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节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高阳 本章:第二十五节

    转眼三年已过,到了该拔本的时候,招商局的“商总”又出了花样,以积欠旗昌洋行船价六十九万两,不能不先行拔还,“以免外人贻笑”的理由,请李鸿章出奏,以每年所运漕米应领水脚运费抵还。这就是说,如果各省漕米不交招商局承运,应拔官帑,即无着落。此外又有一个附片,一则说:“招商局之设,系由各商集股作本,按照贸易规程,自行经理”;再则说:“创办之初,奏明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三则说:“商务应由商任之,不能由官任之,轮船商务,牵涉洋务更不便由官任之。”这样反复声明“商办”,就是为五年以后留余地,只要每年有六十六万石漕米北运,水脚运费抵还官帑,则到了光绪十年,官帑还清,整个招商局就都落入“商总”手中了。

    但是到了六月间,两江的局面有了变化,刘坤一调任江督兼南洋大臣。他是老湘军的系统,当然不会象沈葆桢、吴元炳那样听李鸿章的话。于是,湘淮两系的利益,在东南膏腴之地发生了冲突。

    首先发难的是王先谦,官拜国子监祭酒,也是响当当的清流,奏折之中有建言、有搏击,笔锋所及,盛宣怀首当其冲,王先谦替他下了八个字的考语:“营谋交通,挟诈渔利。”

    “挟诈渔利”,即指收买旗昌轮船有瞒天过海的计谋在内;“营谋”当然是指百计取悦于李鸿章,得获重用而言;“交通”二字,在这些地方常为“交通宫禁”、“交通近侍”的省略语,这例也不是无的放矢,而且王先谦本人也牵涉任内。盛宣怀走通了李莲英的路子,常有“孝敬”,而王先谦据说用过李莲英的钱,人言藉藉,大损清誉,然而并不影响他弹劾盛宣怀,尤其是因为其中有整顿招商局的建议,更不能不发交南北洋大臣处理。

    这是光绪六年十月底的事,沈桂芬正揽大权,因而批复王先谦的谕旨,只令饬李鸿章和刘坤一,认真整饬。刘坤一主张彻查,李鸿章认为不必,只要分年拔还官帑一事有着落,即可奏复。正在相持不下时,除夕那天,沈桂芬一命呜呼,等于盛宣怀失却一座靠山,处境大为不利。

    果然,只不过隔了半个月——光绪七年正月十五,刘坤一单衔复奏,说“王先谦所奏,未为无因”,指盛宣怀“蠹帑病公,多历年所,现在乃复暗中勾串,任意妄为”,将他于“收购旗昌时每两抽取花红五厘,私自以七折收购旗昌股票,对换足额,以饱私囊”的内幕,和盘托出以后,严词抨击:“滥竽仕途,于招商局或隐或跃,若有若无,工于钻营,巧于趋避,所谓狡兔三窟者!此等劣员,有同市侩,置于监司之列,实属有玷班联,将来假以事权,亦复何所不至?”因而请旨,“即将盛宣怀予以革职,并不准其干预招商局务”。

    疆臣劾司道,很少有这样严厉的措词,只是等刘坤一来动手,为时已晚,盛宣怀已“成了气候”。李鸿章因为一方面还要重用他来办电报、开煤矿;一方面公私两端都无形中受了他的挟制。私的不必说,公的上头,李鸿章不知保过盛宣怀多少次,说他“心地忠实”,说他“志切匡时”,而结果为刘坤一骂得这等不堪,则如无一言辩解,自己又何以交代?向来保举匪人,举主连带要受处分,果然盛宣怀革了职,自己亦脱不了干系。因此,李鸿章只好抹煞良心,硬起头皮,为盛宣怀硬顶。

