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走马上任说政纲，于右任赴新卖老坐东墙

    张治中首飞乌鲁木齐是1945年9月13日。

    一下飞机，吴忠信就接着了。他像是见到救星似的迎上前去，激动了半天，嘴里却问了句不相干的话：“重庆那边还不算太凉吧？”

    张治中面目从容，说：“临上飞机，总裁还给我打电话，要我务必代表他个人向你们道声辛苦。”

    这个“你们”显然还包括战区和集团军的长官朱绍良、李铁军等人。

    朱绍良忙于汇报事宜，没有到机场迎接张治中。直到两人相见时，朱手中还抱着一大堆公文。张治中拉条木椅在旁边一坐，就要听朱的汇报，并说：“简单点，拣重要的讲几条吧！”

    “重要的”就是，“民族军”已到玛纳斯，距乌鲁木齐只有两天的路程，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进兵。而守卫乌鲁木齐的国民党兵力只有六个营，其中还有一个营是第九分校的学生军。眼下，朱绍良正在急调骑五军和四十六师一部增援，但最快速度也需要八到十天才能赶到。如果交通情况没有什么意外变故，每天连续运输不致中断，弹药和粮食方面马马虎虎凑手维持。要是交通线被日益活跃的游击队一掐断，情况就不大好说了……

    明摆着两条路，或战或和，张治中无从选择第三种可能。他除了叮嘱朱绍良和集团军总司令李铁军给部属打打气、以确保乌鲁木齐安全之外，当即确定：约见苏联驻乌鲁木齐副领事叶甫塞也夫。

    张治中的想法与吴忠信基本一致，对军事决不抱太大希望，最佳方案是靠政治解决。而政治解决问题的中间人，只能是苏联外交官。他琢磨了一夜，决定把这次会面弄得富有人情味一些。首先在场面上不要太官方、太正式，嘱咐在每个人面前放上一杯葡萄酒。其次会谈时间的安排可以稍晚一点，谈话开个头，就共进午餐，剩下的话题就在饭桌上继续交谈。

    果然，叶甫塞也夫一上来便把外交官的滋味做得很足，用极规范的外交辞令向张治中表示，“民族军”与“三区革命”问题是中国人的内部事务，苏联方面不便干涉。及至几个杯一碰，话锋转了，说他个人认为，对于这样复杂的事情，和平解决为上策，军事解决是下策。

    “那就劳驾领事先生从中疏通一下嘛！”张治中举杯相邀。

    叶甫塞也夫也举起杯，但他迟疑不决。

    张治中将自己的酒杯送到叶的面前，轻轻地碰了一下，发出极为清晰的一声脆响。这声音并不重，却长久地留在叶甫塞也夫的记忆中，因为，这打动了他。同时打动他的，还有这声音后边张治中的微笑。“好吧，”

    叶甫塞也夫说，“我愿意试一试。”

    叶氏的斡旋是卓有成效的。玛纳斯河西岸驻扎的“民族军”没有发动新的攻势，南线作战部队也奉命回撤。这消息给蒋介石带来很大的宽慰。在张治中向他汇报时，不禁感叹：“文白，要是大家都像你，我就轻松了！”

    张治中其实在乌鲁木齐只待了短短三天。这三天，毛泽东和周恩来及中共谈判代表团正在重庆。国共两党谈判桌上，张治中无疑是个重要角色，戏份很重。可他硬是在举世瞩目的镁光灯下，忙里偷闲到新疆跑了一趟，而且药到病除，控制了局面，怨不得蒋介石有此感叹，也怨不得蒋后来那么放心大胆地把西北交给了他。

    重庆谈判结束，张治中把毛泽东一行送回延安，之后，就率领梁寒操、彭昭贤、屈武、张静愚、邓文仪、刘孟纯、王曾善等一行十几个人，作为“中央政府代表团”由重庆飞抵乌鲁木齐。将近一个月时间，“民族军”的态度有了明显改变。他们的代表赖希木江、沙比里、阿布都哈依尔、吐烈和阿合买提江等人，两天前就已赶到乌鲁木齐等在那里了。经过叶甫塞也夫的调停，这些身着草绿色军装、佩戴着月星肩章与月星勋章的起义者，声称他们没有脱离中国的意思，只是希望达到自治的目的。但是，他们身上同时又依旧佩戴着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证章，并且还要以“东土耳其斯坦政府代表”的身份，与“中国政府代表”谈判。这个不大不小的难题，让张治中一见面就“咯”了一下。

    还是那个万能的叶甫塞也夫同志一番春风般的周旋，才打破了坚冰。三区代表不情愿地作出让步，同意所有谈判文书均用“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人民代表”的名义签署。这样，风尘仆仆的张治中们，才于10月17日扶着谈判桌坐了下来。

    设想到这一屁股就做了五个月之久，比国共两党的重庆和谈还要艰难得多！张治中的法宝有两条，一条是夜访苏联领事，一条是临时飞回重庆请教蒋介石。双方如此这般，来回拉锯100多天，最后的签文竟是一个不足千字的《十一项和平条款》。

    1946年6月——日子选的不错，张治中虽然心力不支，但步入签字典礼大厅时，还是把精神打得很足。在新疆问题上，就个人而言，他已经没有退路。蒋介石在三个月前原则同意谈判协议的同时，也作出了一个原则的决定，让张治中全权承建新疆的联合政府，而且当即下令把吴忠信的新疆省政府主席一职给免掉了，任命张治中为国民党政府主席、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同时，顺从他本人的意思，调原驻守酒泉的河西警备总司令陶峙岳为新疆警备总司令，并且还搭上一个宋希濂，当他的行辕参谋长。

