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曾在农业生产力和生活水平方面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孟子·滕文公上》中生动地记述了3000多年前中国农业开疆拓土的场景，“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中华民族的祖先用火驱赶猛兽，用疏导的方式治理江河泛滥，“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造就了一个平原地带供人们居住，可以有粮食吃了，然后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传授和推广农业技术，增加了农业产量，人们生活水平有了提高。
中国在公元1～1839年期间，历经了汉朝（公元1～220年）、三国两晋南北朝（公元220～589年）、隋朝（公元581～618年）、唐朝（公元618～907年）、五代十国（公元907～960年）、宋朝（公元960～1279年）、元朝（1206～1368年）、明朝（公元1368年～1644年）和清朝（1616～1839年）。汉朝和罗马帝国是同时代的强大国家。司马迁在《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记录了西汉初年中国的基本状况：“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舆，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罗马帝国崩溃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复兴了。而东汉在220年灭亡后，经历了三国两晋南北朝369年的长期分裂，中国又奇迹般复兴，建立了统一的隋唐帝国。黄仁宇说，“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在中国历史里只发生过这么一次”。因此，中国经济大历史总体是延续不断的。
中国农业经济的繁荣一直持续到清朝。名画《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北宋首都开封市场叹为观止的繁荣景象。尽管增长步伐并非平稳，但中国在人口增加数倍和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的情况下，通过持续的农业技术进步，奇迹般地保持了人均收入的长期稳定，同时经济总量长期居世界第一，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国家，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托克维尔在19世纪初写下的《论美国的民主》中评论道：“300年前欧洲人初到中国时，他们看到中国的几乎一切工艺均已达到一定的完善阶段，并为此感到惊异，认为再没有别的国家比它先进。”
虽然中国封建王朝每200～300年的时间便更替一次，但经济模式始终没有改变。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尹懋可在1973年发表的《中国历史的式样》一书中提出了“高水平均衡陷阱”，试图解释中国千年的经济模式，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尹懋可认为中国早期的科技发展与欧洲相比要快得多，但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农业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收益完全被新一轮的人口增长所吞噬，而人口的增长又进一步诱导农业技术的改进，如此反复。中国的农业、运输和制造业技术在前几个世纪的发展已经达到了极限，不断增加的庞大人口使得农业用地严重不足，人地比例失调，使得劳动力十分廉价，人均收入只能下降，从而达到“高水平均衡陷阱”。这个陷阱又使农业剩余减少，储蓄不足，阻止了原始资本积累，导致中国即使在14世纪已经接近近代工业革命的门槛，但仍旧无法诞生现代工业。
尹懋可的这一理论尽管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我认为其有4个不足之处：第一是对中国人均收入下降的推论不符合历史事实。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中国虽可能处于静止状态，但似乎还未曾退步。那里，没有被居民遗弃的都市，也没有听其荒芜的耕地。每年被雇用的劳动力，仍是不变，或几乎不变；因此，指定用来维持劳动的资金也没显然减少。”第二是工业革命需要很多条件，特别是类似纺织机的发明，资本积累不是充分条件。第三是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有本质的差别，农业技术改进得越好，越可能对工业技术置若罔闻。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轨既是一个经济体制转轨问题，也是一个经济结构问题。尹懋可在分析中国经济时，注意点集中在中国没有能独立创造出工业革命上，这造成推断超出应有的逻辑范围，不免牵强附会。第四是忽视了人口高速增长的内生性。为什么中国的人口总会出现高速增长呢？尹懋可没有回答。我把人力资本引入尹懋可的模型，得出对中国近2000年农业经济的一个新模型。
