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了一号车厢的座位上。本以为那个人还会尾随而至，但是万幸，他没有过来——可能正在什么地方东张西望吧！

    看看手表，已经十二点四十分了。从车内的广播得知，列车就要到名古屋了。我站起身，拿起大衣，走向卫生间。

    真是无聊——其实我就是想看看那个自称叫佐野舂男的家伙到底藏到哪里去了。

    站在洗手池的窗帘后面，我可以窥视到二号车厢那边的大致情况。只见在右侧座位靠近过道的一侧，佐野正坐在那里看报纸。

    他还在，真糟糕。

    我没有去卫生间，而是一路小跑回到了座位上，赶忙取下行李架上的旅行包。列车放慢速度，到名古屋了。我站到车厢门口，穿着狐皮大衣，做出在名古屋下车的样子。我要把他弄糊涂。

    名古屋的站台已经出现在我的眼前。列车速度进一步放慢，缓缓地停了下来。门无声地打开，我挤开等待上车的众人，步入站台。湛蓝的天空依然那么晴朗，可吹进领口的寒风却格外地凛冽，我额前的头发迎风摆动。

    我匆匆忙忙地走过站台，躲到最近的一个柱子后面，接着回头观察。

    那个自称佐野的流浪汉模样的人似乎并没有下车。我一直躲在柱子后面，把提包放在脚下，悄悄地观察着。如果他也随我下了车，我在这里肯定能看见。和我一起下车的乘客都已经走了出来，那个穿灰色工装的小个子却还是不见踪影。

    “光七号”的车门就要关闭了。“快滚出来！”我在心底叫着。

    门关上了，我感觉列车开动前的五秒钟就像五分钟那么长。终于开车了，“光七号”渐渐提速，越来越快，不大工夫就达到了令人恐惧的速度，转瞬之间就消失了。眼前只剩下铁轨和路基，就好像刚才那辆巨大的列车原本就不曾存在一样。我深深地叹了口气。从站台上面垂挂下来的大钟正指着十二点五十三分。我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能够摆脱他，我心里一阵高兴，提起旅行包向前走去。走过宽敞的站台，前面有一段向下的台阶。我右手拎包，左手搭着扶手，缓缓地向下走。

    冬日里的阳光照射在台阶上，有了墙壁的阻挡，风也显得不那么猛烈了。

    前面就是检票口。因为是工作时间，所以行人稀少。我的鞋子敲打在石阶上，清脆的脚步声在车站里回荡。

    我毫不犹豫地出了检票口。这一天真是莫名其妙！行程提前了一天，在东京站给阳子的电话没有打通，一个流浪汉模样的奇怪男子尾随我上了“光七号”，我不得不甩掉他——一系列的偶然导致我现在到了名古屋。

    出了检票口，我站在名古屋的车站大厦内。抬头四处张望，从天花板上垂挂着好几个行车示意图。我寻找着近江铁路电车的信息。

    看到相关的信息后，我沿着指示板上箭头所指的方向，挎着旅行包走了过去。出了检票口，我手里的这张从东京到京都的特快票就作废了，而普通票算是中途下车。如果我明天回到名古屋车站继续乘坐列车，这张票还不至于浪费。况且，我和阳子约定的到达时间本来就是明天。只要明天晚上到达京都，我就不算爽约。

    说真的，我拿不定主意。从一出门，我就一直被犹豫困扰，在新宿站购买前往京都的车票时尤其是这样。不，实际上，我的犹豫从接到阳子的那个电话时就已经开始了。

    我所说的那个电话，就是阳子的那个“我和津本一直来往着”的电话。

    我坚信，那个所谓的电话是阳子的幻想，是一个闲极无聊的家庭主妇因为长久以来的欲望得不到满足，挫折感不断累积，因而把虚妄和现实混淆起来的妄想。她以为自己仍然蕴涵着吸引男人的魅力，不但自说自话，还专门端出了一个我和阳子在学生时代都憧憬着的白马王子。阳子的确就是这样，我对此坚信不移。

    但是，尽管不断提醒自己，阳子这番话还是引起了我内心的混乱。乌黑的疑云涌上我的心头：“真的吗？难道是真的吗？”我反复琢磨，尤其是我丈夫那句“那可不好说，时间会改变一个人”，使我的信念动摇起来。

