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节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高阳 本章:第二十四节

    张佩纶的作为,东翁的烦恼,自然都在赵师爷的冷眼之中。本来以为何璟一定会移樽就教,来谈他的苦楚,谁知何璟整日为了应付张佩纶,只跟管章奏、管兵备、管洋务的幕友打交道,竟一连三天,未到赵师爷那里。

    于是赵师爷按照随园食谱,亲手做了几样好菜,又开了一坛家乡寄来的陈酒,以诗代柬,邀东翁宵夜。到了晚上,何璟应约而至,见面是强为欢笑的光景,赵师爷故作不解地问起:何事不乐?

    “你没有听说吗?”何璟反问一句:“丰润欺人太甚!我真正流年不利。”

    “大帅说那里话?”赵师爷斟酒相敬,“这是天助大帅成功,怎么倒自寻烦恼?”

    “你要我喝一杯,倒可以。如有称贺之意,那就窃所不喻了。”

    赵师爷不响,咳嗽一声,向左右看了一眼,侍候的听差会意,都退了出去。

    “我请问大帅,”赵师爷低声问道:“丰润此来,是为什么?

    是不是想来立功?”

    “那还用说!不是立功,何以大用?”

    “那就是了。”赵师爷问道:“他的衔头,是会办福建海疆事务,若有功劳,难道就是他会办一个人独得?”

    “啊,啊!”何璟大有所悟:“你这话有点意思了。”

    “大帅明白就好。”赵师爷用筷子蘸酒,在桌上写了一个“李”字,“丰润此来,就等于他来。和也罢,战也罢,必有‘锦囊’付予丰润,到时候自见妙用。大帅何妨坐享其成?

    当年官文恭在湖北的情形,大帅莫非倒记不得了?”

    何璟当过湖北藩司,是在同治年间,胡林翼早已下世,而官文仍旧是湖广总督。当年胡林翼刻意交欢于官文,但求能畅行其志而功成不居,推让于官文的苦心孤诣,鄂中老吏,都能娓娓而言,何璟自然记得。张佩纶虽决没有胡林翼那样的雅量,自己却不妨学官文的度量,让他畅行其志,反正不论军务、洋务、紧要大事,必得会衔出奏,将来如有功劳,少不了自己的一份。

    “先不谈将来,且说眼前。丰润即令眷风得意,一时亦巴结不到大帅的位子,如今事事依着他,教他没话可说,大帅岂不省心?”

    这是暗示何璟,欲保眼前禄位,唯有安抚张佩纶,张佩纶既不能取而代之,就不会有所搏击。彼此都有退让的余地,所以相安无事是做得到。关键所在,就是一个“忍”字。

    想到这里,不觉深深点头。赵师爷进言有效,越发话无不尽,“再退一步说,倘或局势紧迫,丰润束手,大帅……。”他突然顿住,然后问道:“有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说!怎么不能说。”

    “话不中听,怕大帅动气。”

    “笑话!”何璟很快地接口,“你我二十多年的交游,莫非你还不知道我的性情。”

    “既然如此,我就说:倘或戎机不利,丰润束手,想来大帅亦决没有挽回的妙策。到那时候,总归逃不了一败,何妨让丰润挡在前面,大帅肩上的负荷可以轻得多!”

    这一来,何璟不止于点头,而且举杯。赵师爷算无遗策,进退两得其所。何璟心安理得地向张佩纶拱手听命,说如何便如何,绝少异议。唯一自作主张的一项措施是:调集了张得胜的一个炮队,守护总督衙门。

    法国的态度相当强硬。交涉分好几方面进行,第一处是巴黎,由法国总理茹费理向新任中国公使李凤苞提出照会;第二处是北京,由法国署理公使谢满禄跟总理衙门折冲;第三处是上海,总税务司赫德,接受李鸿章的委托,在向逗留不进的法国新公使巴德诺调停;第四处是天津,任何负有交涉之责的法国人,从茹费理到军方代表都可以直接向他打交道。

