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来第一次，我急于回到工作上。不是因为我急着去做血液分析，而是因为在吉勒斯牧师的书房引起的话题——魔鬼附身。这有些名堂。我从来没真的觉得自己被附过身，尽管丽塔坚持自己的说法。但至少这是一个有历史、有出处的说法，所以我很想多知道些。

    首先我检查了我的答录机和邮箱，除了通常的部门通知清理咖啡间的消息外没有别的留言，也没有来自德博拉的尴尬道歉。我打了几个旁敲侧击的电话，弄明白她外出调查库尔特·瓦格纳去了，这让我觉得稍稍安心，至少这说明她没在跟踪我。

    问题解决，理智清醒，我开始研究魔鬼附身的问题。又一次，老好人所罗门王高大的形象出现。他显然跟一系列魔鬼关系密切，它们大多数都有带好几个字母z的名字。他把它们呼来喝去，像对用人一样，让它们修建他的伟大神庙。这让人有些吃惊，因为我一向听说神庙是个好地方，肯定有类似魔鬼劳动法的东西。我是说，我们对雇用非法移民摘橙子这么大惊小怪，那些敬神的教皇不该对魔鬼也制定些法规吗？

    可是事情不是这样。所罗门王作为首领跟它们相处甚欢。它们当然并不喜欢被约束，但对他的指令言听计从。到这里就冒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也许另外还有别的谁有能力掌控它们，这人也想掌控黑夜行者，导致后者削尖脑袋从这不情不愿的奴役中逃脱出来。

    我想到这里停顿了一下。

    这个说法的最大问题是，它并不符合我从一开始就感觉到的那种强大而致命的危险，尽管那时黑夜行者还没有逃走。我很能理解被逼着干不想干的事情时的那种别扭劲儿，但那和我所感受到的让人魂飞魄散的恐惧感根本不能比。

    这是不是说黑夜行者并不是魔鬼？是不是说我身上发生的只是种精神病？一种完全想象出来的杀戮欲望和被迫害妄想所分裂的幻想？

    可是，贯穿历史的各个文化都相信附体说。我只是没法儿把这和我的问题联系起来。我觉得我好像摸到了边儿，但没有灵感浮现。

    突然就到了五点半，我比往常更加迫切地想逃离办公室，投奔我那并不一定安全的家。

    第二天下午，我坐在办公室里打着一份枯燥乏味的连环凶杀案报告。尽管是迈阿密这样的城市也有平淡无奇的谋杀，这个案子就是其中之一，或者准确地说，叫其中之三个半，因为三具尸体在停尸房，一个在杰克逊医院的重症监护室。这是在本城混乱地区的一起简单的过路枪杀案。实在没必要花上大量时间，因为有足够的证人说是个叫“杂种”的人干的。

    形式仍然很重要，我在现场花了半天工夫来确保没有人从大门过道跳出来，用园艺剪刀把受害者砸昏，恰逢其时经过的车上射来的子弹把受害者击中。我想用一种有趣的方式来解释清楚，溅血会很真实地反映移动中的枪击结果，但这个分析过程的无聊让我头昏眼花。我呆呆地瞪着电脑屏幕，耳鸣如鼓，很快耳鸣换成节奏，夜间的音乐再度浮现，素白色的打印纸突然被湿淋淋的鲜血浸透，而且将我席卷，冲刷了办公室，整个视力所及的世界满是鲜血。我从椅子上跳起，把眼睛眨了又眨，直到幻觉消失，可我仍然颤抖不止，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即便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即便我坐在警察局的办公室里，它也会来找我了，我一点儿都不喜欢这样。要么是它越来越厉害，离我越来越近，要么是我越来越疯。精神分裂症患者能听见声音，他们也能听见音乐吗？黑夜行者也算声音吗？我是不是其实一向都是个疯子，如今只不过是到了疯狂的终结篇，困惑的德克斯特的小命即将休矣？

    我不觉得有这个可能。哈里已经把我给整饬好了，他确保我运转正常。如果我疯了，哈里会知道的，但他告诉我我没有。哈里从来不会错。所以事情解决了，我是正常的。谢谢。

    那我为什么会听到音乐呢？为什么我的手会抖？为什么我得被一个魔鬼附身，才不会像这样坐在地板上用食指拨拉嘴唇发呆？

    很明显，大楼里的其他人都没有听见什么，不然楼道里会挤满要么跳舞要么尖叫的人。不，恐惧已经侵入了我的生活，鬼鬼祟祟地追着我，跑得比我还快，占据了以前黑夜行者蜷伏的巨大空间。