    事实上，这个意思在蒋介石原则同意的谈判协定中，就体现出来了。那里面明明白白写着，由张治中代表国民政府中央一方参加联合省政府，并担任它的主席，后来的一应任命，不过是为张筹划一切搭个桥而已，让他能在省政府主席的位置上，自然过渡到联合政府主席。先接受下来，才有后面的筹组之便。

    “接受”二字，谈何容易！

    千头万绪之中，张治中着手的第一件事，就是整改《新疆日报》。这份从盛世才手上延续下来的老报纸，经吴忠信一任之后，办得越来越老气横秋，像个拄着拐杖走路的老太太。张治中希望能有一批出类拔萃的记者，使这位“老太太”焕发青春，能够成为他“呼吸各方面新鲜空气的窗口。”

    于是，张治中想起了新疆学院的一位教授。此人名叫张紫葛，有思想，有胆略，文字又比较清新可喜，深得张治中的信任。唯一有点遗憾的是，不是国民党员。

    “这没有什么，”张治中说，“根本之根本，要爱中国，拥护中国，拥护新疆为中国之领土；反对独立，反对分裂，这比什么都可靠！”

    张治中的政治色彩由此可见一般。他后来能成为共产党的朋友，也不是偶然的。他是个看重目的的人。那时，张治中办联合政府唯一的目的就是：保住新疆这块领土。

    为此，张治中非常在意与三区代表的签字仪式，并费尽口舌，让蒋介石的重视程度也提高了一个层次，特于签字仪式的前两天把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打发过来了，让他代表中央政府参加新疆联合政府的宣誓就职典礼，以作监誓人。

    当然，这其中具体的操作，也体现了张治中的良苦用心。于右任身为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长，德高望重不算，在国际上还素有“太平老人”之称。他的光临，无疑意义深远。老先生本人对这趟差事也很在意，带着他贴身的最小一个女儿“想想”姑娘，从南京上飞机开始，就一直兴致不减。到了新疆，气候略感不适，又有来自各方面的膜拜，弄得他有点吃不消了，连续两个晚上都比以往少睡半个小时觉。

    即使如此，6月6日这天，他还是赶在张治中之前早早地来到典礼现场。张治中极礼貌地走近于右任并同他握手。尽管于老就下榻在他的西北行辕办公地点新大楼，与他朝夕共处、促膝夜话，今天在正式场合面对新闻记者的镁光灯，他还必须周到如此。然后，张治中才大步迈向签字桌。

    伊犁、塔城、阿山的三区人民代表阿合买提江·哈斯莫夫也已先到。他目光炯炯，精力充沛，洋溢着政治家的热情。本来就十分英俊的面容，显然是刚刚修整过，浓黑闪亮的八字胡更为光鲜照人。

    作为一个革命家，阿合买提江不同凡响的经历鲜为人知。他在青年时代就在苏联塔塔尔斯坦共产主义大学接受了进步思想。回到家乡后，聪明博学、才思横溢的他很快投入革命活动，因不慎暴露了意图，被盛世才抓进大狱，和包尔汉关在一个院子里，但两人各处一室，长时间只能互相注视报以微笑，彼此谁也不知道对方身份和姓名，直到“和平条款”签字仪式现场，他们在最庄严肃穆的那个时刻，目光不期然地再次相遇……

    没有什么比所谓“典礼”“仪式”这样一些劳作更让人感到轻松的了。联合政府的组织原则、形式、委员比例等一切实质性工作，都在这之前完成了，甚至双方参加联合政府的主要委员，诸如伊犁三区方面的副主席阿合买提江、副秘书长阿布杜克里木·阿里索夫、教育厅长赛福斯·阿兹佐夫、民政厅副厅长赖希木江·沙比尔阿吉等已经走马上任，开始承办一些序幕性的工作。6月6日这天要做的，也就是照相、拍巴掌、晚宴以及宴后的庆祝性晚会上观摩小节目等。

    张治中却没有这么轻松，他还要忙些别的。和于右任同机到达的《中央日报》主笔卢前已经约谈好几次，一直因为政务缠身没有谈成，今晚是个机会。他要详细介绍一下自己的施政纲领，好让卢前回去在报纸上昭告党内和国人。

    这就是二十几天后的7月1日，张治中在庆祝新政府成立的万人大会上那个即兴演说的基本精神。他说：

    “本人今天站在省府主席立场，可以郑重向大家提出保证，就是我一定以全省人民的公仆地位来忠实地为全省人民服务。今后如何解决人民痛苦，如何增进幸福，无不竭智尽忠，悉力以赴。大家说过去人民都是在动乱中恐怖中生活，动辄得咎，朝不保夕，我们今后要使得每一个人都可以过着平安的、愉快的、安居乐业的生活……”

    难友携手谈古论今，军民对立此消彼长

    签字仪式刚结束，阿合买提江和包尔汉就急不可耐地拥抱在一起。

    “是你呀，我的老朋友！”包尔汉激动得眼睛有点潮湿。

    阿合买提江说：“我们曾提您担任两位省政府副主席之一，并予以力争，可我并不知道您就是包尔汉啊！”

    这的确是件令人兴奋的事。新的省政府主席是中央政府大员张治中，而两位副主席却是在一个监狱里共同受过苦的难友。两人都是维吾尔族，大可以用维语自由地表达内心感受。包尔汉说：“我愿意和你们一起为新疆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而忠实地工作，以报答你们对我的期望。”

    “哎呀老朋友，什么你们、我们的，”阿合买提江说，“我们都是兄弟，你在监狱里住那个小院里的时候，我每天都要去打水，你总是那么友好地望着我，向我微笑……”