    因此,谈和的情形乱得很。但法国的态度却是清楚明白,署理公使谢满禄在闰五月二十那天,向总理衙门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政府“遵照简明条约办理,特旨通饬北圻的军队撤退,赔款二亿五千万法郎。限七日内答复照办,否则当自取赔款。”所谓“自取赔款”,是法国打算占领中国的一个城市,作为质押。照急进的孤拔主张,打算攻击旅顺、威海卫等地,但法国总理决定占领基隆或福州,这是卖一个面子给李鸿章,因为旅顺、威海卫等处,是北洋水师的“口岸”。

    管理总理衙门的奕劻,与李鸿章内外相维,始终不肯照醇王的意思不惜破裂,而要保全和局。千方百计想将法国新任公使巴德诺请到北京或天津,坐下来商谈,无奈法国政府坚持不照约行事,巴德诺决不北上。及至接到最后通牒,自然不能不作让步,由总理衙门照会谢满禄,保证北圻撤兵,在一个月内完成。但拒绝赔款,仍旧希望巴德诺早日北上,依照简约规定,“会议详约”。

    法国的反应,是派军舰一艘,直驶马尾。虽然一到就搁浅,但无论如何是一个警报,张佩纶急电到京,总理衙门慌了手脚,因为七日之期一满,“自取赔款”这句话,已可证明,不是虚言恫吓。

    想来想去,只好重托赫德斡旋。赫德总算不辱使命,调解出来一个结果,中国即日自北圻撤兵,由南洋大臣与巴德诺在上海会商。

    但是情势是外弛内张的局面,虽然法国外交部向李凤苞表示,谢满禄七日的限期可以不计,赔款的数目亦可商量,但马尾陆续有法国军舰开到,基隆亦有法国军舰,与刘铭传同日而至。只是这些强敌迫近的消息,都冲淡在一道上谕中了。

    这道上谕是派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曾国荃为全权大臣,克日到上海与法使议办详细条约。并派陈宝琛会谈,苏松太道邵友濂会同办理。同时指示交涉应守的分际:“所需兵费恤款,万不能允,告以请旨办理。最要者越南照旧封贡。刘永福一军,如彼提及,答以由我处置。分界应于关外界分空地,以为缓冲。云南运销货物,应在保胜开关,商税不得逾值百抽五之法。以上各节,切实辩论,均由电信请旨定夺。”

    曾国荃想不到垂暮之年,还要跟洋人打一次交道,而电旨所示,与法国的要求,南辕北辙,根本是凑不到一块的事。而且凡事“请旨定夺”,又那里是所谓“全权”?因此,对于此一新命,曾国荃深感苦恼。

    陈宝琛则更是忧心忡忡。书生典兵,会办南洋,大不了效命疆场,一死就可报答皇恩,不负平生。但是跟洋人交涉,强弱之势判然,如果不是委屈求全,决不能成和议,能成和议,所签的条约,一定是丧权辱国,罪浮于马建忠。马建忠为人骂作汉奸,那自己这一来又成了什么东西?半世盛名,平生清节,都要断送其中,怎不教人着急?

    思量到此,决意不受这个“会办”之名。拟好电报稿子,拿去跟曾国荃商量,却很受了一顿奚落,指他独善其身。这倒是诛心之论,陈宝琛无话可答,当然亦不肯打消原意,照旧将电奏发了出去。

    军机处寄发的“电旨”,很快地到了,陈宝琛受了一顿申斥,措词相当严厉,电文中暗示,如不遵命,便有严谴。陈宝琛无法,只好跟着曾国荃到上海。

    其实曾国荃也辞过一次,不过他幕府中有老于吏事的高手,顾虑到会碰钉子,不敢正面请辞,假作尚未奉到电旨,先陈所见:“疆臣战将,不敢与闻和议”。军机处接到电报,自然诧异,电信瞬息即达,又是密旨,电报局何敢怠忽?细细参究,方才悟出曾国荃的妙用。

