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一样，目前在法国也有许多外国人。他们给其收留国带来他们孩童时代最鲜活的感受，并且丰富了接待国的思想宝库，还为其接收国引进了诸如巧克力和咖啡之类的物种，大大拓宽了我们饮食中美味佳肴的领域。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芦笛声悠扬的蒙马特尔、加莱特风车旋转的蒙马特尔和到处翩翩起舞的蒙马特尔，归根结底还是法国国民的蒙马特尔。仅从蒙马特尔的上述名字中，人们就不难看出它代表了一个地方、一个时代，以及一些人物的优美、雅致及其魅力。这个地方就是位于蒙马特尔圣心大教堂东侧的代尔特广场。这个时代即19世纪和20世纪交接的时代，而这些人物即布律昂、图鲁兹·劳特累克、拉·古吕、瓦拉东、郁特里罗、卡尔科、罗朗·多热莱斯……

    除了他们之外，近几年来，这里还来了一些外国人、一些艺术家，然而他们不仅仅是艺术家。

    第二帝国时期的法国鼓励移民来法国，目的是利用他们从事新的建筑工程。那个时期，采矿业和冶金业都发出大量的招聘广告，聘用外国志愿体力劳动者。一些农场主也聘用外国人从事农业生产。于是，许多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外国的大学生，许多逃避独裁统治者迫害的知识分子与艺术家，还有许多犹太人纷纷涌进法国。在接受移民方面，法国早有好名声：1791年法国率先授予了在法国国内的犹太人公民权，允许他们同法国人享有平等的权利。法国由此获得的良好形象跨越国界，世人皆知。20世纪初，法国成为自由平等、宽容大度、讲究人权国家的化身。数百名画家、作家共同生活在那里，因为在此他们可以自由地使用各自丰富的语言与方式表达他们的感受。而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无此权利。因而，诞生于塞纳河两岸的蒙马特尔和蒙巴那斯两个巴黎大区的现代艺术，其实是许多国家文化与文明混合而形成的结晶。

    早在1824年，波尔多就接纳了在他们国内已经被窒息到销声匿迹地步的西班牙著名画家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Goya(1746—1828)，西班牙画家。。20世纪初，另一名西班牙画家来到法国，他就是后来成为大名鼎鼎的世界级著名画家的毕加索。

    毕加索抵达法国时年仅19岁。10岁的时候，他的绘画技术可以同他绘画课的老师媲美。14岁时，父亲拒绝他继续学习绘画，当时他的实际能力已经远远超过所学的技术。由于能力出众，16岁时被接纳为马德里皇家科学院院士。他到达巴黎时，已经不再是一位神童，而是手艺高超的成人了。

    他对法国毫无了解，初次来，并没有打算久居。他之所以离开故乡，是因为觉得故乡太穷，视野太窄小，家庭气氛十分压抑，希望能外出透透气，缓和一下郁闷的心情。如果有一天他决定长期地越过比利牛斯山、离开西班牙的话，那也是为了前往英国，去追随英国的拉斐尔前派的画家……

    毕加索来巴黎的目的是参加1900年世界博览会。他的作品之一《最后时刻》被选中，代表西班牙来巴黎参展。在此次博览会期间，他遇见了许多画家，后来这些人成了他在蒙马特尔的挚友。于是他决定留下来。

    在一幅签有日期的画中，他画的是他与朋友们在这次世界博览会会场的门前。这幅画表现出当时他在那一伙人中的地位：他是所有人中的老大。他个头儿比其他人小，但比其他人胖，线条十分清晰，旁边写着：我。