    “啊，记起来了！记起来了！一切都像是在昨天，你穿着破烂的衣服，乌黑的胡子，站在井边汲水……你给我的印象是那么深刻！我还以为你被盛世才杀害了呢，这么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包尔汉的问话触动了阿合买提江的心事，他陷入回忆，沉重的叹息道：“说来话长啊！直到伊宁起义前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才被释放出狱。回到伊宁，我就参加了起义的部分准备工作。那段日子可真苦啊，为了谋生，我进过工厂，也曾在街头背着木箱替人家安装玻璃。起义开始时，我还只是一个提水烧饭的伙夫，每天穿着一件破大衣，腰上扎根线绳，在厨房里忙前跑后……”

    时光在阿合买提江的记忆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以至于现在说起来还不得不时断时续。

    是金子总会发光。终于有一天，机会降临到阿合买提江的头上。当时临时政府刚刚成立，急需宣传民众、号令军队，可头头脑脑的那些人却多数没有文化，每天都为起草一份文稿之类的事大伤脑筋。有一天，阿合买提江请人转告临时政府主席伊力汗吐拉，说自己擅长维、汉和俄文，可以代写一份文件试试。伊力汗吐拉说，那就赶快写一份宣传提纲给我看看吧！结果，这份让伊力汗吐拉赞不绝口的宣传提纲，改变了阿合买提江的命运。他由一名伙夫突然变成掌握临时政府宣传工作的重要干部。

    阿合买提江的文字能力和组织才干，很快得到临时政府上下一致公认。后在临时政府改组时，他理所当然地升任为部长。由此，他渐渐进入起义政府的领导核心。

    面对老朋友，回首往事，阿合买提江感慨很多。他坦率地说：“三区暴动是革命行动，出发点是好的。可是，在暴动之初也犯了很多错误，比如说反对汉人倾向，滥杀无辜汉民群众，令人难以宽恕。”

    这个问题包尔汉也早就听说过了，很气愤，很惋惜，他不相信那些滥杀无辜的事是真的，今天刚好趁这个机会，好好向阿合买提江打听一下。

    阿合买提江沉思了一支烟的工夫，说：“见汉人就杀，有汉人血统的也要杀，这叫什么道理？可怕呀，真是一个可怕的倾向！根本错误在于混淆了汉族反动官吏和普通群众之间的界限，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膨胀，因此，容易被少数人提出的‘为民族和伊斯兰而战斗’这样一些口号所迷惑。”

    包尔汉也痛苦万分地说：“可不是嘛，当年盛世才抓的最多的还不都是汉人，像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还有……文斐然，他们何罪之有？”

    阿合买提江说：“你讲的这些人都是革命者。新疆的革命运动和中国内地始终是相互影响、一脉相承的。孙中山辛亥革命以来，先有涂尔帕克、杜戈买提起义，而内地中共的暴动也非常频繁。接着，新疆又有哈密铁木耳和穆依登的暴动，后来还有东疆的加尼牙孜。内地中共革命斗争兴起后，许多汉族革命者都怀着拯救新疆人民的愿望，千里迢迢来到这块土地上。新疆也有许多革命者辗转到内地、到苏联，寻找革命道理。”

    包尔汉连连点头，这些都是事实。

    阿合买提江继续说：“共产主义运动就是世界革命，连国界都没有，何况民族与民族之间呢！新疆的汉族革命者和其他各民族革命者都是关系非常密切的，他们中许多人都是我们老师，像林基路和文斐然，我们的阿巴索夫同志，就是他们的学生。阿巴索夫同志坚信共产主义，对林基路和文斐然老师非常尊敬。暴动刚开始，情况比较乱，阿巴索夫同志为了保护老师，差点跟起义军战友动起刀枪来……”

    这些话对当时的包尔汉来说颇为新鲜。其中的道理，包尔汉完全可以接受。随着谈话的深入，包尔汉益发觉得阿合买提江心胸博大、志向高远，由衷的敬佩感也溢于言表，禁不住拉着手说：“现在好了，新政府已成立，你我用目光说话的时代一去不返。我们一定要努力实现和平条款，为400万新疆父老安享太平效力！”

    阿合买提江说：“你当过国民党的专员，可你一点也不像国民党哩！”

    包尔汉连连摆手说：“我一向不问党不党的，我相信最普通的人当中，总是善良的占大多数。你刚才不是说三区暴动刚开始时，存在反对汉人的倾向吗？在那种环境和气氛当中，不也还有很多很多汉族兄弟被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群众，暗地保护下来了吗？阿巴索夫身为起义军领导人，不也为了自己的汉族老师，要跟别人动刀枪吗？”

    “说得对呀，”阿合买提江笑道，“我跟你想的完全一致。当初少数人想利用革命搞独立，称‘土耳其斯坦’，我们就是坚决反对！这些人根本不从新疆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目光短浅，所以，连伟大的斯大林同志都不同意这种做法。在这点上，我跟阿巴索夫同志坚决站在一起。但是，我也劝你一句，对现有的这个联合省政府，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它还存在不少问题哩，比方说，在人事安排方面……”

    包尔汉暗暗吃惊，急问：“阿合买提江兄弟，怎么见得呢？”

    阿合买提江沉默不语。许久，说：“我之所以促成签字，主要还是看在张主席的面子上。此人虽然是国民党要员，但为人处世还有一些诚意。”

    “那么，你对国民党……”包尔汉紧锁双眉。

    “难说啊，包尔汉兄弟！”阿合买提江眼里含着幽深的远虑：“我不管他什么党，我只看实际。新疆这么多年政治机构更替，由袁大化而杨增新，然后是金树仁、盛世才、吴忠信，我们究竟看到了什么呢……”