    我无以为继，需要从外界获取信息来理解这一切。有很多渠道相信魔鬼是真的存在的——迈阿密有很多人每天辛勤工作就是为了将魔鬼从人们的生活中驱赶出去。尽管那个海地神父说了，他一点儿都不想和这些有瓜葛，尽管他迅速溜之大吉，他却似乎知道这是什么。我相当确信萨泰里阿教是信奉附体的。但没关系，迈阿密是个奇妙的多元城市，我肯定能找到其他地方去问这个问题，并得到全然不同的答案——甚至有可能是我正在寻找的答案。我离开办公室向停车场走去。

    生命之树在利伯蒂市边上，是迈阿密不适宜外地旅游者夜晚造访的地区。这个角落被海地移民占据，很多建筑都被漆成好几种鲜艳的颜色，好像只用一种颜色通不过。有些建筑上画着海地乡村生活的风俗画。公鸡、山羊看起来是永恒的主题。

    在生命之树的外墙上画着一棵巨树，在它下面是两个敲着巨鼓的男人形象。我在这家店铺外面径直停好车，穿过纱门，纱门带响一只小铃铛后在我身后砰然合上。门后是一副挂着珠子的门帘，一个女人的声音响起，她说着克里奥尔语，我站在玻璃柜台前面瞪着。店铺里都是货架，摆满盛着神秘液体、固体和不明物体的罐子。其中的一两个罐子里好像盛着不久前还是活物的东西。

    过了一会儿，一个女人掀开珠帘来到门前。她大概四十岁，瘦得跟麻秆似的，颧骨很高，肤色好像被晒过的红木。她穿条红黄相间的裙子，头上裹着同色的缠头巾。“啊。”她带着浓重的克里奥尔口音说。她用非常怀疑的眼神打量我，轻轻摇着头：“我能为你做什么，先生？”

    “啊，是这样……”我说，我有点儿结巴，不知怎么说下去。我没法儿说我觉得自己曾被附体，想再次被附体——可怜的女人该朝我洒鸡血。

    “先生？”她不耐烦地催促着。

    “我只是想知道，”我说道，很属实，“你有没有关于魔鬼附体的书？呃，英文的？”

    她嘟起嘴，非常不赞成地使劲儿摇头。“不是魔鬼，”她说，“为什么你要问这个？你是记者？”

    “不，”我说道，“我只是感兴趣，好奇。”

    “对伏都教好奇？”她说。

    “只是附体部分。”我说。

    “哈，”她说，好似她更不赞成了，“为什么？”

    智者肯定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当别的招儿不好使时，说真话。这听上去是如此像真理，我相信肯定不是我第一个想到的，而且这看起来是我唯一能做的，于是我孤注一掷。

    “我想，”我说，“我想我曾经被附体过，前一阵儿。”

    “哈。”她说，死死地盯着我看了半天，然后耸耸肩。“可能吧，”她终于说，“你为什么这么说？”

    “我只是，嗯……有这种感觉。有种东西在我身体内部，也许是……注视着我？”

    她朝地板上吐了口唾沫，对这么个体面的女性来说，这真是个强烈的表示。她摇着头。“你们这些白人，”她说，“你们偷我们的东西，把我们弄到这儿来，把什么都夺走了。等我们从一无所有中做出了点儿东西，你们也想占上一份。哈。”她朝我摇着手指，好像一个面对着差学生的二年级老师。“你听着，白人。如果鬼进入了你，你会知道。这不是演电影，而是一份大福气，而且，”她恶狠狠地笑着，“这事儿不会发生在白人身上。”

    “啊，可是……”我说。

    “没可是，”她说道，“除非你自己愿意，除非你恳求它的降临，不然它才不会来。”

    “可是我愿意。”我说。

    “哈，”她说，“从来不会到你这儿来的，你在浪费我的时间。”她说完就转身走了，穿过珠帘朝店铺后面走去。

    我觉得没必要等她回心转意，看上去没可能——而且看上去伏都教不能解释黑夜行者的事儿。她说只有求，才会得，还说那是一个大福气。至少这回答案不同了，尽管我不记得我曾恳求过黑夜行者的来临，他只是一直都在。但为了保险起见，我在店铺外面的马路牙子上停下来，闭上双眼。“请回来吧。”我说道。

