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禄正在接见聂士成派来的专差。前一天在杨村遭遇了英国军官薛穆尔所率领的八国联军，聂士成打算派兵拦截。与洋人对阵，所关不细，当然需要请示。电报打到保定，裕禄的回电只得八个字：“电悉，不得擅自行动。”很显然的，这是不准聂士成阻敌。

    身为直隶提督，直隶境内有匪不能剿，有敌不能阻，要此军队何用？聂士成愤激不甘，决定退出杨村，料知跟裕禄请求无用，所以特意派专差到京，向荣禄陈述苦衷，要求调防。

    “我知道你们大帅的委屈，”荣禄跟专差说，“你带我的话回去，就说我说的，无论如何要忍耐！我受的气，不比你们大帅少，日子也并不比他好过。人局总在这几天就会好转，杨村是个紧要口子，一定要守住。”

    那专差很能干，一看要求被拒，不能光传达一句话，空手而回，决定代表聂士成明明白白请个示。

    想停当了，便即说道：“回中堂的话，洋人现在因为铁路中断，怕辎重接济不上，暂时按兵不动，中堂交代守杨村，自然遵办。不过硬守就难免开仗，真要打起来，还得求中堂作主。”

    这是要求荣禄支持。和战大计未定，他不敢贸然答应，只这样回答：“不要硬打！多设疑兵，虚张声势，先把洋人牵制住再说。”

    “是！”专差又问，“团匪来骚扰呢？”

    “把他们撵走就是。”

    “如果团匪跟洋人打了起来，本军应该怎么办？”

    这一问问得荣禄无以为答，既不能助义和团打洋人，更不能助洋人打义和团。想了好一会，含含糊糊地答说：“请你们大帅瞧着办。”

    这是暗示可作壁上观，专差懂他的意思，却偏偏固执地说：“务必请中堂明示。”一面说，一面还屈单腿打了个扦。

    荣禄无奈，只好这样答说：“以不卷入漩涡为上策。”

    这就不能再问“倘或卷入漩涡又如何”了！专差满意地告辞。接着，荣禄接见王章京。

    听他说完了小村公使为启秀所气走，以及启秀自鸣得意的经过，荣禄的脸色很凝重了。“这些事跟庆王回了没有？”他问。

    “总办章京的意思，不如直截了当来回中堂。”王章京又转述了童德璋托带的话。

    “多谢他关心。大局这几天就会好转。不过，象日本公使馆书记生被杀这种事，千万不能再有。”荣禄想了一下，决定抬举来客，将可以不必跟司官说的话说了出来：“明天一早，我要见皇太后切切实实劝一劝。总理衙门派了不该管的人去管，我亦知道你们各位的处境很艰难。国势如此，只有尽力而为，请你转告同事，忍辱负重，务必设法维持。我虽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过军务洋务是分不开的，各位的劳绩我知道，等事情过去了，我一定会奏明上头，不教各位白吃辛苦。”

    这番抚慰的话很有用，王章京一改初到时阴郁的脸色，兴兴头头地告辞而去。荣禄目送他的背影消失，颇有茫然不知所措之感，定定神将王章京及聂士成专差所谈的一切，细细回忆了一遍，觉得童德璋的话很有道理，要和趁早，越迟越吃亏。

    和有个和法。大计虽已跟慈禧太后商量停当，做起来却不容易，因为阻力太大，非得谋定后动不可。因此，这天晚上特召亲信密谈。不谈还好，一谈令人气沮，听到的尽是坏消息。

    “天津已经没有王法了！”樊增祥说，“我有个亲戚刚从天津逃回来，谈起来教人不敢相信，义和团肆无忌惮，令人发指。”

    据樊增祥说：天津的义和团的架子，比亲王、郡王还大，路上遇到文官坐轿，喝令下轿，武官骑马，喝令下马，而且必得脱帽，在道旁肃立，如果不从，白刃相向。遇见穿制服的学生，指为奸细，乱刀砍死的，不知多少！

    但是，天津义和团最仇视的还不是“大毛子”、“二毛子”，而是武卫军，因为吃了聂士成的亏的缘故。当然，这是张德成、曹福田的指使，他们造了一个说法，让喽啰们四处散布，说要灭洋人，非死三个人不可。一个是聂士成，一个是杨福田，一个是聂士成的得力部下，驻扎天津城府，号称“四门千总”的任裕升。因为这三个人的姓合起来是“聂杨任”，谐音为“撵洋人”，杀了这三个人，洋人就可以被撵下海了。