    说实在的，我已经开始坐立不安了。“难道……难道那个津本治真的和阳子……”一想到这里我就想砸东西——但我这样做是正中阳子下怀的事情。

    仅靠阳子的话很难判断虚实。她完全可以像写小说一样，把这个故事描述得至微至细，发现其中的破绽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在她快要露出马脚的时候，阳子往往会说一句“啊！秀和快回来了”，然后就把电话挂断了。我所有的郁闷都蓄积在内心，几乎就要直接给津本打电话向他本人求证这件事了。同学录上面虽然只印着津本在鸟羽的住址，但是知道了住址，应该就可以找到电话号码，我差一点就要付诸行动了，但最终还是没有这样做。

    我和津本算不上是非常亲密的同学，只是高中一年级时曾在同一个班。如果突然打电话过去，我该从何说起呢？更何况我现在已经结婚，是个持家的主妇。这么看，打电话岂不是很不自然？

    归根到底，或许我仍然暗恋着津本治，所以才造成情绪的紊乱。看来，到今天我还是为他牵肠挂肚。

    当我得到这次去关西旅行的机会时，首先想到的就是途中在名古屋下车前往鸟羽，直接去找津本，问一问他和阳子的事。

    这个偶然的想法在我的内心发芽，并且不停地生长。我坐立不安，不能自己。我真想中途在名古屋下车，换乘学生时代和阳子经常乘坐的近江特急列车到鸟羽去看看，不，说实在的，就是为了看看津本。我衷心希望再见到他，和他一起在鸟羽的街头漫步，或者在御木本珍珠岛徜徉。

    然而，我并不是阳子那样的主妇，我不能那样。因此我在新宿也就没有购买从名古屋到鸟羽的车票，而是买了一张前往京都的新干线。

    可是，竟然出现了那样一个流浪汉般的怪人。他一直尾随着我，所以我只好不容分说地在名古屋下了车。如此看来，我的鸟羽之旅毫无疑问是天意。

    我沿着箭头的指示方向，走在通道上，两侧是鳞次栉比的酒吧和茶馆。整个车站大厦还很新，在此漫步心情不错。只是那些倚着柱子等人的女人一看到我，都无一例外地用目光纠缠着我，还有好几个人瞪着眼睛——或许是我的青狐皮大衣导致的吧！

    箭头向右拐了，我也向右转，继续前行。箭头又指向下方，下了石阶就是近江铁道的售票处。我终于回忆起来了。

    以前总是跟着阳子走，一个人到这里还是头一回。往事如昨，令人怀念，我凑近售票窗口。“一张到鸟羽的特快，要禁烟席。”我说道。这个近江铁道特快是全程指定座位，所以，如果不想吃二手烟，最好事先声明。

    窗口安装有话筒，里面的售票员戴着耳机来听旅客说话。车票出来了，上面印着发车时间和座位号。我拿着票走向无人检票口，把票塞进检票机。机械门“啪”的一下就打开了。这种检票装置是本地特有的，令人印象深刻。

    我上了站台，坐在长椅上，不一会儿列车就进了站。列车在下午一点二十五分发车。

    我走进明亮整洁的车厢——一切都是那么井井有条。找到自己的座位一看，很幸运，居然靠着右窗。我把LV的旅行包放到行李架上，包上面是叠好的狐皮大衣。我坐了下来。很久没有乘坐近江特快了，又摆脱了那个奇怪的男人，这些让我的心情变得格外好。

    看着窗外墙上的名古屋百货店的广告，我兴奋地等待着发车。

    车门好像关上了，乘客不过六成，我想可能这是因为刚刚发车的缘故。但是，下几站上来的乘客也不多，这也让我很高兴。一直以来，我近乎病态地讨厌满员列车或拥挤的会场，那乌泱乌泱的场景简直令人抓狂。或许因为有阳子这样的朋友在身边，我感到那些围绕在女装甩卖柜台附近的女人们都是疯子。一旦自己深陷其中，就止不住地神经紧张，心头涌起阵阵恐惧。

    女人的歇斯底里都会相互传染，因此她们最好各干各的。虽然大家都这么认为，但最终耐不住寂寞的还是女人。生理特征决定了女人们一方面难以忍受压力和竞争，但另一方面，没有这些她们又会觉得无所事事。