    他是这样为盛宣怀“辩诬”,说此人“在臣处当差有年,廉勤干练,平日讲求吏治,熟谙洋务商情,遂委以会办之衔,往来查察。盛宣怀与臣订明不经手银钱。亦不领局中薪水,遇有要务,则与唐廷枢等筹商会禀。”谈到旗昌一案,说是“即盛宣怀首发其议,亦于大局有功无过。况当日唐廷枢等于洋商已有成议,始邀盛宣怀由湖北前赴金陵,谒见沈葆桢。其事前之关说,事后之付价,实皆唐廷枢等主之也。”

    这个奏折实在不高明,言不顺、理不直、气不壮。收买旗昌轮船,要特地从湖北将盛宣怀邀到金陵去向沈葆桢陈述其事,反更显得刘坤一原奏中,“或隐或跃、若有若无、工于钻营、巧于趋避”这几句话,形容入妙。尤其是李鸿章将盛宣怀下一个“廉”字的考语,京中传为笑柄,说盛宣怀如果可当廉洁之称:则八大胡同清吟小班的姑娘,个个可以建坊旌表贞节了。

    不过,李鸿章包庇盛宣怀,所凭借的本就是他的地位声势。由于保荐薛福辰是一件大功,慈禧太后对他真个另眼相看,恭王正在支持李鸿章全力筹办“师夷之长”的各项洋务,爱惜人才,不免曲予优容,因此,尽管刘坤一的理由充足,还是李鸿章占了上风,盛宣怀竟得免议。

    刘坤一大为不服,第二次上折严参,而且隐然指责李鸿章有意包庇盛宣怀,说“招商局收买旗昌轮船等项,糜费帑藏,以及收头此项轮船后,折耗益甚,采诸物议,核诸卷宗,盛宣怀等实属咎无可诿”,所以,“即将盛宣怀查抄,于法亦不为过,仅请予以革职,已属格外从宽。”

    到底刘坤一是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在疆臣的地位中,仅次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同时有湘军一系为后盾,并可望获得清议的支援,因而刘坤一仍有信心,必能惩治盛宣怀这个劣员。谁知奏折到京,正在慈安太后暴崩之后,国有大丧,而且暴崩的原因不明,举朝惶惑,谁也没有心思来管这件事。这给了盛宣怀和李鸿章一个绝好的机会。各方面疏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刘坤一的奏折虽如烈性的火药一般,威力强大,无奈药线受潮,竟没有能炸得起来。

    其时李鸿章又出了花样,决心要将各省存在招商局的官帑,归入北洋。他的办法是,配合向德国订造“钢面铁甲船”的海防计划,奏准以招商局每年用漕米水脚为担保,拔还各省的官帑,移充订造铁甲船款不足之数。这一来,等于扯断了各省跟招商局的关系,以大部分官款所办的招商局,竟越来越象“商办”了。

    这个金蝉脱壳与移花接木两计合并而成的策略,相当成功,官帑营运的收益,都归入商股,所以官帑还是一百多万两,且大半属于北洋,而商股则由七十余万增至三百余万。但是,招商局毕竟为北洋大臣所创办,总理衙门跟户部亦可干预,这一点“官气”脱不掉,无法化作一家一姓的事业。

    那知道法国军舰将会攻击招商局输船的消息,李鸿章与他的左右,在入耳惊心,苦思焦虑之下,竟“死棋腹中出仙着”,可以利用来作为一个让招商局脱胎换骨,化公为私的大好机会。

    这个脱胎换骨的秘计,是由唐廷枢所倡议。此人是英商轮船公司帐房出身,对船务比较内行。轮船如果怕为法国军舰所劫夺,只有泊港不出,但那一来不但要蚀开销,而且机器不用,必致损坏。除此以外,就只有改变船籍之一法。

    这个办法又称为换旗。交战国双方的商船,如果改换中立国的旗帜,就可免予遭受攻击,在万国公法上有详细的规定。这得请教律师,招商局聘雇得有现成的法律顾问,是英国的皇家大律师,名叫戴恩,认为此事可行,但有时效,如果一旦战事爆发,换旗就不为法国所承认了。

