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涛骇浪强军政所难，风刀霜剑逼兄弟反目

    张治中用一个冬天的时间完成了新疆的布局。这期间国家最大的事情莫过于蒋介石的引退，副总统李宗仁登上了历史舞台。

    南京政府土崩瓦解，共产党坐天下已成定势。一场前所未有的抢购风同样刮到了新疆，市面上大量抛出“金元券”，一盒火柴要卖到一百万法币！

    这是包尔汉当上新疆省主席之后的第一个难题。

    与此同时，代总统李宗仁给陶峙岳发来一道命令：新疆驻军除留一个旅担任边疆防务之外，其余全部调入关内。并着其火速飞赴南京面商大计。显然，这是陶峙岳面前的难题。

    时新疆驻军有赵锡光的整四十二师，所辖一二八、六十五、骑八、骑九四个整编旅；叶成的整编第七十八师，辖一七六、一七八、一七九三个整编旅。此外就是马呈祥的整编骑兵第一师，辖一、二两个整编旅。连同总部机关一起，三个师有近10万人马。这里面除了赵锡光与陶峙岳有些老关系以外，其余各有其主。叶成和一七九旅旅长罗恕人，是胡宗南的嫡系，而马呈祥的部队从人事到给养一应听命于马步芳，陶峙岳实际上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如何当得住这个大总管？

    当夜，陶峙岳通宵不能成眠。部队出关如何了得！新疆地处边陲，外有强邻，内有民族杂居的复杂关系，一旦防务透空，后果不堪设想。再说，十万之众投入内地战场，又将造成多少生灵涂炭？是抗旨不尊，还是……他决定以整编部队为名，召开一个师旅长以上官员的会议。在会上试着把部队入关问题提出来，看看各方面的反应。

    谁知道会还没有开，马呈祥就跑到警备总部骂起大街来：“他娘的，这个鸟新疆老子是待不下去了，连长、营长一个月的薪水还不够买几盒烟的，金元券金元券，再这么下去就只能当擦屁股纸了！”

    陶峙岳把他拉到一边，不硬不软地小声说：“金元券的情况也不是新疆一地如此，身为党国军人，应为中央分忧，说话怎能没有场合？怎能一点分寸也不讲？新疆的情况会好起来的，省府包主席不是已经在想办法了吗？”

    包尔汉的“办法”，就是下决心在金融上同南京政府切断联系，发行“银圆券”作为新疆单独流通的地方货币，从而摆脱法币的贬值，遏止全疆一天比一天厉害的抢购风。眼下，他一面拒绝中央银行运来的大批金元券入疆，同时又暗中通过地下革命组织，鼓励全社会拒用金元券。

    这时候的新疆真像是一个偌大的炸药库，“民主青年团”“新疆民主同盟”等地下组织，随着地下刊物满天纷飞，革命成为年轻人的时尚。而那些老派的民族主义分子，又一个劲地浑水摸鱼，到处鼓捣生事。美国驻新疆的领事马克南，临终还放个臭屁，跑去跟乌斯满说：“乌斯满先生，美国永远是你的朋友。从西藏去巴基斯坦有个地方叫太吉努尔，那是我们美国人的地盘，你可以带所有的哈萨克族到那里去，在那里可以得到美国的援助。”

    这些话无疑给乌斯满以及与他臭味相投的那个省财政厅长贾尼木汗等人，注射了一剂兴奋剂。贾尼木汗发誓要跟包尔汉分道扬镳，也不到省城上班了，大喊大叫：“你包尔汉要投奔共产党，我可不干！我是穆斯林，我不相信共产主义……”然后，把南山官牧场上的几百户牧民和数千只牛羊赶着，去找乌斯满。

    所有这些无法无天的事，都少不了马呈祥和叶成、罗恕人这几个家伙的一只脚。包尔汉着急地问陶峙岳：“张长官一向反对军人干政，你打算怎么办？”

    时值1949年春夏之交，蒋介石在年初宣布下野金蝉脱壳，李宗仁担任代总统。其时，国共间已有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号称“精锐”的主力部队大部被歼，面临覆灭命运，幻想通过“和谈”阻止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派代表团到北平谈判，但最后又拒绝在中共和平条件《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毛泽东、朱德于4月间下达全国进军命令，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4月23日攻占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先后退到桂林、广州，由吃力不讨好的李宗仁勉力支撑。

    远在新疆的陶峙岳面对马呈祥、叶成、罗恕人这些亡命之徒，还能怎么办？他正在为部队出关之事焦头烂额，每天都在以“大部队行动和穿越戈壁需充分准备”为由，拖延李宗仁，真有度日如年的感觉。好在主政全国的“广州政府”也在岌岌可危，李宗仁似乎没有精力来过多追问这件事。

    但手下这三个师的部队，可一直在虎视眈眈。马呈祥、叶成和罗怒人等，几乎没有一天不盯在警备司令部，逼着陶峙岳下决心入关。身为总司令的陶峙岳言行举止如履薄冰，简直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走一步路。时隔多年，他在自述中这样写道：“当时，我除与兰州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彭铭鼎和驻张掖的第八补给区司令曾震五常有联系，也曾经向他们流露过不愿再参加内战的想法外，从来不敢向人吐露思想真情。刘孟纯常与张治中联系，他不时将外间的消息转告我，我也听之而已，不发表露骨的议论。就是我的参谋长陶晋初，与我有兄弟之谊，我对他也守口如瓶，曾引起他对我的误解……”