    什么也没有发生。我钻进汽车，开回去上班。

    多有趣的选择，观察者想。伏都教。这想法自然有其逻辑性，他没法儿否认这个。但真正有趣的是它表现出来的对方的想法。他在朝着正确的方向走，而且已经非常接近了。

    等对方的下一个线索冒出来之后，他会更接近真相。这孩子被吓坏了，差点儿就溜掉了。但他毕竟没有溜走。他一直很有贡献，现在就快要马到成功，获取他那黑色的奖赏了。

    跟其他人一样。

    我还没在椅子上坐稳，德博拉就进了我的小工作间，坐在我桌子对面的折叠椅上。

    “库尔特·瓦格纳失踪了。”她说。

    我等她说下去，可她停住了嘴。我只好点点头。“我接受你的道歉。”我说。

    “从星期六开始就没人再看到他了，”她说，“他的室友说他最后一次回来时神色异常，可又什么都不肯说。只是换了鞋就走了，就这样。”她犹豫着，然后加了一句：“他留下了他的背包。”

    我承认听到这里我振作了一点儿。“里面有什么？”我问。

    “有血迹，”她说，好像在承认自己拿了最后一块饼干，“它跟塔米·康纳的血液相符。”

    “噢，那么，”我说，这时候不该挑刺儿说她另外找了人来做血样分析，“这线索真不错。”

    “是啊，”她说道，“是他。肯定是他。他杀了塔米，取了她的头，放在他的背包里，然后做掉了曼尼·波尔克。”

    “看上去很像是这样，”我说，“真可惜，我都习惯自己有罪的感觉了。”

    “这简直说不通，”德博拉抱怨说，“这孩子是个好学生，参加了游泳队，家庭背景好。”

    “他的确挺好的，”我说，“我真不敢相信是他干出来的啊。”

    “好吧，”德博拉说，“我知道，妈的。全是废话。可是这家伙他妈的怎么会杀了自己的女朋友，也许甚至还有她的室友，因为她看见了。可是别人呢？干吗要烧了她们？还有牛头，叫什么来着，莫拉斯克？”

    “莫洛克，”我说，“莫拉斯克是一种牡蛎。”

    “得，”她说，“可是这说不通啊，德克斯特，我是说……”她转头看着别处，有一刹那我以为她要道歉了，可我错了。“如果说得通，”她说，“那也是按你的说法。那种你知道的说法。”她回过头看着我，但仍然没有尴尬的意思，“就是，你知道，我是说……他回来了吗？你的……”

    “没，”我说，“他还没回来。”

    “噢，”她说，“靠。”

    “你发了库尔特·瓦格纳的通缉令吗？”我问。

    “我知道怎么做自己的工作，德克斯特。”她说，“如果他还在迈阿密地区，我们会抓住他。佛罗里达法务部也得到消息了。只要他在佛罗里达，会有人抓住他的。”

    “如果他不在佛罗里达呢？”

    她死盯着我，那眼神让我看到了哈里发病前的样子。他做了一辈子警察，那是一种疲倦，一种被日常的挫败感磨得没了脾气的表情。“那他可能就逃脱了，”她说，“那我就得把你抓去交差，好保住我的饭碗。”

    “那好吧，”我说，使劲儿装出开心的表情来掩饰我心中的巨大阴影，“让我们祈祷他开着一辆辨识度高的车吧。”

    她哼哼着：“是一辆红色吉优牌汽车，就是那种微型吉普。”

    我闭上眼睛。这是种很奇怪的感觉，但我感到全身的血液都流到了脚上。“你说是红色的？”我听见自己用一种异常平静的声音问道。

    没有回答。我睁开眼睛。德博拉正带着一种怀疑的表情看着我，那怀疑巨大得让我伸手可及。

    “你他妈的怎么了？”她说，“这是你的声音告诉你的？”

    “一辆红色吉优车前两天夜里跟踪过我，”我说，“然后有人想闯入我家。”

    “浑蛋，”她冲我嚷起来，“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这一切？”