    当然这决不可能随自己的意思,换那一国的旗就是那一国的旗,首先需要取得换旗国家的承认,这就只有一个办法,将招商局的产业,卖给那个国家。

    这就有疑问了,招商局到底不是唐廷枢的私产,说卖就卖,除非暂时卖出去,事定以后还能买得回来。不过,这也不是不可以谈判的,所以唐廷枢一面向英商怡和洋行试探,一面密电北洋,请示机宜。

    很快地,李鸿章派了一名道员到上海,主持其事。此人就是马建忠,字眉叔,江苏丹徒人,学贯中西,而且曾由北洋派赴驻外各使馆学习洋务。回国以后,派在北洋当差,是李鸿章幕府中洋务人才的后起之秀。朝鲜之乱,李鸿章丁忧回籍,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派马建忠与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舰东渡观变。定策为朝鲜平内乱,因而有吴长庆领兵三千东援之举,及“诱执首乱之策”,将大院君李是应骗来,连夜送上兵舰,直航天津,这些都出于马建忠的策划。

    李鸿章所以选派他来办这桩差使,第一是因为他精通西洋的律例,第二也就因为他有魄力。果然,一到上海不久,他就跟戴恩商量决定,因为英国的法律繁杂,不如美国法律来得简易,如果换旗以换“花旗”为妥。

    美商中经营轮船最具实力的,还是旗昌洋行,一经接洽,旗昌洋行有意作这笔交易,议定招商局全部财产作价五百二十五万两银子,移交旗昌洋行接管,旗昌洋行则开具美国银行的支票交招商局收执。

    一笔值数百万两银子财产的移转,就是那么买萝卜青菜似的容易,合约由何人出面所订,内容如何,原约保存在何处,什么人都不知道。而且此事瞒得滴水不漏,连总理衙门都不知道。旗昌洋行的支票,一时自然还不敢兑现,脱胎换骨,总也要长大成人。

    但是,招商局的轮船,忽然由黄龙旗换上星条花旗,却是瞒不过人的,总理衙门接得报告,大为困惑,仔细一打听,才知道招商局已经被出卖。虽说是为了防备法国夺船,但事先竟不奏闻,其心何居?实在费解。

    因此,总理衙门用电旨询问:

    “从前设立招商局,置买轮船,系奏明办理。现闻售于美国,李鸿章何以未经具奏,殊属非是。海上转运,全恃轮船,此举自因恐为法夺起见,究竟是否出售,抑暂行租给?着据实奏闻。并随时酌夺情形,设法收回。”

    虽然这通密电,措词不算峻厉,而且已为李鸿章开了路子,留下余地,如果是“租给”而能“设法收回”,便可无事。

    但也够他受的了。

    显然的,宰相肚里虽好撑船,但几十条轮船,几十处仓库码头,到底也难吞得下去。已成的交易,能否取消,自成疑问,而眼前却不能不先搪塞。李鸿章找了盛宣怀来,反复推敲了五天,才将复奏拟成。

    这通复奏,首先还是婉转说明招商局的地位:招商轮船局本仿西国公司之意,虽赖官为扶助,一切张弛缓急事宜,皆由商董经管。至与外人交涉权变之处,官法所不能绳者,尚可援西法以相维持。

    这是要表明,招商局的“商董”,有权处置招商局的产业,而对外交涉,由商人来处置,反较官府出面为方便有利。

    以下便叙“海疆不靖,局势日非,华商轮船二十余艘,驶行洋面,日有戒心。法人遍布谣言,遇船劫夺,南北商旅咸以搭傤局船为戒。”因而不得不换旗,但是:“细查各国律例成案,凡本国商船改换他国旗帜须在两国未开衅以前。黑海之战,俄商皆悬德美之旗,有二艘换旗于战事三日前,遂为法人所夺,复有二艘易旗于战前,暗立售回之据,亦为英国所夺。布法之战,两国商船多售与他国,易旗驶行,事后仍复原业。若暂行租售,则非实在转售,他国必不能保护。”

    千回百折,忸怩作态,最后终于道出,招商局是被卖掉了。至于不事先奏闻朝廷,则已隐约解释,是为了事机急迫。

    不过招商局虽已卖去,却可收回:

    “美国旗昌银行主,愿将招商局产,悉照原值银五百二十五万两,统归该行认售,该行以银票如数抵给。他日事定,将银票给还,收回船栈,权操自我,仍可改换华旗。道员马建忠素习洋文,熟谙公法,前委赴沪会查招商局务,该员就近与戴恩及旗昌反复商论,戴恩力保中法事定,可以原价收回,旗昌亦誓言,决不失信,故于价值亦不计较。”

    这就要谈到责任了,到底此事是谁作的主?李鸿章是这样说:“马建忠侦知法事叵测,遂毅然决然,独肩其责,因与众商定议,订立合同,将各船栈,暂交旗昌,代为经管,换用美国旗帜,照常驶行。两面所押契据,银行期票与股票,按照西国律例,均交律师戴恩收执,日后藉以为凭。是战前商船换旗出售,为各国常有之事,中国虽属创见,而众商为时势所迫,亦属万不得已。至将来收回关键,马建忠惟戴恩是问,众商惟马建忠是问,节节矜制,断不容稍有反复。”

    这是一面将责任推在马建忠身上,一面又替马建忠开脱。然而数百万两银子出入的大事,李鸿章如说毫无所闻,那是自欺都欺不过的,他只好以“当法使议约未成之际,军事旁午,臣虽知商船暂换美旗,而未悉其详,是以未遽入告”作托词。这样说法,自嫌牵强,因而再一次使尽吃奶的力气作官商之辩,论事机之迫:“且此等事件,华商与洋商交涉,彼此全凭信义;律师既援西例担保,而官长却未便主议。外侮横加,商情惶迫,数千人身家关系,而官无法以保护之,更无力以赔偿之,商人自设法保全成本,官尤未便抑勒。好在各省公款八十余万,商本四百数十万,皆有着落,事竣可以操纵自如。但冀法约早定,船栈照议归还,中国商务复兴,更无吃亏之处。惟闻法人四处侦探,总疑商局轮船,并非实售与美,尚思援西例以乘间攫拿,俾为军用,美国官商亦惴惴相与隐讳,竭力保护。

    此中机括,尚求圣明默鉴而曲原之。”

    这个奏折是由专差送到京里,投递总理衙门。总理大臣已有十三员之多,除奕劻以外,掌权的只有三个人:阎敬铭、许庚身、张荫桓。而阎敬铭忧心时局成病,在家休养,许庚身在军机处极忙,不大到署,所以这些公事都归张荫桓看。

    张荫桓才气纵横,明敏异常,一看李鸿章这个奏折,支离破碎,不仅不能自圆其说,简直不成话说。其中最大的疑窦,就是究为“实售”,还是“代为经管”?未说清楚。如为实售,则旗昌所开“收票”,应该向银行收兑,纵为“期票”,兑现亦总有日期,现在交与律师收执,到期不兑,不是白白吃亏利息?

    若是“代为经管”,则产权仍属招商局,旗昌经管营运,一切收益,如何分配?倘说凭几张不能兑现的“期票”及“收票”,凭空接收价值数百万银子的轮船栈埠去做生意,所入尽归于己,这不是中外古今的奇闻?

    至于说事机急迫,仓卒定议,“美国官商亦惴惴相与隐讳”却总不能说连朝廷也瞒着。

    这一点心迹难明,真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如今不说别样,只责成李鸿章将“两面所押契据,银行期票与收票”,从戴恩那里收回呈验,就拆穿了西洋镜,要他大大的好看了。

    张荫桓以前受李鸿章的赏识,最近受李鸿章的重视,论私谊自然要替他遮盖,谈到公的方面,与法交涉濒于破裂,保全和局,端赖斯人,亦不宜在此时将他置于言官围剿的犀利笔锋之下。好在当初电旨所责成李鸿章的,亦无非“设法收回”,这一点有了着落,其他可以置之不问。找个方便的机会,跟慈禧太后回一声就是了。

    谁知这个折子的内容,很快地就泄漏了,盛昱也弄到一份“折底”。细读之下,只觉得李鸿章处处拿洋人欺压朝廷,只因为“官法所不能绳”洋人,还可由商人“授西法以相维持”这个借口,便该放纵商人,自作主张。这样的想法做法,又与汉奸何异?