    “据说聂功亭还受过辱。”樊增祥又说，“前几天聂功亭回天津，骑马经过河东兴隆街，遇见一百多义和团，操刀大喊：‘聂鬼子，你滚下来，今天可让我们遇见了！你还想留下脑袋？’聂功亭只带了四名马弁，一看势头不好，急急走避，差点遭了毒手。这一下，信义和团的，便有话说了。”

    上将受辱，军威大损，荣禄颇有痛心疾首之感。然而朝廷的威信又何尝不受影响？他觉得义和团这种目无长上的情形，非得在慈禧太后面前痛切陈奏不可。

    “天津的怪现象，犹不止此。有件事，说起来骇人听闻，不过言之凿凿，似乎又不能令人不信。”樊增祥说：“中堂不妨密查一查。”

    “噢！请说来听。”

    “据说静海县独流镇拳坛，号称‘天下第一坛’，又称‘天下第一团’，首领叫做张德成，前几天到了天津，修补道谭文焕为之先容，说此人法力无边，又有‘红灯照’相助，大沽口的炮台，如能得他允诺保护，固若金汤。裕制军颇为所惑，拿自己的绿呢大轿，把张德成接到北洋衙门，设宴接风，司道作陪。张德成要粮饷、军械，他说多少，裕制军随即转告司道，照数拨给，由谭道为张德成办粮台。所闻如此，不知确否？”

    “真有这样的事？”荣禄心想，裕禄如真是这样自贬身分，亦太不成体统了！得赶快想法子把他撵走。

    就在这样谈论之际，门上来报，庆王驾到。这是不常有的事，亲王体制尊贵，有事总是请人到府叙话，如今降尊纡贵，亲自登门，可知必有紧急事故。

    因此，荣禄一面吩咐开中门，一面索取袍褂，匆匆穿戴整齐，赶出去迎接，庆王已经在大厅的滴水檐前下轿了。

    “王爷怎么亲自劳步？”荣禄一面请安，一面说。

    “你何必还特为换衣服？”便服的庆王说道，“我是气闷不过，想找你来谈谈。到你书房里坐吧！”

    “是，是！请。”

    引入书房，庆王先打量了一番，看看字画古董，说了几句闲话，方始谈到来意：“董回子闹得不象话了！仲华，你可得管一管才行。”

    “是！”荣禄有些局促不安，“王爷责备得是。”

    “不，不！我决不是责备你，你别多心。”庆王急忙摇手分辩，“我也知道，董回子如今有端老二撑腰，对你这位长官，大不如前了！不过，外头不知道有此内幕，说起来总是你武卫军的号令不严。”

    “王爷明白我的苦衷。”荣禄答说，“武卫军号令不严，这话我也承认。不过，我要整饬号令的时候，也还需求王爷帮我说话。”

    “当然！慈圣如果问到我，我要说：既然是武卫军，总要听你的号令。”庆王略停一下又说，“这话先不谈，眼前有件事，得要问问你的意思。董回子的部下，在先农坛附近闯一个祸，你可知道？”

    “不是杀了日本公使馆的一个书记生吗？”

    “是的。这个人死得很惨，先断四肢，再剖腹。日本公使到总署交涉，碰了一鼻子灰。仲华，设身处地为人想一想，你亦不能不愤慨吧！”

    “唉！”荣禄叹口气，“慈圣居然会让端王去管总署，这件事可真是做错了！”

    “就为的这一点，所以我很为难，不知道这件事应该不应该奏闻？”

    “不回奏明白，还能私下了结吗？”

    “难！”庆王答说，“日本公使馆派人来跟我说，抗议不抗议且搁在后面，总不能说人死了连尸首都不给？他们要尸首。”

    “那当然应该给他们。”

    “还要抬进城来，在他们公使馆盛殓。”

    这一下，荣禄愣住了。原来尸首及棺木不准进城，载明会典，悬为禁例，那怕一品大员，在任病殁，盘灵回籍安葬，亦须奉有特旨，才准进城。何况是京城，禁例更严，未经奏准，谁也不敢擅自作主，准将杉山彬的遗尸抬入内城。

    “这件事倒为难了！我看，”荣禄答说，“非奏明不可了。”

