一不到，周二周三中午他还在那儿等你。过那个时候再不去，事情就吹了。带现款去。”

    “多少？”桑得森问。

    “大约5000镑，满打满算的话。”

    “他们会不会当面硬抢我的钱呢？”

    “那你就甭多心了，”电话里说，“他也不知道咖啡馆里有没有你的保镖啊。”只听咔嚓一声，耳机里传来了嗡嗡声。

    一周后的中午，桑得森坐在米奥林大街的那个咖啡馆里，背靠墙读着《费加罗报》。12点过5分时，对面的椅子被拉开，一个人坐下来。他是一个小时以来一直坐在咖啡馆中的那些人中的一个。

    “约翰逊先生吗？”

    他放下报纸，将它叠起来搁在一边。那人很高，又瘦又长，黑头发黑眼睛，大下巴，是个科西嘉人。他俩谈了30分钟。科西嘉人说他叫卡尔维，这实际上是他老家的地名。20分钟后，桑得森递过去两张照片。一张是一个男人的头像，背面写着阿奇·苏马上校，后面写着西班牙阿利坎特市的详细地址。另一张照片上是一幢白油漆的小别墅，黄色的百叶窗。科西嘉人慢慢地点着头。

    “必须在下午三四点钟。”桑得森说。

    科西嘉人点了点头。“没问题。”他说。

    他们又在价钱上谈了10分钟。桑得森交给他5迭钞票，每迭500英镑。

    国外做活是很贵的，科西嘉人解释说，西班牙警察对一些游客很不客气。

    最后，桑得森站了起来。

    “多长时间？”他问。

    科西嘉人耸了耸肩膀，“一周，两周，也许三周。”

    “我想知道你干完的时间，你懂吗？”

    “那你得想办法跟我联系。”这位刺客说。

    英国伦没有回答，在一个纸条上写了一个号码。

    “一周以后算起的三周内，早上7点半到8点往伦敦的这个号码给我打电话。不要去查这个号码的地址，也别干砸锅了。”

    科西嘉人会意地笑了笑，“不会砸锅的，因为我还想要那一半钱哪。”

    “还有一点，”英国佬说，“一点痕迹也别留，更不能跟我有丝毫瓜葛。要干得像当地人偷窃未遂而导致的杀人。”

    科西嘉人仍在笑，“您考虑您的名声，约翰逊先生，我还要过我的日子哪。不然的话，在西班牙托莱多监狱里至少要关30年。不会留下蛛丝马迹的，这是一件——无头案。”

    英国佬走了以后，那位科西嘉人，即卡尔维离开了咖啡馆。确认无人跟踪后，便转到市中心的另一家咖啡馆里消磨了两个小时。在6月初阳光的照耀下，他陷入沉思，考虑怎样去干。合同本身没什么麻烦，向一个毫无提防的傻子直接开枪；伤脑筋的是如何把枪带到西班牙。可以带着枪从巴黎坐火车到巴赛罗纳，冒险去闯过海关检查。

    但是，一旦被查出来，抓他的是西班牙警察，而不是法国警察，那些西班牙警察对职业刺客有旧式的成见。飞机更没门儿让那些国际恐怖主义分子们闹的，飞离巴黎奥利机场的每次航班都严格地检查武器。他跟住在西班牙的旧时同伙还有来往，他们曾一起在美洲国家组织中干过。现在，他们宁肯在西班牙的海边生活，也不愿回到法国。他算计，可以从他们之中雇一名枪手。但又感到不用他们为好，因为他们过着流亡生活，闲得没事儿，容易胡诌八扯。

    科西嘉人终于站了起来，付了账，去买东西。他在西班牙旅游问事处花了20分钟，又在伊白利亚航空公司花掉10分钟，最后，在一家书店和一家文具店买完东西后，就回到郊区的寓所。

