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古有中国梦想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姚余栋 本章:第二节 古有中国梦想

    梦想的真正动人之处不在于梦想本身,而在于被梦想的魅力所激发出的想象力和创业激情。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在经过几千年世事变迁延续下来的中国,也有一个梦想。南宋诗人郑思肖曾写下过“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中国从不缺少想象力,中国人向来勇于追梦。中国自古就有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嫦娥奔月、后羿射日等想象力极为丰富的神话故事,许多神话在今天已经变成了现实。

    逐日是中国梦想。夸父与太阳赛跑,大概是最有悲壮色彩的比赛了。《山海经·海外北经》说:“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晋代大诗人陶渊明也写下了“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俱至虞渊下,似若无胜负。神力既殊妙,倾河焉足有?余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文学大师巴金在中赞叹夸父,“我怀念上古的夸父,他追赶日影,渴死在旸谷。为着追求光和热,人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生命是可爱的。但寒冷的、寂寞的生,却不如轰轰烈烈的死”。

    庄子《逍遥游》开篇讲述的“鲲鹏”,更是达想象力之极:“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飞天”也是中国梦想。《淮南子·览冥训》中有“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之语。嫦娥偷取长生不老药飞到月宫。月球探索飞船“嫦娥1号”探月成功,使中国千年的“嫦娥奔月”梦想成真。

    中国梦想逐渐从神话过渡到现实经济生活中来,演变成追求幸福安定生活的理想。中《国风·魏风》篇中提出了“乐土”、“乐国”和“乐郊”的经济理想: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中也表达了对“小康”和“大康”生活的向往,对千年中国梦想产生了长期深远的影响。小康,源于《诗经·大雅》篇,“民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反映了中国人民想过上比温饱更好一些的生活的理想,即“小康生活”,同时也提出“中国”的概念和对“四方”的关注。孔子在《礼记·礼运》篇中进一步阐释了“小康”社会:“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与“小康社会”的千年理想相比,“大康社会”也是中国的千年梦想,可以说是比小康更富足美好的社会。“大康”出自《诗经·唐风》篇,“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唐卷十五的《燕射歌辞》写道,“朝野无事,寰瀛大康。圣人有作,盛礼重光。万国执玉,千官奉觞。南山永固,地久天长”。“大康社会”是对盛唐的一种生动描述。郦道元在《水经注》也有诗句,“大康华夏,绥静黎物”,再一次把“大康社会”与“华夏”紧密相联系。孔子在《礼记·礼运》中提出比“大康”更高级的“大同”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者窃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社会也成为中国的千年理想。

    孟子在3000年前就有“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的梦想。2003年,中国彻底免除了农业税,还反哺农民,实现了孟子的梦想。

    司马迁在《史记》第一卷《五帝本纪第一》中描述了黄帝时代“百姓昭明、百和万国”的“中国梦想”。

    西汉末年,中国带有悲剧色彩的改革家王莽表达了当时的“中国梦想”,就是“夙夜梦想,五谷丰熟,百姓家给”。身处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动乱中,陶渊明在中记载了一个“世外桃源”的中国梦想,“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大唐“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相继出现,人民生活安定,国家昌盛,经济空前繁荣,中国梦想在当时的世界响彻每一个角落。《旧唐书》中仍见当时的盛况,“肃肃清庙,巍巍盛唐。配天立极,累圣重光”。

    大明永乐三年6月15日,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船队,“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从江苏太仓出发,开始了从公元1405年到1433年的7次下西洋。郑和在东南亚、印度西海岸、阿拉伯世界都建立了自己的据点,曾经多次抵达非洲东海岸。《明史》称“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所历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古里、满剌加、渤泥、苏门答腊、阿鲁、柯枝、大葛兰、小葛兰、西洋琐里、琐里、加异勒、阿拨把丹、南巫里、甘把里、锡兰山、喃渤利、彭亨、急兰丹、忽鲁谟斯、比剌、溜山、孙剌、木骨都束、麻林、剌撒、祖法儿、沙里湾泥、竹步、榜葛剌、天方、黎伐、那孤儿,凡三十余国”。美国《商业周刊》2007年评出了“史上最伟大的30名企业家”,郑和因“最具冒险精神,激励后代企业家勇于承担风险”而当选。

    但遗憾的是,当时郑和发现的世界是“平的”,与中国没有太多区别。《明史》记载,“初,明祖定制,片板不许入海”。1433年,郑和最后一次航海回来后中国就开始长期的封闭政策,海禁又成为长期国策。应该说,明代实行海禁的原因很复杂,可能原因至少3个:一是明太祖的“祖制”影响;二是当时抗击近海倭寇侵袭的防卫需要;三是明朝中期财政状况的恶化,难以继续支持航海。

    于是,中国的想象力在工业革命爆发的前夜,即在最不应该衰退的时候开始衰退。利玛窦从西方带来了许多用品,比如圣母像、地图、星盘和三棱镜等,其中还有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利玛窦制作的世界地图《万国全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地图。《明史》记载,“意大里亚,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国。万历时,其国人利玛窦至京师,为《万国全图》,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亚细亚洲,中凡百余国,而中国居其一。第二曰欧罗巴洲,中凡七十余国,而意大里亚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亚洲,亦百余国。第四曰亚墨利加洲,地更大,以境土相连,分为南北二洲。最后得墨瓦腊泥加洲为第五。而域中大地尽矣。其说荒渺莫考,然其国人充斥中土,则其地固有之,不可诬也”。明朝礼部竟然认为:“《会典》止有西洋琐里国无大西洋,其真伪不可知”。中国人当时拿到了《万国全图》,却没有一个游历各国的中国梦想,依然闭关锁国。1794年,清朝乾隆皇帝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表现出自满保守,没有好奇心去探寻世界即将发生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明朝后期和清朝既缺乏想象力又缺乏冒险精神,连黑格尔都为中国感到惋惜,他说:“郑和走进海洋后,尽管有种种机会中国可以领先,遗憾的是中国人却把头转过去,背向海洋。”安格斯·麦迪森也写道:“在1405~1433年,中国先进的航海技术体现在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上。中国的航船比葡萄牙的大得多,由于有先进的防水设备,中国的航船更坚固,也更舒适,它们甚至能远洋航行到非洲。但是,从那以后,中国就从世界经济的舞台上撤回到东亚一隅,远洋航行技术也日渐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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