以贝克尔、墨菲和塔莫若的经济增长模型作为主要的标志，人口出生率作为内生变量进入模型，家庭同时决定养育后代的数量和积累资本的数量。贝克尔、墨菲和塔莫若得出两种可能的均衡：一是“贫穷陷阱”，即高出生率伴随低经济增长率，这是人们常说的“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现象；二是“高收入均衡”，即低出生率伴随高经济增长率。当人力资本投资收益越来越具有诱惑力，父母会越来越偏重于孩子的质量，减少孩子的数量，低出生率伴随高经济增长率。怎样才能走出“贫穷陷阱”达到“高收入均衡”的状态呢？贝克尔、墨菲和塔莫若对人力资本的“第一推动力”没有提供好的政策建议，只认为需要历史的运气，对人力资本的巨大投资才可能触发经济由“贫穷陷阱”向“高收入均衡”的过渡。英国工业革命的伴生特征是人口转型，即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和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欧洲文艺复兴和以牛津、剑桥为代表的大学制度的建立带来的教育普及可能是英国人力资本的“第一推动力”。
从公元1～1839年，中国的经济模式基本相同，进入了一个“高技术水平、低人力资本、高人口增长和人均收入停滞”的“高水平动态均衡”。由于人力资本水平低，人口出生率一直居高不下，农业技术的改进所带来的收益完全被新一轮的人口增长所消耗，而人口的增长带来人均土地的减少，又推动农业技术的持续改进，如此往复。中国在较高的农业水平上维持了巨大的人口数量，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总量，但人均收入基本保持不变。用一个医学例子来说明：人体超重容易导致高血压，就是因为心脏供血能力跟不上体重增加。
我把中国经济总量比作人体的体重，把血压比作人均收入，血压上升表示人均收入减少。这个人体体重增加很快，但血压没有升高，人体仍然健康如初，因为这个人体的心脏越来越强有力。这个心脏就是中国对技术的持续改进能力。如果中国没有持续改进技术的“心脏”，就会出现“高血压”，体重不可能增长。正是这颗“心脏”，使中国经济没有陷入马尔萨斯“低水平动态均衡”的陷阱。比如，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新中国在人均收入不到300美元的情况下搞出“两弹一星”，显示出技术大国的传统。下面，我列出4个事实，来对中国近2000年的经济作一个简洁并内在逻辑一致的解释，希望能有助于拨开看似矛盾的历史迷雾。
事实一：中国人口出生率高，人力资本水平低
除了在战乱和大规模饥荒期间人口出现减少外，中国人口在总体上长期增长，在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的情况下，跳出了低水平的“马尔萨斯陷阱”，这不能不说是个经济奇迹。如图2-1所示，中国和印度人口从公元1～1839年期间长期增长，特别是中国人口在1700年开始大幅度超过印度。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206年西汉建立，经过“文景之治”，中国人口逼近5000万人大关。公元1年，汉平帝登基，汉朝的人口继续暴涨，总人口是5960万人，这个庞大的人口数字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比当时的欧洲总人口多出近1倍；宋朝时人口突破1亿人；1644年，清朝建立，人口约1.4亿人。“康乾盛世”先后持续了150年的稳定和繁荣，持续时间之长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清史》称“其雍熙景象，使后世想望流连，至于今不能已”。“康乾盛世”最主要地表现在人口的增长上，康熙“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雍正的“摊丁入亩”等赋税政策，刺激了人口增长，1741年，全国人口突破1.42亿人，1820年逼近4亿人，而且生活基本上比较稳定，这在没有工业化的经济中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在1798年发表的《人口论》中，马尔萨斯谈到中国的人口问题，认为人口规律即“马尔萨斯陷阱”在中国也发生作用。中国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增长，必然有相应的机制抑制人口。马尔萨斯写道：
