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车上睡了几个小时——我身上酒气冲天，没有出租车司机想碰我，但又没醉到觉得去敲老妈的门是个好主意。醒来之后，我嘴巴里的味道像是有脏东西死在里头。清晨凛冽阴沉，湿气渗入骨髓，我花了二十分钟才松开扭着的脖子。

    街上湿漉漉的，空空荡荡。教堂钟声预告晨间弥撒，但没有人理它。我找到一间坐满沮丧的东欧人的沮丧的咖啡馆，给自己弄了一份营养早餐：潮掉的玛芬饼，五六颗镇痛药和一大壶咖啡。等我觉得应该不会超过酒测上限时，我开车回家，将星期五早上穿到现在的衣服扔进洗衣机，洗了一个滚烫的热水澡，思索下一步行动。

    对我来说，这个案子已经结束了，写着一个大大的“完”字。球王想自己办案就让他办吧，随便。他或许是个讨人厌的家伙，但这回他的好胜心倒是符合我的意愿。球王迟早会还萝西一个公道，假如还有公道可言的话。他甚至会主动告诉我最新进展，不一定出于好意，不过我才懒得在乎。

    短短不到一天半的时间，我已经受够我的家人，够我再撑个二十二年了。那天早上我一边洗澡，心里拿灵魂和撒旦打赌，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再踏上忠诚之地一步。

    在我将这一团混乱扔回该死的十八层地狱之前，只剩几件琐事要办。我一向认为所谓“结束”是中产阶级发明的狗屁概念，只为了满足变态的心理医师。不过，我还是得确定地下室的尸体确实是萝西，需要知道她怎么死的，还有球王和他手下是不是找到什么蛛丝马迹表明萝西那天晚上被人拦下之前原本要去哪里。

    萝西·戴利的消失在我生命划下一道伤痕，让长大的我挥之不去。想到伤疤消逝就让我头重脚轻，失去平衡，以致做出天大的蠢事，和兄弟姐妹喝酒买醉。两天前，光是想象这幅景象就会让我一路尖叫冲到山上。我想最好还是快点醒过来，免得做出更傻的蠢事，把自己弄得半身不遂。

    我找出干净衣物换上，走到阳台点一根烟，打电话给球王。

    “弗朗科，”他说，语气带着适度的礼貌，让我知道他不太想接到我电话。

    “有何贵干？”

    我在话中加上一点难为情的笑声：“球王，我知道你是大忙人，但我希望你可以帮我一个忙。”

    “乐意之至，老弟，但我现在有一点——”

    老弟？“那我就直说了，”我说，“我在组里有个死党叫叶慈，你认识他吗？”

    “见过。”

    “那家伙很有意思，对吧？我们昨晚喝了几杯，我跟他说了发生的事情，他竟然笑我被女朋友甩了一总之，姑且不论同事瞧不起我的性魅力对我伤害有多深，我和他打赌一百英镑，赌萝西其实不想抛弃我。你要是有什么线索能让我占上风，赢的钱就分你一半。”叶慈一脸凶神恶煞，看起来好像连小猫都吃，为人又不友善，球王不会找他查证的。

    球王答得中规中矩：“所有和调查相关的讯息都必须保密。”

    “我又不是要卖给《每日星报》。根据我上回的印象，叶慈还是警察，和你我一样，只是个头更大，长得更丑丽已。”

    “但他不是我队里的人，你也一样。”

    “拜托，球王，至少告诉我地下室的尸体是不是萝西？假如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死人，我就乖乖付钱给叶慈，了结一桩事情。”

    “弗朗科、弗朗科、弗朗科，”球王话里多了一分同情。

    “兄弟，我知道你不好受，好吗？但你还记得我们之前说了什么吗？”

    “清清楚楚。说到底就是你要我少管闲事，所以我才给你这么好的提议，兄弟。只要回答刚才的小问题，你下回见到我，就是我请你痛快喝几杯，庆祝破案了。”

