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人民兴高采烈地欢迎种师道进城之时，正是主和的大臣们愁眉不展，如丧考妣之日。他们认为西军之来，特别是统帅种师道、大将姚平仲等入城，目的不为别的，只是为了要破坏和议，从他们手里劫取一场富贵而已。

    他们非要给种师道来个下马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不可。

    种师道刚从肩舆下来，走进政事堂，坐席未暖，李邦彦已将敕旨一道付与他观看。敕书上写得明白：“金人和议已定，再敢言战者朕必重责之。”

    敕书倒也不假。日前郑望之、李棁等带回斡离不的“事目”，渊圣认为和议有望，在李邦彦的怂恿下，糊里糊涂地下了这道敕书。后来李纲战胜，形势好转，而金人要求的金银又开价太大，实在无法凑齐，渊圣的意思又改变了，转而主战，一再命令李邦彦缴上这道敕书。李邦彦拒不从命，视敕书为法宝，拿来压制主战派。

    敕书虽然不假，老练的种师道却不会轻易就被吓倒。他和李纲在城厢交谈了一回，后来又与统制官吴革略谈数语，对朝廷内主战、主和两大派的情况已了然于胸，心中先有了一个底。后来李邦彦、李纲引导他陛见渊圣时，他明确表示道：“京城周围八十里，金人充其量不过十万人，如何围得拢来？京城高数十丈，民兵百万，金入如何攻得破？我若于城上扎寨，城下严拒守，以待续来的勤王之师，不过旬日，大军云集，虏自困矣！”

    种师道要言不烦地分析了当前形势和双方的兵力后，就在官家面前发出了豪言壮语说：“臣在此，陛下不须忧也！”这大大地安了渊圣的心。

    过去几天中，渊圣虽也逐渐倾向于战，但在主战、备战的同时又不敢废和。金银仍然在“簇合”中，金人催促“犒设”的使者仍在朝堂责难、咆哮，金银“簇合”得积有一定成数时就陆续往金营送去。双方信使往来不绝。在渊圣的主观想象中，主战仍不废议和，以备万一战败时，还可以留条后路与金人妥协，却不知道正因为朝廷尚在谋和，战志不坚，蛊惑了人心，反而会导致战守的失利。渊圣的脚踏两头船正好反映他对战胜的信心不足。这一方面固然因为主和的宰相、内侍、宫人们日夕在他耳朵边聒噪，时作耸人听闻的危言，使他六神无主；一方面也因为京师的防御力量薄弱，李纲忠义有余，毕竟缺少战争经验，心里不太踏实。如今有了种师道这根拄心骨儿，又有了七万勤王军成为他的王牌，他的胆子壮起来了，决定要停送金银，开城一战，当殿就拜种师道为签书枢密院事，充河北、河东京畿宣抚使，派姚平仲为宣抚使司都统制。一应西兵及四方勤王之师并隶宣抚使司统属，俟机出击。除拜之际，还向种师道明确表示：“破贼之事，朕一以委卿！”这句话说得亮堂堂地十分威势，不象过去那样唧唧哝哝，吞吞吐吐。这是渊圣支持主战派最积极的表现。

    有了这样的硬后台，种师道才能放手办事。他回到政事堂，即与李纲、李邦彦、折彦质、姚平仲等几个人共议战守大计。

    李纲、姚平仲的主战立场，自不待言。折彦质也是新任的签书枢密院事，他是文官化了的将门之子，是个随风而倒的典型官僚，但他曾做过种师道的幕僚，渊圣让他签书枢密院，目的就是要他协助种师道办理战守之事，而此时又是主战派占尽优势，他理所当然地成为主战派。在这场四比一的争辩中，公开主和的宰相李邦彦被主战派痛击得体无完肤。

    种师道一上来就把问题提得十分尖锐。他说：“种某向在西陲，不知京城如此高坚，备御绰乎有余。不知公等当初为何这等急急要与金人议和？”

    “国家无兵，”李邦彦回答得十分勉强，“不得已才与之讲和。”

    “凡战与守，自是两码事，战若不足，守则有余。京城百姓虽不能战，如稍加训练，上城守御，有何不可？只怕粮食匮乏，倘使粮食有余，京师百万人民都可团结守城，怎能说国家无兵？”

    “有兵无粮，也是枉然。”这是李邦彦的一句遁词。

    对京师兵马钱粮的数据已大概了解的李纲立刻反驳道：“京师存粮、尚可支数年，并无匮乏之虞！何来无粮之说？”

    种师道又提出一个十分明确的论据道：“种某进城前，曾剖开一具金兵的尸体，看见他腹内并无粗细粮食，只用饲马的黑豆充饥。一人如此，全军可知。谅他金军已经缺稂，岂能在城下旷日持久？李太宰如此要紧与金议和，对他兵马钱粮之事难道一无所知？”

    “这个……李某倒不知道。”李邦彦又期期艾艾地回答不出来。

    “前日金使来催犒赏，金银不急，倒急着要牛马羊豕各万头，立时送去。折某当时也想着金军缺粮。”当时折彦质并未把这个想法告诉任何人，此时都说得振振有词，表明他的先见之明。

    种师道趁机嘲笑道；“折参谋想到的事，李太宰身为百僚之长，怎见不至此？”

    李邦彦只好打退堂鼓道：“李某素不习武事，这些武夫之事，一时却见不到。”

    “公不习武事，尚有可说，难道不读书不成？古来典籍中记载战争攻守之事多矣！公不读史鉴，如何考中进士，见为宰相？又怎能轻议武夫？”李邦彦以武夫相讥，种师道立刻还敬他一句。然后又问，“某此来，见到城外居民，多被屠戮，男女老幼尸骸纵横，民舍被焚，畜产也多为敌有。当时闻警，何不悉令城外居民拆去房屋，搬畜产入城？为何立闭城门，置百姓于敌军刀锋下，宛转就死？当局者谋国不臧，斯民遭殃，可胜浩叹！”