    不过,他只是从整个文气中,有这样一种感觉,谈到西洋的各种律例,买卖规矩,他就不太懂了。好在有个人可以请教,这个是他本旗的晚辈,名叫杰治,曾跟崇厚当随员,驻留过法国和俄国,西洋的情形相当熟悉。

    杰治也说到底是实售,还是代为经管,搞不清楚,“倘是实售,断断没有将来‘将银票给还、收回船栈’之理,那是另一码事。为什么呢?”杰治解释:“船是活动的,天天在走,船身机器,都要损耗,出意外沉没也有常事,虽有保险,到底不是原物。如何得能如数收回?”

    “这样说,是代为经管了?”

    “更不是!”杰治大摇其头,“代为经管比实售更麻烦,实售只要价钱谈妥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快当之至。代为经管便要谈经管的酬劳,管得好,怎么样优为酬谢,管得不好,要负点儿什么责任?有得好谈,不是十天半个月能完事的。”

    “那么,照你看,是这么一泡猫儿溺呢?”

    “这话,熙大爷,我可不敢说了。”

    盛昱懂他的用意,便向他保证:“我不会叙到折子里去。

    你尽说不妨。”

    “照我看,是卖掉了。只是怕这块肥肉,会有骨头卡在喉咙,不敢硬吞,等事完了再分赃不迟。”杰治又说,“折子里,旗昌付的到底是什么票子,也弄不清楚,先说银票,后来又说期票、收票,莫衷一是,这就有毛玻”“这三种票子不同?”

    “当然不同。银票是银行里出的票子,就跟咱们中国的庄票一样,只要这家银行信用好,搁长些不要紧,随时都可兑款。不过,也没有这样傻的人,不去兑款,白吃亏利息,若是相信这家银行,拿银票取了款,再存在它那里生息,岂不是好?”

    “是啊,毛病越说越多了。”盛昱很有兴趣地问:“期票、收票又是怎么回事?”

    “收票是私人所开。譬如说,我有一笔款存在英国汇丰银行,留下签字式样,银行就发一本收票,只在存款数目以内写明,凭票付多少就是多少,这就叫收票。期票也是收票,只不过要到日子才能取而已。”

    这比中国钱庄凭存折取款,要方便得多。但盛昱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妥,将杰治的话从头细想了一遍,找到疑问了。

    “如果我出票,你收票,我又怎么知道你银行里存着那么多的钱?”

    “这自然是凭信用,比较妥当是到银行里‘照票’,现在有电报,重洋万里,片刻之间亦可以查清楚。不过‘收票’不兑,总有危险,万一出票商家倒闭,收不到钱,岂不是自贻伊戚?所以我实在不懂,为什么要拿契据、期票、收票都交给英国律师收执?”

    “这又是搬出洋人来唬人,以为洋人信用好,万无一失。如果他呈验契据,又可以推托,说存在洋人那里,一时取不到。”

    “那有这回事?”杰治笑道:“这话哄小孩子怕都哄不过。洋人居间,也不过多拿一份契据副本。几百万银子的出入,岂能一点凭据都没有?至于向银行收银的票据,更没有交给律师的道理。万一律师跟对方串通好了,起意侵吞,如之奈何?”