如果我们能肯定，中国是世界上土地最肥沃的国家，几乎全部土地都已被耕种，而且大部分地区每年收获两次，人们生活很节俭。那么，我们就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推断说，中国的人口肯定非常多，而不用再劳心去考察中国下层阶级的风俗习惯和早婚所受到的鼓励。不过，这种考察会非常有助于我们弄清抑制性因素是如何抑制人口进一步增长的，即究竟是哪些罪恶、贫困患难抑制人口不超越土地的供养能力。
亚当·斯密认为中国人口处于停滞状态，但马尔萨斯推测中国“早婚”的广泛盛行导致出生率很高。马尔萨斯认为中国农业生产力已经停滞了，怎么还会有高的出生率呢？他感到很困惑。所以，他推断，中国饥荒和弃婴很可能大量出现，人口受到积极性抑制的影响。他写道：
但是，大多数有关中国的书籍所记载的情况，与这个论点不太一致。据记载，中国各个阶级都盛行早婚。亚当·斯密博士却认为中国的人口处于停滞状态。这两种情况似乎是相矛盾的。中国的每一块土地都已被耕种了很长时间，土地每年的平均产量不太可能有较大增长，所以，中国的人口确实不可能再迅速增长。盛行早婚的情况也许并不确切，但如果早婚盛行是事实，那么我们就现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而言，似乎只能这样解释：盛行早婚必然造成人口过剩，但不时发生的饥馑和弃婴现象却又抑制了因早婚所带来的人口过剩增长。而荒年的弃婴现象可能比欧洲人想象的更严重。
在中国古代，马尔萨斯所猜测的“饥馑和弃婴现象”是时常出现的，但靠大量、普遍的“饥馑和弃婴现象”来抑制中国人口的增长是偏离历史史实的。罗兹·墨菲在《亚洲史》中指出，“总的说来，大概到19世纪中叶前，大多数中国人在衣食住方面的物质生活看来一直优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多数人”。阿默斯特使团一个成员在1816年的日记中写道：“到处显得平静安宁，我们看到的是满意的神情和幽默的兴致……人口庞大的国家乞丐如此之少真令人惊异。”马尔萨斯预期的消极性抑制在中国没有系统地出现，说明马尔萨斯大大低估了中国在农业技术上的进步。举例来说，马尔萨斯对“大部分地区每年收获两次”的描述也不十分准确，事实上，中国南方农民已经掌握了三季轮种稻谷的技术。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人力资本相对较低。出生率与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直接相关。中国传统上很重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学”是一个很重要的珍宝。孔子说“有教无类”，强调教育公平，但“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孔子弟子和其中的“贤者”占当时的人口总数的比例太少了。四书的第一部是《大学》，有一句“人不学，不知义”，可惜中国古代的教育没有普及到大众，能够供得起孩子“十年寒窗”读书的家庭只是少数，没有真正做到“有教无类”，所以在18世纪中国的人力资本要比英国低。在汉末，官办的学院学生总数达3万人，只占总人口的1‰以下。墨菲在《亚洲史》中认为，“中国有学识的上等人集团，以及其他亚洲社会的类似精英们，大概从未超过人口的2%”。
英国在1820年前的50年里，男性识字率已达到60%。而且，中国人力资本的质量因科举制度大打折扣，使具有久远的“学而优则仕”传统的中国社会，缺少科学知识，因为中国的科举制度不是大众教育，内容单一，它忽视了自然科学。林毅夫在《李约瑟之谜：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源于中国》一文中认为，中国没有成功地爆发科学革命的原因，大概在于科举制度，它使知识分子无心于投资现代科学研究所必需的人力资本，尤其是做可控实验或对有关的自然的假说进行数学化研究这类事情。在中日甲午战争前，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相当缓慢，基础极端薄弱。由于人力资本低和人均收入低，中国父母养育孩子的成本低，投资孩子人力资本的收益也很低。再加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就选择“多子多福”。所以，中国出生率一直很高。
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前就积累了大量人力资本。2009年是剑桥大学建校800周年，而牛津大学更先于剑桥大学数百年创立。以牛津和剑桥为代表的大学制度的建立对英国积累人力资本是很有帮助的。欧洲的文艺复兴和科学的兴起也加速了教育的普及。早在17世纪，弗朗西斯·培根就有力地指出，正是对更多知识的掌握，而不是性情或内在能力的变化才能解释人们与过去所思所想的不同。培根第一个把学习本身作为严肃科学问题来研究。在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的力量逐渐得到显示。1605年，培根用英语完成了两卷本的《论学习的进展》，这是以学习为其研究对象的一部著作，是培根声称要以学习为其领域，全面改革人类学习的宏大理想和计划的一部分。