    其他五个西班牙人臂挽着臂：皮高特、拉蒙、卡萨斯、米盖尔·郁特里罗、卡萨热马斯。还有一位女士，名叫路易丝·雷诺阿，做模特儿时的名字叫奥戴特，她是毕加索的情妇。

    这些西班牙人对法国已经比较了解，对蒙马特尔已经十分熟悉。早在巴塞罗那的时候，为了纪念巴黎“黑猫”酒吧C Noir,1881—1898年间巴黎蒙马特尔的一家酒馆，由鲁道夫·萨利斯创办，一些诗人和画家经常在此聚会与活动。——译注，他们开了一个咖啡酒吧，起名为“四只猫”。毕加索正是通过在“四只猫”咖啡馆内到处张贴的招贴画，发现了欧洲文化、印象派和塞尚、高更Paul Gauguin(1848—1903)，法国画家，后期印象派成员。、罗丹Auguste Rodin(1840—1917)，法国雕塑家。……(图3)

    他的朋友们都住在蒙马特尔，于是他也来到蒙马特尔。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画家伊西德·努奈尔将自己在加布里埃尔街Gabrielle，位于蒙马特尔圣心大教堂南侧半山腰。的画室让给他，另一位西班牙人马尼亚克将自己在克里西大街Clichy，位于蒙马特尔圣心大教堂西南侧半山腰。公寓套房中的一间卧室让给他住。蒙马特尔很快就熟悉了毕加索那矮胖的身影、目光炯炯的黑眼睛上方长长的刘海儿，以及从他那短短的欧石南根烟斗中冒出的袅袅上升的淡灰色烟雾。

    人们常常见到他和老朋友马尼埃尔·帕拉里斯、加泰罗尼亚作家杰姆·萨巴尔泰斯在一起，后者一直是毕加索忠实的朋友，直至他去世。毕加索在努奈尔的家居住的时期，他从“四只猫”时代就认识的朋友卡萨热马斯同他住在一起。

    卡萨热马斯也许是在蒙马特尔的西班牙艺术家们当中最关心“政治”的，他和极端自由主义运动有来往。1900年，在巴黎的一批西班牙人联名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要求释放在马德里被监禁的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们。我们在此请愿书上毕加索签字的旁边，发现了卡萨热马斯的签字。也许正因为此事，在以后的一段时期内，法国警察怀疑毕加索属于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成员。尽管他同情无政府主义运动、同情这一运动的某些辩护人——例如弗朗西斯科·费雷尔Francisco Ferrer(1859—1909)，西班牙革命者、教育家和出版商，无政府主义者、反教权主义者。，但他并没有参加这一运动。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怀疑是错误的，没有充分根据。然而，1909年费雷尔被处决的确激起了他极大的愤慨与反感。

    卡萨热马斯不仅热爱政治，而且十分敏感、脆弱和多情。他爱上了一个在蒙马特尔为画家做模特儿的年轻姑娘热尔梅娜，但他只是一厢情愿。求婚失败后，他决心自杀，以求解脱。为了改变其思想，毕加索将他送回西班牙。接着，他重新回到法国。回来的当天晚上，他请了几个朋友在克里西大街的一家餐馆共进晚餐，热尔梅娜也在被邀请者之列。卡萨热马斯向大家宣布说他将永远地离开法国，回西班牙去。热尔梅娜也不反对。画家多次向她建议同他结婚，但姑娘总是耸耸肩膀，不置可否。卡萨热马斯不耐烦了，从衣袋中拔出手枪，朝热尔梅娜开了枪，但未击中，于是他向自己的太阳穴开了一枪。

    朋友的死对毕加索震动极大，他画了数幅画表现这一惨剧，其中《卡萨热马斯之死》(1901)(图4)和《灵柩中的卡萨热马斯》(1901)最为著名。《留发髻的女人》(图5)中那冷酷的目光与紧闭的嘴唇，形象逼真地反映出了卡萨热马斯死后热尔梅娜的神情。