    这场“误解”是非常自然的事。

    两陶并非胞兄弟，只是同一个高祖而已，而彼此性情则天南地北。陶晋初的思想早就激进得不行，尽管当过宋希濂第十一集团军司令部的高级参谋、参谋长，却对共产党一往情深。特别是在重庆因阅读《一周国际述评》而结识了编者乔木（乔冠华）之后，更有些明目张胆，以至于在国共谈判期间，一个劲地通过乔冠华向中共方面提供情报，并且还致函毛泽东，写出像“自问爱护先生，不亚于一切共产党员”这样贴心体己的话。最后，干脆跑到红岩村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向周恩来请求到解放区去工作。

    这件事因为胡宗南的防范而没能实现。但是，陶晋初的政治色彩已经有目共睹，陶峙岳当然心中明白。他能接纳陶晋初作为自己的参谋长，足以证明上面的自述文字是真实可信的。

    陶晋初忍受不了陶峙岳的“缄默”。就在兰州解放前夕，他终于在一天晚上找到陶峙岳，说：“司令，我想了很久，还是回家去算了，不想再干……这是我的辞呈。”陶晋初双手恭恭敬敬的把一份辞职信送到陶峙岳面前。

    陶峙岳颇感突然，但他却扑哧一声笑了：“你么时学得这样刻板？这可不是你的性格啊！”他随手接下辞呈往旁边一丢，“你跟我这样规矩真有点像戏台上唱戏哟……”

    “六哥，你莫取笑，我是认真的。”

    陶峙岳仍笑道：“我知道你是真的。可是辞职也没得这样简单嘛，莫说你来给我当参谋长，就是来走个亲戚，也要吃顿饭再走嘛！这样吧，明晚你过来，我备几个小菜，给你饯行。”

    “不用了，我飞机票都买好了。”

    “哦，这么急……”陶峙岳抹去笑容，“是我这个兄长叫你那么讨厌？”

    陶晋初说：“这个不关兄弟情义。人各有志，我只是不想再为独夫效劳而已，还望六哥见谅。”

    “见谅？见谅什么，你既已说出人各有志，还有什么可见谅的！不过，我倒想问你一句话，你存有何‘志’，你看我又存有何‘志’？”

    陶晋初沉默不语。

    “我来为你说。上次我去重庆安顿家小，你叫彭铭鼎转给我的信上，不是要我为中华民国的前途、为新疆十万官兵的生命着想吗？我自认为无愧这两句话。难道你的‘着想’就是这样一拍屁股了事吗？作为总司令与参谋长，你我有齐心协力守土之责；作为兄长与小弟，你我有手足同宗骨肉之情。你也不看看目前新疆是个什么局势，危机四伏、困难重重。这个时候你既不念职责，亦不念亲情，眼看着我孤掌难鸣，却要拂袖而去，亏你想得出来啊！”

    陶晋初绝望而又疑惑地望着陶峙岳，许久，说：“六哥，你难道真的甘心情愿为国民党殉葬？你为什么不去想一想中共所标榜的那些主张呢！”

    “胡说！尽忠竭力怎么是‘殉葬’？民族主义的自由中国理想，难道不值得我们为之奋斗吗？你讲这种话就不怕人家说你‘赤化’？你太大胆、太没有分寸了！”陶峙岳脱口而出。

    陶晋初五内俱焚，难受极了，连珠炮似的一吐为快：“你不要谈什么民主不民主、自由不自由了！要是在十年前，这些冒牌货或许还能骗一骗人。今天，见鬼去吧！我劝你还是关心一下切身生活吧！为什么要允许一部分人吸大多数人的血以自肥，而大多数人陷于贫困、饥饿、死亡！《中央日报》每天都在骂中共是恶魔。既是恶魔，怎么还有那么多有志气、有修养的学者、青年趋之若鹜？他们书越读越糊涂，会死心塌地地去追求‘恶魔’吗？为什么中共的人一天天增多而国军山河日下、打一仗败一仗？为什么……”

    “好啦好啦！”陶峙岳举手，强行制止了陶晋初，“天下事自有天下人来公论，我不想抬扛，也不想保密局的人把你当作共党分子抓起来，在胡宗南那里的教训还不够吗？这样吧，我给你一天时间，明晚还是来吃个饭。共事一场，话话别还是应该的，不会耽误你的飞机吧？”

    第二天晚上吃饭“话别”，让陶晋初意外的是，屈武也在场。他不觉暗暗一惊。

    屈武4月1日随张治中作为国共和平谈判代表团顾问飞抵北京。《国内和平协定》草案签订后，由屈武和黄绍竑携往南京呈李宗仁签发。李拒不签字，和谈遂告破裂，屈、黄二人各返本部，而张治中却留在北京再没有离去。