    “只要你一跟我说话。”我说。

    德博拉变得面红耳赤，低下头看着自己的鞋。“我忙。”她说道，不是很令人信服。

    “跟库尔特·瓦格纳似的。”我说。

    “好吧，老天爷，”她说，我知道这就是我能得到的全部道歉了，“是，是红色的，可是我靠。”她仍然低着头，“我想那老头儿说对了，坏家伙要赢了。”

    我不愿意看着自己的妹妹这么沮丧。我搜肠刮肚想说几句鼓励的话，能提高士气、让她振作起来的话，可是，我什么也想不出来。“好啦，”我最后说，“如果坏家伙真的要赢了，至少你更有得忙了。”

    她最后抬起头来，但脸上一丝笑意都没有。“是啊，”她说，“肯德尔发生了枪击案，有个家伙昨晚杀了他妻子和两个孩子。我得忙那个案子去了。”她站起来，慢慢恢复了一点儿惯常的状态。“为我们鼓掌。”她说，然后走出了我的办公室。

    从一开始这就是一对完美搭配。新事物具有自我认知能力，这让掌控它们变得越发容易——而且让它更有成就感。它们彼此杀戮也进行得更加稳定，它不必再等很久就能找到新的寄居地——也不必再试图去繁殖。它急着赶到自己的寄居地去杀戮，它等着、渴望着那种陌生而奇妙的感觉。

    可是当那感觉来临时，却只是缓慢地骚动几下，用纤细的触须去勾引它，然后未待盛开便凋谢了。

    在我很小的时候曾经看过电视上的一组节目。一个男人用一根直竿顶着一叠盘子，转动直竿，盘子却在空中保持不落。如果他慢一点儿，或者转个身，尽管只是一刹那，一只盘子就会甩偏然后掉下来在地上砸碎，其他盘子也会接二连三地掉下来。

    这难道不是一个关于人生的绝佳象征吗？人们都在保持自己的盘子在空中转动不落，一旦把它们架上去后就得目不转睛地盯着它们，让它们转个不停，不能稍有停息。另外，在真实生活中，有人还会趁你不留神的时候给你不断增加盘子，把直竿藏起来，改变重力定律。所以当你觉得所有的盘子都转得挺不错时，会突然听见背后响起可怕的碎裂声，然后一大摞你甚至都不知道它们的存在的盘子开始往地上掉。

    本来我愚蠢地以为，曼尼·波尔克的不幸遇害减少了一只让我烦恼的盘子，因为现在我能用正常合理的价格操持婚礼宴会了，六十五美元一位，带冷切拼盘，冷饮管够。我能集中精力解决真正重要的问题，即找回自我。本以为一切平安无事，我转身了一下，结果迎接我的就是背后一阵碎裂的巨响。

    充满象征意义的盘子在我下班后进入丽塔的家门时碎了。屋子里安静得我以为没人在家，可是扫了一眼屋内我就看见了一幅非常令人不安的情景。科迪和阿斯特一动不动地坐在沙发上，丽塔站在他们背后，脸上是一种能让新鲜牛奶变成酸奶的表情。

    “德克斯特，”她说，声音中隐隐有雷霆万钧，“我们得谈谈。”

    “当然。”我说，被她的表情震撼了，我那轻描淡写的语气对化解冷峻的气氛无济于事。

    “孩子们。”丽塔说。显然这是她能说的全部内容了，因为她只是怒目圆睁，别的什么也说不出来。

    但是我当然明白她指的是哪些孩子，所以我点着头鼓励她说下去。“是的。”我说。

    “噢。”她说。

    我鼓起勇气。“丽塔，”我说，“有什么问题吗？”

    “噢。”她又说一遍，这对事情没什么帮助。

    我看着科迪和阿斯特，他俩从我进门后还一动不曾动过。“得，”我说，“你俩能告诉我妈妈是怎么了吗？”

    他俩交换了一下那著名的眼神，然后转向我。“我们不是成心的，”阿斯特说，“是个事故。”

    尽管信息不足，不过至少是个完整的句子。“我很高兴听到这个，”我说，“是什么事故？”

    “我们被逮住了。”科迪说，阿斯特用胳膊肘捅了他一下。

    “我们真不是成心的。”她加重语气重复道，科迪转头看着她，想起来他们的约定。她瞪着他，他眨了一下眼睛，然后慢慢地朝我点头。

    “事故。”他说。

    亲眼看着同盟阵线的形成是件好事，不过我还是一点儿都不明白大家正在说什么，刚才又发生了什么。时间很紧迫了，因为晚饭时间快到了，德克斯特需要按时进食。

    “他们就只愿意说这么多，”丽塔说，“跟没说似的！我不明白你们怎么能把薇莉佳的猫绑起来，还说这是事故！”