    卡萨热马斯的死成为毕加索创作的转折点。在这之前，他以图鲁兹·劳特累克风格绘画，他十分欣赏他在“四只猫”酒馆中发现的这位艺术家。毕加索选择的无论人物还是主题都是这位长者认可的，使用的颜色均为人民大众喜爱的鲜亮色彩。1900年作的《加莱特风车》便是一例。自从朋友不幸离开人世之后，他逐渐抛弃了这一风格，其作品侧重反映的是悲惨的事件和凄凉的内心世界。这样的风格与当时在蒙马特尔的那一帮西班牙人生活的贫困窘迫、心情的忧郁寡欢相吻合。这就是毕加索创作史上的“蓝色时期”。

    这个时期的作品反映出画家刚到巴黎的那个阶段，精神生活十分贫乏，心情既悲伤又苦恼。他多次赴圣拉扎尔的女子监狱探视那里的犯人，因此在他的作品当中常常出现女犯人。这充分表明，毕加索在那个时期对当时社会生活中呈现出的悲惨与痛苦比较感兴趣。

    蓝色既符合画家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悲观看法，也符合他当时的工作条件——在夜深人静之时，单独一人封闭在画室内，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从事创作。

    他和朋友们一样，经常向自己提出以下三个问题：如何生活?如何绘画?如何饱腹?

    他们中最富裕的要算雕塑家帕克·杜里奥了。帕克·杜里奥曾经是高更的学生，同时也是他的朋友。他拥有在波利尼西亚群岛马尔吉丝岛流亡者的一些素描画、水彩画和15幅油画。正是他介绍毕加索结识了高更。帕克经常留朋友在他家住宿、吃饭。别人不来，他就出去与他们聚会。他常常在毕加索的门前放一块面包或一盒沙丁鱼罐头。他最割舍不下的就是朋友，临终前，他留下的最后遗言是：“十分遗憾的是，再也不能和朋友们在一起了。”

    从帕克的慷慨中受益最大的并非毕加索，而是一位加泰罗尼亚人——马诺鲁。此人黑头发、黑眼睛，虽穷困，但十分忠诚，遇事办法多，很乐观，机灵活泼得像个孩子。只有他同毕加索讲加泰罗尼亚语。马诺鲁爱好雕塑，但由于缺乏胶泥和其他必要材料不能从事雕塑，才被迫从事绘画。人们很佩服他的勇气，因为没有人买他的画，但他仍然坚持不懈地画。他三天两头吃不上饭，哪里能睡就睡哪里，见到什么就偷什么。

    一年夏天，帕克把自己的房子借给马诺鲁住。当帕克外出几个星期后回来时，雕塑家强装笑脸迎接他归来，把钥匙还给帕克之后，悻然离去。帕克在屋里转了一圈，一切都未变，惟独高更的画全部不翼而飞了。无疑，马诺鲁把它们全部卖给了沃拉尔德Ambroise Vollard(1868—1939)，法国画商、收藏家、法国艺术出版商。。

    一天，毕加索对他的朋友说：

    “你呀，将来上刑场，都没有人能够处决你。”

    “为什么?”

    “因为你太逗人，他们会乐死的!”

    他简直成了不劳而获、玩着混吃混喝的大师，他掌握着一整套炉火纯青的专门技术。他天天在做弥撒的圣地演练其手艺。来巴黎后，他首先参观的就是教堂。他以做弥撒者的身份小心翼翼地做出不知该往哪里坐的样子，此时从教堂昏暗的大殿角落走来一位妇女，她递给他一把椅子，他给了她一个铜板，他就座之后，她却消失不见了。于是，马诺鲁也模仿那个妇女的样子，向来人递上椅子，无数遍地重复着同样的花招，赚取几个零用钱。他在这同时，还可以获得比在盛圣水的碗中浸泡过的圣体更加实惠、更加富有营养的食物。

    不去教堂时，他就玩抽奖、碰运气。他挨门挨户地敲蒙马特尔所有人家的门，向他们出示一幅他计划雕刻的大理石半身像的草图。

    “一个号，100生丁!”

