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任刑事组组长艾德华·狄雷尼有两种吃三明治的方法。

    一种谓之“干”三明治——好比白面包夹烤牛肉，或者面包卷夹洋火腿——这种吃法是坐在厨房的饭桌上。上面摊着一份前一天的纽约时报金融版。

    三明治一下肚，面包屑、报纸全揉烂了往水槽底下的垃圾筒一扔，就算完事。

    另外一种是“湿”三明治——好比黑面包加了薯泥沙拉和五香熏牛肉，涂上辣辣的英国芥末，或者一条条排列整齐的沙丁鱼，夹着沾满了蛋黄酱的蕃茄、洋葱片——这一类的三明治要站在水槽边，凑着水槽，弯腰拱背的吃。吃完以后，扭开热水，哗哗的两三下便把滴下来的油渍冲得清洁溜溜。

    这两种吃法都不受组长夫人，蒙妮卡的喜欢。她不遗余力的想说服狄雷尼接受其他比较文明的饮食习惯，就算只是吃一道点心也好。

    艾德华·狄雷尼耐着性子向她解释，在纽约市警局干了三十年，而三十年里绝大部份都在刑事组。基于公事上的需要，三明治乃是最不占时空的隹肴。

    “可是你现在已经退休啦！”她叫道。

    “积习难改嘛！”他理直气壮的反驳。

    其实他本来就爱吃三明治。退休之后他的梦想之一，便是有一天能出一册“狄雷尼三明治大全”。有谁比他更有这份资格？

    三月十九日晚，蒙妮卡与埃布尔纳·布恩小队长的太太，蕾贝嘉女士，合办一个十四名妇女参加的自助餐会。宴会由心理学家演说开场，接着自由讨论。然后开始自助餐。

    “我们有鳄梨、酸酪色拉，”蒙妮卡说得很干脆。“莴苣、蕃茄、黄瓜、小青椒。够你吃了。要是不喜欢这些，炉子上热得有意大利酪面，要不然还有昨晚剩下的鸡。”

    “别为我操心，”他说。“昨天吃好多，今天晚上清淡一点。做个三明治，拎一瓶啤酒进书房。保证，绝对不会挨饿。”

    按照他一贯有计划的作风，一切都及早准备。蕾贝嘉来帮忙之前，他已经查过冰箱里的内容，做好了两份三明治。

    一个是鸡胸肉切片加红葱和黑橄榄，外带一小撮甜菜酱。第二个是阿根廷罐头碎牛肉加黄瓜片。两个都采用黑面包。他用铝箔纸包好，先扔在冰箱里冰着。

    前门铃一响，蕾贝嘉驾到时，狄雷尼便赶忙取出三明治，拿一瓶德国黑啤酒，冲出厨房，钻进书房。砰的把门关牢。

    书桌上全是文件、收据、信函、缴费单、记事本。过去两个星期，狄雷尼每天耗掉好几个小时在搞他的退税单。事实上，狄雷尼组长干的全是些驴事。统计收入、支出、减免等等的数字。最后退税表全得交给他的第二任太太，蒙妮卡整理。

    蒙妮卡是伯纳·吉尔伯特的寡妇。伯纳·吉尔伯特是狄雷尼协办丹尼尔事件（参见）中，一名不幸的罹难者。

    艾德华·狄雷尼组长的第一任妻子，芭芭拉因肾毒病去世一年后，他便娶了蒙妮卡。狄雷尼有一子一女，艾迪和莉莎，两人都已成婚。莉莎生了一对双胞胎。蒙妮卡有两个女儿，玛莉和希薇雅，都住校，准备上大学。