培根认为：“人类获得力量的途径和获得知识的途径是密切关联着的，二者之间几乎没有差别；不过由于人们养成一种有害的积习，惯于作抽象思维，比较万全的办法还是从头开始，阐明各门科学是怎样从种种和实践有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起积极作用又怎样像印戳一样，在相应的思辨上留下印记并决定这种思辨。”培根还认为，学习是良药，他的一句名言是“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培根对学习风气和方法的倡导鼓励了英国对科学的重视，为工业革命在英国而不是在法国或世界其他国家首先爆发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美国在崛起过程中，培根的思想也在北美大陆上广泛传播。美国的教育进展步伐之大令人惊讶。1870～1950年之间，美国人的平均教育水平每10年上升0.8年。1960年，美国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教育年限是8.49年，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教育强国。
如表2-1所示，中国在18世纪、19世纪时人口急剧膨胀，人均耕地面积大幅度下降。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是推动中国技术变迁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深远地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我在美国发现，以牛肉汉堡为主的麦当劳店的比例是以炸鸡为主的肯德基店的2倍，而在中国恰恰相反，肯德基店是麦当劳店的2倍。开始，我认为是肯德基进入中国早或者比麦当劳店的营销更本土化，后来发现这两方面差别不大。在研究中国人口和土地关系时，我猛然间醒悟，找到了真正原因。中国人口长期增长，土地变得稀缺，必须采用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技术。养牛和羊需要大量土地，不经济，而猪和鸡可以集约化喂养，靠废弃食物作饲料。所以，长期以来，中国人的蛋白质摄取主要靠猪肉和鸡肉。
事实二：中国农业技术长期、持续进步
中国的农业技术长期、持续、稳定地改进，例如我们今天仍引以为自豪的四大发明：指南针、火药、造纸和印刷术。可以说，中国天生就是一个技术大国。亚当·斯密承认，“在东印度的孟加拉，在中国的一些东部省份，农业和制造业的改良看来也是源远流长的”。在这方面，李约瑟1954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使世界系统地认识了中国曾经有过的辉煌技术。
李约瑟可谓今天的复合型人才。他在剑桥大学获得理科博士之后，才转行研究中国科技的发展，并由此获得了巨大的荣誉。1959年，他被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Gonviueand Caius Couege）选为院长；1971年，他被选为英国人文科学院院士；1992年，英国女王更授予他最高荣誉勋衔。我在剑桥时，曾访问过他创建的李约瑟研究所，并听到关于李约瑟的这样一件轶事：剑桥大学规定学生是不能穿越草坪的，唯有学院的院士可以。尽管如此，学院的院士也很少利用他们的特权。但李约瑟不同，他从来都是从草坪上抄近路的，而且总是低着头。或许，他对中国的科技太痴迷了，无暇顾及院士的风度了。
李约瑟在考察中国的科学技术演化时，不光提到中国的“四大发明”，还考察了钢铁冶炼和水上航行等多种技术。他认为，在以前的千余年，中国的科技“事实上一点没有退步”，而是“一直在稳缓地前进”，“就技术的影响而言，在文艺复兴之时和之前，中国占据着一个强大的支配地位。……世界受中国古代和中世纪的顽强的手工业者之赐远远大于受亚历山大时代的技工、能言善辩的神学家之赐”。1973年，尹懋可也认为，由于人口压力，中国全力发展农业技术，以至于到欧洲工业革命时，中国的农耕技术远远领先欧洲，这包括复种、灌溉、密植、耕种工具的改良，等等。
表2-2显示，中国粮食单产稳步提高，表明农业生产力从1400年到1820年得到了持续提高，特别是从1750年到1820年，中国粮食单产从1544千克/公顷增加到1840千克/公顷。根据哈佛大学珀金斯教授的研究，中国在明朝开始直至20世纪60年代末的600年当中，人口与粮食总产量的增长速度的平均水平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因此，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得出的“中国的每一块土地都已被耕种了很长时间，土地每年的平均产量不太可能有较大增长”的结论是错误的。