    他用一个带编号的硬纸卡片换一个币。但买卡片者中无人能够中奖，因为那个半身雕像根本就不存在。当人们问他中奖号码时，他回答说：“萨尔蒙的号码!”

    这样混了几年之后，他有钱购买从事雕刻所需的材料和工具了。卡恩维莱Daniel-henry Kahnweiler(1884—1979)，祖籍德国，法国艺术作家、油画商。经常买他的雕塑作品。一天，卡恩维莱来订货时，马诺鲁企图狠宰他一下。在谈到其中的一件雕塑作品时，马诺鲁要求画商加钱。

    “为什么?”画商问。

    “因为它将比其他的好。”

    “您常这么讲。”

    “这一次，是真的。”

    “咱们以后再说吧……”

    “这样，我没法干了。”

    卡恩维莱不仅仅是商人，也是审美家，是艺术家们的朋友。而马诺鲁不了解这一点。他坚持说：

    “这一件雕塑作品将比其他的大，我需要用的材料比其他的多，您也能卖出比其他的更高的价钱。”

    “它将比其他的大许多吗?”

    “是的，非常大。”卡恩维莱多付了他几张票子。此时，马诺鲁乱蓬蓬的黑发下，那双黑眼珠乐得闪闪发光。

    夏末秋初，卡恩维莱收到了这位西班牙人的雕塑作品，是一个蹲着的女人，不大不小，同他以往买的作品一般大小。画商召见马诺鲁，说：

    “您反复地强调这一件作品比其他的大。”

    “情况确实如此。”

    “但我怎么也看不出来……”

    “您没有看清楚……”

    马诺鲁站在其作品前。

    “这是一个女人……”

    “我知道。”

    “这个女人是蹲着的……”

    “我知道。”

    “可是，如果她站起来呢?”

    “如果她站起来?”卡恩维莱疑惑不定地重复道。

    “是啊，如果她站起来，她不就大了吗?而且大许多!”

    西班牙人毕加索要比整天泡在酒吧的那些人混得好一些。他找到了一个谋生的可靠办法：作画，卖画。那时，他已经表现出自己与其他人既相似又不同。所有在蒙马特尔成长起来的艺术家当中，毕加索不仅是最富有的，而且是手头儿拮据时间最短的一个。

    同马尔古希、格里斯、凡·东根、瓦尔诺以及其他画家一样，毕加索也把他的一些幽默画送往“奶油碟”、“巴黎的呼唤”和“喧闹堂”这些有名的画店，对此，他十分自豪。他藐视“第二职业”，他说：“当我有话需要说、有思想需要表达时，我必须表达出来，我忍受不了任何屈从。”他总是在家等待画商来取他的绘画作品，而从不接受为报社作画的建议。

    刚到巴黎时，毕加索的同乡马尼亚克主动把自己位于克里西大街的一套房内的一间卧室让给他住，并且每月付给他150法郎，条件是他作的画全部给他。钱虽然不多，但起码他不必忍饥挨饿了。

    在毕加索保持图鲁兹·劳特累克绘画风格期间，马尼亚克一直坚持不懈地支持他。但当他进入“蓝色时期”后，画商就弃他而去，理由是：他的作品卖不出去。在此情形下，毕加索被迫下决心同那些与水果蔬菜商贩类似的小画铺主共事。

    这些人大部分是旧货商，他们将商品摆在店铺前马路的人行道上。逛马路的人也许能在旧熨斗、旧衣物和破烂不堪的小推车堆中，发现郁特里罗、毕加索或杜瓦尼埃·卢梭的绘画作品。

    同其他人一样，毕加索也不得不与利博德和萨高特打交道，而且同那位郁特里罗早已领教过的萨高特打的交道更多。

    同这位昔日的糕点师的初期接触还比较容易。他热情、圆滑，很好说话。再说他确实十分喜欢画，起码是十分喜欢绘画中的色彩。然而，一旦涉及钱，事情就难办了。他不直截了当地谈事情本身，总是兜圈子，拐弯抹角地将你引导到他最感兴趣的话题上。每次他来找毕加索时，总是手捧一束鲜花。他一边十分客气地将鲜花献给画家，一边问道：

    “喜欢吗?”