    “它没死。”阿斯特用我从来没听过的特别细小的声音说。

    “那园丁剪子又是干什么用的？”丽塔问。

    “我们没用那个。”阿斯特说。

    “可是你们打算用来着，是不是？”丽塔说。

    两个小脑袋转过来对着我，过了片刻，丽塔也转过头来。

    一幅动态画面开始浮现，我开始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了。显然小家伙们想独立进行一次行动，在没有我在场的情况下。更糟糕的是，我感到自己跟这事儿有了不可摆脱的干系。孩子们眼巴巴地望着我，希望我能解救他们，丽塔则显然已经严阵以待准备好把满腔怒火撒在我身上。

    “我相信会有个很好的解释的。”我说。阿斯特眼睛顿时发亮，拼命点头。

    “就是个意外。”她高兴地坚称。

    “把猫绑起来，用胶带绑到工作台上，手里拿着园丁剪子站在它旁边，而这一切只是个意外？！”丽塔说。

    老实说，事情有点儿复杂了。一方面，我很高兴自己终于对问题有了全面了解；可另一方面，我们陷入了一个挺难解释的事件里。我情不自禁地想，丽塔如果能对这一切视而不见，会让她更愉快一点儿。

    我以为我已经对阿斯特和科迪说得很清楚了，在我确定他们的翅膀长硬以前，他们是不能单飞的。但他们显然选择了对此不予理睬，而且，尽管他们正承受着这一行为的严重后果，可还得靠我来拯救他们走出困境。除非他们能真正明白再也不能这么干了，不得偏离我让他们遵循的由哈里制订的准则，不然我很乐于让他们回头是岸。

    “你们知道做错了什么吗？”我问他们。他们一齐点头。

    “你们知道为什么错了吗？”我说。

    阿斯特看上去很不确定，她看看科迪，然后脱口而出：“因为我们被逮住了！”

    “你瞧，你瞧见了吧？”丽塔说，声音开始变得歇斯底里。

    “阿斯特，”我说，仔细地端详她，眼睛一眨也不眨，“这会儿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我真高兴有人会觉得这是个玩笑，”丽塔说，“可惜我不这么认为。”

    “丽塔，”我用尽我能调动的全部的平静口吻，又加上我多年来孜孜不倦学来的成年人类的阴险狡诈，继续说道，“我想这就是吉勒斯牧师曾经提到过的时候，我需要教育他们。”

    “德克斯特，这两个孩子真……我没办法了……而你……”她说，尽管已经快哭出来了，我还是很高兴地看到她渐渐能正常说话了。这当儿，一幕老电影的场景映入我的脑海，我非常明白作为一个正常人这会儿应该干吗。

    我朝丽塔走去，脸上尽可能地显得严肃，把手放在她的肩头。

    “丽塔，”我说道，非常满意地听见自己的声音是如此凝重和富有男人味儿，“你太介意这件事儿了，你让情绪蒙蔽了你的判断。这两个孩子需要明确的教导，我可以给他们。毕竟，”我突然想到了下面的话，庆幸自己还没失去方向，“我现在就是他们的父亲。”

    我早该料到这句话会把丽塔推到泪海里。果然，我刚一说完，她就嘴唇颤抖，脸上的怒气一扫而光，泪水奔涌而下。

    “好吧，”她啜泣着，“请你……我刚跟他们谈过了。”她大声抽泣着，急急地冲出了房间。

    我由得丽塔戏剧性地退了场，又停了一下，才走回沙发前面，看着我的两个小坏蛋。“好了，”我说，“我们理解，我们保证，我们会耐心等待，那这是怎么了？”

    “你太慢了，”阿斯特说，“我们除了这次什么也没干。而且，你也不是总对的，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不应该再等了。”

    “我准备好了。”科迪说。

    “真的吗？”我说，“那我猜你们的妈妈一定是世上最厉害的侦探，因为尽管你们准备好了，她还是把你们逮住了。”

