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间上看，上海肯德基的盛大开业与“中美国”发展道路上的另外一步是一致的。1994年春，克林顿总统作出了一个有很大争议并引起了广泛争论的决定：将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脱钩。1989年后，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一直在经受着困扰，一方面，为了西方和美国的商业利益，他们想要打开中国市场；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想要对中国政府采取强硬政策。在克林顿政府执政的前两年，在人权问题上强烈施压成了“后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特点。而中国正好成了美国人权组织的攻击对象。

    在过去的20年中，人权问题上的紧张是中美两国关系中主要的不和谐因素之一。但是，问题并不像看上去那样简单。克林顿政府执政初期，政府内支持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的声音很强烈，包括拒绝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而对于中美两国经济联系的加强来说，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是必不可少的。1992年克林顿参加总统竞选时，他曾经重点批评老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是在纵容中国。所以，他在1994年5月作出的将经济问题与人权问题脱钩的决定引起了极大关注。

    按照美国法律，如果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美国就会向进口的中国商品征收高关税，同时会对美国对华出口产品的种类进行限制。因为在美国看来，中国是一个“非市场经济”的国家，所以美国总统必须每年重新审视一次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这使得对中国实行的政策成了华盛顿的年度讨论话题，国会中有很多人都希望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以此作为对中国政府的惩罚，并迫使中国政府在政治改革问题上遵循华盛顿制定的时间表。当然，邓小平和他的接班人是不会在美国的胁迫下改变原有的改革道路的。他们明确地向美国官员表示，中国要走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尽管中美贸易有所发展，但1994年，两国之间的贸易额仍然不到400亿美元。不过，当时中国市场已经是美国商品出口额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了，未来更大的发展前景令美国人无法忽视。最终，克林顿还是决定美国政府将不再继续把贸易问题与中国的人权问题挂钩。尽管仍然承诺要继续敦促中国向着改革迈进，但克林顿在5月份宣布贸易将不再成为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主要施压点。他得出结论：用贸易问题施压是不大可能迫使中国政府作出改变的，美国政府的这一政策已经不管用了。

    这一次，和往常一样，克林顿又是两头不讨好。中国人被美国人傲慢自大的态度触怒了。美国媒体和国会中的人权派也都指责克林顿是将贸易凌驾于道德之上。《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罗森塔尔（A.M.Rosenthal）强烈谴责克林顿说：“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又多了一个新的俘虏——美国总统克林顿。”

    在过去的20年中，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是把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和资本主义结合起来。相应的，围绕着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中国国内也进行着讨论。邓小平和他的继任者们已经不再过分强调意识形态，但是美国却还没有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对华政策都是以实力做后盾的。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和全球影响力均在中国之上，对此没有人表示怀疑，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也是以此为背景的。虽然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在1994年之前，中美之间的这种实力对比仍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不过，肯德基和其他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表明，中美之间的平衡正在发生变化，虽然美国人和中国人对此还基本没有意识到。

    克林顿于1994年5月宣布将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脱钩之后，包括肯德基在内的将中国视为下一个巨大市场的美国企业明确对此表示了感谢。克林顿的这一重大决定刚刚作出，肯德基总裁约翰·克拉诺（John Cranor）就飞赴上海参加了肯德基外滩店的开业庆典。他说：“中国市场的大门进一步打开了。现在美国企业可以全速向中国市场进军了。通过将人权问题和美国经济投资永久脱钩，克林顿总统消除了我们在华经营的不确定性。我们不用再担心中美关系会恶化了。”出席肯德基外滩店的剪彩活动后，克拉诺和其他一些高层管理人员在100名儿童的陪同下逛了热闹的外滩，这些孩子都打扮成了山德士上校的模样。接下来，他们还乘船渡过黄浦江来到浦东，在那里，还有更多的庆祝活动等着他们。

    克拉诺说，他曾经打算，如果美国政府不将贸易问题与人权问题脱钩，就要搁置在中国的投资计划。现在，美国政府不会再进一步设置障碍，他的担忧也可以消除了。肯德基计划投资两亿美元，在1998年将在华营业范围拓展到45个城市。肯德基已经将中国视为未来最具潜力的市场。包括通用汽车公司、克莱斯勒公司、波音公司和卡特彼勒公司在内，其他一些美国公司也和肯德基一样深有同感。