    屈武回到迪化，把张治中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意向带了过来，暗中与刘孟纯、刘泽荣、陶晋初积极策划，甚至公开场合也大谈北京一行的见闻，以致引起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等非议，差点有一场轩然大波……陶晋初想，陶峙岳让屈武到场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关中催调马步芳索兵，疆内谋乱陶峙岳降魔

    张治中和谈不归，国民党中央政府擂胸顿足撤了他的职，并发布通缉令。消息传到兰州，乐坏了马步芳。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宝座恰好成全了他最后一段嚣张的日子。

    马步芳当上“长官”的第一件事，就是向陶峙岳索要马呈祥的骑一师，理由冠冕堂皇——彭德怀将攻兰州，需东调增援。

    这一来，马呈祥在新疆更着急了，天天追着陶峙岳要出发命令。陶说：“既然马长官有话，本司令坚决照办！只是这么大的部队行动，路途又这么远，总得要作些物资上的准备嘛。否则等上了路，问题成堆，非拖垮部队不可！”说着话，就吩咐司令部又造计划，又拟文书，摆出大部队即将出发的架势，跟真的一样。

    可是，雷声大雨点小，一拖十天半月又过去了。直到兰州解放，马呈祥出发的日子还是遥遥无期。

    陶峙岳忙什么去了呢？他每天坐着车在各个物资仓库之间往返穿梭，检查后勤工作。这在部队行动过程中，的确也是个必然的环节。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马呈祥等人虽然肚子胀得像皮球，却说不出半个“不”字。

    8月中旬，彭德怀指挥解放军一野各部队开始分取青海、宁夏及河西走道，形势一天比一天逼得紧，陶峙岳的后勤工作还没有检查完毕。这天他来到赵锡光的整四十二师，很自然地与赵在焉耆这个小地方会面了。谁也没有察觉到这是一次不太正常的秘密约会，更不会知道陶、赵二人私下作出三条约定：其一，待解放军接近，派员接洽，把部队交出去；其二，部队交妥之后，二人都站开，别无他求；其三，部队改编时，要求不在民族军监视下进行，以免发生误会。

    但是，这个“没人知道”的行动，却引起了罗恕人、马呈祥和叶成的怀疑。马、叶、赵三个师长之间的关系极其微妙，彼此都安插了足够的耳目。而罗恕人本身就是军统保密局方面的人，大事小情，只是他想知道，就没有能瞒过去的。

    最先生疑的就是罗恕人。他打电话问马呈祥：“陶六爷去了四十二师，你知情吗？”

    “知道，不就是看看后勤吗？”马呈祥心里很烦。

    罗说：“恐怕不那么简单吧！赵这个人一向阴阴的，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

    马呈祥一听，警觉起来问：“你说该咋办？他们是不是在玩什么暗刀子耍爷们？”

    “不用多说了，你马上到老叶那里去，我随后就到，见面再谈吧！”

    马呈祥和罗恕人抢火似的赶到了叶成家，谁知叶成却不在家。叶夫人是个水光溜滑的女人，自然不是发妻，半路上娶的小，人长得又体面又风骚，见到男人有说不完的话。罗恕人和马呈祥都是老熟人了，叶夫人更没有拘束，这个身上拍一巴掌，那个身边蹭一小下，几句话就把两人安顿下来，老老实实坐在那里傻笑。

    叶夫人告诉罗、马二人，说叶成出门找相好的去了，“我才不在乎呢！”她那个样子好像罗、马二人倒应该在乎似的。

    一见叶夫人，罗、马二人没有了正经，嘻嘻哈哈地说：“叶师长今天不回来，我们就不走！”

    叶夫人给二人沏了茶，绛紫色的旗袍撩得高高的坐在旁边，说：“放心，不到5点半他一准回来，晚一分钟，他敢！”说着又咯咯咯地笑起来，笑得紧绷绷的身上一颤一颤的。

    其实这女人知道叶成去了陶峙岳家里，只是守口如瓶罢了。兰州解放后，新疆的国民党大官小官，人人都在找退路。叶夫人跟丈夫说：“南京没了，广州又那么远，我们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罗恕人、马呈祥那些人都靠不住，我看来看去，要说有主意的，还得数陶司令。别怪我妇道人家多嘴，将来我们跟着他，没得亏吃！”

    叶成惧内是出了名的。这番话他听着也在情在理，所以，有事没事常到东门外陶的住处坐一坐。今天听说陶峙岳刚刚检查后勤回来，慌忙找个空子溜过去抱一下粗腿。当然，这在事先得经过夫人的允许。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陶峙岳见到叶、罗、马这几个人，就得做一番说服工作。今天见到叶成又是如此，从全国形势、新疆特点及今后出路一一谈过来，无非是此去关内、戈壁千里，沿途人烟稀少，物资准备不足万不可轻举妄动之类的话。“所以我急呀，”他说，“好不容易把所有的仓储检查了一遍，心里才稍微有了点底子，若不然……”

    叶成连连点头说：“司令辛苦都是为了官兵们的利益，这一点，叶某我从内心理解，钦佩！”