    毕加索点点头。

    “您能画这束花吗?”

    西班牙人低声嘀咕着什么。

    “可以吗?”

    “我不知道……”

    “可以，怎么不可以呢?多么漂亮的一束花呀!”画商以十分欣赏的口吻大声感叹道。

    他从画家手中夺过花束，在毕加索的面前摇晃着。

    “我，我向您献花，而您呢，您将这些花画出来，然后……然后呢?”

    毕加索不回答。

    “……然后，您将画好的花作为礼物送给我，算做对我的感谢!”

    萨高特现出酷似捡到金条一般的快乐微笑。

    “您瞧我这人多好啊!我就把这束花留给您了!”

    一天，他提出向毕加索买几幅油画。

    “付多少钱?”

    “700法郎。”

    “免谈。”

    毕加索离开了拉菲特街，回到蒙马特尔山上。

    当天晚上，由于没有任何东西可吃，他突然后悔自己不该那么固执。次日，他到了萨高特的店铺。

    “改变主意了?”

    “我没有别的选择。”

    “太好了!”画商惊呼道。他张开双臂，拥抱住窘迫不堪地站在他面前的伟大艺术家。

    “您的所有画，我全部要了。500法郎……”

    “700法郎!”

    “为什么是700法郎呢?”

    “可您昨天……”

    “然而，那是昨天啊!”

    毕加索愤怒地离开了萨高特的店铺。

    忍饥挨饿过了一夜之后，次日，他又回到了前一天离开的店铺。

    萨高特神气十足地说道：“今天，我的情绪不错。”

    “什么意思?”毕加索盯着他的眼睛问。

    “也就是说，一共300法郎。”

    伟大的绘画艺术家不再同他争论了，他认输了。

    毕加索也常同昔日的摔跤运动员、曾经狠宰过郁特里罗的苏里埃共事。苏里埃的店铺位于梅德拉诺杂技场对面。苏里埃老爹以前是个酒鬼，后来经营起了旧货买卖，专门从事旧床和旧床垫买卖业务。他成为画商，开始于与画家们的交换：他卖给他们画布，没有钱时，他们付给他颜料或素描画。然后，他把如此得来的雷诺阿、劳特累克以及杜飞的绘画作品直接摆在人行道上出售。

    苏里埃对待这些世界级的著名画家同对待一般顾客毫无两样，不择手段地还价，完全不信任他们。一天，他到毕加索画室订货，带来一束鲜花，第二天就要货。因为他已经答应了顾客，但没有库存。

    “请您画一幅吧!”画商恳求道，“这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轻而易举之事。”

    “我没有白颜料。”

    “您需要白颜料有什么用呢?”

    “您不能预付一些钱，让我买点儿白颜料吗?”

    “请您忘记白颜料吧!那太俗气了!”

    毕加索为他画了一束花。第二天，那幅画还未晾干，苏里埃就匆匆忙忙取走了。他付给毕加索20法郎，这是特殊价。因为苏里埃已经同意次日交给顾客货，属于急活儿。通常，无论哪位提出要求，他一律只付3法郎的颜料费。毕加索也不比别人运气更坏。有一天，正是在苏里埃老爹处花5法郎买到杜瓦尼埃·卢梭的一幅作品——M夫人的肖像。当时，那幅画被随意地扔在人行道上，毕加索在画商馋涎欲滴的目光注视下仔细地端详着那幅画。“买了这幅女人肖像吧，她能给您带来好运!”

    见毕加索一时下不了决心，画商鼓动他说：

    “100生丁给您!怎么样?您拿回去，可以在上面画别的。因为它尺寸大，如果您在上面给我画一束花，我以同样的价格向您买过来!”