    阳子就是一个典型。她虽然每天像斗鸡一样把竞争的弦绷得紧紧的，但同时对朋友又十分体贴。所谓女人之间的竞争，对她们自己而言就是家常便饭，是须臾不可或缺的生活形态。一般的女人，其实平时期待的只是小便宜，一旦得到满足，即便是阳子这样的女人，都会变得非常温柔。最近阳子对我不太友好，无非就是因为跟我的比赛惨痛地输了一回。如果是只输一点儿那倒还可以忍受，可千万别差太多。起码阳子是这么想的。

    当初有一段时间，阳子把我没有小孩这一点作为自己的精神食粮，认为有小孩的自己比没有小孩的我要幸福，进而高兴得手舞足蹈。她还积极向我施加“再不抓紧就不好办了”的压力，真令我难以忍受。但是，阳子也同时因为她的孩子——就像前面讲过的那样——倒了大霉，最后弄得焦头烂额，苦不堪言。而作为我，却还是于愿相信阳子因为有自己的小孩而比我幸福。

    如果问阳子为什么要那么早的结婚生子，她肯定有自己的理由。她会说我是那种已经超过三十岁，勉强抓着青春的尾巴才结婚的女人。

    近来，有两个年龄段的女性处于结婚的高峰期，二十五岁之前和三十二三岁左右这两个年龄段的女性。通过介绍认识了男性以后，往往没有很充分地进行了解，便匆匆忙忙就结婚了。她们并不是爱上了某个男人，而是为了结婚而结婚。

    如果说原因，当然是担心自己在女性朋友圈中成为最后的老姑娘，除了自己的颜面、养老、住在父母家产生的各种各样的不愉快等问题，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生育问题。

    在二十多岁时生育的头胎和三十多岁时的头胎中，畸形儿所占的比率是完全不同的。医生往往反复这样说：“还是要在二十多岁时候产下头胎，我这么说是负责的。”在这一点上，人们总是盲目地遵从上一代的经验。所以，在二十五岁之前抓紧时间结婚的人相当多。女人们一旦过了二十五岁，就会因为初产的时间问题感到焦虑恐惧。

    另一个结婚高峰是因为从三十五岁开始，怀孕的女人就算高龄产妇了。

    但是最近听说，在二十多岁生育的头胎和三十多岁生育的头胎中，畸形儿出现的比率差已经缩小至两个百分点以下。如果只有一个百分点，那似乎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我直到三十岁都保持独身，后来感觉自己如果再不结婚的话，就会步人一个荒谬的危险境地。现在看来，总觉得那时有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

    如今，我已经过了三十五岁，很担心自己生出一个畸形儿来。我丈夫是医生，所处的环境更加重了我的担忧。

    阳子把我的内心看得一清二楚，知道我正为一时生不出孩子而焦虑万分。于是她使出杀手锏，向我施加压力。

    丈夫和我结婚时，出于医生的习惯，这些事情他一概不说。现在想想，我完全是自寻烦恼。我根本就没有生小孩的命。我也好，阳子也好，最后都要唱独角戏。

    晴朗的天空中飘着云朵，阳光照射进了车厢，暖洋洋的。

    窗外是商业区的高楼，接着又有稀疏的混凝土建筑跃入眼帘。之后，列车终于驶入了枯黄的草原。好一片田园风光，我期待着这样的景色。

    刚刚收割过的水田里，黑色的土地暴露在萧瑟的寒风中，上面零散地矗立着几块广告板——那是被服店和石材店的招牌。

    枯树环绕的农家一字排开，庭院里有干枯的柿子树，枝头既没有果实，也没有树叶。我之所以知道那是柿子树，是因为以前曾经乘坐过这班列车，我记得自己那时看见过橙色的累累果实。

    现在那些柿子树上都搭着木杆或系着绳索，上面晾晒着被褥和衣服。一看见这样的景色我便觉得内心安宁——毕竟我是在乡下长大的女人。在东京看不到这样的风景：即使是透过新干线的车窗，眺望这样的风景也越来越不容易了。