    陶峙岳听了此话也显得很感动，拉住叶的手：“都像你这么善解人意，事情就好办得多啊！你想一想，新疆有十三个民族，他们中的许多人同苏联那边都有亲朋故旧的关系。我们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历史上又遗留下来那么多的嫌怨，如果在我们军队内部发生点什么问题，必定要引起大骚乱。历史的教训，令人不寒而栗呀！你我受党国栽培多年，都懂得军人当以疆土为重，马革裹尸自古是军人的殊荣，无论关内出现什么样的形势，我们也切切不可感情用事。当此动荡之秋，稍有不慎，将成千古罪人啊！”

    “司令的话句句在理，叶某心领神会……”叶成像是真的被打动了。

    送走叶成不到半个小时，刘孟纯和刘泽荣又双双登门。两人提了一瓶苏联的“白烧”酒，说是来“看望”，实际上是想探一探陶峙岳对解决新疆问题的意向。

    自从上次同陶晋初闹“误会”之后，陶峙岳的口风适当放宽了一些。对外仍保持“缄默”的姿态，但最贴心的几个人大体上能够让他们猜得出自己的真心。正因为如此，陶晋初才又决定留下来干。

    二刘坐了一会儿，刘孟纯说：“罗恕人和马呈祥、叶成这几个人越来越暴躁了，他们经常在老满城聚会，喝醉了耍酒疯，外面都在谣传，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驻迪化办公厅，已从新大楼搬到老满城去了！”

    “老满城”是马呈祥骑一师司令部所在地。陶峙岳一听就明白了七八分。自兰州失守，马呈祥关内的亲属音信全无。他是马步芳的外甥，这种沮丧的心情可以想象。马每与罗恕人到陶峙岳面前谈起入关的事，总是声泪俱下。如此，借酒浇愁也在情理之中。

    “外事方面有什么动态？”陶峙岳转问刘泽荣。

    刘泽荣告诉陶说，苏联驻新疆总领事萨维诺夫和副领事叶甫塞也夫向二刘以及屈武暗示过多次，北京方面将于9月组成新政府，届时苏联将予以承认。希望新疆方面能够及时地主动转变，不然的话，北京新政府成立之后，苏方就不能再和新疆旧政府打交道了。并且还说，除了马呈祥的骑一师部队令其退出新疆外，其他部队都可以原封不动转过来。

    刘孟纯插言：“势在必行，时不我待，司令当以大局为重，三思而后行。”

    这些消息让陶峙岳且惊且喜。从内心实情而言，他真是希望苏方暗示的那个“9月”早一点到来，让今天的一切赶快成为历史！

    说了半天，二刘见陶峙岳始终没有表态，便绕着弯子把话题往中心引导，硬是要“请教”陶峙岳的看法。陶想了想，说：“新疆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军事问题。”言下之意，就是要掌握部队。二刘是明白人，心中立刻有数了，笑眯眯地告退出去。

    一天下来，陶峙岳实在累得不轻。二刘一送出门，立刻感到有股倦意。挂钟已敲过10点，这在迪化也算是深夜了。陶峙岳赶紧吩咐打水洗澡，准备好好恢复一下。当他洗完澡刚躺上床就要入睡时，忽听内门上有人轻轻扣了几下。陶知道一般人进见，必经卫兵通报，而能直接闯入扣响内门的，肯定不是一般人，何况时值深夜。他骨碌一下爬起来，边吩咐勤务兵开门迎客，边穿好衣服到客厅整装以待。

    奇怪的是，来人竟又是叶成。

    陶峙岳脑子“嗡嗡”叫，料知必有蹊跷，但脸上仍努力保持镇定，问：“还有什么事吗？”

    叶成吞吞吐吐：“他们……他们……商议了一个计划，打算把刘孟纯、陶晋初、屈武等人拘捕。”

    “怎么回事？”陶峙岳没有想到会出这种事，“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

    叶成干脆把他和马呈祥、罗恕人等商定的所谓“清君侧”计划和盘托出。原来他们认为陶峙岳之所以不能决断入关事宜，主要原因是受了刘孟纯、陶晋初、屈武这些身边人意见的影响。因此，三人决定深夜突然袭击，把这些人通通拘捕，一网打尽，然后……当然是胁迫陶峙岳下达部队内调的命令。

    幸好叶成与陶峙岳平时相处还算过得去，加之几小时前刚刚听了陶的一番“肺腑之言”，所以，力主把计划事先报告给陶峙岳，然后再付诸实施。他们让叶成来完成报告的任务，相约一个小时后回报情况，开始行动。

    陶峙岳闭上眼睛，痛苦不堪地喊道：“你们这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呀！抓了人之后呢？你们想过没有，第二步怎么走？！”

    叶成惶惶不安，无言以对。本来这件事就是心血来潮的急就章，出于一时盲动，并没有什么周密计划，哪里还谈得上第一步、第二步！

    几句话一问，陶峙岳便从叶成的表情上看出破绽。决心凌雳快攻，掐死这个计划。当即留下叶，并给马、罗二人分别摇电话，言辞恳切地让他们到自己住处来商谈。

    不一会儿，马呈祥和罗恕人耷拉着脑袋赶到了。马嘟哝着说：“不用谈了，我们决心已定，这件事非干不可！”