    蒙妮卡的前任丈夫，原是会计师兼税捐稽核员。为了帮夫，她努力自修这方面的常识，以便跟得上一年一变的税律。狄雷尼很高兴由她整理繁杂的退税工作。

    狄雷尼拉过打宇机台，免得碰乱桌上的作业。费了点手脚把旧又重的恩德活打字机搬到地上。这番折腾他竟能不发一声牢骚，自鸣得意不已。

    整顿好了打字机台，铺上报纸。打开包好的三明治，开了啤酒，便安稳的坐进他那张破旧的转椅。

    咬了一口碎牛肉三明治，喝了一口黑啤酒。牢骚便自然的溜出了口。

    他戴好老花眼镜，开始工作。充耳不闻外间起居室传来的谈笑声。在嘈杂的刑事组上了那么长时间的班，任谁都学得会这套装聋、变哑、作瞎的绝招。

    他心无二用，一本正经的合计着他们这一年的总收入。蒙妮卡有一笔因亡夫而设的抚恤年金，外加投资一项价值虽低，股利尚可观的有价证券。

    狄雷尼则有一笔为数颇巨的津贴，来自高额免税的纽约市公债，同时他也申请了社会平安福利金。这使得他们夫妇俩能生活无虞的住在完完整整属于自己的高级住宅中。

    但是以十年前的宽裕和今日物价上涨的指数作比较，仍然有所差距。虽不致严重影响日常生活的步调，但未尝不是一种隐忧。

    狄雷尼细查各项开支，给艾迪和莉莎，及莉莎孩子们的赠礼。玛莉和希薇雅的服装及教育费用。对这些支出他不吝啬，只是……过几年，到这两个女娃上大学时，这笔教育费可能要五万多。一念及此，难免有些英雄气短起来。

    他啃完碎牛肉三明治，喝完黑啤洒。侧耳细听起居室那边的动静。他听见一个女人的话声，想必是那位邀来演讲的心理学专家。

    掐准了时间，他潜出书房，溜入厨房，蹑手蹑足的再往冰箱里拎啤酒。这次是舒立兹罐装的，然后疾步回书房。眼镜推高到头顶上。撬开啤酒，灌一口。塞一嘴鸡肉三明治。

    他埋坐在转椅里，两脚搁在桌角上。心里想的尽是孩子。蒙妮卡的孩子，他自己的孩子。还有那个他们俩唯一的儿子，一个出生才三个月，就因为呼吸道感染夭折的婴儿。那个棺材小得可怜啊。

    吃喝一会儿之后，他听见起居室里的谈话声杂乱起来。他断定演讲已毕，自由讨论即将结束，接着上的就该是鳄梨、酸酪色拉。他能避开这一劫，真是明智之举！

    书房与起居室相通的一道门突然打开，一位年轻女士举步进来。一看见他，惊得一退。

    “啊呀！对不起。我以为这是……”

    他使劲的站起来，面带微笑。

    “没关系，没关系，”他说。“门厅外边，靠近前门那里大概就是你要找的地方。”

    “谢谢。真不好意思。”

    他轻描淡写的摆摆手。她带上了门。他重新入座，竟以方才的这个意外，做着对自己观察的机会考验。从那位女士进门到出门前后大约是五秒钟。

    他默诵着，她是一名白种女子，年纪约摸三十五岁，身高五呎六吋左右，体重一百二十磅，金发，长度及肩，三角脸，鼻子瘦削，嘴唇略翘。戴金质圈形耳环。着草绿色羊毛宽松式服装。左手腕挂着阿拉伯数字的手表。没有穿丝袜。鹿皮皮鞋。说话有明显的大舌头，脚胫骨上贴了块OK绊。

    他一笑。不坏。如果要在一排人里辨认她或者提供特征让警方的人像画家作最明确的素描，都毫无问题。不坏。他还是不折不扣的一位警察。

    上帝，他是多么的怀念这个职称。

    他陷入了沉思，不止一次的想着当初请辞声威并重的刑事组组长，选择退休一途是否正确。而当时请辞的理由，居然是因为职务和混账狗屎的政治扯上了关系。

    如今反躬自问，所谓政治压力原是莫须有的东西。事实在于，他本身承受不住这些压力而生成的一份儒弱。也许一个强人在抗拒市政当局那批耍阴谋、勾心斗角的男男女女之时，可以完全做到他想做的一切。他抗不住，就只有妥协让步，以图生存。

    只是，他仍旧——

    思绪被一阵轻促的敲门声打断，这回是响在通往厨房的那扇门上。

    “请进。”门开了。

    狄雷尼挣起身子，赶上前，握住了对方伸出来的手。

    “小队长！”他笑得开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