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皇帝的疑案，终于告一段落。从湖北传来的消息，张之洞曾经亲自提讯杨国麟，供了实话，说是本名叫李成能，山西平遥人，原来在京师做生意，只为性好游荡，结交了好些损友，以致破家。其后受了一名“会匪”洪春圃的教唆，异想天开，串成这么一个骗局。原意是由两湖到两广，只要有那个封疆大吏入彀，便打算大大地骗一笔钱，远走高飞，逃往外洋。这话是否实在，洪春圃又是何许人？张之洞都未细问，反正悖逆狡诈，罪在不赦，秘密处决以后，密电军机处报闻，就此了却这重公案。

    有人说：李成能口中的所谓“洪春圃”，实无其人，而教唆他串演这个荒唐骗局的，乃是一个陕西人李来中。此人从小就习闻他的“同乡先辈”李闯王、张献忠的种种传说，洪秀全金田起事，“天京”开国的始末，亦听得很不少，因而颇有大志，亦工于心计。他暗地里思量，从古帝王创业，不外乎三条路子，一是一方势豪义名在外，时逢乱世，众望所归，起事夺天下；二是占山为寨，招兵买马，由抗官府而抗朝廷；三是借神道设教，盅惑乡愚，见机行事。忖量自己的身分、力量，只有第三条路子可走。因此，早就有了一个伏笔，编造了一段诡谲的故事，说他母亲生他时，曾梦见神龙，八字中又有“三辰”之异。不说“四辰”就是他的高明之处，留下一点缺陷，更容易使人相信。当然，这些话他自己是很少提到的，甚至有时还装出讳莫如深，唯恐惹祸的模样，只用种种暗示来散布他的身世之异。加以善用小恩小惠，而急人之急，又真能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地步，所以在他的家乡，很结了一些死党。

    又有一说，同治初年，西北回乱，董福祥起于安化，溃勇饥民相附，聚有十余万之众，犯绥德、窥榆林，声势浩大，其后为刘松山所败。当董福祥被困危急时，李来中救过他的性命，因而结义为异姓手足。董福祥后来投降做官，一帆风顺，曾经想提拔李来中，而他不受，并且亦不承认跟董福祥有此一段渊源。其中真相，无人能说，不过李来中的身分，却反因此而提高了。这又是他的高明之处，如果承认了，不过董福祥的义弟而已，身分亦高不到那里去。

    李来中下的是水磨工夫，工夫虽深，磨来磨去磨成一根绣花针，不成其为大器。但陕甘自左宗棠西征后，着力经营，乱源已遏，并无可以号召起事的机会，直到毓贤在山东与洋人为仇，才发现有了可乘之机。

    到了山东，李来中很快地跟义和拳搭上了线，随即策动朱红灯在平原起事。朱红灯自称明朝的后裔，是明朝的后裔，志在复明，当然反清。却又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号，两相矛盾，而另有作用。原来“扶清灭洋”这句口号是应付官府的挡箭牌，不想大合毓贤的胃口，暗中庇护，酿成大乱，平原、高唐、荏平、长清一带，无端而起刀兵。朱红灯最后兵败被擒，毓贤还想设法替他开脱，不道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接印的第二天，就从狱中提出朱红灯，明正典刑，枭首示众。接着，大捕义和拳，用“请君入瓮”的手法，拿他们作试练“刀枪不入”的活靶，逼得义和拳偃旗息鼓，悄然北遁。

    李来中异常机警，未成气候以前，只居幕后，所以朱红灯虽遭显戳，而他却能全身而退。当然，他是不会死心的，同时也看得很清楚，从督抚到州县，象袁世凯那样的人少，象毓贤那样的人多，而朝廷心惮洋人，民间痛恨教民，所以用“扶清灭洋”这个题目，着实还有文章可做。

    到了直隶，李来中看中了天津。天津民气浮嚣，最容易鼓动，尤其有同治九年的那桩教案在，新仇勾起旧恨，更易下手。所以李来中在天津杨柳青住了下来，默默观变。

    京津密迩，慈禧太后立大阿哥的内幕，以及端王急于想当太上皇的传闻，李来中时有所闻。但是载漪究有几分力量，固然不易测度，而朝廷对义和拳的态度，时宽时严，莫衷一是，亦不免令人迷惑。这样到了二月里，李来中终于看出路道来了。

    指路的明灯是二月十三的一道上谕：“山西巡抚邓华熙调任贵州巡抚，遗缺以毓贤补授。”毓贤最为洋人所不满，在赋闲三月以后，调补北五省中最富庶的山西，是朝廷对他的重用，而重用毓贤，亦正不妨视作朝廷姑息义和拳的迹象之一。李来中又打听到，毓贤放山西巡抚，出于端王的保荐与军机大臣刚毅的赞成。这就更明白了，端王、刚毅跟毓贤臭味相投，都可以成为义和拳的“护法”。

    巨祸果然发生了！裕禄接得高娄有变的禀帖，派出一名统领杨福同，带队到涞水“相机办理”。其时祝芾已经心力交瘁地在高娄以好言诱获拳民六个人，由王占魁带回定兴，讲明白，这只是敷衍公事，一定会从轻发落。同时留下四十名马队，驻守高娄，作为警戒。

    第二天，杨福同的队伍开到，祝芾少不得又要陪他下乡，行到一个叫做百部村的地方，突然来了几百义和团，包围官军。杨福同飞调高娄的马队支援，内外夹击，打死了几十个义和团，方得解围。