    当晚，他给西班牙巴伦西亚市最高级的旅馆都市饭店打电话，预订两个单人房间，两周以后，只住一天。登记的名字是卡尔维和他自己护照上的名字。在电话里，他说自己叫卡尔维，并答应写信确认所订的房间。他还在伊白利亚航空公司预订了从巴黎到巴伦西亚的往返机票，时间正是他预订房间的那一天，第二天晚上返回巴黎。

    打完电话，他就写了确认信。信写得简单扼要。信中确认了预订的两个房间，并补充说卡尔维先生在到巴伦西亚前一直旅行，没有固定地点，他订购了一本西班牙历史书将寄到贵饭店，从巴黎寄出，都市饭店代收转卡尔维，请贵饭店代为收存并在他到达时交给他。

    卡尔维估计，如果书一旦被截获和打开的话，当他以自己的真名去取书时，饭店服务台人员脸上一定会表现出不对头的表情，于是，他可以趁机溜走。即或他被抓住了，他也可以声称是上了当，只是想帮朋友的忙，受卡尔维的托付，并没有怀疑他是别有用心的。

    他用左手以卡尔维的名字签了字，封好并贴上邮票准备寄出。然后，就在下午买来的那本书上干了起来。那确实是一本西班牙历史书，又贵又沉，纸张很好，照片又多，这使书增加了不少分量。

    他把书的前后封面并起来，用橡皮筋套住，再把里面的400页整个地夹在桌子边上。

    又用下午买来的锋利刀片把书页的中心挖空，足足花了一个小时才挖完，每边都留出约一寸半的边，中间是一个6寸宽、7寸长、8寸的空腔。在空腔的内壁，他用粘胶厚厚地涂了一层，抽了两支烟等胶干好。胶硬了后，那400页书就再也打不开了。

    他把一块橡胶海绵切成空膛的尺寸塞进空腔中，代替那挖出去的一磅半纸页，他又用秤称了一下。称后，把9毫米勃朗宁自动手枪卸开，这是两个月前他在比利时搞来的。那以前，他用的是一只考尔特38式手枪，他用过后就把它扔到河里了。他是一个很谨慎的人，同一件武器从不使用第二次。勃朗宁手枪突出半寸，枪口上装了一只消音器。

    电视惊险片中，由于使用音响效果的作用，使无声手枪一点声音也没有。然而，带有消音器的自动手枪实际上是不能真正消音的。自动手枪不像左轮手枪，枪膛不是封闭的。子弹脱膛后，子弹壳便弹回空膛跳出去，同时又顶上一颗新子弹，所以叫“自动”。但是，弹出弹壳的一瞬间，枪膛是打开的，所以，弹药爆炸声的一半便从枪膛跑了出来，而枪口的消音器只起到50％的作用。

    卡尔维真想用左轮手枪，因为它的膛是封闭的。但他现在需要的是一只较平的枪身，以便能装进书中。他把消音器放在勃朗宁零件的旁边，它是最长的，有6寸半。他把五个部分，包括消音器和弹盒，摆在海绵上，可是，有点摆不下。他就把弹盒装进消音器的柄内，这样可以节省地方。然后，把四个部分在海绵上摆开，用记号笔在海绵上划出各个部分的形状，再用一把新手术刀切割海绵。到半夜时，都弄好了。长长的消音器竖在一边，横着的是枪管、枪膛和枪托三个部分，用一片薄海绵盖起来，再在两个封面的里面抹上一层胶，合上，放到地板上，把桌子翻过来压在上面。整本书便成了一个结结实实的方块，只有用刀子才能撬开。他又称了一下，比原书只重了半两。

    最后，他把这本西班牙历史书装进一只透明的聚乙烯口袋中，就像书商们用的那种结实信袋一样，以保护书皮不被弄脏或撕坏，把开口的一端卷起来，用烧热的刀子把它粘住。如果他的包裹被打开，他希望检查者透过口袋看到里面的书后，便会认为没什么问题而放过。