    球王沉吟不答，等他觉得我应该明白他有多不赞同之后，才开口说：“弗朗科，我们不是在菜市场，我没兴趣和你讨价还价，帮你搞定赌局。这是凶杀案，我和我的手下必须专心工作，不受干扰。我还以为你知道不能插手，老实说，我对你真有点失望。”

    我脑海中突然浮现一天晚上，在天普墨警察学校，球王不知道哪一根神经不对，回家途中竟然问我敢不敢和他较量，看谁尿在墙上的高度最高。我心想他什么时候变成了中年自大狂，还是他内心深处一直是这样，只是被青春期的睾酮暂时盖过了？

    “你说得没错，”我一脸惭愧说，“只是我实在不想让叶慈那个大块头以为我好欺负，你晓得我意思吗？”

    “嗯，”球王说，“你知道，弗朗科，好胜心是好东西，但弄巧成拙就不好了。”

    我敢说这句话一点意义也没有，但球王的语气显示他在和我分享人生智慧。“我有点不太理解你这句话，老兄，”我说，“但我保证会好好思考一番，再聊啰。”我说完就挂了。

    我又点了一根烟，看周日购物的大批人潮在码头来来去去。我喜欢移民。比起二十年以前，现在小孩的来源多了好几个洲。爱尔兰女人忙着将自己变成恐怖的橘色棒棒糖，全球其他地方的女人忙着填补她们留下的空缺。其中一两个女的，我一眼就想娶回家，给荷莉生十几个弟弟妹妹，十几个我妈口中的“杂种”小孩。

    鉴证人员没有用，我毁了他流连色情网站的美好下午，他绝对对不会理睬我。不过，库柏喜欢我，而且他周末上班，除非案子太多，否则现在一定验尸完毕了。那些骨头很有可能跟他说了一些我想知道的事。

    反正荷莉和奥莉薇亚已经火冒三丈，多等一小时比没太大差别。我扔了香烟，开始行动。

    库柏几乎谁都讨厌，这些人都觉得他喜恶无常。其实他们一直搞不清楚，库柏只是不喜欢无聊，而且忍受值极低。只要让他无聊一次（球王显然能让他无聊至极），你就永远出局。只要让他感兴趣，他就随你使唤。很多人嫌我这个那个，就是没有人说我无聊。

    市立殡仪馆离码头不远，从我家走几步路就到，在公车站后方一栋年过百岁的美丽红砖建筑里。我很少有机会进去，但只要想到那里就很开心，就像我想到重案组使用都柏林堡办公一样。我们的工作就像一条河流贯穿市中心，理应享用城市历史与建筑最美好的部分。然而，那一天感觉不同。库柏正在红砖建筑里秤重、测量、检视她的遗骸，一个可能是萝西的女孩。

    我请柜台找库柏，他亲自出来见我。不过，和那个周末的其他人一样，他并不大高兴看到我。“肯耐迪警探，”他念得格外小心，仿佛那个名字味道很糟似的，“他特别知会我，你不属于他的办案小组，也不需要案子的任何消息。”

    亏我还请他喝了一杯酒，这个不知感恩的混球。

    “肯耐迪警探应该放轻松点，”我对库柏说，“谁都可以对案子感兴趣，不必非属于他的小组不可。这件案子很有意思，而且……呃，我不希望消息传出去，但要是死者真如我们所推测的，那我和她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

    库柏小圆珠般的眼睛一亮，我就知道他一定会好奇。

    “是吗？”

    我低头装出欲言又止的模样，挑逗他的好奇。

    “其实，”我看着拇指指甲说，“我们还是青少年的时候，我曾经和她交往过。”

    他上钩了。他眉毛撞到发线，眼睛也更亮。要不是他找到这么合适的工作，我一定会担心这家伙平常都在做些什么。

    “所以，”我说，“你可以了解我非常想知道她到底怎么了——当然要你正巧有空，愿意从头告诉我的时候。至于肯耐迪，不知者不痛。”