    当然不宜拆穿他的花样,将计就计回了一个复电,认为他是未奉电旨以前方有此电奏,如今已经将派曾国荃在上海议和一事,通知法国,倘不赶紧赴会,就是失信。如果说疆臣战将,不应议和,那么李鸿章难道不是疆臣?最后又特别慰抚,说如“所议无成,即回江宁布置,并非以办事棘手之局,责该督以必行。”

    话虽如此,曾国荃既然受命,自然希望和议有成,交涉中最棘手的是赔偿兵费,如果在这一层上不能让步,议亦无益。因此,去上海以前,首先要探明朝中意向,在这方面到底作何打算?

    就在这时候,李鸿章函电交驰,先作了交代,声明三点:第一、北圻撤兵之事,迟延有因,依照万国公法,不算背约;第二、福禄诺临行以前,提出撤兵的限期,当时已加驳斥,既无公文照会,何足为据;第三、谅山的冲突,法国指华军先埋伏动手,不足听信,实际上是法军先开第一枪。

    此外又有一个很要紧的电报,正就是曾国荃所亟亟乎想了解的一件事,李鸿章表示,法国如果提出赔偿兵费的要求,数十万两银子,可以允许。又说:“各国公论,万不足恃”。

    这因为新派在总理衙门行走,颇为掌权的张荫桓,正在托美国驻华公使杨约翰,建议华府,调停中法争端,主张将李鸿章与福禄诺所订的天津简约,交付各国公断。李鸿章怕曾国荃对此寄予深望,因而观望,所以特为提醒一句。

    就在曾国荃检点行装,准备专程赴会之际,北京方面仍在继续交涉。法国代理公使谢满禄给了总理衙门一个照会,声明上海会议必须先允许赔偿,方能开议细约,法国在华的海陆军,暂以西历八月一号为期,按兵不动。这是变相的另一通最后通牒,只是将限期放宽了五天而已。同时法国非正式表示的态度,亦很强硬。据报纸记载,一旦中法交涉破裂,兵戎相见,法国军舰不但会攻击福州及基隆,同时亦会攻击招商局的轮船。这个消息在他人并不注意,在李鸿章及他左右的少数人,却是入耳惊心,寝食难安。

    招商局是李鸿章假公济私的利薮。先以“各省在沪殷商,或自置轮船,行驶各埠;或挟资本,依附西商之籍,若中国自立招商局,则各商所有轮船股本,必渐归官局,似足顺商情而强国体”为名,在同治十三年奏准“试办”。而这年浙江漕米北运,海舶不足,由李鸿章策动浙江海运局总办,候补知府朱其昴建议,即由未来的招商局承运浙漕二十万石,酬庸的条件是由朱其昴筹办招商局事宜。

    设在上海的招商局,不由两江总督或江苏巡抚管辖,却由北洋大臣遥制。李鸿章当然也知道此举揽权过甚,遇到稍微厉害些的两江督抚,一定会据理而争。所以试办之初,特为声明:“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将招商局的性质确定为商办,就当然可以拒绝任何衙门的干预。

    但是招商局名为商办,其实是官办,户部虽只借出制钱二十万串,合银六万两,而东南各省藩库、海关,由于李鸿章的力量,都有“闲款”放在招商局生息,利息极薄,在七八厘之间。至于营运收入,光是漕米一项,每一石发水脚银五钱三分一厘,一年以运漕六十万石计,就可以坐收三十万银子,真正是包赚不亏的无本生意。

    为了招商局的筹办,由浙漕海运,沙船不敷应用而来,所以不得不笼络掌管浙江海运已有十余年的朱其昴,而李鸿章所信任的,却是常州的一个秀才,捐班州县分发到直隶的盛宣怀。盛宣怀又联络广东一个商人唐廷枢来对抗朱其昴,李鸿章听从盛宣怀的策划,先奏请以唐廷枢为总办,朱其昴为会办,之后加委盛宣怀和徐润为会办,而朱其昴的胞兄朱其诏创局有功,似乎不便抹煞,为了掩人耳目,亦加派在内。招商局合计一总办、四会办,而实权都握在盛宣怀手中,间接也就是握在李鸿章手中。