    李邦彦一时想不出为自己辩护的话，只好老着面皮回答：“仓猝之际，不暇及此。”

    “好慌，好慌！”种师道显然恶意地笑起来，加上说，“某麾下士卒路经城郊时，看到这等景象，个个都戟指痛骂金贼肆虐，戕我生灵，也怪朝廷处置失策，不该和他议和，长他的威风，灭我之锐气。相公秉成国政，倒要多听听士兵百姓们说些什么，骂的什么，才是采风观政之道。”

    种师道象训斥小孩一样训斥了李邦彦一顿，李纲在一旁听了也着实称快。平时就对文官们愤愤不平的姚平仲，这时也插进话来，调侃李邦彦道：

    “公等怕保不住自己腰下的金带，听凭金人勒索，急急忙忙把金银送去。倘使金人要公等的首级，难道也马上割了，乖乖地与他送去不成？”

    战争之际，是带兵的人行势。现在不但种师道，连他麾下的将佐，一名小小的“赤佬”姚平仲也胆敢调笑起当朝首相来，自然使李邦彦十分愧恨。不过他素知姚平仲的脾气毛燥，当初交割燕京时，金朝大太子粘罕也要让他三分，自己一时也奈何他不得，只得随众干笑几声了事。

    可笑的是大家笑的正是他自己，对他们的笑，他不仅不敢发怒，还要随之而笑。这在普通人犹自难堪，何况他是当朝首相？这股气憋在心里，总要出一出。

    那天会议中决定了几项措施：

    第一：开放东壁、南壁的各城门，听任老百姓自由进出，以安民心。

    第二：派军队四出巡硝，限制敌后方游骑的活动，不使远出抄掠。

    第三：斥回金使，停付金帛畜产，表示战斗的决心，不再迁就和议。

    这些措施都发生威慑敌人的作用。金帛停送了，有些人心中惴惴然，唯恐开罪了金军，惹得金军怒起，再度攻城。事实恰恰相反，斡离不非但没有攻城，反而自动把作为人质的康王赵构送回来，还客客气气地送了一百斤关东老参，三十张紫貂皮作为压惊之用。

    这里种师道不理会金人这一套，他派姚平仲出动一万名熙河兵会同城外杨可胜所部联令进兵，直逼金军之寨，找寻战机。金军不敢应战，自动撤退二十里，再安营寨。这标志着两军的攻守之势已经改变了。

    根据种、李的原定计划要趁金人锐气逐渐消失之机，派大兵出击，以便一举把他们赶走。这个时机正在逐步成熟。

    出击的意见大家一致，分歧在于出击的日期和指挥人员。

    老成多谋的种师道主张等到春分节后出击，理由是他的老弟秦凤路经略使种师中所部主力军数万人将于春分前后到达京师。秦凤军素称精锐，在两次伐辽战争中都立下不可磨灭的大功。有了这支军队，勤王军实力大增，破敌可操必胜之券。

    可是豪迈勇敢的姚平仲反对主帅的意见，主张立即出击，以获全胜。他以“士不速战，已有怨言”为理由，要求自己率部担任出击的任务，不必再等候种师中来到。他还有一句虽未出口，大家心里却都明白的潜台词是“种氏勋业已盛，破敌大功，不宜再出其门。”

    为此，又在福宁殿举行一次枢密会议。出席人员比上次多了一个枢密使吴敏。吴敏此时已变为主和派，当然反对出击。会议中李纲同意姚平仲的建议，并把出击的日期定在四天以后的二月二日。

    出入意外的是李邦彦，这次也赞成出击，并表示：“兵家有迅雷不及掩耳之说。出击之议既定，迟出不如早出。如今姚将军准备有素，一击可收全功，某意出击之期不如定在二月初一日。”

    李邦彦的意见立刻得到李纲和姚平仲的赞同。大慈大悲的李纲，抱着要超度一切众生成佛的宏愿相信李邦彦知过能改，力补前咎，已经放下了屠刀，可以立地成佛，对此表示衷心欢迎。

    “舵”派折彦质在三比一的优势面前，又在多数上加了一票。种师道孤掌难呜，也只好放弃自己的主张，同意由姚平仲率部提前出击。他只提议让多谋的杨可胜协助姚平仲一起执行任务。

    这很可能是一次赌博两个朝代兴亡盛衰的军事行动。除了当事人种、姚二帅外，参加讨论的各人都有各自的心理背景：李纲是急于见功，思虑欠周。折彦质是见风使舵，唯诺随人。吴敏是坚持错误，执而不化。李邦彦是暗藏祸胎，别有用心。

    撇开主和派不谈，这时主战派诸人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轻敌思想。勤王军尚未来到前，李纲主持守城，曾两次击退金兵。如今勤王军陆续抵达京师，人数已在十万以上。斡离不对勤王军的几次挑战都采取避而不战的态度，一退再退，闭垒不出，六七天中竟没有发生过一次接触。现在不但李纲、姚平仲，即使富有经验的种师道也失去原有的持重，内心中未始不认为金军容易对付，一击必可收功。他反复考虑的是大功出自谁人之手而不是出击能否胜利的问题。作为一军统帅种师道的这种心理正反映了西军大都分官兵的心理。

    军事上一个有利的原则：以哀兵临骄兵者胜。围城之初，宋朝方面是哀兵，金朝方砸是骄兵。经过一个月的变化转换，这种关系已经颠倒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