    陶峙岳单刀直入：“你们光知道抓人，想过新疆的特殊情况吗？眼下这里是个炸药库，一旦引爆就不单是我们几个人的安危问题。你们谁能担保枪声一响，地方不致暴乱？地方暴乱、军队失控，官兵死于非命，强邻趁机用兵……这些后果于你们几个又有什么便宜？”

    马呈祥说：“要什么便宜，大不了是个死。这么不三不四地活着，还真不如死了干净！”

    罗恕人一旁落起泪来说：“我们内心有苦痛，你好像无动于衷，讲道理，又每为你所屈……”

    陶峙岳语声极其沉痛：“我不是不关心大家的处境，可我更要关心全体官兵和全疆各族人民。如果你们还承认我是你们总司令的话，就应让我以冷静的头脑为你们考虑问题。目前局势你们也清楚，不应再去想部队内调了，无济于事啊，徒然烦恼！你们带部队走也好，个人离开也好，都要细细思量。我陶峙岳一颗赤裸裸的心，可以摆在你们面前，我决不离开新疆，我将与全省老百姓和全军将士及其家属共存亡。我有这样的责任，为尽到责任，虽死不辞……”

    陶内心冲动不已，尽情倾吐出来。这样说着说着，东方已经发白了。

    张治中一电千斤力，邓力群一人十万兵

    邓力群的名字首次出现在迪化，具有里程碑意义。他是陪同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少奇赴莫斯科公干之后，直接奉命由苏联进入新疆伊犁的。在赶到迪化之前，他已同三区政府领导和民族军首长们交流了好几天意见，并把带来的电台在伊宁架起来，从此，三区临时革命政府，民族军指挥机关与中共中央建立了直接的通信联络。这对于民族军的建设、发展当然是崭新的一页。

    9月19日，邓力群把毛泽东邀请三区革命政府和民族军代表，赴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筹备会议的信，交给了阿合买提江。毛泽东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

    这句话足以把国民党十几年来五花八门的陈词滥调打个落花流水。

    邓力群告别三区和民族军的“同志们”，信心百倍地来到迪化。包尔汉以最高的规格把他接到自己家里。当晚，陶峙岳也赶过来了。邓力群把张治中给陶、包二人的电报转给他们。

    这个电报自然是新疆和平解放过程中，关键性的文件之一，全文如下：

    迪化陶副长官岷毓兄、包主席尔汉兄：

    自接辰真（五月十一日）电后，以西北人事更动，又因时机未至，故未再通信。治于六月二十六日发表声明，由北平新华社播出，谅已接悉。今大局演进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新省孤悬。兄筹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亟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前，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治深知毛主席对新省各族人民、全体官兵、军政干部深表关切，必有妥善与满意的处理。治已应邀参加即将召开之新的政协会议，并承毛主席面商，希望治能返新一行。当允如有必要，愿听吩咐。希望兄等当机立断，排除一切困难与顾虑，采取严密部署，果敢行动，则所保全者多，所贡献者亦大。至对各军师长或有关军政干部，如有必要，盼用治名义代拟电文，使皆了解接受。向绍周（刘泽荣）、孟纯、经文（屈武）诸同志致意。兄意如何？盼即电复。

    其实，从张治中当初对新疆人事安排方面苦心经营开始，后来一切都是水到渠成。所以，等陶峙岳和包尔汉看完电报、邓力群问他们还有什么问题时，两人不约而同地说：总算等到了这一天！

    问题当然是有的。最突出的还是叶、马、罗三人的去留。随着邓力群的来临，新疆和平解放已经明朗化，刘孟纯、屈武、陶晋初、刘泽荣及《新疆日报》的梁克浔等人，都在四处奔走，通过方方面面的关系，做三个人的工作。陶峙岳甚至每天用自己的小轿车把马呈祥接到家里，像供祖宗似的备下清真饭同吃同聊。连酒泉的曾震五也搬来了。曾与罗素有交情，紧要关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效果很好；马呈祥此时已收到马丕烈从兰州发来的电报，告知其亲属安全抵达了广州。接着，他的叔父马辅臣和马振武也风尘仆仆地赶来了。马振武说马步芳败逃时，将骑一师应得的五万银洋军饷也带走了。这使马呈祥大为不满，心情也就转变过来。至于叶成，陶峙岳心里明白，有他那个夫人管着，出不了大格。很快，三个人最后达成一致意见：要走个人走，不把部队往绝路上拖，所属官兵清清爽爽交由陶峙岳发落，保证不发生枝节。

    这在陶峙岳看来是最理想的结局。所以他处理得又快又大度，分别让韩有文接任马呈祥的骑一师师长；莫我若代理叶成的七十八师师长；以罗汝正接任罗恕人的一七九旅旅长。并且保证他们腰包全都鼓起来，私有财产拿不走的，一律高价收买，而且全部以黄金兑付。

    军队稳定也是张治中最为关注的问题，因此他另外专门给陶峙岳发了一份电报，仔仔细细交代一番。即便如此，老百姓还是人心惶惶，什么样的传闻都有，说国军准备撤退，撤退前要杀人、抢劫、放火。