    库柏嘴角一抽，差点笑了出来。他说：“请进来。”

    狭长走廊、优雅的阶梯、墙上老旧但不坏的粉刷——有人挂了假松针装饰，让节庆与肃穆悄悄平衡。若不是那些小细节，例如凛冽凝重的空气、味道、发黑地砖和靠墙的成排不锈钢冰柜，这个拥有高窗与天花板装饰的长形停尸间也是同样动人。一块板子镶在冰柜拉格之间，用工整的字体刻着：双脚先入，名牌挂于头部。

    库柏对着冰柜抿嘴沉思，手指拂过边缘，一只眼睛半闭着。

    “咱们新来的客人，”他说，“嗯，对了。”接着便向前一步，一口气将其中一个停尸格拉出来。

    干卧底的，人行不久就得学习开开关。时间越久越容易，后来甚至太过容易了。只要心里喀嚓一声，整个场景就会浮现在远方的小屏幕上，栩栩如生，让你看着画面拟定策略，不时推推这个角色、动动那个人物，像是运筹帷幄的将军一样警觉专注，而且安全。学得慢的人最后都会调组，不然就改坐办公室。我打开开关，开始注视。

    铁板上的骨头排列得完美无缺，简直像艺术品，有如最后的拼图。库柏和他手下稍微清理过，但骸骨依然呈棕色，泛着油光，只有两排整齐的牙齿例外，像用高露洁牙膏刷过似的。遗骨看起来好小、好脆弱，不可能是萝西。那一瞬间，我真的这么期望。

    马路上一群女孩嘻嘻笑笑，难以抑制地娇声尖叫，隔着厚玻璃淡淡传来。我感觉房间太亮，库柏站得太近，看我看得太仔细了些。

    他说：“骨骸属于年轻白人女性，身高介于一七O到一八O之间，体格中等略壮，从智齿发育与骨骺不完全愈合的程度分析，年纪应该在十八到二十二岁之间。”

    他停在这里，等我忍不住问他：“你能确定她是或不是萝西·戴利吗？”

    “我没有齿列X光片，但病历记载萝西·戴利补过牙，在右下方的臼齿。死者也补过一次牙，在同一颗牙齿上。”

    他用拇指和食指拈起颚骨，让它朝下，伸手指向口腔。

    我说：“很多人也是。”

    库柏耸耸肩说：“的确，巧合虽然不大可能，但还是会有。幸好，辨识身份的方法也不只是补牙一种，”他翻动长桌上堆得整整齐齐的一叠档案，抽出两张投影片，啪嚓夹上灯箱，彼此重叠。

    “你看。”他点亮灯光说。

    是萝西，一张脸亮着笑着，背对红砖与灰蒙的天空，扬起下巴，头发迎风飞舞。那一瞬间，我的视线里只有她。接着，我发现她脸上布满白色小叉，这才见到她脸庞底下的空洞头骨。

    “从我标示的记号可以看出，”库柏说，“死者头骨的解剖特征，包括眼窝、鼻子、牙齿、下颚等等的尺寸、角度与间隔，都和萝西，戴利完全吻合。虽然尚不足以盖棺定论，但能合理推断两者是同一人，加上补牙及其他因素之后更是如此。我已经通知肯耐迪警探，请他择期通知家属。即使在法、庭上，我也敢指出眼前的骸骨就是萝西·戴利。”

    我说：“她是怎么死的？”

    “麦奇警探，”库柏朝骨骸大手一挥，说，“你看到的就是我知道的。遗体一旦化成骨骸，死因就几乎难以确定把握。她显然遭人攻击，然而我无法彻底排除某些可能，例如她在遇袭时正巧心脏病发作等等。”

    我说：“肯耐迪警探好像提到颅骨有骨折。”