    我坐在窗边，就好像乘坐着前往纪伊半岛的私营铁路列车一样，贪婪地眺望着外面的景色。而我内心想的，却依然是阳子。

    我一直在阳子的身边观察着她的成长。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似乎看到了一个女人典型的一生，感受到作为女人的真正悲哀。

    最近阳子经常说，她对自己的父母讨厌极了，简直恨不得他们死掉。

    “唉！我这一辈子算是完蛋了，也没什么留恋的，哪怕现在撒手而去也不可怕，那样反倒痛快！我现在这么穷，归根到底就怪他们。就是那两个老家伙让我落到今天这步田地！”

    但是，阳子仍然拼命攫取父母的养老金，然后用这笔钱把儿子送进有名的私立学校。可是她说：“如果他们不出钱我早就不理他们了，正因为他们出了钱，所以现在还保持来往。”

    回想初中时代，我那么依赖阳子，现在想起那种不平等的友情仍感到难以置信，可当时我的确被她的清纯可爱和哀怨情绪所吸引。

    对，就是那样，我该不是对她抱有淡淡的思慕吧？

    初中时的阳子是个乡村少女，长着一张农村女孩的脸庞——白色的肌肤，只是脚脖子粗了点儿，但整体看上去相当不错，而且很端庄。关键是她的性格。当时阳子完全是个灰姑娘，衣着简单而整洁，忍受着困苦的生活，浑身都散发着脆弱而美丽的气息。

    她极少说话，用词文雅，也不是关西腔，而是九州口音——现在她的关西方言是大学时代到这边来之后学会的——她一说话，就有一种现在难以想象的美感，充满诗意，滋润着倾听者的心田。

    每当我注视她的时候，她就顺从地垂下哀愁的目光，长长的睫毛可爱得无法形容。她总是没什么主意，很少开口说话，可是一旦拿定主意，长长的睫毛便会缓缓抬起，向上注视着对方，那软弱的目光令人心颤。

    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班级里来了一位独臂的男生。有一天，忘记了是什么缘由，那个男生给大家讲述了他失去右臂的经过。

    那真是令人心惊肉跳的经历。上小学时，他参加的美术爱好者小组一起去动物园，他和另两个伙伴在熊舍的铁笼外写生。不久，感到无聊的伙伴开始用树枝逗弄铁笼里面的熊，他也参与其中。然而他是直接将手伸过去的，结果右手被熊咬住了。

    茫然失措之际，熊已经咬下了他的小臂，在他大声哭叫的同时，也听到了熊咯吱咯吱咀嚼自己右手的声音。

    教室里鸦雀无声，大家都受到了巨大的震憾，我也呆住了。放学后，我在校园的角落里发现了阳子，她正蹲在花丛里独自哭泣。看着她那瘦弱的脊背不住地颤抖，我的眼泪也流了下来。

    第二天，我偶然看见阳子将一张叠好的小纸条塞给了那个独臂的少年。我想，拘谨内敛的阳子真是出人意料啊！我猜那是一封表达爱慕之情的东西。后来阳子告诉我，那上面是一首诗，一首赞美他左手健壮有力的诗，阳子把那样一首诗赠送给他，鼓励他勇敢地面对生活。

    我被阳子感动了。原来她前一天在花从里是在为那个独臂男生而哭泣。

    初中时代的阳子就是这样的姑娘。

    然而，很可悲地，阳子现在的性格却和她那严厉粗暴的父亲一模一样。阳子的父亲冷漠暴戾、嗜酒如命，只要稍不如意就对她又踢又打。

    事实上，她的父亲在宪兵时代声名远扬，据说在战时所向披靡。这样一个强悍的男人对女人而言很是高大，因而获得了普遍的尊敬，或者应该说是恐惧。

    可是战争结束以后，他那不可一世的地位转瞬之间就消失了，而且还为一种找不到原因的疾病所折磨，需要长期卧床。他没有了体面的工作，只好住在老城区的破旧房屋里，沦落为一个兜售日用品的小贩。所有这些，都使他的脾气越来越暴躁。

    他们夫妇间总是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吵得四邻不安，但是因为要依靠妻子的收入支持家用，他也不敢闹得太过分。于是倒霉的就只剩下阳子了。她就像一个出气筒，每天忍受着父亲的粗暴，身上常常青一块紫一块的。