    对此，包尔汉的回答是：“东边，解放军正向西一天天推进，离新疆越来越近了；西边，有三区的三万多军队正在待命。这样，新疆的国民党军队真要杀、要烧要抢，那就打错了算盘。”

    无疑，每个传闻后面都是有背景的。包尔汉代表民众，主要任务就是用事实辟谣。最大的事实就是人民解放军已逼近新疆。对于这支新型的、在新疆老百姓心中完全陌生的强大力量，究竟有多么大的威力，谁也没有底。但是，在全中国基本上铲除了国民党这一点，是不置疑的。有这样一个看不见的巨大震慑作为后盾，包尔汉和陶峙岳才敢在给张治中的回电中，拍响胸脯——虽说不是那么有力：

    九月十日戍平电奉悉。新局前途，承详切指示，至深感激。自全国和局未成，钧座留平不返，职等在此，半年来与绍周、孟纯、经文诸兄，无时不审慎等议，在保障国家领土，维护本省和平，及避免军队无谓牺牲之三项原则下，选择时机，和平转变。经长时间的努力，此项主张业已获得全疆人士及全军将士之拥护。除少数法西斯，如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等，基于个人立场，决定率少数干部，最近趁机离开迪化外，其余全数部队均将就驻原地，继续维持地方秩序。待马等离开后，即由峙岳领导，宣布与广州政府脱离关系，依照《国内和平协定》，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至政府方面，在策略转变时，即同时根据钧座与三区所订之《和平条款》邀请三区原参加省府委员返迪，恢复合作，遵循已定之和平、统一、民主、团结政策，及本省《施政纲领》，在中央人民政府尚未成立前，暂时维持地方政务，听候中央命令，组织本省临时人民政府。预计上项工作，在本月内可以全部完成。职等自信，深明革命大义与本身职责，个人对政治上绝无企求，只期全省和平获得保障，人民不涂炭，军队不致牺牲，则对国家、对各族人民应尽之责任，即已达成，亦即不负毛主席及钧座之期望也。除将和平解决新疆问题意见，书面交邓力群先生转陈主席，谨电奉闻，乞释廑注。此间人民殷盼钧座早日莅临指导，何时命驾，恳先电示为祷。

    新疆这个大舞台正在尽情地演奏。陶峙岳眼下急需做的，就是把叶、马、罗三尊凶神打发上路。他和包尔汉还不一样，此时此刻的心情极为复杂。这表现在他无论如何也要将业已明了的起义意向，弄成迫不得已的模样。

    或许如陶自述所言，他的“迫不得已”对叶、罗、马的发落有所助益，可以“让他们再次认识新疆的困难形势，希望他们知难而退，不要再对新疆有何打算，以坚离新之意”。最起码也要让他们知道，我陶峙岳并没有拿你们作政治资本。因为在三人图谋冒险的那天晚上，罗恕人就曾责问陶：“你是不是想拿我们作政治资本呢？”当时陶的回答是：“关于个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我所想的是近十万官兵及其家属的安全，是各族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那么，选择“和平方式”，就可以解释成出于诸般“安全”的考虑，于陶的道德上，似乎没有太大的损害。

    此外，或许还有另一层含义。正式宣布起义之前，胡宗南曾经跑进来插了一竿子。他煞有介事地给陶峙岳发来一封电报，大骂“率部投降共产党太糊涂”，要陶给予一个明白的答复。胡还打电报给叶、罗、马三人，叫他们把部队带到南疆去，并许诺，可以给他们空投接济。只是这三个丧家之犬已失去信心，只能以“大势已去，不能有为”回复。陶峙岳对胡宗南的电报多少还有一点在意，甚至一旁的蒋介石虽然一言不发，陶也不能不有所顾虑。他思虑再三，还是分别发电报给胡宗南和蒋介石，说明新疆处境困难，“不得已而追求和平”的意思。

    相比之下，包尔汉的天空则要明亮得多。这种“明亮”，一部分来自政治上几乎清一色的省府，他可以做到有令就行，有禁就止。刘孟纯、刘泽荣、屈武以及财政厅副厅长白文昱、建设厅副厅长刘德恩、教育厅副厅长陈方伯、社会处处长刘永祥、民政厅厅长王曾善、公安局长刘汉东等人，都在独当一面做工作，包尔汉想到的，他们立刻就去做；包尔汉想不到的，他们也想到了。

    包尔汉的“明亮”另一部分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来自三区政府和民族军。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他的立场对头。所以他在宣传中理直气壮地谈新疆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高喊反对侵略、反对分裂，说近年来新疆停止对苏贸易，很多土产都被糟蹋，损失约有1000峰骆驼的银子。讲到“亲苏”问题，他就说“可以公开告诉大家，我确实是一个亲苏派，可我亲近苏联不为个人”。显然，这是赤头赤尾的革命家做派，和三区革命政府及民族军同一种色彩。