    这话虽说仅仅是个简单的列举，很普通，可不知为什么，包尔汉听起来却如雷贯耳，脑子嗡嗡响。这感觉一直伴随他到南疆喀什、莎车、麦盖提、和田等地的监选过程中。在这些地方，他亲眼看到了军人干政、军民对立以及少数专员、县长之类的官僚，倚仗军队胡作非为，种种行径已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特别是驻军方面，那真叫“有枪就是草头王”。个别驻军首脑甚至倚仗武力自重，根本不把省政府放在眼里。包尔汉不由得为张治中的前途而深感忧虑。

    身居迪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张治中何尝不感到危机四伏！他仿佛觉得自己越来越像个潦倒的艄公，新疆则是行驶在惊涛骇浪中的一条破船。刚来时，张治中本也雄心勃勃，想借长风、挂云帆，乘风破浪一泻千里，可是风帆还没有挂出来，他就发现这条船原来四处漏水、险象环生……

    省政府成立后，第一件事——向各专区派专员就遇到了麻烦。

    首先是南疆的喀什，驻军杨德亮军长与当地保守势力串通一气，坚决抵制省府所派专员买合苏木。此人是阿合买提江和包尔汉一同保荐的，是个宗教世家子，年事虽高，但在群众中有声望，本人到过苏联，子女也都在苏联留学。所以，不为保守势力所容。

    张治中派西北行辕参谋长宋希濂火烧火燎地赶到喀什，才勉强平息了这场风波。宋希濂还没有回到迪化，又传来疏勒县长黄济武横行不法，控案累累，被监选小组署名之后，拒不交印信的消息。

    电报是省府副主席包尔汉，教育厅长赛福鼎和建设厅长穆罕默德·伊敏联名发来的，历数黄济武桩桩劣迹及各族群众的义愤。黄不但不交印信，还跑到驻军的旅部搞来一辆小汽车，用两个卫兵左右持枪保护，耀武扬威给群众看，气焰嚣张极了！他还自贴复职标语，用手枪威胁他人，私自吊打老百姓。驻军头头也跟着起哄，糊弄一班流泯，大搞所谓“游行”，声援黄济武。

    疏勒的事情还没拿出主意，莎车又传来了更为离奇的消息，专员周芳刚亲自告状，说监选小组在莎车散发维文传单，上面写着“打倒周芳刚”“打倒汉族人”“把张治中从新疆赶出去”的口号。还说包尔汉、赛福鼎和伊敏煽动全专区的群众不缴军粮……

    “这绝对不可能！”张治中说，“包尔汉、赛福鼎和伊敏这三个人，和我虽然相处不深，但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我还能看得准。再说，他们怎么会干这种蠢事呢？肯定是周芳刚在那里胡说八道！”

    肩挑行辕和省府两副“秘书长”重任的刘孟纯也很赞同张治中的看法，说：“疏勒俗称汉城，那地方汉族人多，驻军也多，很明显，许多问题都与驻军有关，而包副主席、赛厅长、伊厅长他们又都是维吾尔族……”

    张治中机断指示：“赶快给他们发个电报，告诉他们，免掉黄济武的职是对的，我支持他们在南疆的工作，绝不相信周芳刚的胡说八道！”

    这份电报让包尔汉等人精神大振，齐声赞颂张治中英明。随之，南疆的事情也势如破竹，很快就办得服服帖帖——起码，表面上看来是这样。

    归期已到。包尔汉说：“你们先走一步，我还想办点私事，去看望一个老友的遗孀和他的孩子。”

    包尔汉又逗留了一个多月。除了办私事，他还就军人干政的问题，专程拜访了新任军长赵锡光。显然，赵对此的态度非常开明。他当即表示“一定要纠正”。这让包尔汉有点大喜过望。当晚，与新任专员阿不都克日木汗·买合苏木有了一夜愉快的交谈。过去，包只是听说阿的为人和家世，这次面晤，彼此甚感投机。最让包尔汉受到触动的是，在对国民党的看法方面，买合苏木毫不隐讳，认为那是一棵枝繁叶茂、根须却已腐朽的大树，大风一吹立刻就会倾倒！这不正是阿合买提江那些话的内涵吗？

    包尔汉和买合苏木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乌斯满臭不可闻有人闻，张治中愤留绝笔又伏笔

    联合政府“联”而不“合”，监选就像一道长久不能愈合的伤口，夹脓带血，让张治中恶心透了！

    南疆因为有包尔汉副主席等人的努力，刚刚安静下来，省府眼皮底下的乌鲁木齐却突然乱了套。

    事情的起因是乌市维吾尔族青年“维文会”所召开的一个“自由大会”，激起了5000多群众结队游行，矛头所指是省府的人事安排，强烈要求罢免大字不识一个的财政厅长贾尼木汗，还有军阀马仲英的走狗、哈密专员尧乐博斯，以及和田专员努日伯克，莎车专员周芳刚。

    显然，这四个人都属于乌龟王八一类的坏蛋。可是，当初敲定联合政府成员时，张治中为什么还要点头呢？这里面饱含着现实的复杂和张治中的难处。张治中若非如此，恐怕早就天下大乱了！他还如何驾驶这条破船远航？

    然而，三区代表方面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乌鲁木齐游行的第二天，阿合买提江以副主席的身份召集省府紧急会议，提出并通过了罢免和田专员努日伯克和莎车专员周芳刚的议案。