    他把这本书又装入一个寄书的大信袋内，袋口只用金属夹子夹起来，要想打开的话，只需把夹子的金属软脚扳开就可以了。

    他用一台自用印刷机印了一家著名大书店的贴签，又打上了收信人的地址：西班牙巴伦西亚市都市饭店代收转卡尔维先生。又用那台印刷机印上一个图章，并在封口处印上“印刷品”的字样。

    第二天上午，他把信用航空邮件寄出，而书却用平邮寄出，这就是说，用火车邮递，要晚10天左右。

    伊白利亚航班飞到了马尼斯机场，着陆时太阳刚刚西沉。巴伦西亚的气温仍很热，30多名乘客中多数都是来自己别墅度假的巴黎人，聚在那里埋怨行李来的慢。

    卡尔维提着一只中型箱子，这就是他的手提行李。海关人员把打开的箱子仔细检查了一下就让他走了。他离开机场大楼，来到机场停车场转了转。他很高兴地看到，周围全是树，把停车场与大楼分开。树旁停着一排排小轿车，等着主人的到来。他决定明天到这儿来搞一辆，作为交通工具，然后，叫了一辆出租车进城。

    都市饭店的服务员很热情，这位科西嘉人一提自己的名字和拿出护照，他就想起了预订的房间和卡尔维的确认信，并钻进办公室拿出那包印刷品。

    科西嘉人解释说，真不凑巧，他的朋友卡尔维来不了啦，不过，两个房间的账可以由他一个人支付。他还掏出一封卡尔维的信，委托他代领那本书，服务员看了看信，谢谢他代付两个房间的钱，便把书交给了他。

    在房间里，卡尔维检查那包印刷品，发现被打开过，夹子的软脚被扳开过，然后又扳了回去，因为他粘在一只脚上的胶已经没有了。但里面的聚乙烯袋子却没有动过，因为不把它撕坏是打不开的。

    他把袋子打开，用刀子把书皮撬开，拿出手枪零件，装在一起，拧上消音器，又检查了一下子弹盒中的子弹，子弹都在。这是他特制的子弹，每颗子弹都取出一半火药，以使声音降低到不大的响度。即使靠这一半火药，在10尺之外，这种9毫米的子弹，也可以直接穿入人的脑袋。而且，卡尔维从来没有在10尺以外开过火。

    他把枪锁在衣柜的最底层，钥匙揣在兜中，在凉台上抽了一支烟，望着饭店前面的斗牛场，想着明天的事。9点时，他下来了，仍穿着那套深灰色西装，这一身跟这座古雅豪华的饭店很协调。他吃了饭，半夜时才睡觉。从服务员那里得知，早上8点有一班去马德里的飞机，他让6点钟叫他。

    第二天早上7点钟，他算了账，叫了出租车来到机场。他站在门口，看了十几辆车开来，记下牌子、号码和开车人的相貌。有7辆是男人开来的，没有乘客，打扮都像是生意人。他从送入大厅望着一溜登机去马德里的乘客中，有4个人是车主。他又看了看记在信封背面上的笔记，他们的车分别是一辆西姆卡，一辆奔驰，一辆加瓜尔和一辆小型西班牙卧车，这是当地产的菲亚特600型。

    飞机起飞后，他进到厕所里，把衣服换了，穿上乳黄色的牛仔裤、浅蓝运动背心和带拉锁的尼龙运动衫，把枪包在毛巾里，装在自己带来的旅行软袋中，然后，把手提箱存在寄存处，又确认了当晚回巴黎的机票，便向停车场走去。

    他选择了那辆西班牙小卧车，它在西班牙最普通，而且车门对于偷车贼来说是最好开的。

    他等了一会儿，有两个人开车进来，他们离开后，他就走到那辆红色小车前，从袖中把一根粗铁丝伸进门把手中，向下拨着，只听咔嚓一声，锁就开了。在车内，他打开仪表盖，把电瓶负极用导线与起动马达连接起来。在方向盘下，用一只纽扣使车发动着了。他倒出车，离开停车场，上了从巴伦西亚到阿利坎特的公路，路程只有92公里，他用了两个小时。