    盛昱瞿然而起:“我原来就怀疑,怎么说‘收回关键,马建忠惟戴恩是问,众商惟马建忠是问,节节矜制,断不容稍有反复。’马建忠何人,戴恩何人,能担得起五百万两银子的责任?且不说马建忠跟戴恩起意勾通,侵盗这笔巨款,只说马建忠跟戴恩之中,万一有个人出了意外,不在人世,则所谓‘节节矜制’岂不是脱了节,如断线之鸢,无影无踪?如今听你所说,根本不合规矩,则所谓‘交戴恩收执’云云,完全是架空砌词。国家重臣,敢于如此欺罔,莫非真以为皇上不曾成年,可以轻侮吗?我非参不可。”

    “熙大爷,”杰治提醒他说:“合肥自命懂洋务,实在也是半瓶醋,其中或许有人在欺骗他,亦未可知。”

    “那自然是马建忠。我当然也放不过他,而且必得从他身上来做文章。不过,说合肥受欺,这话倒难苟同,合肥不是易于受欺的人,他属下也没有人敢欺他。”说到这里,盛昱长叹一声,“怪来怪去是我错!”

    “这就奇了。”杰治大为困惑,“跟熙大爷你什么相干?”

    “我不该参恭王。”盛昱答道:“如果恭王在枢廷,合肥决不敢如此胡作非为,再往前说,有文文忠在,他更不敢。如今,大不同罗!”

    “那,熙大爷,你是说,他就敢欺醇王了?”

    “自然敢。醇王主战,跟合肥主张不同,不过,要开仗,也还是少不了合肥,所以醇王也不能不敷衍他。他是看准了这一点,才敢于这样子悍然无忌。”

    “啊!”杰治恍然大悟,“怪不得!合肥一只手洋务,一只手北洋,是和是战都少不得他。做官做到这样子,真正左右逢源,无往不利了。”

    “对了!你算是看透了。我再告诉你吧,合肥何以主和不主战?战有胜败,一败他就完了。只要能跟洋人讲和,他那一只手的北洋,唬不住洋人,却能唬朝廷,可以当一辈子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等杰治告辞,盛昱随即动笔草拟弹章,明攻马建忠,暗攻李鸿章。将他们绾合在一起,作一建议:“奴才揆今日情事,纵不能将该员监禁为质,似应即行革职,饬下总理衙门,责马建忠以收赎招商局保状,饬下李鸿章,责以羁管马建忠保状。招商局关系江海码头,中外商务,势不能不稍从权宜,以冀收赎。如竟不能收赎,即将该员正法,如该员逃匿,即将李鸿章正法。使外国人闻之,知小臣权奸,皆难逃圣明洞鉴。”

    折子是拟好了,但就在要誊清呈递时,得到消息,法国署理公使谢满禄,已经下旗出京。这是交涉决裂,邦交中断,双方将以兵戎相见的鲜明迹象,所以总理衙门密电各省督抚备战。大敌当前,战机迫切,如果以这样严峻的措词,参劾重臣,未免太不识大体。因此,盛昱只有将折底锁入抽斗,等大局平定了再说。

    谢满禄下旗出京的那天是七月初一,但交涉之必归于决裂,当曾国荃在上海与巴德诺开议那天,就已注定了。

    正式开议是六月初七。曾国荃与陈宝琛以外,新派驻日使臣许景澄,道出上海,亦奉旨协助交涉。巴德诺提出要求三款,其实只有两款,又重在赔兵费上面,开价两万五千万法郎,折合纹银一千二百五十万两,同时要决定交款的地方期限。如果中国政府干脆痛快,愿意速了的话,赔款可以减少五千万法郎。至于第一款要求革刘永福的职,只要赔款谈妥,当然可以让步。

    曾国荃由于曾得李鸿章的授意,当即表示:可以用抚恤法国阵亡官兵的名义,付给五十万两。巴德诺一口拒绝,而朝廷又以轻许赔款,传旨申斥,曾国荃搞得两头不讨好。而会办大臣陈宝琛为了支援张佩纶,又坚决主张由南洋派出两条兵轮到福建,正遇着曾国荃情绪大坏的时候,就没有好脸嘴了。

    “不行!”他率直拒绝,“我决不能派。”

    “元帅,”陈宝琛的词气也很硬:“闽海危急,岂容坐视?

    不能不派。”

    “闽海危急,南洋难道不危急?前一阵子张幼樵电奏要船,军机处复电南北洋无船援闽,由广东、浙江酌调师船。这件事,老兄又不是不晓得?”