    一定意义上讲，包尔汉早就把自己置身于这个革命团体了，以他们的光荣为光荣。这种感觉最直接的来源，就是与三区领导人阿合买提江个人之间的友谊。

    的确，三区政府和民族军在这段时间是最幸福的。特别是邓力群代表中共中央邀请他们的领导人赴北京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议，那种兴奋的心情更是无法形容。阿合买提江、伊斯哈克拜克、阿巴索夫、达列里汗等人，几天前就在打点行装，准备上路。他们决定取道苏联的阿拉木图，坐飞机到满洲里，然后再换乘火车去北京。阿合买提江临行前还特意给包尔汉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期望很快地在良好的条件下和您会面。”

    然而，就在包尔汉接到阿合买提江短信的第三天，苏联领事馆叶甫塞也夫突然转来一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

    陶峙岳先电心事重重，包尔汉后电欢欣鼓舞

    和局已定，陶峙岳的精神挣扎也到了最后的关头。此时，他在灵魂上的巨大支撑就是张治中，这同样表达了他作为一个军人的复杂情愫。

    与包尔汉一同发给张治中的那份电报，免不了有点官样文章。这与他的“复杂情愫”相差一段距离。于是紧接着，他又以个人名义另拟一份详报，交邓力群发到北京。他更愿意摆脱一些笼统口号，而从具体细则来表明自己与张治中之间那种军事化的隶属。或许他并未刻意而为，但正因为不经意，才是他当时所陷精神困境的真实写照。

    陶峙岳的电文不事雕琢，单刀直入：

    一、马步芳父子已出国朝汗，残部溃散、消灭。黄（祖埙）、周（嘉彬）两军与马军无关。

    二、马步芳对马呈祥无指示，马呈祥亦将朝汗，所部交职率领。

    三、王治岐军未西撤，河西方面已有部署，决于新省问题解决后，随即由职率领转变，希望最近与兰州当局发生联系。

    四、驻新将领，除马呈祥、叶成、罗恕人将率领少数干部离开部队，其余均无问题。俟渠等离迪后，职当妥为晓谕。

    五、伊敏、艾沙等决定率其亲信赴巴基斯坦。保守派头目贾尼木汗、哈德万、乌斯满等亦决定离新。已与包主席详商，准许渠等个人安全离开，不加阻挠。对各族民众，则妥为宣慰。

    六、对伊方联络，已由包尔汉主席办理，恢复合作。但在军事方面，似应各守原防，听候中央处理，避免任何不必要的误会。

    七、美领馆已撤退，只留副领事马克南一人。英领事无甚作用，当予保护。

    八、最感困难者是军费问题。从七月份起饷即未发放，军心殊不安定。经向广州极力交涉，以全军东调为理由，催索各项费用。最近专机运款前来，约一百万银圆（运抵南郑后未运迪化），如全数运抵迪化，则目前勉可维持。数月来所以未敢明确表示态度者，此实为原因之一。至省府方面，库空如洗，包主席无能为力。

    九、中苏亲善关系，在新日有增进。贸易协定迄今未签订，责在广州政府，苏方完全谅解。新省情况特殊，一切不能与内地等量齐观。除将来补给方面，应请中央妥为筹济外，暂时可度过严冬，职当负完全责任，决无任何顾虑。今后新省问题，似宜着眼于民族、经济、政治各方面，顺应人心，执行钧座已定之政策，由毛主席审慎考虑，加以领导。为国家奠定百年大计，实为当期急务也，敬乞随时指示。

    有意思的是，在正式通电起义之前，陶峙岳的联系对象始终只有张治中。除了通过曾震五与王震、彭德怀有过接触之外，他本人没有同任何中共高级领导人有过信函往来。而包尔汉不一样，他在与陶峙岳第一次共同给张治中复电之后，又连续与毛泽东个人直接通电。毛泽东在给他的复电中称：“新疆局面的转变及各族人民的团结，有赖于贵主席的鼎力促成。”这与包在电文中所称之辞“兹已准备一切力量消灭反动势力，接受领导，俾每一角落共庆新生”，在感情方面有些细微差异。

    包尔汉对中共及其领袖毛泽东的感情，一点也不亚于阿合买提江，只是他还有一个“鼎力促进”的任务，所以处理问题、表达感情才相对节制一些，理性一些。三区的那几位领导人不一样，他们的兴奋是气势磅礴的，仿佛一枚炸弹，想怎么爆炸就怎么爆炸，想什么时候爆炸就什么时候爆炸，而且由于三区革命本身与苏联的关系及中国共产党的新生政权当时与苏联的关系，阿合买提江们总希望这份双料的幸福，能通过他们串糖葫芦似的联系，变得更加耐人寻味。从这个意义上看，他们赴京参加全国政协筹备会执意取道苏联经满洲里到北京，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

    想不到这就意外地酿成了大祸。当阿合买提江等人到达苏联阿拉木图准备坐飞机去满洲里时，偏偏遇上连续几天的恶劣气候。一边是飞机无法上天，需作遥遥无期的等待；一边是急如星火巴不得一步跨到北京的期冀，致使阿合买提江等人产生失去理智的“强烈要求”，机场负责人冒险签字起飞。结果，飞机升空没走多远，就一头撞在贝加尔湖岸的高山上……