    消息传出，又一支3000多回民群众参加的示威游行队伍走上街头。这支队伍由一大班哈萨克人骑着高头大马做向导，高呼的口号是：“拥护中央政府”“反对三区特殊化”。不难看出，他们与前面的游行队伍是对着来的。后来知道，它的幕后操纵者不是别人，却是行辕参谋长宋希濂。宋参谋长为了扩大人数，以壮声威，居然下令部队成团、成营地换上便衣，夹杂到群众里面，扯着嗓门喊口号。他还自我标榜说，这是“以组织对付组织，以宣传对付宣传，以游行对付游行！”

    此时，张治中到南京跟蒋介石汇报去了。这伙人有恃无恐，居然把省府新大楼围得水泄不通，然后大打出手，砸玻璃窗、扔桌椅，弄几个头破血流的人往办公室塞，声称要找阿合买提江和包尔汉两位副主席说话。阿和包二人虽然表现英勇，拿出赴死的架势，却把刘孟纯和迪化市市长屈武吓坏了！他们汗流浃背地哑着公鸭嗓子把人堵在门外，后面逼着阿合买提江和包尔汉两位堂堂的副主席，竖梯子爬天窗逃命……

    局势混乱可与乌鲁木齐等量齐观的，还有北疆的阿尔泰。那里同样有一个不受欢迎的省府专员。他就是后来出了大名的乌斯满。

    乌斯满最早是个贩卖牲口的小商人。盛世才时代搞“清枪”活动引起牧民的反抗，有个叫叶斯木汗的头人拉队伍，把乌斯满也拉进去了。因为经过商，工于计算，就让他当个小会计，管理伙食。

    这当然不是什么地位显赫的差使，乌斯满干得心里不痛快。他生性顽劣，吃喝嫖赌无不精到，既然丢了饭碗拉杆子，干吗屈居人下？不久，他自己带一伙人跑到富蕴通承化（阿勒泰县境内）的一条公路旁边，青天白日把一个邮政局给抢了。尝到点甜头，又一不作二不休抢到一个运送军用品的驼队。有200多峰骆驼呢！这下乌斯满有本钱啦，一本正经到额尔齐斯河上游地区招兵买马，形成了一股势力。

    盛世才花了很多心血，又打又拉，消掉乌斯满一多半人马，剩下一小撮跟在乌斯满后面往中蒙边境落荒而逃，长期流窜在青河县东乡一带。

    1943年7月，机会从天而降，外蒙古有个叫穆华西的哈萨克人，跟乌斯满搭上了关系，很大方地送了乌一大批茶叶和布匹。乌斯满抓住这根救命稻草死也不放，两个月后，他从那家伙手中得到了一批梦寐以求的枪支弹药。

    乌斯满活了，立刻以他小生意人的精到，在青河周围抢来300多匹牧马、200多条毛毡，拿到穆华西那里，要换水连珠步枪。

    这个穆华西给了乌斯满50支水连珠步枪，几皮袋子弹。乌斯满脸也阔了，腰也粗了，立马重整队伍，咬牙切齿地跟盛世才边防部队干了一仗。结果，还是不行，胳膊拧不过大腿，乌斯满自己身上钻了好几个窟窿眼。

    又过了三个月，外蒙那边的人出手更大了，一次性无价奉送乌斯满400支水连珠步枪、自动步枪和轻重机枪，还附带望远镜之类的器材。此外，又专门为他派来了一名助手和一名参谋，把乌斯满抖得跟当了皇帝似的，弄块白毡坐在上面，俨然以哈萨克的“汗”自居。

    有这么几百杆枪在边境上闹腾起来，政府真还不好办。你一打，他逃到别国；你不打，他一天比一天牛。最佳方案只有招安。于是，一位从苏联刚学习完回国的年轻人达列里汗，被派到乌斯满那里交涉，希望乌能同政府合作。只要有句话，改过自新，就不咎既往。

    乌斯满还吃你这一套？他正在旺火的时候，不但不“自新”，一怒之下还带着人马把阿尔泰县城围攻一气。虽说迟迟不能得手，那副老虎吃天的派头是炫耀出来了。正好，这时候三区暴动如火如荼，也在进兵塔城进而阿尔泰。乌斯满夹在里面捡了一份功劳。

    战事结束，三区改组政府，邀请乌斯满参加，乌斯满不干。后来又选他当阿尔泰区专员，他还是不当回事。请他到乌鲁木齐与国民党谈判，仍就不理不睬。他心上那颗小算盘珠子究竟想怎么拨，谁也搞不清楚。

    其实，乌斯满早就在暗度陈仓。他看上了军权在握的宋希濂，要背靠这棵大树跟三区分庭抗礼。

    联合政府成立，乌斯满被任命为省府委员兼阿尔泰专区的专员。这一次的委任状盖着中央政府蒋介石的大印，金光晃眼非同一般。乌斯满刮目相看，接受了委任。

    过了一个多月，突然有个哈萨克人揣着乌斯满的亲笔信，来到乌鲁木齐求见张治中。张觉得挺为难，认为单独接见不妥当，便把两位副主席拉着一同与此人会见。谁知，这一见见出满肚子不快。来人傲慢无礼，没有高低，而乌斯满的口气硬邦邦的，要这个要那个，要求让贾尼木汗回阿尔泰工作，要增派军队进驻阿尔泰，要求给予粮款救济，要求配发新式武器……张治中的脑袋“轰”一声大了！他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张恬不知耻、贪得无厌的强盗嘴脸。