    “一奏，就得细说原委，是不是据实上闻。”庆王问道，“牵涉到武卫军，得问问你的意思。”

    “不要紧！”荣禄回答得很切实，“请王爷据实回奏，慈圣如果怪我约束不严，我恰好有话好说。”

    “那就是了。”庆王点点头，沉默了一会，微喟着说，“这局面再闹下去，怎么得了？仲华，你我的处境，越来越难，得要找个把得力的人来分着挑挑担子。”

    “是啊！”荣禄试探着问，“王爷心目中可有人？”

    “你看，李少荃如何？”

    荣禄心中一动，暗地里思量，莫非自己造膝密陈，一面派袁世凯剿义和团，一面召李鸿章来办各国的交涉这件事，庆王已有所闻？果然如此，他心里一定很不舒服。洋务如今是他在管，建议召李鸿章入京，却又置他于何地？这样想着，便有了一个决定，不管他知不知道这件事，自己决不可透露，倘或他已有所闻而问起，自己亦不能承认。

    他这样沉默着，庆王当他是同意的表示，便又说道：“只怕少荃不肯来。”

    “何以见得？”

    “刚刚实授两广总督，他总不能带着总督的大印到京里来办事吧？”

    “那，”荣禄心中又一动，故意问道，“可又如何处置呢？”

    “除非调直督。不过直督不兼北洋，他恐又不肯，要兼则万无此理。”

    荣禄不知这话是出自他的本心，还是有意试探？只觉得自己该有个明确的表示，“如今的北洋，已不是少荃手里的北洋。”他说，“今非昔比，有名无实，只为慈圣一定要交给我，我不能不顶着石臼做戏，倘有少荃来接手，求之不得！”

    这意思是很明白的，除非慈禧太后有旨意，他决不会交出兵权。庆王听得这话，不免失悔，无端引起误会，始料不及，而要解释，却又不知如何措词。

    见此光景，荣禄亦有悔意，话其实不必说得这么明显，倒象负气似地，未免失态。

    “仲华，”庆王突然问道：“如果跟洋人开了仗，怎么办？”

    “怎么能开仗！”荣禄脱口相答，神色严重，“拿什么跟人家拚？”

    “我也是这么想。无奈执迷不悟的人太多，而且都在风头上。靠你我从中调停，实在吃力得很。仲华，我有个想法，不知行不行，托立豫甫或者什么人跟莲英去说，能劝得慈圣回心转意，好好管一管端老二，化干戈为玉帛，咱们凑个几百吊银子送他。你看，这个主意成不成？”

    一吊一千，几百吊就是几十万，荣禄咋舌答说：“王爷你可真大方！”

    “实在是什么法子都想到了，只好考虑下策。”

    “王爷别急，别乱了步骤！等我来想法子，也许两三天以内，就有转机。只是各国公使，务必请王爷设法安抚，他们多让一步，咱们说话也容易些。”

    “我原是这么在做。如今只盼端老二心地能稍微明白些就好了。”

    “那只怕是妄想！”荣禄万感交集，归结于一句话：“咱们尽人事，听天命。”

    等庆王一走，荣禄再次召集幕僚密议。这次不是漫无边际地谈论，着重两件事：一件是各国的态度，派兵入京到底是为了保护使馆，还是另有企图；一件是对付董福祥的态度，是荣禄仍以武卫军统帅的身分，直接下令，加以约束，还是奏请慈禧太后，用上谕来指挥。

    第一件事比较好办。为了对抗李鸿章派在上海的盛宣怀，荣禄亦有一名“坐探”在江苏，此人是福建上杭人，名叫罗嘉杰，他的头衔是“苏松常镇太粮储道，分巡苏州，兼管水利”，简称“江苏粮道”，或者“苏州道”。罗嘉杰平时对洋务亦颇留意，兼以苏州居江宁、上海之间，消息灵通，常有密信寄到荣禄那里，无论报告洋务，或者两江官场的动态，多半不差，所以颇得荣禄的信任。此时决定立刻拍发一个密电，要罗嘉杰即时从上海方面探听各国对华的意向，从速回复。

    第二件事，大家的看法不一，有的认为荣禄兵权在握，不妨出以堂堂正正的命令，加以约束，有的认为董福祥跋扈难制，倘仗着有端王撑腰，不受羁勒，岂非伤了面子？

    各有各的道理，荣禄一时委决不下，只能定下一个相机行事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