    “德克斯特啊！”阿斯特哼哼唧唧地说。

    “不，阿斯特，你别插嘴，让我说一分钟。”我用我最严肃的表情对着她，她好像还想说什么，可是接下来奇迹发生了，阿斯特改变了主意，闭上了嘴。

    “好吧，”我说，“我从一开始就说过，你们必须按我的方法来。你们不必认为我永远正确。”阿斯特嘟囔了一下，但什么也没说。“可你们必须听我的，按我说的做。不然我不会再帮你们了，你们也会以进监狱收场，没别的下场，明白吗？”

    他们可能不知道该拿我的这种新语气和角色怎么办才好。我不再是玩伴德克斯特，而是摇身一变成了法官德克斯特，他们以前从没见过的。他们互相犹豫地看看，我便加重了语气。

    “你们被逮住了，”我说，“被逮住了会怎么样？”

    “罚站？”科迪没把握地说。

    “啊哈，”我说，“要是你们三十岁了呢？”

    阿斯特大概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说不出话来了，科迪则已经用光了他的两个字配额。他们互相看着，然后都低下头看着脚尖。

    “我妹妹，德博拉警官，还有我，一天到晚都在捉干了这类事情的人，”我说，“一旦让我们逮到了，他们就得进监狱。”我朝阿斯特笑笑，“那是对成年人的罚站，不过比罚站厉害多了。你会待在一个小房间里，面积跟你的厕所一样大。门被锁着，不管白天黑夜，小便要对着地上的一个小孔，吃的是发霉的白菜，周围有好多老鼠和蟑螂。”

    “我们知道监狱是什么，德克斯特。”她说。

    “真的吗？那为什么你们还急着要往那儿去？”我说。

    “你知道什么是老火花吗？”

    阿斯特又低头看看脚尖。科迪则一直没有抬头。

    “老火花是电椅。如果他们逮住了你，他们会把你绑上老火花，在你的头上缠上电线，把你烤得跟培根似的。听上去好玩吗？”

    他们摇摇头。

    “所以首先要学习的就是不要被逮住，”我说，“记得食人鱼吗？”他们点头，“它们看上去太凶恶，所以人家一看就知道它们很危险。”

    “可是德克斯特，我们看上去不凶。”阿斯特说。

    “嗯，你们看上去是不凶，”我说，“而且你们不要让自己看上去很凶。我们应该做正常人，而不是食人鱼。同样道理，你们要装成另一副样子。因为当有事情发生时，人们首先要找的就是凶恶的人。你们得让自己看上去很乖、很可爱、很正常。”

    “我能化妆吗？”阿斯特问。

    “等你长大了吧。”我说。

    “你说我们每时每刻都得这样！”她说。

    “我的确是说每时每刻。”我说，“你们这次被逮住了，是因为你们擅自行动，又不懂得自己在干什么，因为你们不听我的话。”

    我想这场折磨已经差不多够长了，于是在沙发上坐下，坐在他俩中间。“不要在没有我在场的情况下再做任何事，明白吗？你们这次答应了我，得说话算话。”

    他们慢慢抬起头看着我，然后点点头。“我们保证。”阿斯特轻轻说。科迪用更小的声音说：“保证。”

    “那好吧。”我说。我握起他俩的手，我们的手严肃地握在一起。

    “好，”我说，“现在我们去跟你们的妈妈道歉。”他们俩一跃而起，心花怒放地庆祝这场讨厌的折磨终于过去。我跟着他们出了房间，对自己的表现近乎满意，像我曾经对自己觉得的那样。

    也许为人之父终归还是有点儿意义的。

    等我们三个在丽塔面前站住时，我眼疾手快地抓住了她。

    “丽塔，”我静静地说，“我想我能把这事儿在出格之前处理好。”

    “你没明白吗，这事儿已经出格了。”她说，停下来大大哽咽了一下。

    “我有个主意，”我说，“我想让你明天带他们来我工作的地方，一放学就来。”

    “可是那不是……不就是因为……”

    “你看过一个叫《以身试法》的电视节目吗？”我说。

    她看了我一会儿，抽搭了一下，又转头看着两个孩子。

    于是，第二天下午三点半，科迪和阿斯特轮流看着法医实验室的显微镜。“那是头发？”阿斯特问。

    “对。”我说。

    “看着太恶心了！”

    “人体的大部分都很恶心，尤其是从显微镜下看的话，”我告诉她，“看看头发旁边是什么。”