    沿路的海滨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沙滩像一条金黄色的绸带，上面点点斑斑的是一些晒黑了的游泳者。天热得连一丝风儿都没有，海平面天际有一抹淡淡的云朵。

    他进入阿利坎特市内，路过帕尔玛旅馆，他知道，美洲国家组织首脑萨兰将军的前秘书仍住在这里，写着回忆录。在市中心，他问了一下去那个别墅村的路，好心的人告诉他，在城外3公里的地方。他开车到了那个地方。

    这里都是外国人的别墅。已近中午时分了。他兜来兜去，寻找照片上的房子，那照片他早已销毁了。打听到海边的路是一回事，但打听到哪所别墅的路却是另一回事，那会留在人们记忆中的。

    快到1点时，他发现了那幢带黄色百叶窗的白房子。他检查了一下门牌上的号码和名字，然后把车停在200码以外的地方。

    他肩膀上搭着旅行袋，像旅游者一样懒洋洋地向海边走去。他窥视那所别墅的后门。从别墅那里有条小路通向后面的一片橘子园，透过树木，看到橘子园和别墅之间只有一道矮矮的篱笆。他看到那个人正在用水罐浇花。一楼后墙上有落地窗，窗子大敞着，以便让风能吹进去。他看了一下表，是吃午饭的时候了。于是，又开车回到城里。

    他在一家大餐厅中一直坐到3点钟，吃了一盘大虾，喝了两杯当地产的柔性葡萄酒，付了账就离开了。

    当他又把车开到这片别墅区时，从海上飘来一片乌云，响起了闷闷的雷声。这在7月份是很少见的天气。

    他把车停在橘子园旁边，把装好消音器的勃朗宁插在腰带里，把拉锁拉到下颌，向园内走去。园内一片寂静。他走出橘园，来到别墅后的矮篱笆前。当地人都在睡午觉。

    开始下雨了，打在树叶上沙沙作响，一排大雨点打在他的肩上。他来到窗前时，雨大了起来，打在屋顶上砰砰地响。他很高兴，不会有人听到的。

    在客厅的左边，传来几声啪啪的打字声。他站在客厅中央，一动不动，掏出手枪，打开保险机，向书房的门走去。

    阿奇·苏马上校根本没有想到会发生什么事，他看到一个人站在书房门口，正要站起来问他有什么事，却突然看到不速之客手中的家伙，嘴还没有张开，在雨声中只听噗噗两声响，两颗子弹射进了他的胸膛，第三颗又从2尺远的地方自上而下地穿入他的头颅，但这一颗他根本没有感觉到。科西嘉人在尸体旁跪下来，摸摸他的脉。他突然蹲起来，蓦地转向客厅的门……

    第二天晚上，两个人，刺客和雇主；又在米奥林大街的咖啡馆碰头了。

    头一天晚上，卡尔维就离开了巴伦西亚，半夜回到巴黎。今天早上给英国佬打了个电话，桑得森马上飞到巴黎。当他交出5000镑的那一半时，显得有点紧张。

    “一点儿问题也没有吗？”他又一次问。

    科西嘉人无声地笑了，摇着他的头。

    “很简单，你的上校必死无疑，两颗子弹射入心脏，一颗穿过脑袋。”

    “没人看到吗？”英国佬问，“一点儿线索也没留吗？”

    “放心吧，没有。”科西嘉人站了起来，把几叠钱揣到胸前的口袋里。

    “虽然干完后出了点小岔子，因为雨下得很大，来了一个人，看到我蹲在尸体旁。”

    英国佬恐惧地看着他，“谁？”

    “一个女人。”

    “高个儿，褐色头发？”

    “不错，长得还挺标致哪。”他低头看着雇主那惊恐万分的样子，拍着他的肩膀说：“只管放心，我的好老爷，”他像下保证似的说，“万无一失，一起无头案。我把她也干掉了。”

    （郝启成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