    她的母亲似乎无法拯救女儿。据说阳子被恶狠狠地殴打的时候，她怎么也插不进手去。恐怕母亲也很惧怕她的父亲吧？

    但是，在那样的恶劣环境中，阳子却绽放出纯真的光芒。她那悲戚的眼神能一下子抓住我的心，真是充满魅力的少女。

    后来上了高中，她父亲终于一病不起，完全靠母亲的收入支撑着家庭。从某种意义上讲，阳子获得了自由，可她却和从前判若两人了。

    接着又上了大学，阳子终于完全从父母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可眼看着变成了现在这样的性格，根本无法想象她曾为一个独臂少年而落泪。

    也许这就是女人吧？至少在阳子这里，高贵的性格一旦消失，就只剩下了饱经摧残的痕迹。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女人实在是可悲的动物。

    可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时代所导致的恶果。我们这些人正赶上社会巨变时期，深刻体会到社会价值观的剧烈变化。我们孩提时代的日本和今天的日本相比，简直是另一个国家——建筑，交通，包括个人财产，人情世故，都像是另一个国家。我们小时候，长辈大多贫穷，总是不停地教育我们“一个人的正直最重要”；而现在有钱人多了，基本上都在告诫孩子“做人必须找窍门”。这也是短时间内有钱人迅速增加的原因吧？

    不知怎么回事，日本人思考问题总是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在我们小时候，如果附近哪一家买了汽车，我们往往产生畏惧的心理，似乎很痛苦地认为私家车是罪恶的象征。但现在，独门独院的人家基本都有车。一旦进入汽车时代，大家那种曾经难以接受的，认为汽车代表着奢靡铺张的罪恶感，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人们的道德观念本来就是靠不住的东西。战争中奋勇杀敌曾代表着正义，可一旦与妒忌、自尊、时代以及自己的钱包联系起来，它就变成了一项没分量的道德表演，受此变化影响最深的恐怕就是我们女人了——不，我的情况还不明显，可看看阳子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我们小的时候，女人是传统道德观念的牺牲品。那时的女性只需要尊敬父母和丈夫，一旦插手洗衣烧饭等家务以外的事情，就属于“犯罪”。

    放学没有赶快回家是“犯罪”，买了学习用具以外的东西是“犯罪”；和家人、老师、同性朋友以外的人开口说话是“犯罪”；说话时没有使用敬语是“犯罪”；没有服从父母安排还是“犯罪”。所有这一切在今天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这些规矩在我看来虽然没有那么严厉，但其影响却是一目了然的。宪兵出身的阳子的父亲正是根据这些规矩来严格要求阳子的。在他看来，这些要求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阳子一旦越出雷池半步，他就拳脚相加。阳子绝口不提她的学生时代，可我却记得清清楚楚。阳子拥有的全都是悲哀，然而那个时代就像倒塌的多米诺骨牌一样不可阻挡地逝去了。曾被那些严厉苛刻的道德观念压迫过的女性，无一例外地认为自己在孩提时代吃了大亏，男性的权威土崩瓦解，正直和道德一去不返。新思想新观念大行其道，在世间横冲直撞。女性获得了解放，针对女性的那些极端的精神束缚成了空中楼阁。

    还没有哪个国家的女性经历过如此剧烈的变化吧？从一个遵从敬语的严格世界到一个世故圆滑的花花世界，我非常了解阳子的这种变化过程，她是时代的牺牲品。

    长满枯草的大地上遍布着干涸的水田，列车沿纪伊半岛缓缓南下。列车过了四日市，又过了白子，现在正经过松阪，马上就要到鸟羽了。

    我开始紧张起来，舒畅的心情逐渐消失，我站起身，从行李架上拿下旅行包，找出写有津本治地址的记事本，然后又把包放回到行李架上。

    “鸟羽市鸟羽一区某某四号”——要找这个地方应该不会很困难吧？但是，见到津本治以后，我说些什么呢？总不能那么突如其来地问：“你和小濑川……不，和美国阳子的事是真的吗？”

    不可避免地要叙旧吧？然后在慢慢谈起彼此的近况。面对我突然的造访，津本他会不会觉得唐突呢？我们会在茶馆里见面吧？

    津本还记得我吗？

    前往津本家拜访，如果见到的是他的妻子，那我该说些什么才好呢？如果津本不愿出来到外面的茶馆去，而是愿意坐在家里和妻子一起同我交谈，那说什么话题好呢？我想了这样那样的可能，渐渐紧张起来，不免为自己的冲动感到有些后悔。