    见此光景，祝芾不敢再往前走，单独回城。杨福同会同援军到高娄，还未进村，又遭遇数十义和团猛扑。马队放了一排枪，拳众退守一座大空院，作法不灵，为杨福同挥兵攻入，生擒九人，斩杀二十多，很显了一点威风。

    谁知保定府属的义和团，就在这十天工夫中，蜂拥而起，已成燎原之势。来自涞水以北涿州的大股义和团，在山道设伏，杨福同寡不敌众，被困在山沟中，身边仅有两名马弁，当然遇害。身受五十余伤，面目两肢全毁，死得很惨。

    裕禄得报，大惊失色，找来藩臬两司会商。廷杰主剿，廷雍主抚，相持不下。裕禄是主抚的，但又怕言官说话，朝廷责备。就在这彷徨不决之际，来了一道上谕：“直隶藩司廷杰内调，以臬司廷雍兼署藩司。”

    这一下还说什么？裕禄唯有跟着廷雍的路子走！他下定决心了，朝廷既然有重用义和团之意，自己就得走在前面。而况民气昂扬，都相信义和团能够“扶清灭洋”，相信入春久旱，瘟疫流行，而“只要扫平洋人，自然下雨消灾”。自己又何可与潮流相悖？

    因此，总督衙门有两个官儿，立即受到重用。一个是专负与各军营联络之责的武巡捕徐其登，一个是候补道谭文焕。徐其登本来就是白莲教余孽，亦就等于义和团埋伏在裕禄身边的内应，而谭文焕之极力为义和团说好话，到处宣扬义和团如何神勇，却另有缘故。

    原来候补道品类不齐，才具不一，真所谓“神仙、老虎、狗”，是摇尾乞怜的狗，威风凛凛的老虎，或者逍遥自在的神仙，全看各人会不会做官。不会做的，辕门听鼓，日日伺候贵人的颜色，所得的只是白眼。会做的，那怕资格是捐班，敌不过“正途”，补不上实缺，但可钻营“差使”，而有些差使如制造局总办之类，油水之足并不下于海关道、盐运使等等肥缺。而且实缺道员只能占一个缺，差使却可兼几个，所以有些红候补道，声势煊赫，起居豪奢，着实令人艳羡。

    谭文焕就是深晓个中三昧的，只是时运不济，谋干差使，几次功败垂成，到紧要关头上，总是为大有力者所夺去。这时默察时局，朝中讲洋务的大为失势，而义和团人多势众，打出去的旗号又很漂亮，很可以有一番作为。他生得晚，每每自叹，未能赶上洪杨之乱，否则，从军功上讨个出身，早就是方面大员了。如今有义和团“扶清灭洋”这个大好良机，岂可轻轻放过？

    他心里是这样盘算，从来对付大股土匪，不外剿抚两途，准义和拳改称为义和团，即无再剿之理，接下来便是招抚。如果及早促成其事，则就抚的义和团便得设局管理，别的不说，只说经手粮饷军装，就有发不完的财。因此，由徐其登的关系，跟李来中搭上线以后，就不断在裕禄面前游说，劝裕禄收义和团为己用，上报朝廷恩遇，下求子孙富贵。日子一久，裕禄亦颇为动心，如今既然决心照谭文焕的话做，当然少不得谭文焕的参赞。

    “义和拳是神仙传授，所办的事，万万非神力所及，譬如涞水烧教堂，诛教民，是一位老师念一遍咒，顿一顿脚，立刻有六丁六甲平地涌现，听命而行。高娄村的教民三十余家，大小一百余口，一转眼间无影无踪，王副将亲自检视火场，连尸首都不曾发见。大帅，”谭文焕说，“请想，这那里是凡夫俗子办得到的。”

    “是啊！”裕禄很向往地，“那位义和团老师，不知在那里，能不能请来见一见？”

    “这位老师叫张德成，在静海县属的独流镇，主持‘天下第一坛’。请来见一见，恐怕……。”

    谭文焕故意不说，要等裕禄来问。果然，“怎么？”裕禄问道：“不肯来见我？”

    “不是不肯。因为关圣帝君降凡，总是托体在张老师身上，身分不同，他不敢亵慢神灵。”

    “要怎样才不算亵慢呢？”

    “这，”谭文焕迟疑地，“卑职不敢说。”

    “说说不要紧。”

    “得用王者之礼。”

    “这可为难了！”裕禄答说，“用我的仪从，还无所谓。用王者之礼，非请旨不可。看一看再说吧！”

    裕禄的态度，当天就传到了张德成耳中。又等了三天，朝廷对涿州戕官一案处置的情形，也有消息传来了。

    是个很确实的消息，当杨福同被害的奏报到京，刚毅看完之后，竟表示：“不该先伤义士！”这义士当然是指义和团。

    历来暴民戕官，被视作目无法纪，形同叛逆的大罪。因为朝廷设官治民，而民竟戕官，等于不服朝廷的统治。为了维系威信，如果发生这样的案子，一定派大军镇压，首犯固在必获，无辜株连亦是常事，甚至上谕中会公然有“洗剿”的字样出现。如今一员副将这样惨死，而平章国事的军机大臣竟还责以“不该先伤义士！”然则“义士”又岂可无声无臭，毫无作为？

    “水到渠成了！”李来中对张德成说，“你放手干！我回西安去一趟，陕西能够搞一个局面出来，出潼关，过风陵渡跟山西连在一起，再出娘子关到正定，席卷河北，何愁大事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