    库柏极为轻蔑看我一眼。

    “除非我搞错，”他说，“否则据我所知，肯耐迪警探并非专业法医。”

    我勉强朝他咧嘴微笑，说：“他也不是专业蠢蛋，但办案倒是还不错。”

    库糖又是嘴角一抽。“嗯，”他说，“虽然凑巧，但肯耐迪警探说得没错，头骨确实有骨折。”

    他伸出一根指头，将萝西的头骨翻向一侧。

    “这里。”他说。

    白色薄手套让库柏的手看来潮湿，没有生气，像是覆了一层蜕皮。萝西头骨后侧仿佛被人拿高尔夫球杆敲碎的挡风玻璃，而且敲得不止一次，裂痕有如蜘蛛网向四面八方蔓延开来，彼此弹跳交叉。她的头发几乎都掉了，扔在旁边纠成一团，但还有寥寥几撮依附在碎裂的头骨上。

    “只要细看，”库柏用指尖轻敲裂缝，“就会发现骨折边缘有碎片，裂口并不完整，这表示头骨受创当时是湿软的，而非干燥易碎。换句话说：骨折不是死后形成，而是死亡当时或不久前造成的。原因是数次重击，我推测起码三次，凶器表面平坦，宽约十公分以上，没有边缘或尖角。”

    我强自压下咽口水的冲动，他一定会看见的。

    “嗯，”我说，“我也不是法医，但我感觉这样的重击很有可能致死。”

    “啧，”库柏冷笑一声说，“是有可能，但这件案子我们没办法百分之百肯定。你看这里。”

    他在萝西喉头摸索，捞出两块小骨片，排成完整的马蹄形说：“这是舌骨，位于喉咙顶端，颚骨下方，用来支撑舌头与保护呼吸道。如你所见，比较大的两端有一端完全截断。就诊断而言，舌骨折裂几乎可以确定不是出车祸，就是人为勒毙。”

    我说：“所以，除非她被开进地下室的隐形车撞到，否则就是被人勒死了。”

    “这个案子非常有意思，”库柏朝我挥挥舌骨，提醒我说，“这只是其中之一。我们之前提到，被害人年龄估计为十九岁。青少年的舌骨不容易断裂，因为骨骼还很软，但这个骨折和死者其他伤处一样，显然是死亡当时造成的。唯一可能的解释是她被人猛力勒毙，凶手很有力量。”

    我说：“是男性。”

    “男性比较可能，但不排除情绪激动的强壮女性犯案。根据所有伤处推断，最可能的假设是攻击者抓住她的喉咙，让她头部反复撞墙。墙壁的冲击和攻击者的力道，两股力量方向相反，共同造成舌骨断裂与呼吸道压挤。”

    “于是无法呼吸。”

    “窒息，”库柏纠正似的看我一眼，“这是我个人浅见。肯耐迪警探确实有理，头部重伤造成的颅内出血与脑部受损会导致死亡，然而时间可能长达数小时。在此之前，她可能已经缺氧而死，原因不是人为勒绞或勒绞导致的迷走神经抑制，就是舌骨断裂造成呼吸道阻凝。”

    我不停压动开关，狠狠地压。那一秒钟，我眼前浮现萝西笑起来时脖子上的细纹。

    为了彻底击沉我的理智，库柏对我说：“除此之外，死者骨骼没有其他致死伤。不过尸体分解到这个程度，不可能判断软组织有没有受伤，例如死者是否遭受性侵犯等。”

    我说：“我记得肯耐迪警探好像说死者穿着衣服，不晓得这一点有没有用。”

    他抿起嘴唇说：“纤维残留得很少，鉴证人员确实在骨骸上或骨骸附近发现类似衣物的人造物质，像是拉链、金属扣和胸罩常用的钩环等等，显示她和一整套或接近，整套衣服一起掩埋。然而，这不代表衣服在该在的位置。尸体分解和啮齿动物肆虐都会使衣物移位，无法判断到底穿在她身上，还是只是在她旁边。”