    连续几天，张治中脑子里一直转着这个乌斯满。刘孟纯和屈武都在悄悄地提醒他：会见之后，乌斯满的代表又秘密地去了宋希濂处。

    又是军人干政！张治中真想把宋希濂叫来狠狠教训一顿。但是，他克制住了。

    年底，乌斯满的强盗代表又来到乌鲁木齐。这一次干脆住在贾尼木汗家里，大有要不到东西决不罢休的意思。

    张治中把持着原则始终不松口。可宋希濂却慷慨大方地先后两次“援助”乌斯满枪、弹，还给了他一部电台，随机配备三个通信兵。

    这个不光彩的协作，矛头直指三区民族军。阿合买提江愤怒了！除把乌斯满的职务一撸到底，还出动了三个骑兵团，由民族军副司令员伊斯哈克拜克指挥，进剿阿尔泰。

    乌斯满的那些人马毫无战斗力可言，每战必败，但就是不认输。谁都明白他是仗了后台宋希濂的势，可谁又能说什么？连张治中都在保持沉默，甚至提出规劝乌斯满，让他重新担任阿尔泰专员呢！

    最好的办法是把结论交给群众。包尔汉奉命带着省府的“行政调查团”前往阿尔泰了解情况，群众大会开了两天，从头至尾都是对乌斯满的血泪控诉。乌斯满的抢劫活动，激起整个阿尔泰的公愤，仅会上揭发出来的就有2000多只羊和3000多头大牲畜遭劫，致使20000多人无法生活。老百姓异口同声：把乌斯满打出阿尔泰，省府必须对其严惩不贷。可这时的乌斯满在哪里呢？他正坐着飞机在阿尔泰的上空兜风哩！

    这么臭的“专员”，怎能让人容忍？

    然而，更叫人不能容忍的，还是张治中的“暧昧”。张初到新疆时曾说过一句让阿合买提江们兴奋了好几个月的话。他说“我到新疆是为了纠正历史的错误，偿还历史的罪债”。现在，人们不禁要问，难道容忍军人干政，以致纵容乌斯满这样的土匪为非作歹，也叫“纠正错误”“偿还罪债”？

    张治中还有一肚子委屈呢！他认为自己从没有改变过初衷，只是曲线拯救新疆的“怀柔政策”每每不被各方理解，反而误会日深，把自己拍在中间当夹板乌龟，苦不堪言！

    如果说在乌斯满问题上三区反应过激，对张治中有所刺激的话，不久后他到南疆视察，在喀什遭遇数千群众请愿事件，简直将他挫伤得不可收拾。张治中怀着近乎负气的心情，向蒋介石辞去了所兼新疆省主席一职，并把一个“泛土耳其主义者”、原新疆监察使麦斯武德推上了省主席的位置。此人一上台，兴趣点立刻转向了英美而让苏联靠边。这么一来，三区乃至全疆震怒了！顿时起义、游行四起，尤以吐鲁番、鄯善、托克逊最为突出，闹得天昏地暗。

    到1947年8月，阿合买提江等三区参加省府工作的委员们，陆续撤回伊宁。从此，以玛纳斯河为界的武装对峙局面，重新开始。

    新疆向何处去？阿合买提江们回头一想，痛感张治中的离去是个重大损失。新疆宁要张治中这个军人，也不要麦斯武德这样的大员！

    张治中的好处是需要一点一点品尝的。谁说他漠视军人干政？他在1947年3月对新疆高级军政官员所作的那个秘密报告，是何等痛心疾首！他说：“军人自有军人的职责和本分……军队只有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技能高强、战力充实，才可以争取民众的敬爱。因此带兵的官长应着重训练部队，教育部队，使之成为精兵，足以安定边疆，保障国土。”这么一把尺子卡在这里，无疑对驻军是个不小的约束。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就是个榜样，此人跟宋希濂大相径庭，谨慎言行，埋头主管驻军整训，恪守原则，从不介入政治，不能不说是对新疆军事稳定的一大重镇。

    作为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张治中始终奉行亲苏政策，谋求睦邻友好，在新疆的桩桩件件，也使三区领导们念念不忘。比如协助苏联运回存放在星星峡和哈密的物资，并签订《中苏航空条约》；恢复乌鲁木齐中苏文化协会活动，撤销所谓“归化族文化促进会”，另组“苏侨协会”；促进中苏在新疆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商谈，以及阻止美国军用飞机到新疆“浏览”等，甚至《新疆日报》转载《大公报》一篇题为《哀中共》的社论，也引起他的震怒，一气之下撤销了该报总编吕器。至于“军统”或“中统”要想在新疆抓走“政治犯”，只要张治中知情，就绝不能得逞……这些深情的怀想，通过书信一一传到兰州的张治中那里，给了张莫大的安慰。在此后不长一段时间内，张治中终于把宋希濂和麦斯武德这两块石头，从新疆扔出去了，使陶峙岳成为新疆军事方面相对独立、真正的当家人。同时又把包尔汉保举到南京，在蒋介石面前去当“国府委员”，这就给新疆未来的局面铺平了道路，留下伏笔。

    陶峙岳落泊遇知音，张文白抱憾布新局

    陶峙岳的官运一向不佳。据说，这与湖南宁乡张狮子山下火龙洲的那个陶氏门风有关。虽说地方有“四山环翠，九派流清”之誉，祖上亦以晋朝的“八州都督”陶侃和不为五斗米折腰而退隐林泉的“五柳先生”陶渊明为荣耀，却世代很少有人到外面做官。陶峙岳，似乎还是个例外。