    “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如今小宋制军急电乞援,本乎守望相助之义,亦不能不急其所急。”

    曾国荃只是摇头,“我南洋也要紧。”他说,“没有从井救人的道理。”

    这是表面文章,曾国荃真正的顾虑是怕一派兵轮,贻人口实,巴德诺会认为一意备战,并无谋和的诚意,因而使得大局决裂。

    希望保全和局的,不仅只南北洋两大臣,连主战最力的醇王,反对赔偿兵费最坚决的阎敬铭,亦都动摇了,因为调兵筹饷,处处棘手,倘要开仗,实在没有把握。阎敬铭愿意设法筹一百万两银子,以“边界费”的名义,付予法国,征得醇王的同意后,会同入奏。

    醇王几乎天天被“叫起”,只是为了避嫌疑,表示与恭王以前的“议政王”有所不同,从不与军机大臣一起进见,或则“独对”,或则与总理大臣同时跟慈禧太后见面。皇帝仿照穆宗的成例,亲政以前,先与慈禧太后一同接见臣工,学习政事,只有召见“本生父”的醇王时,方始“回避”。

    这天是与奕劻、阎敬铭、许庚身及其他总理大臣同时“递牌子”进见,奕劻首先陈奏:“巴德诺已经有照会给曾国荃,昨天是西历八月初一,议定赔款的限期已到。今后法国任凭举动,无所限阻。看样子,只怕一定要占领我中国一两处口岸,作为勒索之计。事机紧迫,请皇太后早定大计。”“法国的限期,也不止说了一次了,到时候还不是没事?”慈禧太后微带冷笑地说,“你们天天商量,是和是战,到现在也总没有一句切实的话。要打,有没有把握,要和,能不能不失面子?总得找条路让大家好走啊!”

    “现在法国也是骑虎难下,巴望着找个台阶好下。”醇王答道,“上海有赫德从中转圜,据曾国荃打来的电报,恤款能有三百万两也就够了。李凤苞从巴黎来电,说法国已有话透露,可以减到两百五十万两。照此看法,再磨一磨,能给一百万两银子,一定可以和得下来。”

    “一百万两也不是小数目,那里来?”

    “跟皇太后回话,”阎敬铭接口答奏:“这个数目,臣可以筹足。”

    “是赔法国的兵费吗?”

    “不是赔兵费,是给法国的‘边界费’。”

    “什么叫‘边界费’,还不就是‘遮羞钱’吗?”慈禧太后坚持不允,“决不能给!这一次是法国无理,反而叫咱们中国赔他兵费,欺人太甚。照我说,应该法国赔咱们兵费。凡事总要讲道理,如果你们肯用心办事,早请出别的国家来调停公断,何致于弄成今天法国得寸进尺的局面?”

    “各国公论,并不足恃。”奕劻答道,“如今只有美国愿意出面调停。奴才等天天跟美国使臣杨约翰见面,总拿好话跟他说,杨约翰说美国极愿意帮忙,总在这几天,他京城里就会有确实回音来。”

    “那就等有了回音再说。”

    “只是法国蛮横无理,怕他们这几日就要挑衅,基垄福州都很危险。”

    “万一要开战,也只有接着他们的。”慈禧太后冷笑,“天天嚷着备战,总不能说一听和局保不住,自己先就吓得发抖吧?”

    听到这样的话,醇王只觉得脸上发烧,再也说不出求和的话了。

    “我也不是一定说要开战,不过求和不是投降,但凡能叫人一口气咽得下,什么都好说。”慈禧太后停了一下又说,“法国兵舰有好些开到福建,当然不能不防。你们再仔细去筹划,果真开仗没有把握,咱们另作商量。”


如果您喜欢,请把《慈禧全传·清宫外史》,方便以后阅读慈禧全传·清宫外史第二十五节后的更新连载!
如果你对慈禧全传·清宫外史第二十五节并对慈禧全传·清宫外史章节有什么建议或者评论,请后台发信息给管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