    我问：“拉链是开着或拉上的？”

    “拉上的胸罩钩环也是。这不算证据，因为她可能在攻击后自行拉好，但我想起码有参考价值。”

    “指甲，”我说，“指甲是断的吗？”萝西绝对会反击，拼命反击。

    库柏叹了口气。我已经开始让他无聊了，光问球王一定问过的制式问题。我必须引起他的兴趣，不然就得滚了。

    “指甲，”他朝萝西手骨旁的刮除物意兴阑珊地点了点头，“分解了。本案中的指甲和头发一样，都因为环境中的碱性而有部分保留下来，不过已经严重毁坏，况且本人不是魔术师，无法猜出指甲分解前的状况。”

    我说：“假如你还有时间，我想再问一两件事，之后就不打扰你了。你知道除了衣物残余之外，鉴证人员还在她身上找到什么吗？像是钥匙？”

    “我想，”库柏冷冷地回答，“鉴证科应该比我还清楚。一他一手扶着冰柜，已经准备关上。假如萝西身上有钥匙，要么是她老爸还她了，要么是她偷的，无论如何，这表示她那晚可以走前门，却没有做。那么我只想得到一个理由，就是她在躲我。”

    我说：“那是当然，大夫，这根本不算你的工作。但他们很多是训练有素的狗，一半都是，我连他们知不知道我在讲哪个案子都没把握，更别说提供我正确的答复。而你应该了解我为什么对这件案子不想瞎碰运气。”

    库柏眉毛微微一挑，神情讽刺，仿佛他知道我在做什么，但却不在乎。他说：“鉴证人员的初步报告列了两枚银戒指和三个银耳环，经戴利夫妇指认，和他们女儿拥有的首饰相符，还有一把小钥匙，显然符合稍早在命案现场发现的手提箱的锁，那种大晾制造的粗糙锁头。报告里没有提到其它钥匙，也没有配件和其他东西。”

    就这样，我又回到初次见到提箱时的状态：晕无线索，被抛进无重力的黑暗中，把握不住任何东西。这时，我才发现自己可能永远找不到答案了，这是有可能的。

    库柏问：“问完了吗？”

    停尸间非常安静，只有温控器兀自嗡鸣。我从不会后悔，就像我从不会喝醉，但那周是个例外。我看着棕色骨骸暴露在库柏的日光灯下，毫无遮掩，我从心底希望自己收手，让沉睡的女孩安息。不是为了我，是为了她。她现在是大家的了。库柏的、球王的、忠诚之地的，任他们触碰指点，随他们所用。

    忠诚之地应该已经启动悠闲愉快的消化程序，将她变成地方传奇：既是鬼故事，也是警世寓言与都会神话，告诉我们“生命就是如此”。她的回忆将会被吞噬殆尽，就像她身下的土壤将她吞没。她留在地下室比较好，起码只有爱她的人才会触碰关于她的回忆。

    “嗯，”我说，“问完了。”

    库柏关上停尸格，发出长长的金属刮擦声。骨骸消失了，回到蜂窝状的冰柜里，和库柏手中其他充满问号的尸体在一起。

    踏出停尸间之前，我看了最后一眼。我看见灯箱上萝西依然明亮的脸。发光而透明，晶莹眼眸与无懈可击的笑靥细薄如纸，盖在腐朽的骨骸上。

    库柏送我离开，我搬出最动人的谄媚口吻再三道谢，答应圣诞节送他一瓶他最喜欢的红酒。他在门口向我挥手道别，随即走回停尸间做他独处时会做的事，天晓得是哪些怪花样。我转过墙角猛捶墙壁，关节顿时擦伤瘀青。我弯身紧握拳头，痛楚只有短短几秒，却已经足以将我的心烧成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