    可以说，那种认为1994年标志着美国对华紧张政策终结的看法有些过于乐观了，但克林顿的这个决定仍然可以说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分水岭。它为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开了绿灯，让像肯德基这样已经迈出第一步的企业可以加速其在华的发展。与此同时，在军售和敏感技术等方面，美国政府仍然维持着一些对华的限制与制裁，一些惩罚性关税也没有取消。但是，克林顿的决定遭到的一些批评也是有道理的。这一脱钩决定加速了美国企业涌入中国市场的进程，搁置了一些人想要以经济利益为诱饵使中国政府在政治和法律体系上作出改变的计划。

    1994年后，中美关系的紧张局面得到了缓解。但美国人认为自己有实力也有权力向中国发号施令的想法却没有改变。1994年后，美国暂时搁置了对华的强硬政策，但很少有美国人觉得美国的影响力会衰退。尽管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到中国投资，与中国地方企业合作创办合资企业，但中国政府仍然对美国持有怀疑态度。那段时期虽然离现在并不遥远，但却和现在有着天壤之别。那时美国的各家公司在中国市场上的行为并没有规律可循，它们没有任何先例可以借鉴，只知道要遵守中国的相关法律规定，而且全球贸易协定中也没有与此相关的内容，其结果就是市场上有兴奋，也有混乱，常常还会有沮丧。有些时候，一些获利颇丰的投资计划就是商人们为了做生意而匆忙制订出来的。

    肯德基进入了中国市场，并且成了当时最受认可的洋品牌之一，其在华连锁店数量已经达到了几千家，每年还有几百家新店开业，而在20年前，这一切都只是梦想。这也是西方企业和投资者几个世纪以来的梦想，是曾经几乎像噩梦般被终结的梦想。自从13世纪威尼斯探险家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并热情洋溢地写下了赞美东方神奇与财富的游记之后，西方商人就一直被中国市场巨大的诱惑力吸引着和驱动着，如果每个中国人都能购买一件他们的商品，销售总量就会达到数亿件。19世纪和20世纪初，西方企业和西方国家的政府曾经试图从中国获取利润，但大多失败了。英国在中国的香港地区取得了一些成功，上海也曾经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西方商业的集散地。新中国成立后，又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中国做生意遇到的一些困难吓退了很多外国企业。财产所有权、契约、知识产权、银行业结构和资金撤出方面规定的不明确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基础设施匮乏、公路少、铁路线路不足、电力供应不稳定，而且适用于国外企业和国内个人参与私营企业投资的法律体系也不稳定。对于运营良好的美国企业或欧洲企业来说，中国市场的机遇还有待证实，但风险却是实实在在的。你可能有一天会在中国赚到很多钱，但首先，你要在投资回报日期不明确的情况下投入大量资金。

    像肯德基这样在努力保持全球竞争力并且被多次易手的企业，它们有动力到中国市场上来碰碰运气。对它们来说，中国市场值得冒险。当然，20世纪90年代，也有一些在美国和世界各地拥有强劲市场且管理团队乐于创新的企业，例如通用电气公司和耐克公司，因为中国市场的潜力而把目光投向这里，并且采取措施进入了中国市场。但是，很少有企业获得了和肯德基这类企业一样的成功。

    当中国人越来越多地光顾肯德基，并且把它作为生活中的一部分时，他们对于现代世界意义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当然，食品还是食品，肯德基并没有在烹饪方面有什么开创性的突破。但是，肯德基不同于市场上的小吃摊，也不像传统的中国宴会那样正式且富丽堂皇，它看上去和感觉起来都很“另类”。对于中国顾客来说，它成了新的现代文化而不是传统或本土文化的一种象征。虽然在谈到任何一个在非西方国家营业的西方连锁品牌时，我们也都可以这样说，但是区别在于，在全球大多数国家，西方企业都可以发号施令，而在中国就不一样了。中国市场的巨大规模和潜力以及中国政府对市场的宏观调控使事情不能完全按照西方模式进行了。西方企业来中国不能发号施令，而是必须要与中国人合作。它们不能为所欲为地设定日程，只能根据中国的情况行事。一个新的体系就这样逐渐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