    一片静默，直到科迪猛地拽了阿斯特一下，她把他搡到一边说道：“科迪，别推我！”

    “你们看到了什么？”我问。

    “它们看上去不一样。”她说。

    “它们是不一样，”我说，“第一根是你的，第二根是我的。”

    她继续看了一会儿，然后从目镜上抬起头。“能看出来，”她说，“它们真的不一样。”

    “还有更好玩儿的，”我告诉她，“科迪，把你的鞋给我。”

    科迪非常配合地坐到地板上，脱下了左脚上的运动鞋。我接过来，伸出一只手。“过来。”我说。我拉着他站起来，他跟着我，用单脚跳着来到最近的桌子旁。我把他抱起来放到椅子上，举起鞋给他看鞋底。“你的鞋，”我说，“干净还是脏？”他仔细看看。“干净。”他说道。

    “你是这么想的哈，”我说，“看这个。”我拿起一个小镊子，从鞋底纹路之间夹了几乎看不见的一小块脏东西，放在一个培养皿里。我从脏东西上取下更小的一块放在载玻片上，再放到显微镜下。阿斯特立刻挤过来看，可科迪飞快地跳了过来。“该我了，”他说，“我的鞋。”阿斯特看看我，我点点头。

    “是他的鞋，”我说，“他看完你看。”她显然接受了这个安排，退到后面，让科迪爬上凳子。我看着目镜，调校好焦点，发现我所看到的正是我想要的。“啊哈，”我说，并退后一步，“告诉我你都看到了什么，年轻的大师。”

    科迪皱着眉头从显微镜里看了好几分钟，直到阿斯特急不可待地扭动起来，我俩都看着她。“够久了，”她说，“该我了。”

    “等一下，”我说，然后转回来对着科迪，“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他摇着头说：“垃圾。”

    “好，”我说，“现在我来告诉你。”我又看了看目镜，“首先，有动物的毛发，也许是猫科动物。”

    “意思就是猫。”阿斯特说。

    “然后，有泥土，含有高氮的，也许是盆栽土，就是用来培植家养植物的土。”我头也不抬地对科迪说，“你们从哪儿捉来的猫？车库？你们的妈妈在那儿种有植物？”

    “是的。”他说。

    “啊哈，我也这么想。”我又看着显微镜，“噢，看这儿。这是一根化纤，从谁家的地毯上带来的，蓝色的。”我看看科迪，扬起眉毛，“科迪，你房间的地毯是什么颜色的？”

    他的眼睛瞪得圆圆的，说：“蓝色。”

    “对。如果我想搞得玄一点儿，我还能拿这根和你房间的地毯去比较一下，那你就死定了。我能证明是你捉的猫。”我又看着目镜继续说，“我的老天爷，有人最近吃了意大利馅儿饼，噢，还有一小块爆米花。记得上星期看的电影吗？”

    “德克斯特，我想看，”阿斯特哼唧着，“该我了。”

    “好。”我说。我把她抱到科迪身边的凳子上，让她也能看显微镜。

    “我没看见爆米花。”她立刻说。

    “角上那粒圆圆的棕色东西。”我说。她安静了片刻，然后抬头看着我。

    “你没法儿真看出来那些，”她说，“光看显微镜的话。”

    我很乐于承认我的确有点儿夸张，但毕竟我们今天的目的就是这个，所以我有备而来。我拿起一本事先准备好的记事簿，在桌面上打开。“我可以的。”我说，“而且不只这点，看。”我翻到一页上，上面是好几种不同动物的毛发的照片，是我精心挑选过的，用以对比它们的不同。“这根是猫毛，”我说，“跟山羊的完全不同，看见了吗？”我翻过一页，“地毯纤维。跟衬衫纤维不同，跟洗碗毛巾也不同。”

    他们俩挤在一起看着这个本子，翻了十几页。的确，我能看出这些东西的区别。当然，我仔细挑选拼凑成了这本笔记，让法医工作看上去显得很厉害很强大。而且公平地说，我们真的有本事做到我给他们看的那些，尽管对捉到坏蛋作用有限，可我不想告诉他们这些，以免破坏一个迷人的下午。