    但没有办法，已经无可挽回，只能豁出去了。

    过了宇治山田，下午两点五十五分，列车到了鸟羽。我拿着狐皮大衣，拎着旅行包下了车。天空阴沉沉的，寒风吹打着我的脸，我连忙穿上大衣。

    站台的尽头就是检票口，出来之后是个卖地方土特产和珍珠的小广场。行人川流不息，女性特别多——她们可能都是游客，这里的珍珠很有名，很受女性欢迎。

    周围的景象勾起了我的回忆。光阴荏苒，那可是叫十多年前的画面了。我不知道鸟羽一区具体在什么地方，但我想应该在御木奉珍珠岛的方向，也就是向右拐。这时——“夫人！”耳热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吓得我简直要缩成一团，几乎惊叫出来。

    贼眉鼠眼的小个子从背后现身，绕到了我的面前。灰色的工装、花白的头发、血红的大眼珠子、枯黄的脸、乱莲蓬的胡子——又是那个家伙！

    我全身汗毛倒竖——他竟然从八重洲的地下街一直尾随我到了这里！

    怎么办？！

    我双腿发抖，根本说不出话来，就那么呆呆地站着。我怎么这么疏忽大意，一点也没有注意到他还在跟着我。

    “夫人！”佐野春男绕到瞠目结舌的我的面前，又叫了一声，接着做出了更加骇人的举动。他突然端坐在满是灰土的地面上。我魂飞魄散——不只因为他的突然出现，更因为他怪异的举止。

    我呆住了。

    他一坐下就直接把头伏向地面。我终于惊叫出来。行人都站住了，饶有兴味地围观起来。我开始冒汗了。

    “你要干什么？不要这样！”我叫道。

    “不！夫人，您不把生日告诉我我就不起来！”他着魔一样大声说。

    “九月二十七日！可以了吗？”我弯下腰，小声对他说。这是真的，因为我毫无准备，一时编不出谎话。如果这样下去，这里的人会越聚越多，我必须快刀斩乱麻。

    他急忙站起身，顾不上掸掉裤子上的灰土，便向我低头鞠躬，高兴地说：“谢谢！”

    接着，他朝向我身后港口的一侧，分开人群跑掉了。

    围观的人群开始散去。我避开他们的目光，垂着眼睛，也慌慌张张地离开了。

    过了马路，我站到台阶上，可以眺望到近江铁道另一侧的大海。御木本珍珠岛近在咫尺，“巴西丸”也停靠在那里。通过透明圆顶覆盖的廊桥可以步行前往御木本珍珠岛。

    “巴西丸”曾是在日本和巴西之间往来的客轮，现在作为海洋展览馆的展品永久停泊在岸边。客轮里面放映海洋电影，游客还可以透过舷窗欣赏深海景色。只是我还不曾进去参观过。

    我和阳子以前游览过御木本珍珠岛。因为一直对此地很关注，所以岛上的景物我们都毫无遗漏地逛遍了，包括巨大的博物馆以及海女潜入海中采集珍珠贝的表演。据说一年四季都有那样的表演，现在是寒冷的二月，不知表演是否还在进行。

    我思忖着下了台阶，继续沿着铁道线向珍珠岛的方向走去。路边排列着贩卖旅游纪念品的小店和小餐馆。售货的大婶们直勾勾地盯着我的大衣，猜测着我的身份，一边琢磨着要价一边热情地招呼着。我急忙走开。

    道路向右弯转，这时出现了两条岔道——沿左边的小路前行可以到珍珠岛，我选择了右边。

    走进一家宽敞的商店，我抓住了一位年轻姑娘问路。

    “鸟羽一区的某某四号，叫津本。”

    她思索了一下，说：“噢！就是那个开钟表店的！”

    钟表店？第一次听说还有什么钟表店。可是那个姑娘并没有注意到我的迟疑，她告诉我：“顺这条路稍向前走，到了马路的尽头向右拐，右边就是。”我致谢后正要离开，她又小声自言自语：“但是，那家应该还在吧……”