    和许多国共高级将领的经历大同小异，陶峙岳的戎马生涯也是从上陆军小学开始。然后吟哦着“男儿走四方，安敢事株守”的诗句，再考陆军中学。到武昌陆中没学到两个月，武昌起义爆发了。辛亥革命大浪卷起，他不知不觉又进入保定军官学校。接着便有袁世凯称帝，蔡锷护国那么一段，陶峙岳书剑飘零回到湖南，帮谭延闿训练了一堆绿林好汉。后来便混迹于湘、鄂诸军阀部队间，北伐、蒋、冯、阎大战直至江西“剿匪”，当上毛炳文部第八师师长。因朱绍良出任甘肃省主席，嫡系毛炳文部所属陶峙岳的第八师，许克祥新编第二十四师也都跟着呼呼啦啦从江西调往甘肃。

    从此，陶峙岳与胡宗南结缘。

    第八师是湖南的一支杂牌部队，从一开始与蒋介石的“主流”就拉开一段距离。这使得陶峙岳在1936年冬西安事变中，驻守海原仅几百里远，态度却比较暗淡。而稍后随胡宗南参加的淞沪之战，又凭着“几杆破烂枪，打得还算不错”（胡宗南语），因而，陶峙岳这个人的基调也就定型了：受尊敬而不受重用。

    1938年9月，胡宗南一纸命令，把陶峙岳调到自己最得意的第一军当军长，而让第一军军长李铁军去“长陶所在的七十六军”。不管陶对此如何感觉，胡宗南器重陶的才干是没有异议的。只是这种“器重”更大程度上是“器”而不“重”罢了。当第一军在陶峙岳手上训出一点长进时，胡宗南立刻又派丁德隆取而代之，给陶安了一个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的位置。

    陶峙岳离开自己一亩三分地，本来就找不到感觉。刚刚入住新的园子耍出两套把式，秋收在望，又让胡给剥夺一空，且置于闲散之境，这不能不让陶揪心、寒心、灰心和没有信心。

    陶峙岳发现自己变成一片落叶，飘荡在秋风之中，无枝可依。遂闲居西安达数月之久。

    在第一军任职这段不堪回首的时光里，唯一让陶峙岳感到欣慰的是，结交了两位肝胆朋友。一个是他从第八师带到一军去当参谋长的曾震五，另一个就是奉胡宗南之命在河南吸收土著杂牌部队扩充实力时，偶然相识的赵锡光师长。曾是陶的乡党兼嫡属，而赵则与陶同在人家屋檐下，惺惺惜惺惺。这两个人后来都成为陶峙岳镇守新疆的得力助手。

    陶峙岳空挂着一个集团军“总司令”的头衔，在长安古城从1940年夏一直漂泊到1941年春，又被送到翠华山游击干部训练班去当教育长。至此，兵权彻底没了。陶峙岳唯一拥有的，是位于西安市以南40多公里的那片陕西胜境。他只好一面寄兴山水，故作潇洒状，一面又暗怀“身经太华千重险，敢说长安路不平”的喟然长叹。

    不久，洛阳第一战区长官部政治部主任他调，司令长官不同意继任人选，悬缺已久。按照惯例，应由一名副司令兼任。胡宗南想到了陶峙岳。陶一口回绝。这时，卫立煌也出面来当说客。陶峙岳磨不过情面，做了一万个“只挂名、不务实”的声明，才悻悻地跑去就任。

    这个打杂的差事干了一年多，最让陶峙岳兴奋的一件事便是得到一次去重庆受训的机会。在那里，他与张治中将军发生了关系——这可以说是陶峙岳人生的重要转折。

    胡宗南并没有放弃陶峙岳。1942年8月他将部队扩为三个集团军时，陶峙岳居然奇迹般地“三分天下有其一”，被任命为第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范汉杰为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而另一个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的位子则由胡自己兼占。这有点出乎陶的预料。但很快他就发现，胡宗南为他精心挑选了一个参谋长，那就是胡的铁杆亲信蔡棨。

    陶峙岳虚假繁荣“风风光光”当了一年总司令，就被送到河西的酒泉“重镇”边关去了。名义上听起来仍然是个“警备总司令”，声称“可以调遣所有入境部队”，而实际上日常指挥的兵力不过一个担任总部勤务的特务营而已。

    其时，赵寿山驻守武威，陶在酒泉，关山绵绵，心照不宣，两人默然相对，不知道谁在为谁一掬同情之泪。

    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时光一晃就是几年，秋去春来，人生苦短，面对塞外迟到的一点点绿色，陶峙岳不免长吁短叹。这时，忽有一个让人略有兴奋感的消息传来：张治中将军受命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辕主任！事隔两天，陶峙岳收到一份电报，竟是张治中本人发来的，说是他将赴新疆公干，准备途经酒泉小住。这让陶一下子回想起两人在重庆相会时的情形。

    过去陶峙岳只听说张治中是个老黄埔，当过蒋介石的党军第二师参谋长，特别是在西安事变中，他坚决不同意采取军事方式解决问题，主张政治解决，认为“唯一着眼点是救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应该不惜以任何条件求得解决。”可见张与蒋介石的关系非同一般。接触并作了一点调查之后才知道，张是个老黄埔不假，但他在黄埔期间跟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也有密切来往，还曾被看作是“红色教官”“绝色团长”，与邓演达，恽代英、高语军并称“黄埔四凶”。尤其是对蒋介石“遵从”而不“盲从”的态度，让陶峙岳至为欣赏，甚而感动不已。张先后五次带兵打仗，却五次都打在点子上，是国民党里唯一没有和中共打过仗的高级将领。1941年1月发生皖南事变，他竟冒天下之大不韪给蒋介石上“万言书”，痛陈蒋在处理中共问题上的“失策”，力主两党和谈。如此，张治中才成了国共两党之间的“和谈天使”……而且，对陶峙岳来说，张治中叙起来还是自己正儿八经的“学兄”，他最早也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比陶先入学三年。