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技术成就。1990年，美国经济学家乔尔·莫基尔在《富裕的杠杆——技术革新与经济进步》一书中写道，“在技术上，中国未能维持其技术上的至尊地位是最不可思议的。在1400年以前的数百年里，中国人在技术上的发展势头令人惊叹，而且在这些事件可以衡量的范围内，其发展速度堪比甚至高于欧洲”。他总结了中国取得的10项技术成就：（1）水稻种植上的重大改进彻底改革了中国农业；（2）在公元前10世纪，铁犁取代了中国古老的青铜犁；（3）宋朝和元朝时期引进了条播机、除草耙和长齿耙；（4）在鼓风炉的使用方面，中国人领先欧洲人1500多年；（5）在纺织业，中国和欧洲的手纺车大致出现于同时期（13世纪）；（6）在水力的采用上，中国与欧洲大致并驾齐驱；（7）早在10、11世纪，中国就制造了精巧的水钟；（8）在船只设计和建造上，中国人领先欧洲人好几百年；（9）中国人发明了纸，这比欧洲人早了1000年；（10）在公元700～1400年间，中国出现了瓷器、油漆、医学（针灸）等能展示技术成就的例子。莫基尔不无感慨地指出：“可以说，中国人离统治世界只有咫尺之遥，接下来却渐行渐远。”
事实三：中国人均收入在高水平上长期停滞
中国经济在农业革命时代取得了世界第一的辉煌业绩，但也同时达到了农业经济能创造人均财富的“玻璃屋顶”。2007年，麦迪森发表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一书，按照实际购买力（PPP）方法计算了中国长期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人均GDP指标，中国GDP占世界GDP总量的比重，中国人均GDP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百分比。图2-2清楚地表明，从公元1年至1000年，中国人均生活水平很早就达到了农业经济可创造财富的高水平位置，并保持基本稳定，从公元1000年到公元1500年，中国人均收入有一定的增长，但从公元1500年到公元1839年，人均收入在“涨停板”上停留了近400年，这段时间恰恰是欧洲文艺复兴和英国工业革命的前期。麦迪森指出了一个事实，即中国自11世纪已经陷于停滞。麦迪森同时指出，从13世纪至18世纪，现有关于农业和城市人口方面的证据表明中国的人均收入没有显著的提高。
对中国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中人均收入的长期停滞的现象，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500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许在马可·波罗时代以前好久，中国的财富就已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许久以前已完全达到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有的限度，但若易以其他法制，那么该国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可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在《人口论》中，马尔萨斯也表达了类似的共识，“中国的财富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应当说，亚当·斯密的洞察力是比较准确的。
事实四：中国的经济总量长期处于世界第一
图2-3显示！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规模在公元1～1820年之间基本上是难分伯仲。公元1400年后中国的经济总量明显超过印度，保持世界第一将近400年之久。中国经济总量领先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是个农业技术大国，通过农业技术进步使得全社会能够维持在农业经济时代难以想象的人口规模。
以上4个事实表明，中国经济没有出现“马太效应”，即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也没有陷入“马尔萨斯陷阱”，而是出现了一种罕见的“高水平动态均衡”，即一方面，人力资本水平越低，就越生，越生就越穷；另一方面，越穷就越拼命改进农业技术，越改进就越富有。结果，高生育率带来的贫穷效果和持续改进技术带来的财富效果相互抵消，中国人均收入长期停滞，但人口增长带来了经济总量的扩张，中国经济总量因此长期居于世界前列。用于农业经济能创造的经济附加值的限制，中国经济在长达2000年过程中出现了“没有人均收入增长的增长”。同时，生产力革命一定来自农业技术之外，而农业经济中的“高水平动态均衡”就成为一个不易察觉的经济陷阱，并阻碍了中国经济向工业经济转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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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