    毕加索买了那幅画，他没有覆盖它，而是把画保留了下来。

    毕加索遇见的真正画商是一位女商人——贝尔特·韦伊，同她共事的画家们称呼她“了不起的女人”。她是一位视力很差、个头儿矮小的女子，常拿放大镜当眼镜用。她生活并不宽裕，卖画的利润很低。她吃住均在位于维克多-马塞街的画廊：一个十分简陋的小铺子，里面横七竖八地拉着许多绳子，用衣服夹子夹着许多名家之作：马蒂斯isse(1869—1954)，法国画家，野兽派代表人物。、德朗、杜飞、郁特里罗、凡·东根。不久，又增加了玛丽·洛朗森、毕卡比亚、梅景琪、格莱兹以及毕加索的作品。由于酷爱艺术，贝尔特·韦伊在弘扬现代艺术方面作出了几乎与沃拉尔德、保尔·纪尧姆、罗森伯格以及卡恩维莱同等重大的贡献。她对毕加索的帮助极大。她通过马尼亚克，购买了毕加索的大部分劳特累克时期的作品。中间人走后，她还购买过他的几幅水粉画，然而，仅仅几幅。

    假如她让弗朗西斯·卡尔科看的账目是真实的话，其中记录着她是用怎样的价格购买名人的一幅作品的：郁特里罗，10法郎；杜飞，30法郎；马蒂斯，60法郎；劳特累克，600法郎。毕加索作品的平均标价为30～50法郎。她将收购的画卖给一些比较富有的业余爱好者，例如：收藏家安德烈·勒韦尔、马塞尔·桑巴特以及奥利维尔·杉塞尔。雷蒙·普安卡雷Raymond Poincaré(1860—1934)，法国政治家、律师、演说家，1913—1920年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到爱丽舍宫执政之后，奥利维尔·杉塞尔担任了总统府的秘书长。贝尔特·韦伊这位精力充沛、始终不渝地忠实于画家的小个子女人，就是这样使蒙马特尔山狭小范围之外的天下人了解了毕加索及其伙伴们的。

    贝尔特·韦伊属于那种说一不二、独断专行、态度生硬的人。1917年的一天，巴黎第九区警察分局的警长尝到了她的苦头。那一天，贝尔特·韦伊在泰布特街的一家画廊首次举办莫迪利阿尼Amedeo Modigliani(1884—1920)，意大利画家，1906年到达巴黎。其作品以裸体为主。画展，她要求布莱斯·桑特拉斯为请柬写一首诗，并配上意大利画家的一幅素描画。她将此请柬发给了业余爱好者。

    画展开幕的当天晚上，参观者云集，室内与室外人一样多，到处都熙熙攘攘。一侧(室内)是艺术的业余爱好者，另一侧(室外)是看到橱窗里的裸体画像惊讶不已的过路人。他们叫来一名警察。警察报告了警长。警察下令撤除展览会上的裸体画。贝尔特·韦伊拒绝执行其命令，于是她被传唤去警察局。在赴警察局的沿途，她遭受到脚登靴子的男士及头戴小帽的妇女们的嘲笑与咒骂。

    愤怒到了极点的警察局长吼道：

    “我命令你把所有那些垃圾摘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是裸体!……”

    警察局长调整了一下情绪，用由于气愤而变得嘶哑的嗓门回答说：

    “这些裸体……裸体!”

    贝尔特·韦伊被迫关闭了画展。为了帮助生活极其贫困的莫迪利阿尼，她买了他的五幅画。就像在毕加索来巴黎初期处于困难时期，尽管她对画家蓝色时期的作品持怀疑态度，还是全力支持他一样，现在她坚持不懈地支持莫迪利阿尼，不屈不挠地为他辩护。因为毕加索富裕起来了，而莫迪利阿尼却仍然处于贫困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