    这一切，可以认为是行伍中建立交情的基本条件。

    陶峙岳是个心性很高的人，虽置身江湖多年，却从不滥情施交。他平生最自得的两件事就是，第一，不要三妻四妾，从一而终；第二，不积攒私财，清贫廉洁。为此，胡宗南曾说他“没有朋友”，言下之意是“水至清则无鱼”。陶峙岳回了一句“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勿及”，两人风马牛说不到一块儿。而张治中就不同了，见到陶峙岳就有叙不完的话，怎么扯怎么都投机。两人一个湖南宁乡口音，一个安徽巢县口音，南腔北调里面偶尔带出一言半语的国语，彼此听起来都觉得耳顺。

    张治中来酒泉除了假道之外，主要目的是想动员陶峙岳随他一同进疆，共图大业。他说：抗战打了八年，国家的元气伤尽了，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国内应当实现真正的和平，不宜再动干戈啦……

    “是啊，”陶峙岳懂得张藏在话中的那层意思，“但愿这次国共谈判能如天下人所愿！”

    两人都不想把心照不宣的忧虑说出口。令世人瞩目的重庆谈判刚结束不久，善良的国人都沉浸在升平歌舞之中。张治中这个在谈判桌上唱主角的人物，当然不希望把未来想得太坏。可是，他心口的分寸比谁都有准头。

    正因如此，治理一个偏远的新疆，便是无奈中最妥帖的寄托。

    而陶峙岳的心情则不同，他要“士为知己者死”。至于新疆，或许可以看作是个一展雄才的靶子，陶峙岳就是要将自己一副傲骨和一身浩气变成西北边陲的一片朗朗净地。这个心愿从首次进疆开始，就与日俱增，以至于张治中离开新疆、联合政府解体，陶被临时任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的一段时间内，极感不适。他发现自己已很难摆脱这块土地的缠绕了！

    1948年8月，陶峙岳再度被任命为新疆警备总司令。这是张治中终极的决策，代表他对新疆问题马拉松式的思考得出了成熟的结论。

    即将履任，离开兰州，自然要拜会张治中。陶峙岳选择了一个月明星稀的秋月，来到张的新龙山私邸。说：“相聚没几日，又将作别，不知文白兄还有些什么吩咐没有？”

    张治中很高兴，亲手给陶峙岳泡了一杯家乡的舒城绿茶，说：“我们安徽人待客讲究一杯功夫茶，不晓得你喝得出来喝不出来。”

    陶峙岳呷了一口，咂咂嘴：“香，喷香，就是太浓，尾子有点苦哟。”

    两人哈哈大笑。接着，张治中直截了当切入有关新疆的许多实际问题，诸如民族问题、外交问题、军事问题以及新疆今后的出路问题等。又从新疆谈到国内和平的设想，说到激动处，竟把他多次向蒋介石建议力主国内和平的函件以及与蒋的谈话记录，通通搬出来让陶峙岳看，说：“对新疆，我有很大的遗憾，未竟之事不少，可说是千头万绪，当时一方面国际国内大势所趋，另一方面老头子又催逼太紧，许多事情搞成了虎头蛇尾，唉……”张治中打住话头，一声长叹，数不尽的苦恼尽在不言之中。

    一个长久萦怀的问题突然撞上了陶峙岳的心头。他犹豫一下，说：“外界都称文白兄是领袖的左臂右膀，看了这些函件和记录，始信为真，小弟感佩。不知文白兄今后作何打算？”

    这个问题很深，以官场规矩，可以用大道理搪塞。但是，张治中知道陶闪烁其词背后的含义，是在考验彼此的友情。于是，最大限度地说了句“领袖是人，我也是人……”见陶峙岳似懂非懂，又补充道：“人君有兼听之明，人臣有陈情之责，剩下的事只有靠天来裁定了！天就是民众。治国也好，治一个省区也好，与治家是一样的，古人总把两者放在一起讲，所谓‘治国齐家平天下’。我们安徽有句老话，叫‘家不和，外人欺’。中国的事情最关键、最难办的就是一个‘和’字，新疆也是如此。”

    陶峙岳深以为然：“所以我觉得这个警备司令很不好当，有些事军队用不上劲，军人越帮越忙。”这句话触起张治中对军人干政的愤慨，免不了一番抨击。说：“军政之间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很伤感情。党外打仗，党内也在打仗，这是致命的问题。”

    “新疆的那个班底倒是应该好好修整一下。”陶峙岳说，“要体现各司其职的精神，叫刘孟纯以省政府秘书长和长官公署驻迪化办公厅秘书长的名义，主持政府，我主抓军事，屈武主持迪化市政，刘译荣主持外交。只是那个麦斯武德和伊敏、艾沙这样一些人难办，麦是省主席，伊是副主席，艾是秘书长，还挂个中央委员的头衔。下面最头痛的恐怕就是乌斯满、贾尼木评和尧乐博斯这几个顽固分子……”。

    张治中微笑着端起面前的茶水轻轻一啜：“放心，麦斯武德已不是问题，老头子已决定把他调离新疆。新的委任状马上就下来，你猜猜是谁？”

    陶峙岳茫然：“会不会是南京方面的人？”

    “可以这么讲，也不可以这么讲……他就是包尔汉！这是我长久安排的结果。此人外圆内方，体察民情，事业心、责任心都没有问题，与苏联、与三区也能说得上话。你一定要全力保护好他，让他尽情施展，切防叶城、罗恕人和马呈祥他们从中为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