    我走了出来越发觉得可疑。这时寒风一阵紧似一阵，向天空仰望，乌云低垂，天色开始变得昏暗。风声呜咽，和东京相比，这里冷得吓人。

    不过如果像今天这样穿着狐皮大衣出门，我倒是愿意天气再冷一点，这样与我擦肩而过的女人们的目光就会变得柔和一些，如果是在这么寒冷的天气里无奈地穿上青狐毛皮，无疑更容易得到别人的认可。

    寒风催促着我疾步前行。车辆稀疏，道路似乎刚刚修好，护栏是新的，商店看上去也都是新建的。或许这附近是新开辟出来的商业区。

    但没走出多远，两侧又都是破旧的房屋了。木结构的民居稀稀蒋落，而且出现了娱乐厅和小酒吧。再向前走，沿路都是这样的小店。

    时间还早，小酒馆尚未开始营业，看上去似乎有些萧条破败。有一家小酒吧敞着木门，我经过的时候向里面看去，只见紫色的高脚凳都倒扣在吧台上，昏暗之中有一个肥胖的中年妇女正在忙碌。

    我很快就发现了，道路的一角就是津本钟表店，看上去格外幽静。

    这是一间小小的木屋，上方悬挂着巨大的白色招牌。招牌右下角拘谨地写着“津本钟表店”几个字，但是白漆已经脱落，代之以暗红色的铁锈。

    店门右侧是橱窗，但奇怪的是里面既没有钟表，也没有其他商品，只有一个装了水的蓄水瓶孤零零地立在那里。

    橱窗后面垂挂着白色的花边窗帘，在阳光的照射下已经退色，下面的花边泛黄。

    橱窗旁边是钟表店的入口，牢固的玻璃门紧紧地关闭着，里面似乎没有人。我轻叩玻璃，试着问：“对不起，有人吗？”

    没有人回答。

    我绕到木屋旁边的小巷，只见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扔在那里。房屋的侧面钉着油漆脱落、斑斑驳驳的铁板，门口也没有铺脚垫。

    我再次返回到店面前边，拿出写有地址的记事本——“鸟羽市鸟羽一区某某四号”——钟表店前就有一根电线杆，上面的地址正是这个，没错！他也许外出旅行或者搬家了吧？

    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不知不觉中，天色更暗了。凛冽的寒风仍在不停地吼叫，我环视四周，一个人都没有，也没有车辆路过，简直如同——座幽灵城市。对一个大老远从东京跑来的人而言，这种寂静非常骇人。不远处有一个指示板，上面画着箭头，写有“常安寺”和“金刀比罗宫”的字样。

    我站了半天，突然，邻家的玻璃门打开了，一位中年妇女正赞劲地将一辆自行车向外推。我连忙跑过去，指着津本家向她打听。

    “哦，他们家已经搬走了。”邻家的主妇满不在乎地回答。

    “搬走了？”我愕然。

    “对，就是最近的事。大概……两个月以前吧！”

    “搬到哪里去了？你知道他们搬到哪里去了吗？”

    “你是……他的朋友？”她看着我的毛皮大衣问。既然要回答我的询问，她就有了对我进行身份调查的权力。

    “对！我是他的同学，有急事必须找他。”我琢磨着恰当的理由。

    “我也不是很清楚。据说是到二见去开店了。”

    “二见？二见浦吗？”

    “对！”

    “二见浦的叫什么店呢？”

    妇人明显厌烦了我的追问。“嗯……具体叫什么就不知道了。”

    “二见浦的……是在那个遍布着旅馆和土特产商店的商业街吗？”

    “对对，就在那条最热闹的大街上。”

    “这附近有谁知道他的店名吗？”

    “嗯……好像没有。”

    “有和这家人很亲近的……”

    “应该没有那样的人。”

    “啊？”

    “据说，他开的是一家餐厅或者土特产商店之类的铺子。

    “是吗？”

    即使只知道这些，也应该能找到吧——二见是个小地方。

    “嗯，这个钟表店的店主叫治，京都大学毕业的，是吧？”

    “噢？啊！对对，是的！”

    果然是他。

    “但是去年年底他父亲死了，其实这个钟表店是他父亲经营的……”她说着，跨上了自行车，慢慢地骑走了。

    我低下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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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