    三区集团几乎丧失了所有重要领导，赛福鼎得以浮出海面。他被定为新的代表，再赴北京，并在后来进入国家政权的核心。

    受打击最大的是包尔汉。他简直不能相信这是事实，顿时头晕目眩、站立不稳。在此后进行到起义工作的每一个细节，都对他构成无形的刺激——他无法在幸福时刻拥抱自己的友情，因而这幸福对于他个人，就多出一份难于言表的苦涩滋味了！

    突然的变故让包尔汉平静了许多，但同时，他也不愿意这次行动变得太拖沓。然而陶峙岳却让刘孟纯过来商议，希望由军队提前一天宣布起义通电，以稳定人心，然后才是政府通电。

    军队还得等，障碍就是那三个“凶神”。日子变得细若琴弦，每一分钟都余音缭绕。

    终于，叶、罗、马迟迟等不到飞赴重庆的飞机，不得不各找门路。罗恕人、马呈祥和刘汉东三人于9月24日午后离开了迪化；第二天凌晨，叶成及其夫人带着驻焉耆的那个钟祖荫旅长，也由南疆飞往印度。陶峙岳的忍受力拉到了极限，起义通电当天即发！于是9月25日这一天在新疆的所有典籍中定格。

    无论今后还将会发生些什么，但此时此刻所有的人都在悉心倾听：

    毛主席，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并请转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司令员，政委，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大会诸代表均鉴：

    我驻新疆将士三四年来，秉承张治中将军之贤明领导，拥护对内和平、对外亲苏之政策，执行保卫国家、爱护人民的任务，兢业从事，始终如一。自张将军离开西北，关内局势改观。新省远在边陲，各族人民无不殷切期望遵循张将军之一贯主张，确保地方的安定。而张将军复备至关垂，责以革命大义，嘱全军将士迅速归向人民民主阵营，俾对国家有所贡献。峙岳等分属军人，苟有利于国家人民，对个人之毁誉荣辱，早置之度外。现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大会正举行集会，举国人民所殷切期望成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新中国已步入和平建设之光明大道。新疆为中国之行省，驻新疆部队为国家戍边之武力，对国家独立、自由、繁荣、昌盛之前途，自必致其热切之期望，深愿为人民革命事业之彻底完成，尽其应尽之努力。峙岳等谨率全军将士，郑重宣布：自即日起，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之八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全军驻守原防，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之命令。谨此电闻，敬候指示。

    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副总司令兼整编四十二师师长赵锡光，整编骑一师师长莫我若、旅长李祖唐、田子梅、韩荣福、郭金梁、朱鸣刚、罗汝正、刘枚元、杨延英、马平林同叨

    当晚新疆一片沉寂。迪化城头连花针落地也听得清，只有远郊的乡村似有细弱琴声，时断时连……

    9月26日上午，包尔汉在省政府召集省府委员的紧急会议，讨论通过政府起义通电，并立即发出：

    毛主席、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大会均鉴：

    新疆自从1946年7月1日，根据和平条款，组织了各族人民代表的民族联合政府以后，一向在张治中将军领导之下，推行全省人民所一致拥护的和平统一民主团结政策。三年多以来，因为国内政局的影响，特别是因为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不能圆满达成任务，但由于全省各族人民的支援，以及伟大的友邦鼓励，新省终于能够保持和平安定的局面。即在张治中将军为全国和平运动而离开西北，国内反动势力继续顽固挣扎的时候，本省仍然为维持和平、争取和平，而尽其最大的努力。我们深刻了解，新疆人民的唯一愿望，是在统一独立自由民主祖国的扶助之下，才能完成富强康乐的新新疆的建设，更进而为全国和平建设贡献其力量。现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大会已经召开，一个统一独立自由民主的新民主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就在目前。全国人民，都为这有史以来伟大工程的奠基而欢欣鼓舞。新疆全省人民，对于新中国的诞生，尤其感觉兴奋。我们现在代表新疆省政府和全省各族同胞郑重宣布：自即日起，和广州反动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的八项和平声明和国内和平协定，并将省政府改组为新疆省临时人民政府，暂时维持全省政务，听候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同时特邀留在伊宁的省委们回到迪化，共同合作。深信本省在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之下，必能迅速地走上光明灿烂的和平建设大道。谨此电陈，敬候指示。

    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委员刘孟纯、屈武、刘效黎、陈方伯、刘永祥、白文昱、刘德恩、尔德尼、钟棣华同叩

    这封电报措辞之时髦，是前一封陶峙岳的电报所无法比拟的。而且紧随其后，包尔汉又给毛泽东个人发报，表达三层意思：一是对毛泽东的上封复电“瞩望殷切，深感雅爱”；二是与广州反动政府脱离关系后，既“群情振奋，欢腾达晚”，又感到茫然，“敬恳多加指示”；三是“邓力群同志与尔汉相处甚得”。

    在9月27日全省庆祝解放大会上，包尔汉再次发表长篇讲话。邓力群也代表中央讲话。陶峙岳没讲话，据包尔汉说：“本来要请陶将军讲话的，后来因故未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