    由于招商局在营运上享有特权,所以一开办生意就好,但亦是一开办弊端就生,开支浮滥,冗员极多,帐目中不明不白的支出,比比皆是。好在名为商办,任何人亦不能干涉。若想干涉,有李鸿章挡在面面,告到京里,军机处和总理衙门,都是李鸿章的同年沈桂芬当权,也是“内外相维”,全力弥缝,怎么样也不能将招商局的那笔烂帐掀开来,更不用说想掘盛宣怀的根。

    不过两三年工夫,招商局已设了十九个分局,有十艘轮船跑南北洋航线,南起香港,北至牛庄,营业鼎盛。这一来上海的洋商船公司,如太古、怡和、旗昌各洋行,不能不联合起来排挤招商局,压低运值,争揽客货。招商局为谋对抗,必须增加资本,扩大规模,正好美商旗昌银行,经营不善,股票跌价,盛宣怀设计收买旗昌银行,谈判成功,收买旗昌洋行的轮船,作价二百万两,码头、栈房作价二十二万两。由李鸿章奏准,两江拨借五十万两,浙口、江西、湖北共同拨借五十万两。在这笔交易中,盛宣怀很发了一笔财,照例的回扣以外,还“戴了帽子”。而从旗昌买来的船,计有江轮九艘、海轮七艘、小轮四艘、趸船六艘,数目虽不少,性能却不见得好,成了招商局一个极重的包袱,每个月须亏负五六万银子之多。

    这是光绪二年年底的事。不到一年,就有个御史上奏,指责招商局“置船过多,载货之资,不敷经费,用人太滥,耗费日增。”

    董儁翰的奏折中又说:“招商局各轮船每届运载漕粮之际,各上司暨官亲幕友,以及同寅故旧,纷纷荐人,平时亦复络绎不绝。至所荐之人,无非纯为图谋薪水起见,求能谙练办公者,十不获一,甚至官员中亦有挂名应差,身居隔省,每月支领薪水者。”这是承漕运的遗习,照例用来“调剂”候补州县的办法,无足为奇,只不过从无“隔时不相干的人,亦可“挂名应差”。这所谓“隔时就是指直隶而言。

    这个奏折,措词不算峻厉,但按常规,理应查办,却由于沈桂芬的斡旋,只命南北洋大臣通盘筹划,认真整顿。这反倒给了李鸿章一个机会,明里张大其词,说英商太古洋行如何“跌价倾轧”,暗中承认购自旗昌洋行的轮船“年久朽敝”,而整顿之法,主要的是各省官帑,超过“商股”将及三倍的一百九十万银子,“缓息三年”,到光绪六年起,分五期拔本,每年缴还三十八万两。换句话说,是公家免息借出巨款,供盛宣怀之流的“商人”去做生意。同时还有一个附片:“请旨敕下江苏、浙江督抚,漕米须分四五成拨给招商局轮船承运,不得短少,余归沙船装载,以示体恤。此外江西、湖北采买漕米,仍照案归局运津”。

    李鸿章说这些整顿办法,“上不亏国、下不病商”。同时在折尾声明,这个折子是他“主稿”。暗示招商局归北洋所管,与南洋大臣的关系不大。

    招商局那些“商总”因祸得福,而盛宣怀则更是官运亨通,补了天津道为李鸿章筹办电报局。但是旗昌洋行一案,风风雨雨,流言始终不息,而内幕亦逐渐揭露。盛宣怀经手这笔交易,有明暗两面的好处,明的是得回扣百分之五,暗的是旗昌经营不善,股票跌价,盛宣怀以七折收购,再由旗昌出面实足卖给招商局。明暗两面的好处,总计百分之三十五,二百二十二万两银子,有七十多万落入盛宣怀私囊。至于李鸿章分到多少,无可究诘,只是李家在招商局有干股,却是尽人皆知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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