    “再看看显微镜，”几分钟后我告诉他们，“再看看你们还能发现什么。”他们急不可待地照做了，看上去非常高兴。

    当他们最后抬头看着我时，我冲他们愉快地笑着说：“所有这些都是从一只干净的鞋上来的。”我合上本子，看到他们正若有所思。“而且我们利用的只是一个显微镜。”我说，朝着房间里其他闪闪发光的机器点点头，“想想如果我们用上其他这些精密的机器，我们还能发现什么。”

    “是啊。可是我们还可以赤脚。”阿斯特说。

    我点点头，好像她说的话很有道理。“是啊，你可以。”我说，“那我可以干这个，把手给我。”

    阿斯特看了我几秒钟，好像怕我会把她的手剁下来似的，但她还是慢慢伸出手来。我握住它，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小指甲钳，从她的指甲缝里夹了点儿东西。“来看看你这里有什么。”我说。

    “可是我洗手了。”阿斯特说。

    “没关系。”我告诉她。我把那一小块东西放到另一片载玻片上，放到显微镜下面。“现在，来吧。”我说。

    咚咚。

    如果说我们都僵住了，也许有点儿夸张，但的确，我们都僵住了。他们俩都抬头看着我，我则看着他们，一下子都忘了呼吸。

    咚咚。

    声音更近了，我们几乎忘了我们是在警察局，一个按说是非常安全的地方。

    “德克斯特。”阿斯特有点儿哆嗦地说。

    “我们在警察局，”我说，“我们绝对安全。”

    咚咚。

    声音停止了，近在咫尺。我脖子后面的汗毛竖了起来，门慢慢地开了，我转过头去。

    多克斯警官。他站在过道那里，瞪着我们，这似乎已经成了他永远的表情。“你。”他说。声音从他那没了舌头的嘴巴里发出，和他的表情一样让人不安。

    “噢，是啊，是我。”我说，“真好你还记得。”

    他朝屋子里又迈了一步，阿斯特从椅子上爬下来，跑到窗户那边，尽量离他远一点儿。多克斯停下来看着她，又看看科迪。科迪滑下椅子，站在那里，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多克斯。

    多克斯看着科迪，科迪看着他。多克斯深吸了一口气，又转过头看着我，向前很快地迈了一步，差点儿失去平衡。“你，”他又说一遍，从牙齿间发出咝咝的声音，“挨子！”

    “挨子？”我说，真的不明白他受了什么刺激。我是说，如果他真想吓唬小孩，至少该拿个本和笔来交流。

    不过显然这个周到的想法超出了他的能力。他又吸了口气，伸出钢爪子指着科迪。“挨子。”他又吼叫一遍，嘴唇变形。

    “他说的是我。”科迪说。我转头看他，听见他和多克斯异口同声，这简直跟噩梦似的。不过显然科迪不是在做噩梦，他只是看着多克斯。

    “你怎么了呢，科迪？”我说。

    “他看见了我的影子。”科迪说。

    多克斯警官又摇晃着朝我迈了一步。他的右钢爪猛挥一下，好像连它都忍不住要袭击我。“你，不……”

    显然他有话要说，但更显然的是他还不如不说，因为从他那受了重创的嘴巴里发出的奇怪音节完全让人不知所云。

    “你……不……什么。”他咝咝地说，语气充满谴责。我终于明白他在谴责我。“你什么意思？”我说，“我可什么都没干。”

    “挨子。”他说，指着科迪。

    “啊，是啊，”我说，“我是个良民。”平心而论，我是故意的，我知道他想说“孩子”，却说成“挨子”，因为他没了舌头，没办法。对多克斯来说，他肯定费尽全力想做语言交流却收效甚微，这是个残酷的事实，可是他还是不肯认输。这家伙简直不要面子了。

    幸好正在这时，走廊里响起一阵脚步声，德博拉冲了进来。“德克斯特。”她说。她被眼前的疯狂场面惊呆了，停下了脚步。多克斯正举起钢爪冲着我，阿斯特缩在窗户旁边，科迪从工作台上抓起一把解剖刀对着多克斯。“怎么了，”德博拉说，“多克斯？”

    他非常缓慢地放下胳膊，但没有把视线从我身上挪开。

    “我到处找你，德克斯特，你去哪儿了？”

    我对她在此时出现十分感激，所以没有指出她的问题有多蠢。“啊，我就在这儿，在给孩子们上课，”我说，“你刚才在哪儿？”

    “在去戴拿基码头的路上，”她说，“他们发现了库尔特·瓦格纳的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